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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奇里斯馬」走失了嗎?

賴家瑩

適逢黃金三月,眼下不少文化研究畢業同學沒有工的找工,有工的跳槽,跳槽的又發牢騷,對新工舊工似乎都不甚適應;有的,甚至覺得以往所學無用武之地,十分錢只換來一分貨,心有不甘。數數指頭,畢業快一年了,期間也討過兩三份差事。對文化研究畢業同學進入建制後那龐大的落差感,鬱悶之餘,也有點激蕩。

曖昧的革命
最近和文化研究畢業同學聚首,談起工作,無不滿臉愁容或語帶無奈,少有眉飛色舞之態。話,沒錯,是滔滔不絕,但內容,不是同事間挖苦批評,就是老闆的惡貫滿盁。回想剛過去不久的大學時光,我們白天在長桌討論傅柯四處游走的權力關係與知識網絡;傍晚初識薩依德而為他那對時代的尖銳批判動容;晚上跟德希達一起自我放逐,曖昧嬉戲;三更半夜直落狂煲《精裝追女仔》、《買兇拍人》與《標殺令》,還可以放聲論辯爛片的美學,推敲導演如何在既定成規中,發揮令人意料之外的點點創意。說了甚麼,當下已幾乎忘記,可是我們卻清楚記得我們的「奇里斯馬」(或者是馬,或者 Charisma)。

我們的「奇里斯馬」很難捉緊,不羈難馴,可是也因為這種游移不定的性格,特別好玩。他們社會面向廣,不會被特定權力鐵籠鎖死,反而透過靈敏的跳躍保持自己的邊緣性。他們有的,從中大建制走出來,「劈炮唔撈」再闖江湖;有的,由火紅年代金禧、艇戶到今天的保育運動,激情依舊;有的,叫我們摒棄一切先驗結論,向兒童學習;也有媒體戰士與街頭藝人,靠革新公共空間「搵飯食」。多年過去,「奇里斯馬」依然不減激情,未因時間而變得世故。三年來,我們也習慣了「奇里斯馬」這種解釋不來的速度力量,對世界有種革命性的想像。

由激情、煽情到無情
可是,甫踏入社會不到一年,激情變得煽情,尖銳論辯也變成尖酸詭辯。我們似乎再找不著「奇里斯馬」。社會革命顯得不切實際,玄之又玄;取而代之的,是漂亮得體,但內容空洞的公關技巧。

曾聽過一位從事教育的文化研究畢業同學說過,他在會議上表達意見時,最後一句,必須清楚地詢問其他與會者:「我的意見有沒有清楚地傳達給你們?」也曾聽一位加入了行政行列的同學說,工作時,他要常常守住他的「底線」──這「底線」不是別的,正是公司的既有規矩,牢不可破。做秘書的同學曾一而再地重申老闆要求她說話「簡而精」,問題最好吞回肚子裡。從事顧客服務業的同學更覺得自己是一枚「異化」了的「螺絲」,對公司運作過程一無所知。再以我從事圖書出版的經驗為例,「採購」新書計劃、「管理」作者、設計師、製版、印廠各方的進度、「驗收」不同階段的項目成果等,都是不時在空氣中爆破的話語。

改變游移不是罪
也許,我們對社會曾有種近乎虛妄的期待,所以對框架病態地敏感,總想把它移走;移不動便很易感到沮喪,覺得社會不如自己預期般熟悉。因為陌生,所以我們動不動便向社會問問題,向老闆問問題── 一如我們的「奇里斯馬」在課堂上對我們作童稚式的提問之餘,也容許我們對「常理」一問再問。於是,我們大膽地向社會問問題,而這些問題,很多時會被當作「蠢問題」或者「挑釁」。箇中原因,是我們習慣以文化研究的語言來表達觀點,而忽略了以個別群體的語言(譬如管理學)來陳述自己觀點的重要性。那,既然框架移不動,為何不自己四處走動?

在這游走在學科邊緣的三年,文化研究交得最足的貨,或者是驅使我們敢於改變──正如我們不怕策騎跳脫的奇里斯馬」──不論在教育改革、裸照風波還是西藏起義的日子。

早該醒悟了。醒完就要笑。放棄政治潔癖,玩玩角色扮演,模仿個別群體的話語模式,把疏離說破,可以不是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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