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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二樓書店研究 ─“邊度有書”的經營及其生產的文化意義

朱焯信
2006年5月

 

研究背景

隨着賭業開放,受惠於內地自由行政策,近年澳門經濟急速發展,政府稅收年年增加,失業率持續偏低,一派繁榮景象。經濟持續增長帶動價格上揚,首當其衝的是物價持續上升,房地產更被國內、與香港等外來投資者熱烈炒賣,短短兩三年間樓價升幅平均逾兩倍甚至以上,而為於黃金地段、人流集中的購物區,舖位價格更升幅達五至八倍,特別是位於市中心的議事亭前地(俗稱噴水池),兩年前一間舊店,在經濟低迷時約一百多萬澳門幣(下同)樓價升至現時的近千萬市價,升幅不可畏不驚人。

遊人熙來攘往的噴水池,佈滿大集團連鎖式化粧品、衣服、運動用品商舖與食肆,面積三、四十平方米的臨街舖位,月租最少要三、四萬元;而位置較佳及面積約二、三百平方米的舖位,月租最少要十萬元以上。在此黃金地段,本地唯一的二樓書店“邊度有書”卻選擇在此經營,是充滿優勢,還是困難重重?加上本地閱讀風氣不盛,小書店如何在大型書店、書展與及鄰近國內眾多的大型書城的競爭中存活?“邊度有書”開業接近三年,過去多年裡,書店作了多番嘗試,不少更是本地重未嘗試過的創舉,包括將書店用於劇場演出、通宵舉辦書展,與及各種不同類型配合閱讀推廣的講座、放映等活動,打破本地書店一向給人呆板沉悶的形象,於本地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本文將試從訪談與觀察的形式,去研究本地此間二樓書店於澳門這特殊的生存空間中如何去實踐其經營理念,及在發展過程中於本地生產的文化意義。

研究流程

一、 確定研究方向
二、 蒐集相關資料
三、 擬定研究架構
四、 設定研究問題
五、 擬定觀察重點、訪談內容
六、 實地考察
七、 資料分析
八、 結論

研究架構

  • 以訪問形式分別向書店負責人、職員,本地圖書館業界、出版界代表等了解本地閱讀風氣與書店的發展空間。

  • 透過不同時段以觀察形式,分析書店的特色與顧客的特點及使用書店的行為模式。

  • 輔以訪談,訪問書店的顧客,以了解他們的閱讀習慣與使用書店的行為模式。

  • 分析過往有關“邊度有書”的報導、專訪及其他專欄文章。

 

訪談對象與人數

是次研究成功訪談了書店的負責人及一名全職及一名兼職店員,在現場觀察過程中亦訪問了八位顧客,與及預約訪問了本地文化界三位較重要的人士,包括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澳門日報副刊編輯及澳門筆會副理事長。以及分析了過往有關“邊度有書”的報導及專欄文章等。由於是次研究時間短促,故此訪問人數較小,可能為研究分析帶來局限。

(一)二樓書店的出現
二樓書店一詞沿於香港,據資料記載第一間於香港出現的二樓書店為一九七三年開業的“阿虫書店”(傳達出版有限公司)
[1] ,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市民對閱讀需求亦有所增加,加上九十年代香港經濟低迷,租金下調而促使二樓書店的發展,而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有:“洪葉”、“樂文”、“田園”、“榆林”、“曙光”、“青文”等,還有近年漸露頭角的“阿麥書房”、“書得起”、“尚書堂”等,除此以外,還有其他二樓書店如“國風堂”、“牛棚”、“3boxes;11行”等。由於香港經濟近年持續向好,租金隨之而上升,這些二樓書店很多已被逼“更上一層樓”,搬到三樓、四樓……甚至有八樓、十一樓等;有些更被迫結業,如經營了超過八年的“洪葉”。

與香港情況稍有不同,澳門二樓的商業營運並不發達,一般二樓或以上的商店均只會出現於樓高數層的商塲或連鎖式店舖,而當中以一些地下與閣樓相連的舖位居多,就以全澳門最暢旺,人流最集中的噴水池一帶(包括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白馬行),也只有數間店舖獨立設於二樓,其他區份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可以說,至現時為止,上樓梯到二樓消費的習慣於澳門尚未形成。

澳門第一間出現的二樓書店,是位於市中心旺區“賣草地”裕興隆商塲二樓的“文采書店”,此書店最初只是於商塲內租用其中位於二樓的舖位,而非獨立開設於二樓的書店,及後經營多年至商場因經營不善而倒閉,商舖被分拆才形成現時 書店獨立開設於二樓的模式。但嚴格來說,“文采書店”此開設於二樓的書店與現時一般稱作“二樓書店”的路線很不相同。“二樓書店”最初的出現確實是指開在沿街的二樓商住兩用單位,特色是面積較細小,店員也小,書種不多,一般會以較為鮮明的選書風格作為書店的營業路向,如文、史、哲或社會科學等,與其他較大型的書局強調的種類齊全,包括雜誌、教科書與文具等經營路線有着顯著的分別。而“文采書店”所走的路線則明顯為種類齊全的大型書店,只不過其選址於一大商場的二樓空間而矣,此情況與本地另一間老牌大型書店“文化廣場”開設於商場的地庫一樣,兩者均有租金上的考慮。故此,嚴格來說,若以上述對二樓書店的定義而言,本地真正出現的第一間二樓書店,應該是零三年底於於噴水池開業的“邊度有書”。

(二)二樓書店生存空間的形成背景

 澳門自一九九九年回歸後,政治相對穩定,隨著賭權開放成功吸引外資,以及受惠於國內的自由行政策,使澳門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狀況亦得到很大改善。從訪問中不難發現,由於本地市民的經濟情況較前理想及整體社會上對知識追求的提升,使本地不少市民對圖書也較以前有較大的需求,當中包括質與量(質素與不同種類)。可是本地的各大小書店,近年卻鮮有積極發展,當中包括選書種類、質素、空間佈置、讀者服務等,至今還有不少書店仍未能以電腦系統查書,更未能提供空間讓人坐下“打書釘”,至使本地市民轉而往鄰近地區,包括國內廣州、深圳、珠海的書城,或香港以至台灣的書店等採購各類華文圖書,而本地一向近乎絕跡的外文圖書,則只可於幾個規模較大的網站上訂購。

澳門閱讀風氣不濃,不要說與台灣比較,就算與香港相比亦相去甚遠,澳門的大書店不少,如“文化廣場”、“星光書店”等經營多年的“老字號”,還有近年發展迅速的“一書齋”、“宏達圖書中心”及專賣國內簡體字書籍的“新華書店”等,但這些書店一般是賣利潤較高的文具、中小學教材、工具書,其次是悠閒讀物,顯眼處擺滿所謂暢銷書。當中又以那些辦公室攻略、炒賣投機、烹調美食、化粧禮儀與愛情小說等最受關注。多名受訪者均表示本地的大書店過去多年發展太保守,未能滿足讀者所需之餘,書種亦未能有效拓闊本地市民眼光,而且這些書店太類同,經營方向分別不大,完全未能追上鄰近地區的書店發展。

賣書本來就是一門利薄的生意,故此本地不少書店均以出售文具與教科書來作為書店經營的主要路線。此外,受惠於本地政府保障本地企業的法例,所有政府公物採購必須以本地註冊經營公司為主,除非特殊情況如一些專業技術或本地未有代理的產品才可引用其他的法例作採購。故此,本地主要的圖書館機構,包括由政府管理的“澳門中央圖書館”及“黃營均社區圖書館” 兩大公共圖書館系統,與及政府監察運作的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理工學院圖書館”、“科技大學圖書館”等,均必須嚴從政府的採購法律,進行圖書採購,故此,以上各個圖書館機構每年用於採購圖書的接近一千五百萬澳門元經[2],大部分被本地書店瓜分。從以上情況可見,於本地經營書店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為政府採購,其次為文具、教科書,最後才是門市,有鑒於此,門市所出售的圖書實質更似“花瓶”,用以裝飾門面居多。特別是圖書的時效性,往往相差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新書上架也變成舊書,經營手法主動性不足,讀者服務欠奉,長期營運墨守成規,為人詬病。加上近年各大書店均以配合政府推動閱讀的政策為口號,藉機舉辦各種各樣的“書香文化節”、“兩岸四地”等不同主題的大型書展,從報導中不難發現這些以折扣招來,以圖書雜貨攤形式開展的大型書展越來越受一般市民歡迎,並為書店帶來不俗的利潤。無容諱言,本地的書展只是提供折扣優惠的大型雜貨書攤,書本質素不高,多不能滿足愛書人的要求,極其量只能吸引一些湊熱鬧的市民,此為不少受訪者的觀感。

以上種種,是否已經能解釋本地書店近年不積極發展的原因?與其他鄰近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香港以至國內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的書店與大型書城相比,本地的書店發展相形見拙,在始消彼長的情況下,漸漸形成一群對圖書質量有要求的讀者,他們未必會滿足於書展的折扣,而是會有他們閱讀的喜好,並具其個人買書的習慣。而隨着社會發展,這批讀者的數量只會有增無減。在這樣的環境下,間接開拓了本地二樓書店的生存空間。

(三)“邊度有書”的經營理念與特色

在前文提及的大環境下,二樓書店的經營特色成了其與大書店競爭的唯一手段,從與書店負責人之一的李銳俊(Jane)的訪談中,不難發現此間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的細小店舖以及出奇地小的人手如何能產出如此強的生命力,一切均與其經營書店的理念與所營造的特色有關。而影響至深的相信是與四位合夥人各自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邊度有書”開業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五日,十月五日為葡國著名推翻帝制的革命紀念日,澳門的沙梨頭區及離島路環亦有兩條以“十月初五”命名的街道以茲紀念。“邊度有書”中文名稱語帶相關,作為動詞是一句疑問句,更是當時一種對社會的反諷,代表了一部分市民“究竟邊度有我們須要的書?”的心聲,其葡、英名稱Pinto Livros / Pin – to Book中的Pin – to為葡國其中一個較為常見的姓氏,如葡國國家足球隊前峰祖、邊度(José Pinto、一般傳媒喜用“賓度”)及本地著名三級方程式車手賓度的姓氏均為Pinto。被葡國殖民管治多年的澳門,Pinto此名詞於澳門亦很常見。除此書店亦以名字諧音來作為宣傳用語,如通往書店的樓梯便掛着一塊大文字牌,醒目地寫著:“只要閱讀,澳門邊度有‘輸’”。

“邊度有書”的誕生,源於三年多前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因大家都對閱讀有所追求,同時最重要的是大家均有一份不計較收獲而去為澳門服務的熱忱,眼看當時本地書店業的發

展情況,四位合夥人逐決定合資經營一間有特色的書店。在當時的環境,也有一點點革命的況味。這四位合夥人有著不同的背景,但都與本地文化事業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期望透過他們的專業,使書店經營變得更具文化氣息。這三男一女的組合包括本地藝團“石頭公社”的創辦人之一Jane,她已為兩女之母,在經營書店之餘,亦要同時兼顧家庭及其醉心的編舞工作與藝術教育推廣,Jane憑著其多年演出與藝術行政工作的經驗,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網絡”,其多年來一直捍衛的文化創作自由與感言的形象,加上其本身喜愛閱讀、寫作及對創作的濃厚興趣,使她成為書店經營的中堅份子。而另一位合顆人吳子嬰(Anson)為旅居台灣的澳門人,他憑值過往多年於台灣“誠品書店”的工作經驗,將過往工作上的所得與個人的理想結合,發揮於書店的營運之中。Anson於“誠品”工作的四年,分別擔任過兩年門市與兩年採購的工作,累積到一定的經驗、人脈關係與“門路”,此方面對書店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及影響,以書種來源為例,現時書店出售的台版書約佔七成,甚餘三成分別為國內版及其他圖書,除了圖書以外,“邊度有書”另一較為出名的地方是其出售的“另類CD”,此方面與Anson於“誠品”的音樂採購經驗有很大關係。Anson自“邊度有書”開業後,已脫離了“誠品”而於台灣獨立開創自己的Label(品牌),代理自己喜歡的書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感覺上雖然很小眾,但在多元發展的社會中,Anson個人獨到的品味總找到不少知音。港澳不少著名另類音樂會,如蒙古的烏仁娜、台灣的交工樂隊、日本的地下音樂教父灰野敬二等的演出,均是由Anson公司過去多年所籌劃的。現時Anson仍主要生活於台灣,對“邊度有書”的CD、台灣書採購與了解台灣出版市場情況作出很大貢獻,由於其對台灣出版業界的了解,對“邊度”的台版書品牌建立,如代理台灣“五觀出版社”一系列博物館管理與文化行政等書籍較其他書店更具優勢。另一位合夥人李立勝(Mick)為本地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因長年工作與個人興趣關係,很希望轉於書店方面為往後長期發展,後因個人信仰等原因,而轉往香港修讀神學,Mick現時雖然沒有實質參與書店工作,但其對書店的熱忱與對本地文化發展的關懷,特別是書店籌設期間至開業初期,均有賴Mick多年於社會上的經驗與對文化的深度見解。而最後一位合夥人Kent,他本身為本地著名平面設計師,同時參與各方面藝術創作,於視覺元素應用方面有很強的觸覺,加上其長期對設計、建築與藝術的關注,使書店於此方面的撰書方向有頗佳的風格與品味。Kent於四人中視藝經驗較豐富,故此於書店選址上給予很多寶貴的意見,及至後期如何將四人的理念,落實到平面設計、空間佈局、室內佈置、燈光等方面,具體地把書店希望帶給顧客的感覺完整地呈現出來。Kent由於個人原因於書店開業後已退出,專心從事創作工作,但現時偶爾亦有為書店提供意見及建議。

沿於一份對書店發展的熱誠,四位合夥人逐開始四出找尋資料、籌備相關工作近半年,而在籌備過程中,有兩件頗有趣的事情讓他們確信開書店不只是一時衝動。由於沒有經營書店的實際操作經驗,幾位合夥人專程拜訪本地的各間書店,以了解他們的運作與市場狀況,與及建立合作關係,期望日後能彼此合作,共同開發不同市場;另一方面希望做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但所謂同行如敵國,“邊度”意外地獲得本地書店“老大哥”“文化廣場”的幫忙,還教導他們如何入貨及營運,對“邊度”的籌設有很大幫助。但“凡事有兩面”,“邊度”跟“文化廣場”學師期間,同時亦看到現時本地書店經營手法與視野的不足,此方面更穩固了“邊度”的經營理念與發展方向的信心,及書店於市場上的定位,如何針對現存書店的缺點,特別注重環境、氣氛與及讀者服務,這些都成為了其後“邊度”的經營特點。

另一有趣之處是選址,初時一班合夥人四出找地方,在未完全形成商營書店的念頭之前,曾有想過向政府申請地方以團體形式辦店的構思,主因還是希望本地的閱讀風氣能得以提升。但可惜政府的官僚,再一次迫使本地有心人對政府的心灰。“官逼民反,民豈能不反”,在找舖的過程中,亦有看過其他較大的地舖及不同地區的舖位,最後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找到現時這個位於鬧市中心的二樓舖,全因為“合眼緣”及租金相宜。從上文的分析,所謂黃金地段對“邊度”的影響有限,因一般遊客也不會光顧“邊度”,而是借用洗手間居多。但“邊度有書” 位於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優勢,實質上方便了市民及外來者使用及尋找書店。澳門日報副刊編輯湯梅笑直言:“書店被多所連鎖式集團如McDonald's, SaSa, Bosinni, Starbucks, Giordano等物質主義強烈的店舖包圍下,‘邊度有書’的存在對城市更產生出另一種特殊的文化意義。”

綜觀四位合夥人的背景,“邊度有書”的經營風格、發展路線所形成的脈胳非常明顯。書店的空間佈置上強調舒適感,兩扇臨街的舊式大窗給人開揚、清几明淨的感覺,臨窗的植物綠意盎然,店內設有數張圓枱與座椅,還有免費咖啡、水供讀者隨意享用,形成一種感覺較為自由及生活化的氣息,店內除了書架、雜誌架與CD架外,只有數張掛畫,其中最突出的當然是縣掛多年近門處一幅高高在上以Andy Warhol手法繪製的“毛主席”像海報,此外牆上還有數張本地攝影師李銳奮的黑白相片。加上店主精選的另類音樂、室內柔和的光線,營造Jane口中所說希望帶給讀者的文化的氣息、一間有氣質的書店。氣質不只外表,更重內涵,書店經營書種的路線以文學、哲學、歷史、性別、藝術、童書為主,當中亦有推介本地出版的專架包括“邊度有書”的出版物。排架分類為:社會人文、文學、澳門、生活風格、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建築及空間、兒童書及繪本,配合為數不多的DVD推介及另類CD。從以上大類中亦不難發現書店選書的細緻,曾聽說店內每本書都經店員翻閱,全店的書更像個人精緻品味的推薦多於盲目跟隨市場主導。而在眾多圖書當中,上文提及台灣“五觀出版社”的圖書特別受歡近,除了本地有一定支持者外,亦有不少香港與及國內的客人專程前來選購相關藝術叢書;更甚者,書店的訂單亦有來自包括國內北京、上海、重慶與廣州的博物館,據聞訂單數量更不少,澳門於國內與台灣之間的中轉角色,除了體現於機場的客貨運量外,更體現於文化事業之上,亦正因如此,書店日後亦有意加強此方面書籍的推廣,包括策劃不同類型的講座及店內小型書展。

正如“邊度有書”的網站標語:“有書的日子,希望時間過得慢一點,再慢一點…”及“閱讀、聆聽、慢生活”均貫徹始終書店強調的是悠閒,因社會發展與城市變化太快,城市人的生活也越來越急速。工作時間越長,休息與陪伴家人朋友或自我放鬆的時間越小,書店希望透過有限的空間去讓讀者能“慢”下來,就算是不買書,都希望書店的環境、氣氛能吸引讀者留下來,此點亦為“邊度”與其他書店最大的分別所在。從店員的訪談與現場觀察中得知,真的有不少讀者喜歡在書店“閒坐”看書,很多人也可以一看個多兩個小時,更甚者有讀者自備圖書於書店內閱讀,使書店同時發揮圖書館的功能(並提供更好的讀者服務)。書店同時設有會員制度,為會員提供折扣優惠與及增添收發文化活動訊息的渠道,除了每月三至四次的新書及活動推介外,書店更會協助轉寄其他藝文訊息,形成書店作為文化訊息發佈與交流的重要場所。早前書店曾透過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分析與書店的假設完全脗合,大部分會員讀者均認同書店所走的風格與經營路線。

(四)“邊度有書”的營運狀況及未來發展

認同歸認同,辦書店首要能決的問題是生存,以“邊度有書”的經營特色與優勢,又是否一片光明?

訪談中Jane坦言並不是如此理想,雖然有些書的銷量較佳,但某些書種,特別是文學,因“邊度”不賣流行文學的關係,此方面的銷路並未如理想,現時書店選文學書也會較前審慎,盡量以較為“穩陣”的方向,同時數量亦會相對地減少。除此,兒童書不論是一般故事書與近年十分流行的繪本暫時亦未有很大的銷路,此兩方面的書種日後還須多作推廣去開發市場。雖然有些書種銷情不太理想,但也會堅持初訂的方向,不會選一些“大路”的流行文學如“哈利波特”等,書店過往亦試過有一兩部“亦舒”的作品,立刻被讀者投訴影響書店的風格,故此,書店一直堅持的選書路線實際上也算是頗為深入民心的。但澳門筆會副理事長黃文輝強調:“書店要建立一種讀者對書店長期依賴的感覺,知道書店能提供他們所須,而不用像去書展那樣碰運氣。”他坦言:“‘邊度’選書還在摸索期,須要時間捉緊書店的針對目標。”無疑,書店要建立讓人足以自豪的品格、氣質及自信,也許不是靠平均所得,而是更多的優質選書。而書應該隨其內容“價值”而非單純從“銷路”來決定上架的量與時間,“邊度有書”對此方向仍可算是十分清晰。

“邊度”堅持不賣利潤較高的流行文學與教科書,換來的是會員人數的不斷上升,開業至今會員人數已達八百多人,以澳門只得四十多萬人口中一間走小眾口味的小型書店而言,已算是不錯的“功績”,但可惜會員數量上升不一定與購買力成正比,否則若八百會員每月光顧一百元圖書肯定是個不錯的數值!可幸是這些會員多較為忠心,例如會透過書店的訂書服務去買書,一些香港來的會員會專程到書店“掃貨”,大量買入國內版的雜誌(不論新舊);而台灣有一會員每次來澳均會買本地博物館展覽的畫冊與本地作家的作品,而國內的會員除了對台灣“五觀”的藝術書情有獨鍾外,更喜愛搜購台灣的《誠品好讀》等雜誌。

與本地其他書店一樣,“邊度”亦會參與競投政府採購圖書雜誌的供應。而現時以“邊度”的營業狀況,來自政府投標的營利與門市的營利差不多是各佔一半。面對這種現狀,書店的方向是希望可以逐步提升店面的營利,將比例慢慢地變成六比四、七比三……。始終競投政府採購書單很被動,特別是政府圖書館採購大量流行文學、通俗小說、八卦雜誌、漫畫等,作為營商考慮,不得不去盡量滿足圖書館書單的採購須求,但同時卻與書店的經營方向格格不入。據了解,現時“澳門中央圖書館”的採購系統較其他圖書館優勝,最低限度能接受書店的推薦書目,在政府官僚架購以內算是較為開放的做法。“邊度”希望日後能逐步影響政府的採購,最低限度多接納“邊度”提出那些相對比較“另類”的圖書。礙於人手關係,“邊度”其實一直希望能主動接觸學校的圖書館,因其相信只有在基層方面下手,才能有望改變社會。誠然,求學階段的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階段若除了課本,而沒有接觸其他讀物,將來長大後也很難期望他們對閱讀產生興趣,更不用說“邊度”一直推崇的那些優質圖書。未來書店除了兒童書以外,還會加強多些外國圖書,特別是設計與藝術方面,此為經過過去兩年多觀察後的決定,相信能被市場接受。

(五)“邊度有書”的店員

“邊度有書”現時除Jane一負責人外,主要有一名全職員工及兩名兼職員工,“邊度”從一開始時以很強調店員的參與,對聘請店員有很高的期望,所聘請的店員必須積極主動,對書本有認識及興趣,同時亦須要有個人的想法,因為書店早已預設顧客與店員會有很多接觸的機會,這是因應書店的個性而成,故此店員應該有自己對書的看法與態度。而於店務上亦可給予書店意見,如選書、排架等,因店員的喜好,或他們身邊朋友的喜好與對顧客口味的須求有一定的想法,亦代表了書店部分顧客的意見。

以上種種要求不低,加上“邊度”的小本經營,難以給予較好的待遇,人工低在所難免,沒有福利更不用多說,對年青人來說很難平衡工作中的長期成長,故此書店的店員流動量亦頗大。在書店工作接近一年,近數個月才轉為全職的夏原(筆名)可說是其中一位忠心的員工,她在澳門出生,於香港唸中小學期間已很喜歡閱讀與寫詩,現就讀於澳門大學二年級,主修經濟,亦有保持寫作。夏原透露於書店工作一直為其多年夢想,現時因學生身份也不會太計較,會只求付出而不要求回報,況且於書店工作能接觸不同類型的圖書,對學業與個人修養也有一定幫助。而另一位兼職店員Tony與夏原情況所差無幾,都是澳門大學二年班學生,主修工商管理。也是因為對書有很濃厚的興趣,所以希望於書店工作,他更笑言自己於書店的收入大部分也用於在書店買書與CD,故此真正收入不多。

除了年青及打扮樸素以外,他們二人均有很強烈鮮明的共同特點,就是喜歡閱讀,喜歡這間書店的空間、環境所營造的氣氛,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人文精神的理想。此外,他們對書店的理念與方向均有十分透切的了解。亦明白書店所走的路線雖然不大眾化,但卻正正是目前澳門所需。他們於工餘,除了應付學業以外,原來還會特別上網去看新書書目做資料搜集,還會到其他書店,留意他們的價格與“邊度”的差異,觀察其他書店的經營手法與服務,對半工讀的學生而言,他們的投入已遠遠超出從事店面實務的員工職責範圍。

著名文化人平路認為:“小書店的溫暖,是裡面的店員對於每位顧客的閱讀品味都瞭如指掌,他們會特別替你留書,甚至猜想你的喜好,幫你訂書,當你看到他們為你選擇的書籍,會感到既驚訝又適切。”來自台灣的劉黎兒則認為“書店的靈魂除了好書外,還有好店員,店員愛書、知書,有能力推薦書,讓客人不會買到看了後會後悔的書,人們才會湧起繼續逛書店以及閱讀的意願。”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鄧美蓮坦言:“感覺(邊度有書)的店員也是讀書人,有種很親切的朋友感覺;與店員溝通不一定面對面,於電話上、網上也可以很好地交流彼此意見。‘邊度有書’的店員明顯是用‘心’去做的,雖然他們不會太熱情,但知道他們會認真地對待每一位客人。”從多位受訪者的答案中,也發現他們均滿意店員的態度與服務,並認為店員能協助及解答他們的提問。從不同時段的現場觀察中亦發現,不少顧客也會很主動地向店員查詢,店員亦多能提供協助。除此,夏原與Tony也不約而同地表示對一些時常光顧的“熟客”會員品味較了解,基本上知道他們的選書品味,此有助於他們選書與及向會員推介上的工作。

訪談中Jane透露書店計劃於六月份安排一次全體員工的台灣書店之旅,與台灣的Anson會合去參觀當地的大小書店。她說選擇台灣的原因不是羨慕他人,而可以說是業務、日常作業上的考察,重要是去看他人“做書店”的心情,從空間、書種、服務、營運方法、閱讀推廣等一一不放過,更會拜訪當地的書店負責人與店員,向他們吸取經驗以達到自我調節,重新認定書店角色功能的目的。台灣良好的閱讀氛圍、書店與出版界的發展均有很多值得借鏡的地方,所謂他山之石,相信台灣於此方面的感染力定能予書店員工很好的啟發與動力。可惜的是,甚小關門的“邊度有書”因此要暫停營業數天,本地的書迷可能感到多少失望。

“邊度有書”還設有自己的網頁,主要作為新書推介與會員聯系及發放訊息之用。網頁中有一“店員日記”的設置,是類似blog的設計,所有市民均可隨意瀏覽,讓店員可以自由地抒寫工作上的心得、書評、藝評或日常所見所聞,是一個比較開放、不受監管的交流空間,只可惜店內各人,無不擁多叢身份(身兼數職),故此,此為店員而設的網上日誌亦鮮有新文章出現,有點可惜。據稱,此原先的構想是一個書店與顧客能互相溝通交流的平台,特別是開放空間讓讀者討論與書有關的事及向書店推薦選書考慮,可惜因反應不理想而被逼取消,最後更改為現時的店員日記。

(六)舉辦活動作為閱讀延伸的方向

“邊度有書”的經營方向,還包括各種各樣的推廣活動,辦這些活動是希望書店在賣書以外,多些想不同的方法,去作為閱讀的延伸,反之亦然;強調創意與個人成長。使書店成為一個可作交流的平台,而不單單是一個純綷的買賣空間。過去書店曾主辦的活動多不勝數,亦甚具創意,如聖誕夜與元旦通宵營業的書展,確實能吸引到一些市民於凌晨光顧,可說是開創本地先河。除此,書店還舉辦各式各樣的小型專題書展,再結合講座作閱續延伸,如情人節期間便曾邀請了本地三位男性作家談愛情、性別等,還有配合“閱讀城市”的一系列放映會,讓本地市民能籍著觀摩其他城市發展的經驗,去思考本地的城市規劃與發展。書店還有自己的出版物,如本地女詩人懿靈的套裝詩集、本地攝影家李銳奮的相片散文集等,也有安排新書發佈會,讓市民與作家多些機會交流。本地以外,香港的一些新書也曾於“邊度”舉行新書發佈會,如白雙全的《單身看》與小西的詩集《貓河》。最近書店更推出“從五四到六四:06社會人民書展”,特別為此增購多種與社會、權力與政治有關的圖書,“邊度”更希望將一些活動以年度形式持續舉行。如聖誕、元旦的通宵書市、“從五四到六四”等,漸漸將有關活動形成為書店的品牌向外推廣,做到遠近馳各。書店雖小,可野心不少!

書店接着於七、八月期間還會舉行與城市旅行有關的書展,九月份辦兒童故事、繪本的重點推介,還會繼續與其他文化團體合作,舉辦另類的音樂會,亦計劃於其他場地舉行由台灣文博機構的策劃人主講一系列與博物館管理與發展有關的講座等。書店每年均會透過店務會議,廣徵各人的意見,去預早籌劃全年辦活動的主題與方向,於選書時能有所配合。以上所提及的推廣與閱讀延伸活動,本地其他書店甚小出現,其他書店一般只會於書展期間,通常為其他租用場地辦一些名作家講座及親子活動,而非像“邊度有書”般全年無休地於書店內舉行。湯梅笑直言很欣賞“邊度”策劃的活動,但可惜澳門是一座“忙城”,大家也缺少參與活動的時間,自己也不例外,但會將活動訊息轉寄給其他人。她同時認為“邊度有書”的優點是“細”,所辦的活動規模雖然“小”,但文化參與的力量“大”,辦活動雖不是書店的職責與經營範圍,但能夠營造濃厚的文化氣息。鄧美蓮亦認為“邊度”辦的活動給人很好的形象,是一種人與人、人與書、人與作者之間的互動,能擴闊思想上的交流空間,活動產出的成果難以估計。此外,她認為“邊度”籍活動而聯繫的一班“文化人”,是一項長期而具影響力的工作,“邊度”所營造的聚合點效應,能把本地“文化人”於人文素質方面的發展不斷累積,有機會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並以此來影響社會,包括對其他書店的衝擊與發展,再反過來刺激“邊度有書”,在相互激勵下不斷發展能影響本地閱讀風氣的發展。黃文輝亦讚同“邊度”透過活動能使人與書店建立感情。此方面不少受訪者均有近似看法。

“邊度有書”的活動雖然五花八門,種類繁多,但並未對書店購成太大壓力,因始終活動規模較小,較容易操控,相對地靈活;但礙於空間所限,日後書店亦會考慮在其他場地辦活動,配合主題繼續推廣閱讀,不會被空間不足這框框限制。

關於活動,“邊度有書”曾有一被受讚賞的創舉,免費借出書店予本地藝團演出一齣以詩人、寫作有關的多媒體創作劇場《格子爬格子》,由於空間所限,每場演出只能容納三十至四十名觀眾席地而坐,而該次演出的反應非常熱烈,於本地連開四場,不少觀眾對書店空間的可塑性多了想像,演出更成功地將一些從未到過“邊度”的市民帶到書店。

“邊度有書”所辦的活動雖多,但參與的人數並沒有太大保證;除了一些與本地作家有關的講座、活動有一定數量的熟人、朋友參與外,其他活動的參與率可說是慘不忍賭,以兩位香港藝術工作者與作家的新書發佈為例,白雙全的活動只有二人參與,連當值店員也沒有興趣參加,可以說因白雙全在澳門並沒有太大知名度,此方面與書店在推廣方面沒有着墨,很多本地讀者均不了解白雙全的創作背景有關,在此等印象模糊的情況下,參與意慾自然偏低。而另一位香港作家早前來澳發行詩集《貓河》,亦只有四人出席,除本人外,其中一位為店員夏原,另一位為本地詩人懿靈,第四位為懿靈到場後用電話四出通知趕快到書店的詩人朋友。在澳門辦活動通常也要有觀眾不多的心理準備,此情況其實不單發生於“邊度有書”,本地其他文博機構也長期面對同樣問題,故此很多政府機構辦活動專向老人家與青少年及兒童入手,追求人數多於追求效果。從訪問中不難發現,很多讀者均不清楚“邊度”所辦的活動,認為書店只靠電郵與人傳人的宣傳渠道不足,很多時也會錯過活動。但相信更直接的問題其實是讀者不太清楚活動的內容,或是主題不夠吸引,難以提起參與或了解的衝動。而書店於此方面的解釋是礙於人手,很難作大規模的宣傳,書店也明白嘉賓名氣不足的問題,若有充足資金當然想請王丹來澳主講“從五四到六四”,但始終未是時候。“邊度”現時仍然會維持一些小規模的基本宣傳,暫時也不太計較商業上的推廣考慮,唯希望可慢慢將八百多個會員分類,按他們的興趣作日後活動的重點宣傳與推廣,希望做到較具針對性。

(七)結論

在《遊逛,在一座閱讀&生活的博物館》此本誠品信義店的夢想工程小冊子中,有一段介紹他們夢想的文字:“有一家書店,它是創意生活總匯集,全球雜誌百匯,最新閱讀情報店,文學的主題樂園,人文概念體驗館,影音閱讀展演場,日本文化發信地,專業藝術寶庫,風格文具櫉窗,人文精神殿堂,城市心靈空間,兒童快樂天堂。它是閱讀的、思考的、生活的、創造的、知識的、享樂的、風尚的、遊逛的、國際的。它邀請你尋覓,親炙,鑽研,沉浸,上癮,玩樂,求知,聆聽,思辯,品賞,體驗。它是全台灣最大的書店,全世界最大的書店,台灣面向世界的文化窗口。”而“邊度有書”,則希望成為一間讓本地人感到她“存在的需要”,及如龍應台口中“要認識一個城市就要去觀察她的書店”的那間澳門代表。台灣“誠品信義店”之大與“邊度有書”之小,與兩地面積及閱讀風氣均成有趣的正比例,但兩者的野心卻沒有太大差別。

從訪問中不難發現“邊度有書”的期望與本地不少讀者的想法不謀而合,如鄧美蓮所言“邊度有書的堅持是澳門的一大好事”;湯梅笑則認為:“以澳門的生存環境(小市場),能繼續生存也是對澳門文化的一種安慰。與此同時,小書店經營上的靈活性,不用層層管理,亦是他們最大的優勢。”Jane亦認為“邊度”一開始時設計的規模(小書店),是令他們至今還樂此不疲地營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書店不論大小,也會發揮其知識傳播的功能,更能體現社會的文明程度,如何用“心”經營,體現人文關懷是“邊度”希望貫徹始終的,從這過程中,使其一直有意無意間成為了城市文化塑造過程中的參與者。不少受訪者也對“邊度有書”對本地文化生產一定影響作用持正面態度。特別是過往閱讀文化不太受重視,書店若與香港或台灣相比更顯落後,“邊度有書”的出現,能間接刺激本地書店的改革,整體而言有特殊的意義。

無可否認,澳門的閱讀風氣發展正是潮着一個資訊閱覽的方向發展,圖象閱讀、報章雜誌、上網討論區是大趨勢,其次是工具書、流行文學、在始消彼長的情況下,讀者對社會科學、嚴肅文學的興趣逐漸減低,特別是青少年的閱讀習慣,雖然此方面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但可以想像若長始下去,社會大眾會逐漸缺乏文化教養,視野也會變得狹窄,最後網上資訊與電視將佔據着人們日常的休閑生活。面對如此狀況,不單是政府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就算是民營的書店,不論大小均應發揮其社會上的功能作用。此方面“邊度有書”的經營理念十分清晣:“作為一個打開門做生意的地方,書店再不單單是一個私人空間,其公共空間的意義雖未至於一個廣場或一個大型公共圖書館,但其所呈現的角色與影響力卻是不可輕視的,這正如在龐大示威遊行隊伍中其中一位示威者手持的標語一樣,都會傳達某一種訊息,不論大眾小眾的訴求,也有其代表性。”故此“邊度”很強調經營者的自覺性,及其於社會上所擔當的角色,如何能體現於書種選擇上、服務態度上、空間感覺營造上及活動的籌辦之中。

所有接受訪談的人也非常認同“邊度有書”持續舉辦閱讀延伸活動的方向,但同時亦發現絕大部份受訪者均很少參與這些活動,當中原因包括對活動內容不清楚、不感興趣或個人等不一而足,但可以肯定的是活動的低參與度對籍着辦活動去提升閱讀興趣、擴闊視野及促進營銷等方向背道而馳。極其量只能對“邊度有書”推動本地文化發展的形象與市民認知上有着正面幫助。其實“邊度”所面對的,正是本地社會上面對的問題,本地的市民太忙,即是都市生活太過忙碌,缺乏了閒暇及參與活動的原動力,雖然受訪者人數較少,但亦不難發現他們口中的支持正如大部分本地市民一樣只是出於精神上的。若“邊度”不能於日後的宣傳上或其他方面作更好的配合,這條堅持閱讀延伸的路線恐怕只會姿勢大於實際、徒勞而無功。故此,如何從消極接受改變為積極面對,可說是“邊度”必須解決的難題。

要發揮“邊度”的影響力,不少受訪者均不約而同地表示並非不可能,特別是於選書方面,若能摒除面積所限的顧慮,不拘泥於店面,而拓展書店以外的空間,如主動接觸學校,可能是其中一些可行的方法,當然人手與資金是另一方面考慮因素。與此同時,隨着本地經濟持續增長,本地的中產階層隊伍正在不斷擴大,如何能更好地開拓此方面客源,不單單是投其所好而失卻書店堅持的特色,而是籍着書店製造更多書與人相會的機會去作為發展助力,針對書量及體現“邊度”選書品味的書種作引介,製做良好的閱讀循環均是發展“閱讀開闊度”的基礎。

現時社會養份不夠是不爭的事實,但透過“邊度有書”的經營理念,卻能體現出文化企業在營運中所生產出的文化意義,已漸被社會認同。而此背後所體現的,是“邊度有書”過去兩年多以年對自身的要求,當中雖然帶有個人理想主義色彩,但亦能表現出書店承擔社會責任的角色,此方面與一班經營者(包括店員)他們對書、閱讀的信念與強烈的使命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正是本文所探討的各個方向,形成各位受訪者,以及本地其他書店負責人也讚許的一種無形意義,使“邊度有書”繼續為澳門的小城市、小社會的未來服務。

 

注釋

[1] 港台節目《窗外有藍天》

[2] 二○○四年度澳門政府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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