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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回憶的現在、沒有過去的將來
──對回憶的政治的「新」理解

林錫章

 

研究背景
我們活在怎樣的社會生活形態與社會氛圍,其實正影響我們怎樣對待這個社會的過去、現在所發生的事,同時影響我們對社會的將來所抱的態度與想像。我們如何面對社會的過去,令我們對這地方的歸屬感、投入感、身分認同有著重要的影響。每一個地方之中,哪些人與事在歷史中被記錄、被記念,往往正反映這地方重視甚麼,從而讓現在與後世的人知道這地方所發生的事。因此,哪些人與事是人們需要和應該記得的,都應一一正式地被記錄下來。本文將探討今天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氛圍,怎樣影響我們認識「過往」與「回憶」,進而探討為何我們今天對歷史與回憶有這樣的理解,這正是面對回憶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的問題:當我們再次思考「回憶的政治」的時候,可以怎樣再思考「時間」這回事,並如何從文化研究獲得思考的資源,回應「回憶的政治」這課題。

1.怎麼的社會氛圍,怎樣影響我們理解過去?
香港這城市的生活形態與社會氛圍,正怎樣影響著我們,以致我們對香港的過去感到無知、無能與無情?當中人的參與,既被動亦主動地強化以下現象,同時建立我們對過去的理解:

(一)活在消費社會中尋求新鮮感 (newness)的我們
香港社會與世界各個城市一樣,在後福特主義的消費模式影響下,現在所強調的社會消費模式,已不再是消費由大規模生產所得的標準質量產品,而是講求消費產品中的美感、精細、獨特和新穎,更重要是生產商常常推出新的款式、型號,讓消費者習慣透過消費,從而體會到自我的存在與意義。這是一種「我消費故我在」的狀態──消費者尋求當刻的滿足感、而且是對應即時的需要。無論這是消費者真切的或被建構的(constructed)的需要,在消費過程中我們體會到即時的慾望滿足。這種尋求新鮮感 (newness)的意識,其實是我們不斷被刺激對新鮮感產生渴求,以致繼續投入與參與消費市場。在追逐新鮮感與被新鮮感追逐的同時,我們會因而無暇對待「過往」,並被訓練成不知怎樣面對「過往」。

「過往」,從此成為我們陌生的事,除非過往的人與事被商品化而成為在大型購物商場的可見之物;它被我們認出,是因為商品吸引,而非因回憶而將過往與今天連接起來。相對日新月異的消費產品而言,「過往」之事可能顯得過時(out-dated)、不夠新穎。在充斥新鮮感的消費社會中,我們一方面缺乏空間而不懂怎去回應高速消逝的「過往」,另一方面亦在有意與無意之間不(懂怎樣)面對老去(oldness)與死亡(death),而其實老去與死亡比新鮮感來得更自然。當我們面對過往的人與事,無可避免要面對老去與死亡。而們浸淫在「新鮮感」中,可能只是活在虛假與錯誤的期望(false hope),這是一種對進步的期望,講求活在今天的滿足之中,亦寄望明天的「新鮮」與「進步」不停來到,這樣正削弱我們對追想過往的能力與盛載力(capacity),並妨礙思考「過往」與「我們」的意義。

(二)「不夠實際」的歷史
在校園中,當學習者以其前途、學科的「實用性」、知識的「價值」作衡量時,歷史便往往被認為沒有「實際」意義,故不被重視。筆者在高中選科時,就是以這理由思考理科與文科的最大分野。學習歷史的過程中,通常是藉歷史事件「以史為鑑、借古諷今」,但我們不能否定現今的學習目標與內容,卻正塑造及規限學習者對歷史的理解與興趣。以中學為例,學習歷史的目標是朝向公開考試,這樣易令學習者對歷史的意義與批判標準化,如對歷史事件的理解,轉變成對考試範圍內的投機與答題技巧上的競賽。在內容上,我們雖然在學習歷史事件與知識,卻難以培養對歷史的情感,加上我們學習的往往是勝利者與去政治化的大歷史,就是由勝利一方描述前朝的人為何與如何失敗。在近代史的教授過程中,更會將敏感問題避而不談,或除掉當中的政治因素而「政治正確」地靠攏勝利者的一方。因此,我們不能忽視教育如何影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與關係。若未能培育大眾對歷史情感(史感),那麼歷史便會繼續被放置在「不實際」、「沒有用」的位置,而大歷史只能用來作為培育愛國的意識,並非讓我們學習分辨過往的人與事,和認清歷史與現代人的關係。這種學習歷史的方式,未必能讓現代人找尋、追溯歷史與和自己的關係,亦未必能培養我們發掘對身在地的歷史興趣,從而培育對地方的情感和歸屬感。

(三)為旅遊與「成功歷史」而建設的城市空間
香港的城市空間,都是以旅遊發展、吸引旅客為重點,雖然在香港生活的人,可能也對香港的歷史不太了解,但當城市空間以旅遊為主軸時,便容易令城市的設計變得商業化,要以地標式建築及繁華光輝的一面為主題,讓人認識到一個只有「成功」、沒有痛苦、甚至沒有失敗經驗的香港,這樣表達了怎樣的歷史觀?這是一種否認過往經驗、只以「向前看」的思維為進步的取向。當以旅遊為著眼點而建立香港形象,一方面只流露部分中、高檔次的本地消費生活,缺乏流露其餘本地人的生活形態,如街市的買賣、大排擋等;另一方面,為吸引遊客而建立的景點,就連本地人也不會去、不會聚集,同時沒有本地人經歷過的故事,本港的金紫荊廣場,就是一個好例子。

這能說明現代人對「過去」的觀念:
(一) 從旅遊與消費出發以思考本地的歷史,是一種著重「看見」而非「聽見」的歷史觀念 (馬國明 p.41),因為「看見」既不需要證明,而且現在與將來也可以繼續讓人們看見,是「真實而具體的」;但「聽見」卻需要證實,和人們不斷口述傳遞下去,包括家庭祖宗一代接一代的經歷。例如聖經記錄(出埃及記第十二章廿四至廿八節),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這為奴的地方後,每逢逾越節每家每戶都要守節。那時候,父親們要向他們的下一代傳講他們祖宗以往在埃及為奴與民族被拯救的經歷,同時解釋民族怎樣從上主手中得到救贖。班雅明說:「只有被救贖的人類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換句話說,只有被救贖的人類才可以不怕忌諱,引述過去每一寸光陰的事蹟。」 (馬國明p.53)。這經歷正反映民族中人性與神性的相遇(encounter),民族為奴、受苦與被拯救的經歷,正是以色列人要繼續亦不忌諱要傳講下去的。而在香港這城市,又有甚麼故事可以繼續傳遞下去?

(二)香港的城市空間,是一個沒有太多民間回憶的歷史建築群,即使建築物屹立城市之中,市民也未能從中認出在香港所走過的路,同時未能從建築物中反省出歷史教訓。城市只剩下沒有歷史的建築群,和沒有經歷過歷史的說故事的人。「向前看」與「向錢看」的「進步」思維,覆蓋我們身處的城市,活在其中的人,都缺乏甚或乎否定了回憶。同時,城市缺乏說故事的人,會否使我們活在更大的虛假與錯誤的期望之中?以上提及的「進步」思維,讓我們容易產生很多未能兌現的承諾(unfulfilled promises),由於這種對「進步」的期待太疑幻似真,使城市要從看得見的建築物著手,在「看見」中展示其「進步」。而在展示的過程中,是以接近否定過往的想法呈現這「進步」的思維。結果城市留下來的,是沒有群眾、被抽離及經粉飾的「標誌」,身處「現在」的我們亦未能從中連繫「過去」。準確而言,我們未能與斷裂於繁華論述的「過去」相遇,並在城市空間中失憶,從而沒有時間亦沒有空間資源認出過往,這種空間資源的缺乏,正是「回憶的政治」的政治性。

2. 怎樣的歷史?「無關痛癢」的歷史
今天我們所認識、被記錄下來的,並在學校繼續教育下一代的「大歷史」,都是統治者及勝利者的歷史。當中會以探討前朝的失敗與現朝的興盛為基礎,同時淹沒了很多被壓迫者的歷史,證明我們今天所學習的歷史,往往是以忽視被壓迫階級的處境而存活的。當被壓迫者的經歷成為非正統(informal)的知識的時候,反映了這些經歷是不被記念、被遺忘,甚至無關痛癢。這些知識相對現在被教授的歷史(主幹)而言並非正統(旁枝),當中原因包括:

(一)撰寫歷史的政治敏感度
撰寫與向後世傳遞歷史的過程中,都要依靠政治勢力的肯定才能進行,並要以「正確」的政治立場來為現在的執政者書寫歷史,這過程需要撰寫人(或機關)對政治立場有絕對的敏銳度。在傳遞歷史知識的過程中,同樣需要這種政治敏感度,所以對前人的評價,通常是以歌頌、分析整體大局為著眼點,而鮮有對施政予以批評、甚至評價其錯失。

(二)大故事(主幹)比小故事重要
在之前所提及的政治敏感度下,歷史的進程建基於漠視受壓迫者而成,亦是在交戰過程中分出勝負,或以壓迫某些階層作為建立政治勢力的必要條件。相對於歌功頌德的「大故事」而言,這些受壓者的小故事沒有被記錄,甚至被遺忘,又怎能被傳遞下去?

在此,我們不得不思考「回憶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這問題,我們並不是要戀棧過往,亦不只是要以否定將來的二元角度去理解過往所發生的事情與現在的關係 (馬國明 p.64),但的確回憶是充滿政治性的。如剛才所言,哪些事情與哪些人的經歷在過往不被記念、甚至被遺忘,就會被視為無關痛癢的知識。如第一部分所提及,我們活在尋求新鮮感 (newness)的氛圍之中,不斷學習官方大歷史,或活在沒有回憶的城市空間,都擁有其政治意味。這使現在的我們、甚至是下一代,在這政治意識中無法認出這些受壓者的經歷本屬歷史的一部分,並無法重提、重構、參與及反省這些經歷與我們的關係,反思我們身處的社會氛圍,進而拒絕參與建構一些壓迫或否定被欺壓者經歷的大歷史。

3.新回憶與新歷史
當面對這「回憶的政治」,我們要理解「回憶」的過程中是需要「認知」與「認出」:如果沒有對某事的認知(可以是知識上或經驗上),便難以認出過往的人與事與我們之間的關係。而認出的過程,就是刹那間「現在」與「過往」的相遇和連繫。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現在的我們可以思考及回憶過去的位置與角色,而且當受壓與被忽視的階級,繼續在歷史中被忽略,她/他們的經歷可以怎樣被記念與記錄呢?若要記錄這些人與事,當中有甚麼思想資源可支撐和豐富這回憶與「新」的歷史理解?「新」並非指以往從未有人發表過的新意義,而是回應過往慣性的理解,以時間、知識生產為思考回憶與歷史的切入點。

(一)回憶與時間的觀念
首先我們要了解,我們的城市空間的生活規律,就好像春天失去芳香之後,四季的更替便也無甚意義:因為時間變成劃一和空洞。夜店、24小時服務、夜總會、卡拉OK,這些都是大城市的標誌,黑夜本身也就在黑夜消失了 (馬國明 p.49)。這正好描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一年四季也沒有太大分別。我們不如農民,不會因為季節的更替而望天打卦,或影響生活上的計劃。這便與今天在城市生活中強調:無論甚麼地方、時間,生活模式也不會有很大轉變。除此之外,我們對假日亦缺乏緬懷,假日的原意是緬懷過去,是紀念的日子。假日的鐘聲為甚麼會變成可怕的謾罵?班雅明認為鐘聲和人也同樣都被摔出日曆去了,而我們知道假日的意義只在於有薪或無薪,除了這個分別以外,假日便只是空洞的時間。假日所要紀念的過去就只餘一些殘存的映像;而這些映像不是立刻就可以被認出,必須將映像的整個上文下理擺在現在的時刻裡 (馬國明 p.50)。

這兩種對季節與假日的看法,正好反映城市人的時間概念:時間是一直向前進步、線性而且是固態(linear & static)的,這觀念亦正滲入到歷史進步論之中。向前進步,除了指時間指向將來之外,亦有一種「明天會更好」、「不斷進步」之意思;線性與固態,就如編年史一樣,在時間線上理解時間,表現一種因果關係,而「過往」只是時間線上某一點的一件歷史事件,與「今天」沒有關係,也沒有任何的相遇。但當我們理解過往與現在的關係,加上回憶的政治的時候,對時間的重新理解便顯得重要。

上文提到,時間季節的轉變和紀念假日的關係,而回憶與假日的性質,其實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近似緬懷過去、與過去連繫;但回憶與假日的不同之處,在於回憶是可在刹那間發生,並不需在特定的假日才能出現。當然,假日的來臨會促使我們回憶過往相關的人與事。而對回憶與時間的全新理解,正挑戰我們對時間一直向前、線性而且是固態的觀念,因為時間在回憶的過程中可以是靜止的:時間靜止的客觀後果是取消過去和現在的分界(仍然會有將來,但已沒有任何意義),或者說是將過去和現在融在一起,也就是不再忌諱,引述過去每寸光陰的事蹟的時刻。而回憶是人們把過去帶到現在的能力,在回憶那一刹那,時間也靜止了 (馬國明 p.60)。就是說,當現在的我們「回憶」時,再不需要受制於歷史進步論中一直向前進步的時間觀念,也不受制於因新鮮感(newness)而不斷消費的社會氛圍中生活,時間的線性及界線亦因而被打破,因回憶有如電光一樣,刹那間就可以從人生的終端返到人生的起點。但回憶卻不是回到過去,因為回憶必然是現在的回憶;回憶也就是把過去帶到現在,這也是救贖的標記 (馬國明 p.67)。「回憶」把過去帶到現在,也就是「過去」被我們認出的時候,時間亦不再是固態的理解,而是流動的(fluid)、互相影響的。今天的我們,可以在刹那的回憶中認出過往,回憶時就是時間的靜止。因此,回憶正影響我們的現在,甚至我們的將來。

(二)回憶與文化研究的關懷和知識的生產
當注入對歷史的新理解時,正是對「回憶的政治」的政治性作出反省與挑戰。在前文有關撰寫與傳遞歷史的部份已提及,很多受壓的經歷(刻意)沒有被記錄,而班雅明不斷強調鬥爭中受壓迫的階級就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工人階級的力量源於他們是最後的受奴役階級,他們繼承了受壓迫者的史識和傳統。也是這個傳統告訴班雅明所謂文明社會其實無時不處於一種緊急狀態,班雅明的相對主義也就只是針對歷史上的統治者所創造出來的歷史 (馬國明 p.58)。這樣可驅使我們思考,怎樣才可令這些受壓而被遺忘、不被記念的經歷,成為被記念與不被遺忘的經歷與歷史知識?我們可怎樣為受壓者在政治敏感的情況下建立其歷史?而這些歷史知識的生產,能使我們有所認知,進而回憶。


文化研究首先是向一些工人階級作成人教育,當中要向工人階級充權(empowerment),然後由成人教育慢慢轉為學院化(institutionalized),甚至國際化。在這過程中,必要將人的生活經驗整理與理論化。而從文化研究角度生產出來的知識,其實非強調其客觀性,而是理解其並非中立、客觀的現象,並在乎其(政治)定位和位置。當文化研究成為知識生產的平台時,當中的知識是為呈現一些在社會上被邊緣化(marginalized)的小眾的經歷,從而帶來社會上的文化變革(cultural change),這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任務,亦是一種對從上而下的權力施壓和權力角力(power struggle)的抗衡與對抗(resist)。這些被邊緣化的小眾在以往的歷史中,成為政治中權貴和執政的異己,因而成為被遺忘的受害(suffered)群眾。這通常包含三類群眾,包括種族(race)、階級(class)、性別(gender)。她/他們在社會上的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差異,帶來不同程度的被邊緣化:社會的政治資本越少,受壓的程度會越嚴重。因此,若她/他們是一個受排斥的非主流種族,而且是社會的低下階層,代表她/他們的對抗性較低,受壓的機會與程度亦相對較大。

書寫歷史需要一些具書寫與整理能力的人,即須具備相關的教育程度,而這些小眾可能不會或不懂為自己的受壓經歷寫歷史。因此,替他們寫歷史這項具政治性的抵抗行動,需要用上他們所能表達的方式,以針對不同群眾的處境與需要,適切地讓文化研究者參與回應被邊緣化的群眾研究(engaged study)。同時,讓這些小眾藉參與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增加她/他們的政治資本,令她/他們的經驗不再被忽視,從而不再被壓迫。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可將她/他們不被人知的生命經歷,透過回憶而重述,並由第三者(研究者)以文字作記錄,研究者可用影像、獨立電影的方式,如訪問綜援人士的書籍《綜援-nization》:以相片表達他們的生活片段(photo-voices),將他們的所見所聞拍下。更有人自組民間博物館,搜集一些具該地民間特式但不被認定具歷史價值的物品,以表達可能沒有(或不會)被正統歷史所記載的民間生活,如大澳的民間博物館。


以上這些讓被邊緣化群眾參與的歷史形成過程,正生產不一樣的歷史知識,有助大眾對這些被邊緣化的群眾有所認知,並隨時隨地認出他們不被紀念的經驗。這種回憶的經驗,正好使現在的人對「被壓迫」有另類(alternatives)的想像和新的可能,同時體會時間的靜止,透過認知而回憶受壓的經驗,就是一種對應大歷史的批判的策略(tactics)。

4. 總結
我們對歷史與回憶有「新」的理解,非因在歷史事件上有任何新發現,反而是對應回憶的政治而重新理解與實踐。一方面,我們不需要活在勝利者的眼光與姿態下,單純地對待我們的「過往」;另一方面,避免將歷史與回憶踐踏在受壓者的真實經驗身上。

歷史的教授過程中,可以作為一種推行教育的過程,而刹那間的「回憶」,亦對人有醒覺的作用。然而,當我們忽視或故意妄顧歷史知識生產只以勝利者的姿態為重心,就會非常危險,因為透過操縱歷史來合理化或促成現在任何政治意圖,甚或扭曲歷史的認知時,回憶亦可能從此被扭曲,這正是回憶的政治性。在理解歷史的過程中,「失敗者」或被邊緣化的群眾更應成為歷史的建構者,因為這些歷史是不應再被遺忘、不被記念或被扭曲的,如班雅明說:「只有被救贖的人類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換句話說,只有被救贖的人類才可以不怕忌諱,引述過去每一寸光陰的事蹟。」... 當人們可以全盤接受過去,可以不怕忌諱引述過去每寸光陰的事蹟時,現在也就變成過去的整體,過去的也就沒有過去,一切都是現在 (馬國明 p.53)。當人們重新審視對歷史「過往」與「現在」的理解,就需要有勇氣去面對過往,並以不同身分的觀點接受過往。若能更深、更廣地認識這些「不一樣」的歷史,就能令人們有不一樣的回憶,這絕對有助大眾對所身處的社會更有投入感與歸屬感,並不會因知道更多受壓者的經驗而抽離,因為他們可以從「失敗者」或被邊緣化的群眾被救贖的經驗中,獲得勇氣面對過往,從而不再被沒有過往、只有將來及不斷向前與進步的時間觀念所支配。

參考資料
馬國明:《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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