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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不堪回首:從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說起[1]

陳慧燕[2]

2月底至3月中期間,香港各大傳媒的焦點集中在「流感」。特別是3名小童懷疑因流感致死經廣泛報道,香港社會彌漫著不安的氣氛。社會對流感的種種回應──家長要求停課、市民對口罩和漂白水需求增加、屋苑採取壎芠M潔緊急措施等──反映著那不安的氣氛源自與2003年的SARS的聯想。

SARS爆發5年後的今天,市民大眾似乎沒有忘記SARS。此文欲再進一步探討的是:關於SARS,那是一個怎麼樣的集體回憶?SARS在我們當中,留下什麼痕跡?我們有沒有汲取SARS帶來教訓? 此文嘗試研究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參選及獲選為世衛總幹事的報道,同時將之與內地報章及海外傳媒的相關報道、及香港報章對《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報告》(下稱《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的評論作比較,審視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及SARS的論述,並以此為切入點回答上列問題。

SARS 這歷史怎可淡忘?
「這歷史怎可淡忘?……令自己大吃一驚的是,才4年不到,很多具體情節都記不起來了。」

──區聞海(「記不起SARS」,《明報》,2007年4月23日)

2003年2月初至6月23日,SARS在香港爆發。最後,一共有1,755人感染SARS299人不幸離世。至今,SARS的康復者仍承受痛苦的後遺症。另外,SARS也為病人家屬帶來無形的壓力和傷痛。

正如《沙士啟示錄──香港社會的非典型審視》(何芝君策劃,2003一書指出SARS給予我們反思現時生活方式及制度的契機。我們可以透過SARS審視疫症與人類的關係、現時公共行政、醫療架構及問責制度、現行生活模式的問題、環境保護和社區發展方向等等。我們必需把握SARS帶來的反思契機,汲取教訓。

陳馮富珍SARS
香港政府處理SARS表現
,被批評為反應遲緩,香港對政府的不信任度,也在2003年4月創出新高。時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的楊永強,被多方面批評,包括醫學界和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下稱「立法會專責委員會」)。楊永強最初拒絕辭職,被SARS遺屬指責為「厚顏無恥」。他最終在2004年7月7日以「體現政治問責為由」請辭。

5年後的今天,在SARS時期任職衛生署署長的陳馮富珍,當選了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早在1994年出任衛生署署長,直至2003年8月──即SARS疫症結束後不久──轉職為世衛助理總幹事。在任內,她經歷了禽流感及SARS。

然而,這些經驗不能令她處理SARS的表現免於批評。雖然政府委任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在2003年發表的報告書中指出「並無發現有人因為疏忽職守、未盡全力或行政失當而應受到譴責」[3],但這結論廣不為社會接受。在同期醫院管理局報告則指陳馮富珍指定瑪嘉烈醫院接收SARS病人是一個錯誤。[4]另外,在2004年7月發表的《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對陳馮富珍作出嚴厲批評[5]此報告對陳馮富珍的批評,比對其他衛生福利局、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的最高負責人提出的更多。報告顯示陳馮富珍在處理SARS時的多番失誤,包括:陳馮富珍對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廣東出現的疫情未有充分重視,直至2月中亦拒絕派遺人員到廣東進一步了解疫情;制訂傳染病監控政策時,未有充分考慮粵港兩地往來頻繁的跨境人流;未有在2003年3月15日(即世衛為沙士命名日)或緊接該日後主動提出將SARS列入《檢疫及防疫條例》,以致未能即時行使隔離患者的權力;以「人權」及「恐成國際笑柄」為由,拒絕對對淘大花園E座執行隔離令,最終由董建華召開緊急會議,直接指令陳馮富珍執行隔離令。立法會在2004年7月9日通過報告,並對陳馮富珍作出譴責。譴責動議得到民建聯、民主黨、自由黨33票支持。有議員指若陳馮富珍未離任亦應職職(關天燕及譚以和,2004;「立會通過譴責陳馮富珍」,2004)。

除此以外,陳馮富珍也受到醫護人員的批評。香港西醫工會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的供詞指,政府處理SARS手法有很多不足之處,當中楊永強及陳馮富珍試圖將大事化小及多次向市民發出錯誤的訊息[6]。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和立法會專責委員會作供時則指出[7],陳馮富珍反應遲緩,令公眾疏防範,錯失控制疫症的良機。鍾尚志透露,在3月初SARS感染個案不斷上升,他和同事已察覺SARS可能已在社區爆發。有感於在向公眾發放有關警報之前,應先得到政府批准,故他聯絡陳馮富珍,促請她儘早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包括隔離病患者及與病患者接觸的人──以防疫情擴大。然而,他的建議卻遭到陳馮富珍敷衍對待。另外,楊永強在2007年的報章訪問中透露:「作為部門之首,他願意承擔全部責任,包括下屬犯錯」。被問及陳馮富珍處理SARS的表現,他說:「在平順的日子,陳馮富珍是一位具豐富行政經驗的行政人員……但SARS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疫症,在抗疫作戰時期,陳馮富珍缺乏與疫症對抗的實戰經驗」(談誦言及覃純健,2007)。

SARS病人及遺屬也甚為不滿陳馮富珍的表現。在《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發表後,有SARS病人及遺屬指若陳馮富珍未離任亦應辭職(「愛兒沒做錯」,2004;「滿意調查報告堅持追究責任」,2004;「SARS病人家屬百感交集」,2006)。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幹事彭鴻昌亦直指世衛應「認真考慮是否讓處理衛生有問題的人,擔任世衛工作」(「非犯『嚴重過失』民意無強烈要求」,2004)。

另外,本地報章亦大致贊同《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對陳馮富珍處理SARS的表現提出批評以至譴責。例如,《明報》的社評指「立法會調查SARS專責委員會報告,頗能夠做到『是其是、非其非』」(「楊永強請辭有助確立問責精神」,2004);「當時的部門首長、衛生署長陳馮富珍錯失(比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更大,只是她早已另謀高就」(「楊永強犧牲小我有助完善問責制」,2004);「我們認為,隨蚑繳盓蔽禶言簽j和醫管局主席梁智鴻相繼請辭,醫管局又已經依照報告建議改善機制,當下除了繼續追究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外,事件應告一段落」(「爭拗應適可而止讓醫護重新上路」,2004)。《東方日報》則指責陳馮富珍失職逃責:「第二位罪責難逃的,乃是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但在沙士一疫,她工作不力,最後甚至失職逃責…香港沙士病亡慘重,陳馮富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她現在雖然轉職世衛,但絕對不能讓她一走了之,她必須為失職付出代價,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就是斷她的長糧,我們不能讓一個負有沙士罪責者,繼續享用雙重福利」(「引咎辭職」,2004)。《大公報》亦指陳馮富珍應為未能及時控制疫情負上最大責任:「陳馮富珍沒有及時重視廣東疫情訊息……工作表現都未能令人滿意,對未能有效控制疫情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吸取教訓加強問責健全體系」,2004);「毫無疑問,楊永強在抗疫期間工作有不足,但重大失誤的直接責任者並不是他。立法會沙士調查報告及其他大量事實都已經顯示,當時具體負責防疫抗疫工作的官員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政治』猛於沙士」,2004[8]

面對種種的批評,陳馮富珍在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公布後發表公開信,希望「檢討工作是實事求是,不要以事後孔明之見,求全責備……本人雖身在異邦,但總惦念香港」。此回應引起立法會議員、醫學界及傳媒等不滿。立法會議員梁耀忠不滿陳馮富珍不但沒有為SARS向市民道歉,還希望立會報告「不要事後孔明」,認為應該「厚顏無恥」形容她(「立會通過譴責陳馮富珍」,2004)。醫療政策評議會成員史泰祖批評陳馮富珍不應以「事後孔明」這貶義字眼回應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報告。來自醫學界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則促請陳馮富珍正式公開道歉(「醫療組織促楊辭職」,2004)。《星島日報》則指在幾名被點名批評的官員的回應中,陳馮富珍的「最令人失望」。那是「自我美化、掩飾失誤的做法,相信是絕大部份市民所不能接受的」(「有獎有罰懲處犯錯人士」,2004)。

這一切的批評無阻陳馮富珍的仕途。在2006年7月25日,中國宣佈推薦陳馮富珍角逐世衛總幹事一職,接替同年5月逝世的李鍾郁。11月6日,世衛執委會選出最後五名總幹事候選人,陳馮富珍獲最高票數(24票)。兩天後,世衛宣佈,陳馮富珍被推舉為總幹事。此決定在翌日獲世衛大會通過,陳馮富珍為總幹事的任期由2007年1月4日至2012年6月30日。

上任世衛總幹事後的陳馮富珍,在報章訪問中對各界批評其處理SARS手法作出以下回應:「假如要評價我在SARS抗疫的表現,不應只問楊永強,SARS這場疫症超越地區以外,我的舊老闆世衛前總幹事李鍾郁,便是因為他認為我在SARS方面處理得好,03年多次游說我去世衛協助他……政府委任SARS專家委員會報告已經指出,『無人失職,無人要負責』。本港傳媒為何只從香港的角度看SARS、翻舊帳,而不從國際視野出發……」(談誦言及覃純健,2007)。

傳媒筆下的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與SARS
香港傳媒又以哪個的角度報導、評論陳馮富珍被中國推薦角逐、以至最後被世衛推舉為世衛總幹事一職?在這些報導中,傳媒如何再寫陳馮富珍在SARS期間的表現?也就是說,在SARS期間發生的種種事情,有什麼會被記起?這些事情又以怎麼形式被提及?有什麼會被遺忘?為什麼?從而審視:大眾傳媒在建立著什麼樣的SARS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與大眾傳媒
在這裡簡單介紹集體回憶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係。「集體回憶」一詞,由Maurice Halbwachs開創,是指對過去的重構,著重迎合某一群體的當前情景及遠景,強化群體連結,鞏固群體身份(Halbwachs,1980; 潘國靈,2005)。正如Sliverstone(1999, pp.74-76)指出個人經驗往往與集體經驗結合,然後兩者經過提╮]distill),使獨特的個人經驗演變成為共享的(shared)、普遍的(ordinary)經驗、印象、回憶和身份。社會是由想像及我們對曾經歷和未經歷的事情的回憶來體現。因此,集體回憶是充滿選擇性,它所強調的是回憶、集體的一致性。可見,記憶與遺忘實為一體兩面(潘國靈,2005)。

集體回憶是通過不同的專屬機構(memory institution)生產及維持,不斷更新、存續(潘國靈,2005)。大眾傳媒是扣連回憶的重要工具(instruments for the articulation of memory(Silverstone, 1999, p.126),建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Macdonald, 2003, pp.13-4),也正是生產及維持集體回憶的重要專屬機構。大眾傳媒掌握了「真相修辭學」(rhetoric of truth),宣稱他們所說的過去是真實的。它讓受眾記下(remember)這樣的過去的同時,也界定了「過去是怎樣的」,並有能力建構一個公共的過去和屬於某個集體的過去(Silverstone, 1999, pp.127-128)。回憶可以是大眾傳媒的產物、媒體文本和公眾想像的混合體,並構成人們對一個普遍而獨有的過去的認同(Memory as the product of media, and not only its precondition.  Memory as a claim for us to identify with a common as well as a singular past)(同上,p.132)。

研究方法
筆者選取香港、內地報章及海外傳媒(見表一)在陳馮富珍宣佈參選至成功當選世衛總幹事期間(2006年6月26日至12月31日)的報道、社評及專欄,並進行編碼分析(coding analysis)(見表二)。分析重點在於透過比較內地報章及海外傳媒的報道,突顯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及SARS的論述的角度和焦點。

表一:文本選取

本地報章

內地報章

海外傳媒

1.            蘋果(AP)

2.            信報(HKEJ)

3.            明報(MP)

4.            東方(OD)

5.            南華(SCMP)

6.            星島(ST)

7.            太陽(SUN)

8.            大公(TKP)

9.            文匯(WHB)

 

1.            人民日報(PD)

2.            中國醫藥報(CM)

3.            北京青年報(BJY)

4.            南方都巿報(NF)

5.            解放日報(JFD)

 

1. New York Times (NYT)

2.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3.    BBC

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表二:分析編碼

 

1. 表現/能力

1.1 陳馮富珍處理SARS的表現為人詬病

包含所有正面/負面的評價, 不局限於詬病, 出色, 盡責的字眼

1.2 陳馮富珍處理SARS表現出色/盡責

1.3 陳馮富珍處理禽流感表現為人詬病

1.4 陳馮富珍處理禽流感表現出色/盡責

1.5 陳馮富珍SARS期間受盡委屈,跌倒站起來

 

1.6 過去表現不相干

 

1.7 陳馮富珍在港的其他方面表現出色

包括陳馮富珍在香港(禽流感/沙士以外)的表現,或如整體談及陳馮富珍的能力,而沒有指明特定的事時地,也包括在內

1.8 陳馮富珍在世衛的工作表現出色

包括陳馮富珍年前出任世衛職務後的表現

1.x 其他

 

 

2. 參選/當選原因

2.1 得到中央支持/配合

只要有任何表達中央和特區政府支持的行動,字眼(包括「推薦」),也計算在內

 

2.2 得到港人支持

2.2a 得到港府支持/配合

2.3 得到美國支持

 

2.4 得到友好國家支持

 

2.5 中國外交策略得宜

陳馮富珍的勝出是中央外交策略的結果, 或指陳馮成功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2.x 其他

 

 

3. 誰的光榮/崛起/羞恥

3.1 中國人的光榮/驕傲

包括任何有關中國人/香港人以至抽象概念的政治體’’中國/香港’’的光榮/驕傲/其他正面的象徵.

 

3.2 香港人的光榮/驕傲

3.3 中國外交影響力/國際地位提升

針對中國在國際層面的影響力上升

3.4 顯示中國和平崛起

包含中國自身國家實力提高之意(例如: ‘’經濟發展’’)

3.5 香港人的羞恥

任何認為’’陳馮上位會對香港人而言是負面現象’’的立場

3.6 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關顧/肯定

所有認為陳馮上位會有利國家/香港互動, 一國兩制發展等的立場

3.x 其他

 

 

4. 陳馮富珍的情操

4.1 犧性家庭

4.2 犧牲高薪

4.3 不負責任

4.x 其他

 

5. 陳馮富珍當選對世界的影響

5.1 陳馮富珍對中國處理衛生問題持正面看法

5.2 陳馮富珍認為自己當選對中國的衛生問題有積極作用

5.3 其他人認為陳馮富珍當選對中國的衛生問題有積極作用

5.4 陳馮富珍當選對全球衛生有積極作用

5.5 陳馮富珍當選對全球衛生有負面作用

5.x 其他

 

6. 兩個陳太的比較

6.1 陳馮富珍將陳方安生比下去

6.x 其他

另外,筆者亦選取了以上香港報章2004年《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的報道和社評,以理解當時報章對陳馮富珍的論述。繼而與2007年它們對陳馮富珍當選及獲選世衛總幹事的報道作比較,進一步探討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和SARS論述。

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參選及當選的報道和評論
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參選及當選的報道和評論的編碼分析結果可見於表三。各本地報章均提及陳馮富珍處理沙士手法差劣(編碼1.1出現頻率達115次),比讚揚她在港府及世衛的工作表現的篇幅為高。然而,陳馮富珍當選卻多被視為香港人的光榮(編碼3.2出現頻率有100次),也顯示了中國外交影響力及國際地位上升(編碼3.3出現頻率有90次),亦是中國人的光榮(編碼3.1出現頻率有75次)、和平崛起的象徵(編碼3.4出現頻率有35次)。

同時,雖然陳馮富珍被指處理沙士手法不佳,但只有少數負面報道/評論她擔任世衛總幹事(例如:編碼3.5出現頻率只有4次;編碼4.3出現頻率只有12次)。

至於陳馮富珍能成功當選的原因,相當多篇幅歸結於她得到中央的支持和配合(編碼2.1出現頻率為328次),其次是港府的支持和配合(編碼2.3出現頻率為129次),其能力和過往工作表現並非重點,更少提及她得到香港人支持(編碼2.2只出現了21次,當中4篇更是陳馮富珍自己說得到港人支持)。

本地報章中,《蘋果日報》明顯對陳馮富珍的當選持負面態度。如它在一篇題為「一個讓人放不下心的世衛總幹事」(2006)的社評指出,陳馮富珍的當選是中美討價還價的成果;雖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但「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陳太當選並不讓人心悅誠服」,原因是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傳染病及疫潮時表現並不理想。另外,編碼1.1(陳馮富珍處理SARS的表現為人詬病)在《蘋果日報》出現頻率(23次)僅次於《南華早報》(25次)。它沒有報道關於陳馮富珍得到港人支持。相反,它有6篇報道指陳馮富珍不負責任(編碼4.3),另有8篇報道指陳馮富珍當選對全球公眾健康有負面影響(編碼5.5)。

《文匯報》及《大公報》則對陳馮富珍持正面態度。兩報較少篇幅報道陳馮富珍在沙士不理想的表現(編碼1.1分別出現7次),相反突顯她在處理沙士(編碼1.2)、禽流感(編碼1.4)、世衛工作(編碼1.8)的表現、傑出的個人素質(例如編碼4.1至4.3)。然而,《文匯報》及《大公報》的重點,還是嘗試透過陳馮富珍獲中央支持參選以至當選,來強調一國的重要性。中國的崛起,對香港有利。香港人能得中央的信任,應感到驕傲。如《大公報》的社評指「陳馮富珍作為港人及特區前衛生署長,能夠獲得中央政府提名,角逐世衛總幹事這一如此重要的職位,不論最後當選與否,對港人來說都是一份極為難得的光榮和驕傲」(「港人首獲中央提名世衛要職」,2006);「同樣是陳馮富珍,甚至是比她更能幹的官員,如果不是中央支持,不但不可能在這場激烈的國際競逐中勝出,甚至早在提名或初選階段就已經給『涮』出去了,特區的影響力在國際上畢竟不能和國家的影響力相提並論」(「國家力量」,2006)。《文匯報》則說「作為港人的陳馮富珍能夠代表國家參加世衛總幹事的競選,只有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才有可能實現」(「陳馮富珍初選告捷鼓舞港人」,2006)。

表三:香港報章對陳馮富珍參選及當選的報道的編碼分析結果

  AD HKEJ MP OD SCMP ST SUN TKP WHB 總數

1. 表現/能力

 

 

 

 

 

 

 

 

 

 

1.1 陳馮富珍處理SARS表現為人詬病

23

9

16

13

25

11

4

7

7

115

1.2 陳馮富珍處理SARS表現出色/盡責

1

3

3

1

9

3

 

11

7

38

1.3 陳馮富珍處理禽流感表現為人詬病

5

5

4

4

8

 

2

4

1

33

1.4 陳馮富珍處理禽流感表現出色/盡責

2

5

1

4

11

1

 

10

6

40

1.5 陳馮富珍在SARS期間受盡委屈,跌倒站起來

 

 

2

3

 

5

1

2

3

16

1.6 過去表現不相干

 

 

 

1

 

 

 

 

 

1

1.7 陳馮富珍在港的其他方面表現出色

3

2

1

3

3

2

1

4

5

24

1.8 陳馮富珍在世衛的工作表現出色

5

5

3

4

7

6

1

13

6

50

1.x 其他

 

 

1

1

 

 

 

1

1

4

 

 

 

 

 

 

 

 

 

 

 

2. 參選/當選原因

 

 

 

 

 

 

 

 

 

 

2.1 得到中央支持/配合

39

33

31

26

47

49

5

47

51

328

2.2 得到港人支持

 

2

2

2

2

1

 

10

3

22

2.2a 得到港府支持/配合

18

8

13

10

14

17

2

18

29

129

2.3 得到美國支持

3

3

6

5

2

2

2

5

6

34

2.4 得到友好國家支持

14

6

9

13

6

5

2

4

9

68

2.5 中國外交策略得宜

9

4

8

4

6

11

1

7

9

59

2.x 其他

 

 

 

 

 

 

 

 

 

 

 

 

 

 

 

 

 

 

 

 

 

3. 誰的光榮/崛起/羞恥

 

 

 

 

 

 

 

 

 

 

3.1 中國人的光榮/驕傲

5

9

7

4

6

12

1

20

11

75

3.2 香港人的光榮/驕傲

4

13

6

8

6

12

3

28

20

100

3.3 中國外交影響力/國際地位提升

7

11

6

9

7

14

 

20

16

90

3.4 顯示中國和平崛起

1

4

4

4

1

1

 

9

11

35

3.5 香港人的羞恥

1

 

1

1

 

1

 

 

 

4

3.6 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關顧/肯定

1

4

4

2

2

5

 

11

17

46

3.x 其他

 

 

 

 

 

 

1

 

 

1

 

 

 

 

 

 

 

 

 

 

 

4. 陳馮富珍的情操

 

 

 

 

 

 

 

 

 

 

4.1 犧性家庭

1

 

 

3

1

4

 

3

1

13

4.2 犧牲高薪

 

 

2

 

 

 

 

1

1

4

4.3 不負責任

6

2

 

2

 

1

1

 

 

12

4.x 其他

 

 

3

1

 

 

 

 

3

7

 

 

 

 

 

 

 

 

 

 

 

5. 陳馮富珍當選對世界的影響

 

 

 

 

 

 

 

 

 

 

5.1 陳馮富珍對中國處理衛生問題持正面看法

3

1

 

1

5

4

 

2

 

16

5.2 陳馮富珍認為自己當選對中國的衛生問題有積極作用

3

 

1

4

3

1

 

1

 

13

5.3 其他人認為陳馮富珍當選對中國的衛生問題有積極作用

3

2

6

6

3

6

 

11

4

41

5.4 陳馮富珍當選對全球衛生有積極作用

2

4

2

1

 

4

3

2

2

20

5.5 陳馮富珍當選對全球衛生有負面作用

8

 

1

3

 

2

2

2

 

18

5.x 其他

 

 

 

 

 

 

 

 

 

 

 

 

 

 

 

 

 

 

 

 

 

6. 兩個陳太的比較

 

 

 

 

 

 

 

 

 

 

6.1 陳馮富珍將陳方安生比下去

 

 

 

1

 

 

1

1

 

3

6.x 其他

 

3

 

 

1

 

 

 

 

4

至於其他報章的立場,沒有明顯分野。雖然它們的報道也指出陳馮富珍處理沙士失當,但偏向稍稍提及,更有為她辯解。它們也正面看待她當選為世衛總幹事,視此為中國崛起、中央唯才是用及關顧香港的表現。如《明報》的社評指「陳馮富珍出任衛生署長期間,先後處理過1997年禽流感及2003年的SARS爆發,兩次危機的處理手法都備受批評,尤其是後者,給不少人留下壞印象……但她已受到批評,仕途一度受挫,後來轉往世衛工作……她3年來表現良好,在國際上積累了名聲」(「陳馮富珍逐鹿世衛中港雙贏」,2006);「今次陳太當選,主要靠中國政府高層全力支持……陳太雖是港人,卻獲得中央全力支持,彰顯了中央唯才是用,亦擴闊了港人在國際舞台大展拳腳的空間」(「陳太當選誠可喜」,2006)。《星島日報》則稱「陳太當選是香港人的光榮,對沙士死者家屬來說,卻別有一番滋味。對港人而言,政府的處理禽流感和沙士過程中,陳太成為其中一個備受批評的『箭靶』。世衛執委會各成員國沒有以此作為陳太履歷上的污點,原因是多了從環球大局的觀點 ……無論陳太工作表現如何,若非得到國家提名,她也無從問鼎世衛總幹事之位」(「因緣際會獲重任」,2006)。《信報》認為「以全國之力為一名港人爭取聯合國的重要職位,對北京來說是史無前例,對香港則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登上國際組織的舞台,是以前不可能得到的機會,也是香港人服務公職的一條新出路」(「你搞衛生我拉票」,2006)。《南華早報》的社評則指陳馮富珍在SARS表現雖被批評,但有抗疫經驗,更重要的是得到中央支持。她當選是中國外交的成功,也為國家帶來榮譽(‘HK experience a good qualification for WHO chief’, 2006; ‘Challenge now begins for Margaret Chan – and China’, 2006; ‘Beijing must do more to bridge credibility gap’, 2006)。

另外,更有評論借陳馮富珍批評陳方安生。其中一個例子是《大公報》的一篇評論:「『兩個阿太故事』,啟示了正反兩方面的寓意:一是顯示陳馮富珍恪盡職守,彰顯了港人為香港和國家民族作出承擔的使命感;二是暴露『香港良心』出爾反爾,毫無誠信,不自量力高估自己,企圖和中央政府對虓F的政治野心。最近本港出現『兩個阿太故事』:一個是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在中央支持下,代表國家競逐世衛總幹事,這一歷史性的突破,令港人歡欣與自豪;一個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突然高調出山,大談民主,鼓吹普選,使港人置疑她『忽然民主』端為何事」(龍子明,2006)。

比較香港報章、內地報章及外國傳媒的報道
內地官方報章只在陳馮富珍宣佈參選、入選五強(其餘代表來自日本、墨西哥、西班牙及科威特)其及當選當日才報道。它們的報道角度立場統一方式,指陳馮富珍從事衛生事務經驗豐富,曾處理禽流感和SARS,並稱讚她在世衛的表現。報道又強調她得到中央支持,當選是中國人、香港人的光榮,也印證中國的崛起。

海外媒體也只在陳馮富珍宣佈參選、入選五強(其餘代表來自日本、墨西哥、西班牙及科威特)其及當選當日才報道。報道主要強調陳馮富珍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如何支持她參選。報道提及陳馮富珍曾處理禽流感和SARS,但沒有提及她曾犯的錯誤及香港本地對她的批評。相反,有些報道指她處理兩場疫症表現出色。

比較本地、內地和海外報章在關於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的報道中,重點不在於陳馮富珍處理SARS的表現,而是在於中國的角色──中國崛起、中國外交以至以中國為首的中港關係。

比較關於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及陳馮富珍參選/當選世衛總幹事的社評
如上所述,在2004年,本地報章贊同《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的內容。《明報》、《東方日報》、《星島日報》、《太陽報》、以至《大公報》和《文匯報》均對陳馮富珍有負面評價。當中,《明報》、《星島日報》、《大公報》和《文匯報》在2006年陳馮富珍參選/當選世總幹事後撰寫社評。這些社評則輕輕略過對陳馮富珍的負面評價,取而代之是為陳馮富珍的辯解、中國的角色等。其餘報章,則傾向正面評價陳馮富珍當選(詳見表四)。

表四:比較關於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及陳馮富珍參選/當選世衛總幹事的社評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

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

蘋果

[無相關社評]

「衛生署前署長陳馮富珍成功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要職。陳太當選不是因為她的資歷或能力比其他候選人高,不是因為她的競選工作比其他候選人優越。陳太成功擊敗其他候選人是中美討價還價的結果,是中美幕後交易的結果……陳馮富珍成功當選世衛總幹事無疑是中國外交上的勝利,但對不少香港市民來說,陳太當選並不讓人心悅誠服……陳馮富珍過去在香港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傳染病及疫潮時的表現並不理想,經常出現低估危機的情況」(2006119日)

 

信報

[無相關社評]

「至於對抗禽流感和沙士二役,中國官員雖然認為她表現出色,但『苦主』香港的民眾卻並不以為然。可是,香港的輿論對『選情』並無影響……以全國之力為一名港人爭取聯合國的重要職位,對北京來說是史無前例,對香港則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登上國際組織的舞台,是以前不可能得到的機會,也是香港人服務公職的一條新出路」(2006118日)

明報

「昨天發表的立法會調查SARS專責委員會報告,頗能夠做到『是其是、非其非』」(200476日)

 

「當時的部門首長、衛生署長陳馮富珍錯失(比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更大,只是她早已另謀高就…」(200478日)

 

「我們認為,隨蚑繳盓蔽禶言簽j和醫管局主席梁智鴻相繼請辭,醫管局又已經依照報告建議改善機制,當下除了繼續追究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外,事件應告一段落」(2004107日)

 

「我們認為,避而不談陳馮富珍曾經犯過的錯誤,只是盲目支持『自己人』固然不可取,但若只以一時一事全面否定陳馮富珍,也流於以偏概全。陳馮富珍出 任衛生署長期間,先後處理過1997年禽流感及2003年的SARS爆發,兩次危機的處理手法都備受批評,尤其是後者,給不少人留下壞印象……但她已受到批評,仕途一度受挫,後來轉往世衛工作,她在接受訪問時坦言,SARS一役令她在處理世衛工作時,更加戰戰兢兢;結果,憑茩茪H努力和能力,她3年來表現良好,在國際上積累了名聲,事業重上升軌,今次一個突如其來的機會,更令中國推薦她參選世衛總幹事。近年中國綜合國力迅速提升,在國際舞台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對國際組織的參與亦愈見積極;如果具有豐富國際經驗的香港中國公民可以參與其中,對香港和中國大陸都有好處」(200783日)

 

「今次陳太當選,主要靠中國政府高層全力支持……陳太雖是港人,卻獲得中央全力支持,彰顯了中央唯才是用,亦擴闊了港人在國際舞台大展拳腳的空間……陳太仍然能以高票當選,顯然與她得到中國領導層全力支持有關」(2006119日)

東方

「第二位罪責難逃的,乃是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但在沙士一疫,她工作不力,最後甚至失職逃責!……香港沙士病亡慘重,陳馮富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她現在雖然轉職世衛,但絕對不能讓她一走了之,她必須為失職付出代價,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就是斷她的長糧,我們不能讓一個負有沙士罪責者,繼續享用雙重福利!」(200476日)

 

〔無相關社評〕

星島

「沙士報告對幾名參與處理沙士的人士作出點名批評,事後有關人士分別作出回應,其中最令人失望的是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 這位在報告中備受批評的前高官,從瑞士日內瓦傳真一份聲明回港,花了大部分篇幅談邊境檢疫、資訊發放、與國際社會聯繫、追蹤與病人接觸系統方面的「功 績」,對報告針對自己的批評隻字不提,並要求檢討工作勿以事後孔明之見求全責備。這種自我美化、掩飾失誤的做法,相信是絕大部分市民所不能接受的」(200476日)

 

「陳馮富珍是第一位在聯合國架構下擔任如此重要公職的中國人。她的當選,固然與中國的外交實力和拉票努力分不開,但也要視乎她本身的條件能否肩負得起這個國際性組織的大管家重任……陳太最後的面試表現也不負眾望……陳太當選是香港人的光榮,對沙士死者家屬來說,卻別有一番滋味。對港人而言,政府的處理禽流感和沙士過程中,陳太成為其中一個備受批評的『箭靶』。世衛執委會各成員國沒有以此作為陳太履歷上的污點,原因是多了從環球大局的觀點,覺得香港面對新疫症能夠由茫無頭緒至抽絲剝繭找出病毒,控制蔓延,以至沒有造成全球性的疫症災難,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控疫管理實戰經驗……無論陳太工作表現如何,若非得到國家提名,她也無從問鼎世衛總幹事之位……中央揀選了陳馮富珍,顯示她有勝於內地醫療管理人才的特點,除了是得到國際認同的控疫實戰經驗,她由求學至任職都有國際化經驗,英語交流毫無困難,本身又在世衛任職,加上她的香港背景,專業色彩濃,政治色彩淡,較容易得到各國代表的信任」(2006119日)

 

太陽報

「陳馮富珍在沙士疫潮結束之後,已急不及待離開政府,遠走瑞士日內瓦,擔任世衛高職,她以為這樣就可以逃避責任,免遭追究。其實,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無論人跑到哪G,只要是在職期間犯錯,就必須追究到底,絕對不許任何人逍遙法外。何況,陳馮富珍目前一方面享受香港人所供給的長俸,一方面優游於世外桃源,這無論是對於沙士的受害者,還是全港市民,都不公平」(200476日)

 

〔無相關社評〕

大公報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及報告,應該獲得肯定……陳馮富珍沒有及時重視廣東疫情訊息…工作表現都未能令人滿意,對未能有效控制疫情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報告書對有關官員作出批評是有理據的,官員不應視為惡意針對,而是應該虛心接納,勇於承認自己的錯失並誠意作出改正」(200476日)

 

「毫無疑問,楊永強在抗疫期間工作有不足,但重大失誤的直接責任者並不是他。立法會沙士調查報告及其他大量事實都已經顯示,當時具體負責防疫抗疫工作的官員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早在去年二月間,衛生署已經有同事向陳馮富珍提出,廣東省出現了「怪病」,建議派人到廣州去了解,馮沒有這樣做,錯失了預防的先機。其後,自穗來港飲喜酒的「源頭病人」劉教授發病入院,醫院上報衛生署,馮沒有跟進;直至多天之後,新加坡政府向港府查詢,有居民來港旅遊染上沙士,在港所住為京華酒店,馮才連夜派人去查封京華酒店九樓,而此時「京華」的沙士病人已將病毒擴散。到淘大花園E座出現大規模感染,有官員提出應封查整座大廈、居民集中隔離,但陳馮富珍卻提出『人權』問題,又說封樓會成為『國際笑柄』,遲遲才採取行動……。如果把這些重大失誤的責任通通都算到楊永強頭上,是否公平?」(2004年7月8日)

 

「陳馮富珍作為港人及特區前衛生署長,能夠獲得中央政府提名,角逐世衛總幹事這一如此重要的職位,不論最後當選與否,對港人來說都是一份極為難得的光榮和驕傲……陳馮富珍當選應有一定條件,因為她在港有直接領導抗擊禽流感和沙士的實戰經驗,與內地衛生部門也有良好的溝通合作關係,加上其醫生專業背景及中英語文能力,應是此一職位的合適人選……陳馮富珍在抗擊兩大疫情中的工作是認真和有成效的,港人也支持她參選」(2006726日)

 

「陳馮富珍的當選,最少有兩個『第一』:其一是首次有由中國提名的候選人成功通過競選出掌世界組織的最高職位;其二是首次有港人在國際架構獲得中央的提名推薦。陳馮富珍的成功當選,更在三個層面上具有重大意義,那就是:國家力量、香港人才、服務全球……可以肯定的說,同樣是陳馮富珍,甚至是比她更能幹的官員,如果不是中央支持,不但不可能在這場激烈的國際競逐中勝出,甚至早在提名或初選階段就已經給『涮』出去了,特區的影響力在國際上畢竟不能和國家的影響力相提並論……如果換了一位內地衛生官員,即使中央花同樣的力氣,是否能取得同樣的成果也可能成疑。可以說,中央的支持『投資』在陳馮富珍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效益與回報,因為陳馮富珍多年前已經開始代表香港出席各種國際會議和世衛活動,熟悉國際衛生界的「遊戲規則」,表現出卓越才能,也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係」(2006119日)

 

文匯報

「雖然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生參與抗疫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立法會應否對其進行譴責存有極大的爭議,但她在領導抗疫方面確有明顯的缺失,如未有在世衛將沙士定名後列入檢疫及防疫條例,以致未能即時行使隔離患者的權力;漠視廣東省出現疫症的情況等。這既有政策局與執行署(處)之間機制不暢的問題,也有本人警覺性不高的疏忽。雖然陳馮富珍已經離任,但有關方面應該汲取教訓,改革體制,避免再犯同類的錯誤」(2004710日)

 

「外交部發言人昨天表示,中國政府決定推薦陳馮富珍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得此殊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咸感驕傲……中央推薦陳馮富珍競選世衛總幹事,說明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進程中,香港優秀人才的地位和作用,將得到極大的重視和發揮」(2006726日)

 

「假如陳馮富珍成功當選世衛總幹事,則不僅是首次由港人出任這一級別的聯合國高官,也是全中國及全球華人的第一次。這不僅意味茪什磪i在國際公共衛生領域發揮更積極的重要作用,也可進一步提升『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形象。因此,全力幫助陳馮富珍參選,是香港義不容辭的責任……2003SARS一役,香港逾千人染病,近300人死亡。特區政府當時的抗疫部署及負責官員的工作確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但也應看到,香港對抗突如其來而又從未見過的SARS病毒,為世界抗擊SARS疫情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包括陳馮富珍在內的眾多官員,與香港市民一起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做出了應有的承擔,經歷了難得的磨練。世衛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抗擊SARS疫情的工作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這也正是世衛在SARS疫情過後,對陳馮富珍委以要職的重要原因。外界將香港經歷SARS的磨難作為陳馮富珍角逐世衛總幹事的利好因素,香港一些人沒有理由過於負面地一味對陳馮富珍作出批評」(2006731日)

 

「陳馮富珍參選世衛總幹事,既是國家大事,更是港人的光榮。可以說,陳馮富珍與港人榮辱與共。聽到她增強信心的談話,港人理應感到高興……然而,在香港社會中,卻不斷有人質問陳馮富珍在中國爆發疫情時能否做到不偏不倚,並對陳馮富珍在對抗禽流感和沙士中的表現,作出苛刻的指責。這種現象,不僅讓人感到香港有些人對國家改革開放後的發展進步太不了解,對國家推薦陳馮富珍參選世衛總幹事存有不小的誤解甚至曲解;而且使人感到有些港人既缺乏國家榮譽感,又缺乏香港榮譽感……部分香港人對陳馮富珍在對抗禽流感及沙士中的表現存有不同看法,但國際層面的評價卻不像香港有些人那麼負面,而是予以高度評價,並對她委以助理總幹事之職,主管國際傳染疫症事務。因為香港畢竟成功控制了疫情,並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外界甚至將陳馮富珍在處理禽流感及沙士方面的經歷和磨練,作為競選世衛總幹事的優勢。陳馮富珍參選世衛總幹事,不是她個人的事,而是國家的事,是香港的事。如果香港的一些人刻意不斷批評指責陳馮富珍的抗疫工作,以致影響她成功參選的機會,這對陳馮富珍是否公平?對香港、對國家,又是否公平?」(3.8.2006, A2

 

「在昨日舉行的世衛總幹事競選首輪投票中,代表中國參選的港人陳馮富珍順利進入五強,將參與最後的角逐……陳馮富珍的從容淡定,相信除了來自對自己能力的信心外,更主要的是有國家在背後運籌帷幄,有國家強大的軟實力作為後盾。陳馮富珍初戰告捷,港人與有榮焉,並期待她再接再厲,當選為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初選輕鬆勝出,主要得力於中國多年來致力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為港人的陳馮富珍能夠代表國家參加世衛總幹事的競選,只有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才有可能實現」(7.11.2006, A2

 

「陳馮富珍的當選,是中央傾力支持、港澳特區政府密切配合,以及她本人卓越表現的結果,亦顯示中國在和平崛起進程中,更加開放和自信,更加積極承擔國際事務和責任。陳馮富珍成功當選,不僅顯示了中央對港人的信任,還展示了『一國兩制』的嶄新空間……陳馮富珍本人的卓越表現,也是成功當選的重要因素。陳馮富珍醫療專業知識紮實,公共衛生管理經驗豐富,熟悉世衛工作規則,對全球衛生事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有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未來發展有系統而成熟的考慮。她的才能、品德及願為人類健康承擔重任的精神,贏得執委的支持。國際社會尤其是世衛組織,對香港處理疫情的表現予以肯定和讚賞,認為陳馮富珍以及衛生部門已盡其所能,這值得港人參考。陳馮富珍也沒有為自己辯護,只是強調應付香港疫情的經驗,對世衛工作非常有用。這種向前看的態度,值得充分肯定」(9.11.2006, A4

 

南華早報

〔無針對陳馮富珍的評語,只寄望有關SARS責任爭議盡快結束,各界汲取教訓,香港醫療體系更趨完善〕

‘With a global bird flu pandemic among the world's biggest threats, few people could be more qualified to hea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than Hong Kong's Margaret Chan Fung Fu-chun. China's nomination of our former director of health for the job is a welcome endorsement of her track record and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such risks … But she was less able to bring Sars swiftly under control and was heavily criticised by some legislato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claimed her team reacted too slowly to the first outbreak … Whatever the contentions, Dr Chan has learned much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s through her experiences and is amply qualified to use that knowledge to direct the WHO's policies and responses. With another pandemic being a matter of when, not if, she is ideally suited to competently meet such a challenge’ (26 July 2006)

 

‘Margaret Chan Fung Fu-chun's achievement in being nominated as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says much about the growing diplomatic muscle of China. Her personal attributes, especially the work she has done since joining the organisation, clearly played a part. But Beijing's strong support for Dr Chan was the crucial factor … Dr Chan's experience in combating bird flu and Sars in Hong Kong is her greatest asset. But although her professionalism caught the eye of Dr Lee, her performance during those difficult times was not flawless. Serious questions were raised about her 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The reaction in Hong Kong to her elevation is, therefore, understandably mixed’ (9 November 2006)

 

‘The WHO'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has not prevented China's candidate, Margaret Chan Fung Fu-chun, from being elected the body's new director-general this week. Her success was largely attributed to China's diplomatic prowess. Now that Dr Chan has brought glory to the nation as the first Chinese to head a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 ’ (11 November 2006)

SARS不堪回首

「 在我們的歷史視野裡,(常常)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看來,我們在回顧、總結歷史時,最需要追問的,正是長期支配我們行為的基本觀念(歷史觀、倫理觀,等等)。面對這樣的『前提』的質疑,需要的是正視的勇氣、理論的徹底性,而絕不能『遺忘』與回避。」

──錢理群(1998,「『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讀書》,第八期,)

「傳媒偏袒的不是政府建制,而是香港的某種潛在價值。」──梁啟智

透過回顧香港報章在2006年對陳馮富珍參選及獲選為世衛總幹的報道和評論,加上將之與內地報章和外國主要傳媒的相關報道、香港報章在2004對《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的評論比較,顯示了香港的傳媒對SARS的呈現,已被約化為「香港人驕傲」的故事:由當年的萬眾一心,到曾對抗疫症的陳馮富珍當選為世衛總幹事。SARS帶給的香港人的身心痛苦、香港人對醫療體制、問責制度等的不滿,已一一被掩蓋。反之,SARS被描繪成為香港人曾擊敗的對手。社會一切已回復正常,皆因經濟復甦。而且,擊敗SARS的經驗,令香港人能踏上國際舞台,比以前更成功。

因此,陳馮富珍當選為世衛總幹成為「香港人驕傲」的故事。然而,香港人之所以能成功,缺不了中央的支持。是故,國族意識,高於一切;一國的角度,取代了香港的角度。《信報》的一篇社評正好說明香港的角度如何微不足道:「至於對抗禽流感和沙士二役,中國官員雖然認為她表現出色,但『苦主』香港的民眾卻並不以為然。可是,香港的輿論對『選情』並無影響」(「你搞衛生我拉票」,118日)。香港的角度,不論在本地、內地及外國傳媒論述,沒有擔當重要的位置。本地的傳媒傾向淡化對陳馮富珍能力的質疑,營造當其當選的一致認同。因此,也不奇怪上述的《信報》社評續形容中央全力支持一名港人爭取聯合國的重要職位足以令香港受寵若驚,開展港人服務公職的新出路。透過陳馮富珍當選,突出了中央對港人的「唯才是用」。事實上,這承接了香港必須背靠祖國的主流論述。最切合的例子莫過於特首曾蔭權在2006年慶祝《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簽署三週年的「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發展論壇」中的一番話:「我想特別提出一點,CEPA簽署的時候,正是近年香港經濟陷入最困難的時刻,加上SARS疫症侵擾,令經濟雪上加霜。毫無疑問,中央政府當時給我們帶來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給市民帶來信心。飲水思源,我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再一次向中央政府致謝。現在,香港經濟已經全面復甦,勢頭強勁……」。

可見,關於SARS的集體回憶是選擇性的。在集體回憶中的SARS,所記起的是香港的眾志成城和成功,被遺忘的是SARS所帶來傷痛。社會「傾向保留愉快和歡欣的集體回憶,卻刻意將痛苦去除……受制於政治因素,加上經濟主導,香港社會不願,也不敢對苦難有太多集體回憶」(龔立人,2008)。因此,由內地來港的劉教授──香港SARS疫症的源頭──所下榻的京華酒店911號房,已不復存在。京華酒店的原址已成為九龍維景酒店──一所沒有911號房的酒店。建立官方SARS紀念碑,已沒有人再談起。只有東華三院所立的「抗治非典型肺炎紀念碑」,默默座落在廣華醫院(劉教授病逝前所住的醫院)後方、東華三院文物館的庭院。同樣,「當年發生在淘大花園的片段仍歷歷在目。那年,一個又一個家庭在疏散的情景叫人心中很難過。可是,當SARS過去,淘大花園重新被打造成消費商場,一浪接一浪的慶祝活動,為要回復昔日歡笑面貎。這是無可厚非。可歌舞昇平過後,應當紀念當的苦難者。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只看見自己是幸運兒,沒有被感染。再加上樓價的考慮,壓根兒沒想過要在淘大花園立碑紀念事件和苦難者。一個痛苦的回憶被淡化,苦難者的故事也在消費間消失」(龔立人,2008)。

被集體遺忘的,不單是SARS的痛苦。在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令全球20%的人口受到感染。在疫症爆發的首25個星期內,流感奪去了2,500百萬人的生命。在美國,大約有28%的人口感染,50萬人死亡。Alfred W. Crosby 2003)在他的著作《被美國遺忘的疫症:1918年的流感》(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卻指出,美國在流感過後沒曾有過深刻的反思(第311頁)。事實上,美國人鮮有注意到或被喚起關於這一場疫症的歷史。回顧歷史書、雜誌、報章、關於第一次大戰的回憶等等,幾乎沒有提及這場疫症。然而,假如翻看當年美國人所寫的日記、書信,或與曾經歷流感的人們傾談,便會發覺當年疫症為美國人的生活帶大很大的影響、美國人其實對疫症充滿恐懼。因此,Grosby認為在集體的層面上,西班牙流感所帶來的影響很有限。它沒曾令美國的建制,包括政府、軍隊、教育機構等帶來重大改變( ‘One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 the level of collectivities – the Spanish flu had little impact.  It did not spur grea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rocedures of governments, armies, corporations, or universities’)。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西班型流感的影響是深遠的(‘Spanish influenza had a permanent influence not on the collectivities but on the atoms of human society – individuals’)(第322-3頁)。

因此,儘然SARS的傷痛在集體回憶中被刻意抹去,但經歷過SARS的人們不會忘記帶口罩、洗手洗手、以1:99稀釋漂白水清潔、擔心患病、甚至失去親友等的回憶。然而,「苦難……不會因刻意遺忘而消失,它只是被私人化和邊緣化。私人化就是苦難是個人的事,與社會無關」(龔立人,2008)。在集體回憶中忘記痛苦,也就是遺棄了受苦者、被邊緣化的人。我們的社會也讓反思和改進現有的制度、生活方式等的機會白白溜走了。

因此,當23月流感個案似乎不斷在上升之時,人們的關注點也只限於緊急的措施:是否停課?應否打流感針?藥店還有沒有口罩和漂白水出售?屋苑管理是否加強屋苑清潔?只是,到了今天流感又不再是傳媒關注的重點。人們對此也已似乎淡忘了。


[1]此文乃有關研究項目的初步成果,尚待修正和改進,故未經筆者同意,請勿引用。

[2]筆者特此嗚謝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馬樹人教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陳順馨博士、周俊霖、黃宇軒、張景恆及梁智仁為此研究項目提供的種種意見、協助和支持。

[3]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的報告可於http://www.sars-expertcom.gov.hk/tc_chi/reports/reports.html下載。

[4]醫院管理局的報告可於http://www.ha.org.hk/hesd/nsapi/?MIval=ha_view_content&c_id=123841&hesd_lang=C下載。

[5]《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可於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sc/sc_sars/reports/sars_rpt.htm下載。

[6]香港西醫工會的供詞可於http://www.sars-expertcom.gov.hk/english/reports/submissions/files/034e.pdf下載。

[7]鍾尚志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和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供詞分別可於http://www.sars-expertcom.gov.hk/english/reports/submissions/files/02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sc/sc_sars/reports/tra/040131e.pdf下載。

[8]更詳細的相關社評例子可見下表四。


引用文獻:

中文部份
『政治』猛於沙士,楊永強難抵禦」(2004年7月8日)。《大公報》,第A2頁。

SARS病人家屬百感交集」(2006年11月9日)。《明報》,第A5頁。

SARS爆發初期醫護染病不肯入院 鍾尚志促檢疫陳太『聽唔入耳』」(2004年2月1日)。《明報》,第A8頁。

「一個讓人放不下心的世衛總幹事」(2006年11月9日)。《蘋果日報》,第A8頁。

「引咎辭職,鞠躬謝罪,以慰英靈」(2004年7月6日)。《東方日報》,第A31頁。

「立會通過譴責陳馮富珍」(2004年7月10日)。《明報》,第A2頁。

「因緣際會獲重任,不怕道遠憑專業」(2006年11月9日)。《星島日報》,第A5頁。

「有獎有罰懲處犯錯人士」(2004年7月6日)。《星島日報》,第A6頁。

「你搞衛生我拉票,港人參政新出路」(2006年11月8日)。《信報》,第2頁。

「吸取教訓加強問責健全體系」(2004年7月6日)。《大公報》,第A2頁。

「爭拗應適可而止讓醫護重新上路」(2004年7月10日)。《明報》,第A2頁。

「非犯『嚴重過失』民意無強烈要求,港府受壓仍力撐楊永強調職」(2004年7月7日)。《成報》,第A5頁。

「國家力量,香港人才,服務全球」(2006年11月9日)。《大公報》,第A2頁。

「陳太當選誠可喜,幹出成績更珍貴」(2006年11月9日)。《明報》,第A4頁。

「陳馮富珍初選告捷鼓舞港人」(2006年11月7日)。《文匯報》,第A2頁。

「陳馮富珍逐鹿世衛中港雙贏」(2006年8月3日)。《明報》,第A4頁。

「港人首獲中央提名世衛要職」(2006年7月26日)。《大公報》,第A2頁。

「愛兒沒做錯 為何要死」(2004年7月6日)。《香港經濟日報》,第A22頁。

「楊永強請辭有助確立問責精神」(2004年7月6日)。《明報》,第A4頁。

「楊永強犧牲小我有助完善問責制」(2004年7月8日)。《明報》,第A3頁。

「滿意調查報告堅持追究責任,遺屬誓要楊永強下台」(2004年7月6日)。《成報》,第A3頁。

「醫療組織促楊辭職」(2004年7月7日)。《明報》,第A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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