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曾寧

還記得在中學時期，心想若考不成公開試，大不了到外國唸書，回來後還可到處炫耀「浸過鹹水」，而且我們從小就受西方教育影響，根本沒想過到外國留學是一件艱辛的事。但對於一百多年前的華人來說，這決定不僅影響一生，甚至跟今天說要移民到火星去沒兩樣。

關文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跨時代的「火星人」。

在不少華人只能於外國選擇做廚工和洗衣工的今天，關文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已備有遠見，洞悉此等工作終身也難超脱，因而決心要學一門技藝以便回祖國後，大者可為國家和華人振興形象，小者也可謀取一己的生活。

而這「技能」就是電影。

相信讀電影的同學，都很了解這一行業的苦處往往比好處多，不少前輩更謂「做電影不如去乞食」，若不是熱愛電影，恐怕難以堅持下去。當我們已經活在連智能電話也能拍電影，甚至取得大獎的年代，真的不敢相信在科技相對落後的從前，一個華人還要隻身到美國荷里活，由一個寂寂無名的窮小子，到「響朵」成為影響早期華語電影甚多的重要人物是何等難事。

從「演員」到「導演」

電影總有着一股神奇的魔力，讓人產生共鳴。猶記得港產片盛行的年代，劉德華於電影中的角色深入民心，不少年輕男女紛紛受其薰陶與影響，成為他的忠實影迷，其中《天若有情》（1990）內穿上牛仔衫褲去騎電單車的造型，更引起不少人去模仿。而關文清也與一般喜歡電影的年輕人一樣，在他的年代，他熱愛瑪利璧福（Mary Pickford）的電影，對她所主演的《金履緣》產生共鳴，因而立志要與她工作，見她一面。

在他的哥哥於三潘市逝世後，無法繼續求學的他憑着對瑪利璧福的熱愛，大膽地向荷里活進發。

那時的荷里活四季溫差不大，時常天氣晴朗，附近盡是高山、森林、沙漠、河流、海洋、農莊，十分有利於拍攝西部牛仔主題的片種，所以吸引了很多小型公司於該地設立片廠，關文清就這樣到每間片廠去叩門，謀求一個當演員的機會。過程中雖然遇上了不少藐視，但他依然抱持着決心，堅信「電影是藝術，而真正的藝術界是不會鄙視我的」。也許正正是因為有了各種的跌跌撞撞，才能讓他遊走於各式各樣的片場，從中觀察和學習了很多電影拍攝上的知識。

然而生活始終是一大難題，他以為在唐人街能找到幫助，誰知也只是一些當廚工的苦差，於是在暫時緩解生活費上的難題後，關文清隨即回到羅省，因而打開了進入電影業的第一扇門。

回到羅省後，他入住了全是外國人的藝術之家－－璧架大廈，人際網絡的擴展令他獲得了第一個當演員的機會，也是因為這一次的臨演經驗，讓他遇上了大導演施素德美（Cecil B. DeMille）。除了做好份內事，關文清也不忘作觀察學習，從故事敘述、鏡頭運動、配樂、現場調度、以至到演員的表現他都觀察入微。自此便萌生起「覺得演員只任由導演依照劇本來指揮，沒有創作機會去發揮本人的思想和能力」，所以隨後，他決意選擇導演兼編劇的工作。

其後關文清入讀明星電影學院，經過兩個月的學習後，得到了一個拍攝電影的工作機會。

雖然這次的機會沒為他帶來經濟上的緩解，卻因為是小型製作必須「一腳踢」的關係，令他從中學習了除現場以外的其他製片過程，當中更包括沖印、剪接技術。

當時西方對於中國的認識普遍只限於戰爭上或政治大事，對於人民生活、風俗禮教則聞所未聞，一切對他們而言是新奇、神袐的。當他們需要拍攝有關中國的題材時，因為涉及中國的風俗和禮教，所以一個技術顧問是不可缺少的，而關文清就正正是那個人。他首先利用自身是華人的優勢，除了看準外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心，更希望能讓美國人對中國人改觀，因而成為了一名專欄作家，於專欄中敘述他於中國時的童年生活實況；其後，更誤打誤撞地獲邀於導演葛萊夫（D. W. Griffith）的《殘花淚》（Broken Blosoom）中擔任技術顧問；以上的經驗使他於當時的美國電影業有了一定的位置，不用再為生活擔憂。

即使於電影業有了一定位置，但有色人種在美國社會地位不高，仍是不爭的事實。關文清依舊面對侮辱，後來更與美國移民局發生了不愉快的周旋。因此他定下了三條做人準則：第一，要有自尊的心理；第二，要有堅強的意志；第三，要有奮鬥的精神；並寫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及後決意回到祖國發展，只是偶爾往來美國公幹。由此可見其愛國心以及「士可殺，不可辱」的高尚情操。

關文清輾轉到了香港，機緣巧合下加入了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任教於民新演員養成所，負責訓練演員。後來民新公司分裂，黎民偉和黎北海將香港民新的器材瓜分，黎民偉後來於一九三Ｏ年聯同羅明佑成立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後來改名為聯華影業公司，下簡稱聯華），將總部設於上海，香港則有聯華港廠的設立。關文清被聘為聯華港廠的主要導演，拍攝的電影內容以針砭時弊，領導革新為宗旨，取材多屬於社會、倫理和愛國一類，貫徹他愛國的本色。

其後聯華出現經濟危機，而當時亦正值有聲電影的興起，關文清眼見公司落後，便向經理獻議，把他們的作品帶往美國推銷集資。於是關文清奉名帶着《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和《故都春夢》赴美放映，希望能為聯華籌錢來作發展公司業務之用。當年適逢日本侵華，這兩部片子更是迎合了僑胞的愛國和思鄉心理，結果賣座盛極一時，有很多僑胞由「埠仔」遠道趕來參觀，遂打下國片在美洲發行的基礎。

關文清此行更認識了當時寂寂無名的趙樹燊。他憑着個人膽識和遠見，謂「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毫不吝嗇地協助有志投身電影業的趙樹燊，更謂「時勢造英雄」，有電影才有明星，願意起用小武新靚就（即關德興）和幫旦蝴蝶影，因此促成了美國出品的「第一部粵語片」－－《歌侶情潮》以及大觀聲片有限公司（下簡稱大觀）的誕生。

關文清不遺餘力，不僅協助趙樹燊，更謀聯華、大觀合併，以《歌侶情潮》的成功為契機，游說羅明佑與趙樹燊合力組織海外聯華聲片有限公司（下簡稱海外聯華）。可是後來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海外聯華終究胎死腹中，及後關文清與趙樹燊脱離了聯華，在關文清的協助下，繼續以大觀的名義發展，攝製了《昨日之歌》、《生命線》、《殘歌》（1935）等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並建立了「大觀片場」，可見關文清過人的決心和用人的眼光。其中又以《生命線》、《抵抗》（1936）、《邊防血淚》（1937）、《公敵》（1938）這幾部抗戰影片最為膾炙人口，雖然因此被日軍敵視為眼中釘，但他仍不畏強權，並繼續創作，更獲得「無畏導演」的美號。

此外在一九三六年，粵語片最蓬勃的時期，南京政府忽然宣佈禁製與禁映粵語片，關文清隨即被華南電影協會派往南京請願緩禁，經過一番交涉後，才獲得延遲執行「禁令」的結果。

關文清一生熱愛電影，直到七十三歲高齡才宣告退出影壇，由無名小卒一步步成為一代中國電影先驅，當中的熱誠是無庸置疑，而他的影片，不論攝於哪一個時代、是通俗或是高雅，皆充份展現他對祖國的熱切關愛。關文清作為影界先鋒，除了導演外，還會積極參與有關電影的公共事務，為電影藝術奉獻一生，其貢獻實是不可多得。

參考資料

關文清：《中國銀壇外史》。香港：廣角出版社，1976。

羅卡：〈百歲影人關文清〉，《香港電影點與線》。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6，頁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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