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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權力逆轉 —— 性工作者分享座談會

胡世君

雖然我並非首次參與性工作者分享座談會,但這次感覺有點不一樣,也讓我體會到傅柯(Foucault)所說,「權力」從來不是牢固不定,它可以流動,而且沒有一方擁有絕對壓倒性優勢。而每當權力出現,與之抗衡的阻力便油然而生。

那天,「紫藤」和「姐姐仔會」的3名代表到達某學校,就「性工作者」議題與80名學生進行分享。讀者對於「紫藤」或早有所聞,它是一間由社會工作者、婦女研究員、勞工工作者等組成的關注性工作者組織,已為爭取性工作者權益打拼了十年光景。而「姐姐仔會」則是本年度才正式成立的女性性工作者助自團體,屬本港首個同類型組織。為著讓更多人明白性工作者也只是一份「正當職業」,她們經常走訪不同團體進行宣傳教育,這次目的地便是一所大專院校。

我說是次座談會有點不同,主要是因為同學的發問重點由過往好/獵奇的角度,轉向為性工作「道德」與否的討論。他/她們從前總愛問「每一次收費多少?」、「有否遇過『變態』客人?」、「你的兒子知道你幹這種事嗎?」……問題大同小異,而他/她們也較少提出批判性的觀點和提問。然而這次,他/她們總算做到了。 (儘管那仍然片面)。事後不少學生反映,講者跟聽者之間甚至有點短兵相接的「辯論」況味。

常說性工作者受到主流社會/論述壓迫(如警方、議員、良家婦女、惡客),她們擁有權力不多,故需要透過爭取法律改革和去污名化等過程,讓「姐姐仔」獲得公平待遇,安心做好工作。儘管改變社會並非朝夕之事,但示威遊行、到校分享等行動,起碼能替她們「充權」(Empowered),使她們更有信心地走在人前。進入學校不單止為教育年青人,也是她們獲取權力的手段。而在這次聚會中,我目擊了她們如何把權力逆轉,借用既得利益者傳遞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教化場域,成功挑戰了壓迫/被壓迫者二元關係,這正正跟傅柯之說不謀而合。

本來學生跟性工作者的權力關係理應是一面倒的﹕人多勢眾/勢孤力弱、高學歷/低學歷、擁有知識/學識不多、未來人材/從事「不道德」行業……但當性工作者以「嘉賓」身份登上演講台,她便從身份低微的一群,躍升為「有識之士」 —— 知識來源於被污名化的職業、不能曝光的身份、不值一提的工作過程、受盡歧視的辛酸經歷……學生們更要遵守由性工作者所定立的「遊戲規則」﹕先舉手,後發問,而回答的次序及向度均由性工作者決定。傅柯認為權力不是純粹壓逼性(Repressive)的,它也有其建設性,可以產生知識和論述。此時此刻,性工作者利用受到壓逼的經驗作為武器,在學校之內顛覆了既存權力關係,就像在大聲宣讀聲明  —— 若你這認為當性工作者是一個問題,那只是你的偏見,你對世情太不理解。我現在便教導你何謂對錯,你給我聽清聽楚。

性工作者在學校這場域獲取了說話主導權,在演講廳內教導學生那套老師不會教授的論述。

及後同學從「道德」角度發問﹕「你會否認為這跟『道德』有所抵觸?」紫藤的社工回應﹕「那你認為甚麼是道德?」、「道德這個字包含的意思這麼多,你指甚麼?」、「聖經內那一句說當性工作者不道德?」、「女子無才便是德,(難道)所有在場所的女同學都不道德」……事後同學告訴我,他/她們本想回應,但在剎那之間卻又進退失據,只覺瞪瞠結舌。何謂「道德」,彷彿眾人皆知一目了然。可是當強而有力的主流說法步步進逼,社工卻來個借力打力,憑藉堂而皇之的「道德」去反對那種(看似)「絕對」的道德觀。性工作者受到壓逼,令紫藤一類機構出現,而備受壓逼的社群又試圖在種種大話語(Grand Narrative)中找尋另類可能性。社工雖受過相關訓練,但她所持的觀點也是來自性工作者(或所有受到壓逼的階級)在受壓之時所產生出來的另類論述與知識。這回應了傅柯所說,權力的壓逼性會產生新的論述,受到壓逼的人可用此來還以顏色。

一星期之後,同一所學25名學生與姐姐仔會另一代表交流,那性工作者自我介紹﹕「我叫XXX,是一名性工作者……」她把「性工作者」四字說得清楚俐落,也許在她眼中,性工作者與社會工作者根本沒有高下之分。同學們於交流之後,均異口同聲地認為:「你很像社工……」。

性工作者,原來也可以很有權力。


考資料:
紫藤,http://www.ziteng.org.hk/

Jagose, Annamarie (1996). Queer. In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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