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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回憶與想像

陳慧燕

最近,曾特首在立法會宣讀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後「爆肚」:

「我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加入政府工作,轉眼間在不足三個月,便足足工 作了四十年,在這段時間,我目睹香港由難民社會步入工業發展時期,從香港遍地都是山寨式工廠,慢慢蛻變成貿易樞紐、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對我本人及年齡相若的中年人來說,這是一段奇妙旅程……香港是一片福 地,我的願望實際上很簡單,就是希望香港的下一代能夠承繼這福氣。我十分有信心,在國家無私的關愛和強力的支持之下,憑著香港的優越獨特條件和港人的拼搏精神,我們的下一代一定會繼續享有這份福氣,香港的建設一定會繼續繁榮美好」。

這一番對香港歷史和前景的描述,為香港人最熟悉不過。儘管它是充滿偏頗和遺漏,仍被不斷地重提。

這令我想起三年前我寫下的文章。那是一篇我曾以為是老調重提(起碼對文化研究而言)的文章。但是,聽畢曾特首的肺腑之言後,現在讀來卻覺還有點意思。現將之重新整理,與諸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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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生活經驗。但人總不能夠記得過去的每一分、每一秒,只能留住某一些「難忘」的片段,形成一些「印象」,以至一段段的「回憶」。回憶是建立身份、重組過往生活形態 ──「過去是怎樣的」── 的重要環節。回憶透過不同形式被記錄、留存下來,包括書寫、拍攝以至與人分享。例如,和父母懷緬過去的時候,父母或會說:「你小時候是膽小鬼,總愛哭。看到你現在長進、孝順,真不枉當年捱窮、辛辛苦苦將你養育成人」;和朋友聚舊,往往離不開「老人院時間」,笑說以前誰是活力充沛頑皮的小伙子,誰是文靜戇直的書呆子,而上課讀書總是難忘的好時光。

身處於同一個空間、社會,過去的人和現代人的共同經驗和回憶,往往累積成為這個空間、社會的人的「集體回憶」和身份。媒體影像,例如紀錄片,是重要的佐證。然而,事實是否如此?紀錄片和集體回憶是否客觀如實地反映「過去是怎樣的」?

重構過去
人的記憶不會百分百準確,總會有「記錯」的一刻。然而,記憶的準確性並非最主要的問題。我們最要問的是:為什麼在這「特定的語境脈絡」(particular context)下有這個「特定的回憶」(particular memory)?誰在說話?為誰說?說什麼?誰在看?(Rabinowitz, 1994)


這是Roger Silverstone(1999)的關懷之一。他對「過去」的其中一個提問是:「這是怎樣的過去?這是誰的過去?」(What past, and whose?)(Silverstone, 1999, p.125)。面對集體回憶,個人的經驗往往被約化和同化。Silverstone以戴安娜的喪禮為例,指出個人經驗往往與集體經驗結合,然後兩者被提鍊(distill),使獨特(exceptional)的個人經驗演變成為共享的(shared)、普遍的(ordinary)經驗、印象、回憶和身份。社會是由想像(imagination)及我們對經歷過和非經歷的事情的回憶來體現(Silverstone, 1999, p.74-76)。
那麼,是由誰來提鍊個人和集體的經驗,製造集體回憶?這些人又利用什麼準則來提鍊個人和集體的經驗,製造集體回憶?這涉及權力的問題。根據「後設歷史」(matahistory)的概念,由於每人處於獨特的場景、擁有獨特的經驗,人們對過去總有先行預設的的看法、獨特的「論述」(narrative)來重構過去(王宏志,2000,p.4)。誰掌握更大的「話語權」(discursive power),其製造的過去和回憶便更有影響力,聲稱他們所說的過去就是現實。因此,Silverstone認為「回憶是爭奪身份和過去的擁有權的場地……回憶是人的力量,可建構亦可破壞個體性……眾多的回憶證實眾多的現實的存在……回憶是爭辯和競爭的結果──雖然總有宣稱在回憶以外尚有被視為如法官和陪審團般公正客觀的現實存在」(Silverstone, 1999, p.124-126)。


Silverstone進而認為大眾傳播媒體是扣連回憶的重要工具(instruments for the articulation of memory)。人對過去的意象和回憶與傳媒所展示出來的過去的影像和聲音息息相關。人對往事的懷緬往往是從記憶中小時候接觸過的媒體節目和廣告所建構出來。這成為了與其他人分享過去的其中一項元素(Silverstone, 1999, p.127)。

Silverstone指出傳媒掌握了「真相的修辭」(rhetoric of truth),它透過戲劇和紀錄片等元素,宣稱他們所說的過去是真實。媒體在讓受眾記下(remember)這樣的過去的同時,它也界定了「過去是怎樣的」(define the past)(Silverstone, 1999, p.128)。因此,他肯定了媒體建構一個公共的過去(a public past)和屬於某個集體的過去(a past for the public)的能力(Silverstone, 1999, p.128)。回憶是媒體文本(media texts)和公眾想像(public imagination)的混合體。而這個回憶構成人們對一個普遍而獨有的過去的認同(memory as a claim for us to identity with a common as well as a singular past)(Silverstone, 1999, p.132)。

香港的過去、回憶和印象
我不曾見過帆船在維多利亞港揚帆而過,但總「記得」香江曾是帆船處處的漁港。這是我小時候從書本和大眾傳媒得到的有關香港的過去的其中一部份。事實上,帆船仍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標誌。可見,官方透過不同的媒界──包括大眾傳媒,為本地人以至外國人建構香港的過去、回憶和印象。同時,回歸過後,特區政府同時急需建立香港人對香港和中國的身份認同,從而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影子。

於是,在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描繪下,香港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香港由一個小小的漁港,在六十年代成為以製造業為主的重要經濟體系,繼 而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和飲食天堂。現在,透過「香港品牌」(一條形象化的飛龍、「香港」兩字和「亞洲國際都會」標語)、香港重要基建、標誌景色、都市的剪影及本地和外國人對香港的評價,展現香港是「文明進步、自由開放、安定平穩、機遇處處、追求卓越、大膽創新、積 極進取」、「華夏傳統同現代洪流相遇」的「亞洲國際都會」;透過外國遊客到訪香港的回憶、本地服務員的服務忠旨和待客之道,盡顯「好客香港,感覺一流」。

在成功的背後,香港飽歷滄桑,包括香港淪陷、旱災、六七暴動、霍亂、股 災、九七信心危機、金融風暴等。香港屹立不倒,自強不息,反映出成功非僥倖,全賴香港人堅毅不屈,靈活創新、勇於接受挑戰、團結一致的「香港精神」。

然而,回歸後不久,特區政府曾出現嚴重管治危機。政府將官民對立、社會分化歸因於「香港精神」沒落,因而未能團結一致對抗逆境。如何凝聚港人再次成為了政府的議題。

二零零三年爆發的「沙士」(非典型肺炎)為特區政府帶來契機。以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起的「1:99電影行動」,政府「配合『重建香港經濟活力』的宣傳活動,重振香港人的信心,及鼓勵香港人團結努力、發揮鬥志、積極面對逆境的挑戰……同時帶出我們要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及多點關懷別人的訊息」。而且,由於短片不單會在本地播放,亦會在內地及海外放映,因此亦可達到宣傳香港的目的(俞宗怡,2003)。

「1:99電影行動」的短片試圖結合香港過去所經歷的挑戰和沙士,反映香港人的拼搏和鬥志,同時印證了官方的論述。例如,陳可辛的《2003春天……回憶》中,萬眾一心對抗沙士的醫護人員和市民使香港起死回生,令「我們更愛香港」;劉偉強、麥兆輝的《前程綿繡》,道出香港人團結一心、永不放棄,使香港雖歷風霜,仍屹立不倒,且「香港是最好的」。

不一樣的回憶
與旱災、股災、金融風暴等重要事件一樣,沙士必定成為政府重構這個年代的集體回憶的重要元素──因為這是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事件,而且最後還獲得勝利。
然而,並非所有我們共同經歷過而且最後獲得勝利的事件會成為執政者塑造集體回憶的材料。材料的選擇是政治考慮的結果。雖然導致百萬人上街的「六四事件」,以至剛過去的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均對香港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有深刻的影響,亦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萬眾一心、關懷社會的氣魄,但特區政府會避而不談,因為前者反映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後者則反映了港人對政府政策失當的不滿。


就算是同一樣的事實,也會有多個不一樣版本的回憶。?事角度的選擇也是政治考慮的結果。在官方的描述下,香港人群策群力,使香港跨過逆境,邁向未來。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認真細看沙士一事,可能看到萬眾一心的情景,但亦會看到政府行政失當、醫療失誤、學術機構互相競爭和各自為政、沙士病患者遭到歧視等問題。這些問題,當然不會在官方的論述中出現。由此,我們可能會問:在過去(例如在旱災、股災時),每一個香港人都是否真的團結一致,以抖擻活力的香港精神來締造香港奇蹟?


因此,這個社會的確需要不同樣式的「事實」記錄。對不同的人來說,他們在同一件事裡有獨特的經歷,獨特的回憶。或者說,眾多的經驗(experiences)、回憶(memories)、以至現實(realities)和歷史(histories)的確存在。面對單一而主流的官方論述,「對抗性回憶」(counter-memories)相應出現。這包括主流新聞媒體的新聞專輯,例如《鏗鏘集》、《星期一檔案》和《新聞透視》,也有獨立媒體的報道評論,以及民間團體如「錄影力量」(Video Power)所製作的紀錄片。


主流新聞媒體標榜新聞專業,如電視台的新聞專輯往往以針砭時弊、揭露社會問題、反映時局現象為己任,論述模式則講求客觀、中立、持平(章嘉雯,2001,p.651)。因此,為了讓觀眾了解客觀的事實,節目旁述──第三者──?述事情發展的經過,而拍攝者亦會以中遠距離、多角度拍攝,以表示中立及不牽涉其中。為了平衡各方意見,正反雙方的訪問會輯錄其中。最後會帶出問題,讓觀眾思考。


相對於主流新聞媒體,獨立媒體及民間團體的選材、?事及評論角度跟官方的歷史論述更有明顯的分別。例如,有別於電視台的新聞專輯,民間紀錄片的拍攝者質疑所謂「中立」、「客觀」、「持平」,著重深入社區,真切了解,甚至他們會親身參與事件(例如居港權運動),與當事人建立超越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透過攝錄機記錄自己和他們的經驗。事實上,民間拍攝者與當事人建立親密的友誼以至戰友關係亦不鮮見。民間記錄片拍攝者亦不著重在影片結尾帶出獨特問題,因為他們認為事情的本身不能簡潔地歸納於「非黑即白」的問題脈絡中。相反,他們希望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不斷有所體會和思考。因此,民間紀錄片強調由下而上的觀點和人民的力量(章嘉雯,2001,p.649) 。

主動的受眾
拍攝者和觀眾並不是單向和由上而下的施與受的關係。以為紀錄片能絕對性地扭轉觀眾的思想、回憶是危險的。拍攝者會因自己獨特的經歷和回憶(當然可能包括一己的政治目的),對原始資料有預設的看法來製造相應的回憶、歷史。同樣,觀眾亦會因自己獨特的經歷和回憶,對歷史論述、紀錄片有預設的看法,甚至作出「創造性閱讀」。

「創造性閱讀」本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概念。金元浦(2003)指出:

讀者對每一部新作品的接受,總是通過對先前即存經驗的否定來完成「視野的變化」,從而把新經驗提高到意識水平,進入新視野的。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超越、失望或反駁,便構成了審美價值的尺度。正是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悉的先在經驗與新作品接受所需要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距離越小,讀者就越容易接受。反之,有些優秀作品在其誕生之初並未贏得廣泛的讀者,因?它們徹底打破了讀者原有的期待視野。讀者只有在不斷提高或發展後方能適應作品。當先前成功作品的讀者經驗已經過時,失去了可欣賞性時,就說明新的期待已達到某種更?普遍的水準。到了這個時候,它便具備了改變審美標準的力量。

同樣,當某一個歷史論述脫離、違背受眾的經歷、視野和回憶──不管受眾的經歷、視野和回憶是否與「事實」相乎──受眾會對感到「失望」,甚至作出「反駁」。正如Silverstone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概念,認為回憶是有效的(effective),人們是透過某一獨特的形象、影畫和回憶來建構現實(Silverstone, 1999, p.128)。

這解釋了不同形式的紀錄片的存在。同時,同一部紀錄片,不同觀眾有不同的詮釋,觀眾的意志甚至可以凌駕影片的原意。例如加拿大電影局的Bonny Klein製作反映色情加諸女性的剝削的《非愛情故事》(Not a Love Story),雖然非常受歡迎,但是如從加拿大是一個嚴格管制色情的國家角度來看,觀眾從影片所得到的可能並非女性受到色情壓迫的訊息,而是慾望的滿足(Rabinowitz, 1994)。在香港,便有人運用政府宣傳片的元素,例如「亞洲國際都會」,創作短片來有諷剌時弊和反映政府宣傳片的虛偽 。

殊途同歸
因此,沒有拍攝機的觀眾不一定是沉默而被動的受眾。要理解人們的感覺和回憶,便要從個人層面著手(Silverstone, 1999, p.76)。然而,要了解每一個人、每一個片段,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還得要依靠「有系統」的記錄。


因此,不能否認的是,手握拍攝機和掌握媒體渠道的人有較多的資源,有更響亮的說話權。官方、電視台和民間三方面的說話優勢和次序,也就顯而易見。例如,遠在外地的人對香港的認識,大多來自官方的遊旅局和大眾傳媒;本地人要了解香港和外地所發生的事,也總離不開打開電視看新聞節目和翻閱報章。於是,在香港的不同個體,往往被歸納在「香港人」、某某派別、某某團體集體身份中等。隨著時光的流逝,個體的身份便越來越模糊,某一個霸權的身份論述則越來越優越,而這一個霸權論述卻通常來自官方和大眾傳媒。這證明了Silverstone(1999)說回憶既建立又破壞個體性(p.124),傳媒施與亦同時奪去我們的身份和感覺(what the media give, they also take away)(p.76)。因此,透過大眾媒體尋回這個社會是危險的(Silverstone, 1999, p.76)。


每個人都在說自己的故事,闡釋自己的論述。無論官方、大眾媒體、民間工作者以至每一個個體所說的故事內容和?事角度有何不同,他們同是透過「真相的修辭」來說故事,記錄自己的回憶。對於他們來說,自己的故事是真實的,也向別人展示:「事情就是這樣的。過去就是這樣的」。殊途同歸。這是一場政治的角力。因此,我們切記要問:為什麼在這「特定的語境脈絡」下有這個「特定的回憶」?誰在說話?為誰說?說什麼?誰在看?

參考書目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金元浦(2003)。<讀書中心論的興起──西方當代批評的重大挫折>。下載於十一月三日,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1773
俞宗怡(2003)。<「1:99電影行動」首播禮的致辭全文>。下載於十月三十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308/04/0804220.htm
章嘉雯(2001)。<家在香港>。載於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出版社。
Rabinowitz, Paula (1994). They Must Be Represented: The Politics of Documentary. London: Verso.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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