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鄧小平展開開放中國經濟予國際貿易投資的進程。當時中國超級市場的貨架經常空空如也，國民年均收入不到一百美元。

 

時至今日，中國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在不少科技領域走在前端，足以掌握未來全球發展。在過去四十年，七億中國人脫貧，宜居的房屋、充足的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供應大為擴展。

 

長足的發展是成就了，但往往也歸因於此，國家仍然有幾億人口生活貧困，或亟待福利援助。維持國內生產總值速度既成重點，便導致福利地方主義，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遠未能獲得公平分配。個人和家庭能否享有足夠的福利服務，很大程度取決於地方政府的政治意願和財政能力。

 

自2003年起，中央政府嘗試處理這積弊。透過一系列新福利計劃，希望達致全民社會保障的整體目標。

 

有西方觀察家認為這政策類近個別歐洲國家的做法，視之為中國福利制度新模式的開端。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專研這領域，遂決定深入探討中國是否確實明確偏離「父權福利實用主義」的傳統，趨向真正的全民主義。

 

這實非生僻小眾的命題。中央政府採納的社會政策是否湊效，對少則千萬、多則億計的人口帶來影響。莫教授發現，舉例說，上海、北京和南京居住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可高達百分之七十；惟大學多側重設於沿海地區，在中國內陸地區的人口便得奮力爭取高等教育的學習機會。即使在相對富庶的浙江省，高等教育機會也較為匱乏。

 

中央政府有嘗試處理這種教育不公的現象，例如容許地方政府與海外院校合作，例子之一是諾丁漢大學在寧波成立的校舍。

 

話雖如此，莫教授分析了市級政府在2003至2012年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援助計劃的開支後，認為情況雖有改善，要消除地方不均問題和福利地方主義，仍得加緊工作。

 

地方政府常欠資金推行中央政府下達的政策指令。莫教授建議中央政府動員和統籌好國家、市場和廣大民間的資源，尋求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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