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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空下 我們都是香港人」-- 訪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

訪問/整理:黃海榮、張秋玉、李嘉言、朱純儀、楊美儀

前言
每次經過尖沙咀的大街小巷,總會看見一些南亞裔人士的蹤影。他們多數站立街頭,等待遊客經過兜售貨品或服務,或是在附近幾個大型購物商場的建築地盤內工作。雖然他們身穿便服,但他們褐色的肌膚和分明的面部輪廓,跟街上黃皮膚、行色匆匆的白領形成了強烈對比。

每逢星期五晚和假日,位於九龍公園旁的清真寺,便聚集了很多南亞裔回教信徒在寺內祈禱。或許,我們會好奇地在寺門外「望兩眼」,不過更多人會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這些經常與我們擦身而過的人,因為不同的膚色、語言、宗教和種族文化,令他們好像和本土「香港人」彼此之間造成界限,他們甚至曾一道消失在香港政府的人口普查政策之中。當人口政策沒有他們的時候,他們的需要又有誰能夠知道!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0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顯示,香港有342,198名非華裔人士,佔總人口百分之五。當中近26萬 (約75%) 名東南亞和南亞裔人士居住在香港,包括印度人、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菲律賓人、印尼人、越南人及泰國人。

他們大部份的上一代,早已在香港落地生根,擁有「香港公民」身份,可是他們卻不能和「香港人」共享平等待遇。自稱是「國際大都會」的香港,骨子裡卻容不下多元種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

當人們對少數族裔表現冷漠,甚至視他們為外來者,帶來社會分化,王惠芬(Fermi) 可算是第一位敢於站出來為少數族裔爭取社會公義的社工。她亦是香港融樂會(Hong Kong Unison)的創辦人[1]。究竟,香港建制和主流社會對少數族裔所造成幾多的傷害,可以從我們跟她做的訪問有一番新的體會。

Fermi
香港融樂會總幹事 - 王惠芬 Fermi

問:訪問者      王:王惠芬

問:面對著來自不同文化背境的少數族裔,當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王:「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很多東西是universal,例如身體語言,只要大家互相尊重,彼此關心,人的誠意是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基本上膚色和語言等差異並不會造成界限。但對於事物的價值觀,卻會因應成長環境、成長文化、宗教而有所不同。例如巴基斯坦人信奉回教,相信信仰所帶來的文化及背後所創造出來的傳統,這和我們價值觀是不一致的。好像回教對女性自由的限制,原本可蘭經是提倡自由,視男女為平等的,女性甚至可以有權承受家族遺產,這都是很好的思想。可是,巴基斯坦人對回教的演繹,卻對女性產生了巨大壓迫。例如巴基斯坦人的父母會為子女安排婚姻,這對我來說是挺難受的,因為我接受香港的教育,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所以我相信女性應該有自主權,對自己的幸福話事。
可是,雖然有很多女性回教徒在香港出生和成長,但當她們年滿16歲的時候,她們便會對我說:『Miss我要嫁啦』,我聽了覺得很不舒服,因為對於婚姻,她們是『無say』的。我問她們喜歡這樣嗎? 她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因為她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們只會認為這是命運,接受父母為她們安排的一切。」

問:有沒有一些具體個案可以跟讀者分享?

>王:「曾經有一名16歲的學生在會考翌日,便回到巴基斯坦跟父母安排的男子結婚。後來她發現電話中那個自稱是29歲、曾到法國生活的未婚夫,卻原來是一名四十多歲,喜愛虐待妻子的中年男人。最後,她選擇逃回香港,因而令家人及教會蒙羞。少數族裔女性要爭取個人自由,不僅是個人問題,同時牽涉家庭及教會問題,這是很恐怖的。從此以後,她再不也能跟家人一起生活,除非她願意返回巴基斯坦或接受由父母安排的第二段婚姻,下嫁中東,否則,只能獨個兒活下去。」

「另一個故事,是一名中二學生的姐姐跟別人訂了婚,姐姐的未來夫家卻強迫這名學生同時跟其二子結婚,否則便會取消跟她姐姐的婚約,這樣令姐姐頓時害怕起來,因為若然妹妹不肯就犯的話,她便會成為被休婦人,令家人蒙羞。於是這名學生為了成全姐姐的幸福,只好被迫結婚,那時她只有14歲。我身為中國人,根本不能做什麼去幫助她,很無力。」

「不單是女性,其實男性也有同樣的問題。曾經有一個男同學,在中五會考取得27分的佳績,理應可以升讀本港大學。後來,距離中七高考只有三星期的時候,他的父母竟要求他回國結婚。結果,婚後他帶著妻兒回香港生活,卻只能一邊做TA(教學助理),一邊支付昂貴的學費在公開大學進修。面對日常生活的重擔,他對當初的決定感到十分後悔。這事情令我感到很憤怒,因為一個大好青年的一生,便因為忠於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而被糟蹋了。」

問:香港的教育制度會否對少數族裔的學童及父母帶來壓力嗎?

「無論是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他們對「教育」的觀念比香港人要豁達得多。他們相信教育對子女的將來十分重要,但他們認為最好的教育其實是「as long as he is happy」,這是出於父母真心,他們最希望子女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以教育令子女成為一個正直的人,只要子女能夠學到適當的知識,他們已很開心。但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他們的「演繹」卻會變得非常蝕底。大部份香港家長認為只要孩子能夠入讀一間好的幼稚園、小學,他們才能入讀一間好的中學、大學,將來才能成為專業人士,容易找到好工作。為了讓子女入讀好學校,父母均要求他們的孩子學習很多東西,寄望他們將來能夠找到好工作。至於他們的子女是否快樂,已經不重要,這和少數族裔家長的教育觀可謂南轅北轍。為了讓子女快樂學習,少數族裔家長期望子女能夠取得合格的成績便已足夠,這種想法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卻是絕對不行的,因為成績合格的學生只能永遠成為Band 3學生,將來也難以找到一份好工,這些都令人十分無奈。有時我會問自己,應該勸他們適應香港教育的制度,或是應該叫香港人向他們好好學習?但現實是,香港人根本不會向他們學習,因為這個「玩法」,香港家長已很熟識。雖然我很欣賞少數族裔的教育觀,但在香港生活這樣會變得很蝕低。因此,我經常向他們解釋怎樣才能入讀一間好學校,要他們在子女將來和堅持自己的教育觀作一個抉擇。可惜,即使他們明白這個遊戲規則,最終會因為建制和其它困難,只能無奈地沿用舊有一套的教育觀。」

問:家長不跟從香港的遊戲規則,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香港教育制度,還是他們仍然選擇沿用舊有一套的價值觀?

王:「這些南亞裔人士當中,印度人很講求實際,他們願意跟隨社會的遊戲規則。因此,即使他們移居外地,很快就可以融入當地社會。問題是,並不是所有南亞裔人士都是這樣。例如說教育,他們不願意跟隨香港教育制度的原因,主要課程太過複雜,令他們不能明白。十年前,我已跟家長說要讓他們的子女學習中文,好讓他們將來生活不用那麼辛苦,但他們只會覺得學習中文十分困難,不肯面對現實。十年後,子女們均埋怨父母當年不讓他們入讀一間好學校,給自己學習中文的機會。現在他們大部份都只能擔當保安員和地盤工人,這些工作根本並不需要學歷。可見,沿用舊有一套的價值觀,最終的代價還是由子女一力承擔。」

「可幸的是,現在有一部分家長本身接受過教育,所以我向他們解釋香港的教育制度時他們會明白。例如以往很少家長會參與第一階段派位,為子女選取心儀的學校,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分段派位。現在他們已經可以為子女填寫和遞交申請表。或者這些小朋友最終未必獲得取錄,但只要越來越多家長能夠明白香港教育的「遊戲規則」,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亦會相應提高。」

問:活在別處,學習他國語言是理所當然。那麼,香港的少數族裔在學習語言上遇到的困難是什麼?跟本地學童的差別有幾大?

王:「舉例在北京學習漢語,考試會分1至9級,好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達到的漢語水平。香港則沒有一個清晰的中文考試制度,而是透過中五中文科的會考成績,「一刀切」去評估學生的中文程度。加上,少數族裔學童在家裡會用母語跟父母溝通,很少會說中文,在中文的聆聽和說話能力均缺乏的情況下,他們實在難以跟香港學生學習一樣的中文課程。一個華人學生,普遍在小一畢業的時候已懂得490個中文字,三年級則懂得1100-1800個中文字,小六畢業時學生已懂得2000-2500個中文字了。相反少數族裔的學生在小學畢業的時候只會懂得100-500個中文字,試問他們怎樣升學? 一些文明國家如澳洲,會要求非本土學生學習500小時的英文以應付日常生活的語文,可是香港教育局卻沒有規定學生一定要學習中文。即使有學校願意提供配套,讓少數族裔學生由淺入深學起,但到了小五的學能測驗,以及在小三、小六和中三的全港系統性評估,他們同樣要跟香港學生考同一份試題,這只會帶給他們很大的挫敗感。」

問:你覺得香港教育制度可以怎樣對少數族裔的學生作出改善?

王:「我希望香港可以跟隨外國建立一個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的評級標準,讓非本土或新移民學生可以由淺入深學習中文,待他們的中文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後才進入主流跟本土學生應考同一份試題,這樣才算公平。雖然,現時教育局有指引說明可以先讓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一些簡單的中文,但卻沒有課程提供,令出版商不能依照課程出版教科書。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老師唯有沿用現時的教學模式,這樣的政策變得徒勞無功。」

問:現時融樂會在推行政策、服務、教育或其他方面的分配上,具體情況是怎樣?

王:「我們很大的工作比重放在政策倡議方面,其餘的會放在直接服務和公共教育。例如我們會到學校,透過話劇形式,讓老師和學生明白少數族裔的文化背景。
此外,我們會在文化中心舉辦嘉年華會,將他們最開心、最有才華的一面,在公眾面前展現。我們也會通過傳媒報導,讓更多香港市民認識他們的故事。同時,我們也跟不同的大學合作進行研究,或者到大學向修讀社會工作及教育工作的學生演講。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育工作,因為要教育學生關心這個議題令學生明白他們的處境,對他們產生多一分同情。在直接服務方面,我們會跟進一些社工不欲跟進的個案,例如一些牽涉警權、法庭,以及毒品問題的工作。」

「我都係香港人」

與此同時,我們亦跟一名巴基斯坦少女 — Karen做了一個訪問,談談她對自己的「身份」有什麼睇法。本身是巴基斯坦人的Karen,在香港出生,從小已接受香港教育。中五畢業後,她仍在香港工作,現時是融樂會的職員。對於19歲的她,怎樣看自己的「身份」呢?

Karen
另一受訪者 Karen

「我感覺自己就像香港人,因為從小至今都在香港生活和讀書,跟香港人同樣說著廣東話。即使是一些中國的傳統節日,例如中秋節和新年等,這些都不是巴基斯坦的節日,但我也會跟香港人一樣參與。再者,這麼多年來我只回鄉一次,對巴基斯坦認識不多,只有對著父母和同鄉時才會說鄉下話,但卻不懂得閱讀和書寫;相反,我對香港的了解更多,我跟其他香港人同樣喜歡偶像,例如黎明和李克勤等。我也可以用流利的廣東話跟隔籬鄰舍溝通,不過我卻只會寫簡單的中文句子罷了。」

Karen是一個非常樂天、開朗的女孩子。她從來沒有試過因為膚色和種族上的不同,不被別人接納而感到難過。Karen最好的朋友,雖然都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同學和親友,但亦有跟是中國人的鄰居成為好友。當問到Karen會否因為自己的膚色和輪廓跟中國人不同,認為自己不是香港人的時候,她卻說:「會有此想法,但當我開口說著流利的廣東話,跟其他人的隔膜便會很快消失,我們的語言障礙亦會一掃而空。對於初相識的朋友,他們未必能夠即時把我當成是香港人,但經過幾次見面後,便能慢慢地接納我是香港人的身份。對我來說,香港是我最熟識的那個地方,它就是我的家。」

如何融入香港社會,是少數族裔人士遇到的最大難題。「這是對的。我有些朋友不是在香港出生,卻因為工作來到這裡居住。亦有一些朋友雖然是在香港出生,卻由於長時間在巴基斯坦生活,後來才輾轉回來香港工作。因此,他們不會像我一樣,能夠融入香港社會。」

「小時候,我覺得英文很重要,長大後才發現中文原來更加重要。讀書時我曾想過長大後投考警察,卻發現做警察原來一定要識中文。語言會局限了我們在香港找理想工作的機會,由於大部份工作都要求僱員說流利的廣東話和英語,不然的話根本不會考慮錄用,因此,我的大部份同學都是做侍應生、接待員,男同學則多從事保安、地盤或顧客服務員的工作,他們很難找到較高薪的工作。而且因為語言關係,他們和同事溝通亦會出現困難。」Karen說道。

雖然Karen受著香港教育的文化影響,不過她依然尊重自己信奉的宗教信仰。例如她始終認為婚姻由父母作主是天經地意的事情。即使她亦曾想過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人結婚,但當想到最終的傷害會在父母身上,便沒有膽量自主。對於將來子女的婚姻安排,她說要跟丈夫商量之餘,亦要跟教條。

「在家外,我會穿著跟香港人一樣的服飾。但回到家中,我會換回巴基斯坦人的服飾。在巴基斯坦的男人面前要尊重自己的身分,要將身體各部位用布遮好。但在中國人或其他種族的男人面前,我則會跟平時在外的打扮一樣。」

那麼,她又會喜歡香港還是巴基斯坦的生活模式呢?「我比較喜歡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因為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間。」

後記
對於少數族裔的文化和宗教背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身為局外人,無奈只能成為旁觀者,但他們的公民權利,卻需要有心人為他們繼續發聲。適逢訪問後的數天,立法會正式通過香港首條《種族歧視條例》[2]
。對少數族裔來說,立法無疑能更有效保障他們應得的公民權利,但Fermi認為要令主流社會真正明白他們的處境,才是需要更努力的地方。「香港人很有趣。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會以『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看待事情。但當他們明白了事情後,便會在理性的情況下接受和支持。要讓主流社會主動明白他們是很困難的,我會為他們繼續爭取。」


注釋

[1]在2001年,鑑於少數族裔的持續需要,王惠芬建立了「香港融樂會」。

[2]2008年7月,立法會通過《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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