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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學者對霸權(Hegemony)的解釋


(本文摘自作者論文:從Articulation理論建構看英國文化研究方法學的構成)
馮偉才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在The Hard Road to Renewal一書討論“接合” (Articulation)這個詞作為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手段時,借用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根據霍爾的說法,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對文化研究方法論的建構,在於其conjuncture的意念和對馬克思經濟化約論的批判。一方面,conjuncture這個含有“接合”解釋的詞語,能夠幫助霍爾把各種決定論接合起來,另一方面,葛蘭西對經濟化約論的批判,源於其把文化和意識形態現象視為某些階級立場的直接闡述的同時,仍然把這些現象視作不同立場的團體之間的社會鬥爭。在霍爾看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可以讓我們看到政治支配/宰制的比拼和不穩定性,並因此也包括了整個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支配/宰制權力。


霍爾這樣提到他如何挪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到他的文化研究方法學中:
“葛蘭西常常強調霸權不單是意識形態的現象。如果沒有‘經濟作為決定性的核心’,就不會有霸權的出現。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墮進老派的機械經濟決定論,認為只要抓著經濟,就可以觸動生活的其餘部份。現代世界的權力的天性,仍然是由政治、道德、知性、文化、意識形態和性等衍生出來的問題建構出來的。霸權的問題,常常是新文化秩序的問題。葛蘭西在意大利面對的問題,與我們在英國面對的問題有其可比性:這種新文明的天性(nature)是甚麼?霸權不是上天的恩賜,並永遠如是。這不是把每個人都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形構(formation)。它包含了有關社會力量和活動的十分不同的概念,而透過各種分歧,可以使之接合成策略聯盟,建構一個新的文化秩序,並不需要反映一個早已形成的集體意志,而是要塑造一個新的,一個全新的歷史計劃(historical project)。” (Hall, S.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London, Verso)


“透過各種分歧,可以使之接合成策略聯盟,建構一個新的文化秩序”。這裡面就是以霍爾為代表的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間,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對接合理論與霸權理論的相互生成的一種建構過程。


霸權理論與接合理論的“接合”
關於“接合”和霸權的關係,拉克勞和墨菲(Laclau & Mouffe)在《文化霸權與社會主義的戰略》中有詳細而精闢的描述。拉克勞和墨菲指出,在一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論述場域上所有組成部份的“接合”過程,沒有絕對不變的本質或固定意義,而所有意義都是透過“接合”產生,並形成一個統一體。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這種“接合”的實踐過程,套用到葛蘭西的理論,就是“霸權”的產生。他們在書中的序言中說: “我們分析的指導線索是在變革文化霸權(台灣譯法)的概念,這種概念過去被認為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理論說明的一種言說的外觀和基本的波節點。我們主要的結論是認為,在‘文化霸權’這一概念的背後,隱藏有某些比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範疇的一種政治關係還要豐富的東西。實際上,它引進了一種跟那些範疇不能相容的社會邏輯。面對著把歷史和社會說成是由圍繞著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說明的規律構成的這種可知總體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主義,文化霸權的邏輯一開始就把自己表現為是一種補充的和偶然的操作,這種操作是本質的或者‘形態學上的’妥當性暫時不被置疑的那種發展典範內部場合的不平衡所要求的。(本書的主要任務之一將是在確定這一偶然性的特殊邏輯)。當這種概念應用的範圍從列寧到葛蘭西逐漸擴大時,偶然性接合的領域也擴充了,而且‘歷史必然性’的範疇——它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退到理論的視野下。一如我們在最後兩章要說的,隱含在‘文化霸權’概念內部的社會邏輯的這一擴張和規定——以遠超出葛蘭西的方向——將提供我們一個波節點,我們從這裡可以思考當代社會鬥爭的特殊性,也可以讓我們站在激進民主的構想這個基礎上來為左派概括新的政治學。” (陳墇津譯(2002),Laclau & Mouffe合著,《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台灣遠流)


很明顯的,無論從葛蘭西、威廉斯、霍爾,到克拉勞和墨菲,他們對霸權的主要概念都來馬克思和列寧,然後由他們作出相應的修正,而各人又都加進了自己的一些東西。克拉勞和墨菲對霸權的全面闡述,使到霸權這個概念有了更清晰的面貌。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有關霸權的實踐過程的討論,更是以霍爾為代表的一群文化研究學者所樂於借用的。例如,他們提到“沒有不用媒介/行動者(agent),就可以藉以表達‘現實’的一種言說和一種範疇的體系”,就是目前文化研究實踐工作中所經常引用的一個觀點。


克拉勞和墨菲自認為馬克思之後的“後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作品的研究,“是要努力恢復它們的多元性,…這些多元性和成果構成這些馬克思主義作品的內在結構與資源,同時保證它們作為政治分析的參考點繼續存在下去。他們要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決裂的,是其中的一元論觀點── “只有放棄以‘普遍階級’這種本體論上有特權的地位為基礎的任何認識論優勢,才有可能嚴謹地討論馬克思主義範疇妥當性的現有程度”。他們又指出,“正是通過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構築起來的某種直覺的和言說形式的發展,壓制或者消除某些其他的,我們才構築出了一種文化霸權的概念”。(同上}


而在霍爾方面,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對他來說並不能構成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學。他以接合理論為起點,然後一層一層的把各種論述“接合”起來,通向一個可以用霸權理論分析的統一體。而通過對這兩個概念的接合作用的分析,我們就了解到當代英國文化研究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霍爾有關文化研究的闡述中,霸權的概念固然重要,但是把霸權理論注入接合理論,更是理解霍爾等英國文化研究派如何操作文化研究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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