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ism MCSLN

 

Download

《性工作者十日談》 真實不真實

胡世君

「性工作者」這名詞近年漸為港人認識,從前我們只會叫她們做妓女、「雞」、「D女人」……雖然「性工作者」的稱呼仍未佔領主流位置,但我們總算有多一個稱呼上的選擇。要是你相信建構主義 (Constructionism),萬事萬物從來並非「客觀」存在,所謂現實全由「語言」所建構而成,那麼由Prostitute演變成Sex Worker,或許代表了這角色/職業/工作/社會標籤等的重新演繹。簡單而言,現實在變化中。

性工作者除了女性,還有男性。而在邱禮濤執導的《性工作者十日談》(Whispers And Moans)中,我們更看到本地稀有的「跨性別」(trans-gender)人士性工作者。編劇楊漪珊曾做過相應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在她筆下的性服務行業與性工作者儘管仍有錯漏,但算是有一定真確性。可惜的是,導演處理手法仍困在大社會對性工作者的主流論述(Discourse)與迷思(Myth)中。接下來,我將嘗試從三方面簡單討論本電影﹕1. 性工作者的迷思;2. 電影的現實性與商業性;3. 圍繞著性工作者的工作者。

性工作者的迷思
愛滋病顧問局文件指出,本港於1993年約有二十萬名性工作者。儘管他/她們如此人多勢眾,但我們「彷彿」難以一見,神秘色彩依舊滿溢。本電影宣傳海報迎合著這份神秘感,燈紅酒綠,除了朱茵那個帶點挑逗的迷離表情外,我們繼續看到一個接一個的性工作者符碼(Signifier) —— 被認為示意著他/她們存在的必須品﹕煙、唇膏、床、手袋與高跟鞋,還有那Sexualized的色調和整體感覺。偏偏朱茵是個「媽媽生」,不用接客、無需挑逗客人。而吸煙又是性工作者的專利嗎?午後的中環,滿街也是白領儷人四處亂竄吞雲吐霧,怎麼我們又從不以「煙」來代表她們呢?

不少「阿姐」和研究指出,「逼良為娼」在香港經已不復存在。但即使沒了「霸王硬上弓」這回事,世人還是愛以身世和遭遇的悲涼程度,作為是否「合資格」當娼的評審準則。飾演性工作者的董敏莉與Mandy姊妹有一個殘障爸爸、一件窩心往事、一段窮困經歷叫她們發奮掙錢。前者因身染毒癮而被逼幹下去,後者在自卑心作祟下錯失大好男孩。至於男性性工作者(鄧健泓飾)則因為工作關係導致心理不平衡,時常找來「阿姐」責罵發洩……無疑,有毒癮的「阿姐」可能不少,以「做鴨」為恥的男人也確實存在,偏偏電影卻獨欠跟你我一樣的普羅「打工仔女」。與其說電影反映「實況」,不如說編導難逃主流論述的標籤定型。鏡頭下的他和她仍然「特別」,光怪陸離,觀眾們「獵奇」眼光一樣銳利。

「若非逼上梁上,誰願意做這種u當?」你會這樣想嗎?

「若非逼上梁山,你又樂意做現在的工作嗎?」我會如此問。

電影的現實性與商業性
邱導演是個老實人,他直接指出電影不可能完全反映現實,儘管是「紀錄片」,因此可以理解電影對觀眾的秋波暗送。而本片既有實況一面,但商業品也不算清淡。當中要數的肯定是由李逸朗所飾演的「跨性別人士」,以及他(她?)跟鄧健泓的一段情(另加床上戲)。二人激烈擁吻令在場觀眾拍案叫絕,這跟《春光乍洩》和《盛夏光年》的男/男情慾畫面有二曲同工之妙。雖然他倆也是性工作者,但這配搭會否太「搶」了?要是本片希望紮實地描述性工作者的心路歷程,何不集中火力探討Mandy姊妹和朱茵的角色。鄧、李的戲份留在續集才用98分鐘足本放送不是更深入淺出嗎?最後鄧被斬傷生死未卜,再次強化了本片的戲劇性。對﹗不是Documentary,味道重點濃點方可叫觀眾垂涎。

此外,片中的Happy則是另一個戲劇人物。她無時無刻笑容滿面,待客至誠至上。背後支撐著她是一份「專業精神」,以及儲錢回鄉興建學校當「副校長」的宏願。那管合法與否,內地女子來港工作大都為賺取較多金錢。她們故然可以像Happy般以辦教育為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s)的目標,但以她這種任重道遠的女孩來代表北方佳麗,其實目的何在呢?

說了這幾多,我仍未正式談及董敏莉一角。她先後由夜總會舞小姐,轉職「一流一」,再淪為「企街」,大致反映了行內的「職業階梯」。別的工作以「升職」為階梯的流向,但性工入者卻往往「越做越低級」。雖然有研究指出「企街」實際收入未必下於舞小姐,但前者總被視為最「下賤」的一群。而在「正常」情況下,由夜總會轉至「企街」好說也要十年或以上時間,董在十天內「直插谷底」,就如她所說「我只有廿多歲」便當上街頭性工作者,難免有點兒戲。更兒戲的是,她曾任職的「一流一」屬「馬檻」一類東西,電影內資料完全錯誤。正式的「一樓一」由性工作者自顧經營,由於每個單位內只有一位小姐,「一樓一()」因而得名。

圍繞著性工作者的工作者
電影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加入關注性工作者權益的社會工作者吳日言一角。天真爛慢的她滿腔熱誠協助「阿姐」們,並努力教導大家「是性工作者,不是性工具」。可惜她總受到冷待,碰到一鼻子灰。首映當日有眾觀質疑社工不會這麼笨,反複使用與大學生對話的語言去跟性工作者溝通。邱導演的見解是﹕「助人者與受助者往往出現鴻溝」。雖然不服氣,但其說法某程度上是正確的,也可見他對現實世界的洞悉。只是,我仍然建議他多跟社工及相關組織溝通,因我懷疑他天真地以為這類工作者都是天真的。

真真假假、正義誰屬,或者往往公說公有理。電影彷彿在「反映」性工作者心路歷程與精神面貌,但會否反過來維持著僵化的主流迷思,並從別的角度建構著另一種「現實」呢?我想起某任職於性工作者關注組織的朋友,某次她投訴找來一些導演拍攝性工作者的真實生活,卻換來一肚氣﹕「我不斷跟他/她們說『阿姐』不是這樣的,但他/她們總覺得這樣拍才像『阿姐』……

 


參考資料:
紫藤 — 性工作者關注組網頁 (2004)。
http://www.ziteng.org.hk/
楊漪珊 (2001)。《古老生意新專業 —— 香港性工作者社會報告》。香港﹕天地圖書。
Pearson, V & Yu, R. Y. M (1995). Business and pleasure: Aspects of the Commercial
Sex Industry. V. Pearson, & B. K. P. Leung (Eds.). Wom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4-275.


本期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