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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香港人的紀錄片 - 張經緯的《音樂人生》

訪問/ 整理:楊美儀、趙綺鈴、黃海榮、朱純儀

執筆之時,收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港產紀錄片《音樂人生KJ》揚威第46屆台灣金馬獎,連奪「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並且創下金馬獎許多紀錄,它不單是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是第一部獲金馬獎的數位電影。


                                                                       張經緯導演
                                                                        (相片取自蘋果日報)

《音樂人生KJ》紀錄了一位自負傲慢,卻又魅力非凡的17歲音樂天才 - 黃家正(KJ),對音樂和人生的態度。這部僅以9萬元低成本製作的電影,從KJ11歲那年開始拍攝,足足跨越了6年時間才完成,而為《音樂人生KJ》手執導筒的,正是今期人物專訪的主角張經緯導演。

影片名為《音樂人生KJ》,全因這部影片就是關於「音樂」和「人生」。2007年電影拍攝完成後,張經緯將影片提交到香港國際電影節,當時影片的英文名稱直譯成《Music and Life》,不過電影節的負責人跟張經緯說,如果他希望把影片提交到其他的國際電影節,就必須先更改戲名,《音樂人生》倒還可以,但《Music and Life》未免太沉悶了。於是張經緯在原來的戲名上直接加上主角KJ的名字。《音樂人生KJ》,簡單得來又不落俗套。

至於張經緯本人,同樣是那麼率真自然,說話沒有花巧,不會拖泥帶水。

在《音樂人生KJ》的電影海報上,赫然發現了張愛玲的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難道有特別的含意嗎?

「這是文學雜誌《字花》的編輯陳志華所寫的。他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引用了張愛玲這句說話來形容我的作品。我很喜歡,於是我便將這句說話加插到《音樂人生KJ》的海報上。」張經緯說。

不少人覺得張愛玲很有才華,她自己也是這樣的想,但是,「人生」這問題,亦為她帶來很多煩惱。同樣地,很多人覺得KJ很有魅力,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其實也是充滿著煩惱。而張經緯就利用鏡頭,細緻的把KJ的轉變和內心的困擾刻劃出來。

在電影中,張經緯並沒有加插自己的意見,而是盡量保持著一個頗為中立的態度,刻意為觀眾保留想像空間。他認為每一位觀眾都有不同的創造力,透過自身的經驗,可以對電影有不同的體會。「我有一位很喜歡的導演叫做 Abbas Kiarostami (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他在2000年寫了一篇《Unfinished Cinema》的文章,指出一部電影所帶出的訊息是完全取決於觀眾的角度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因著他們不同的思想,產生不同的化學反應。電影院是一個讓觀眾去完成電影結局的地方。因此,每一個人都可以對電影有自己的理解。而我很喜歡看觀眾對電影的反應,因每一個人都有他的unfinished cinema。」

那活A導演在拍攝《音樂人生》的初期,是否想要表達某種心聲或訊息,或是只是順應主角KJ的心路歷程,自然發展而完成電影?

「在每天拍攝的過程中,我根本不知道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例如,KJ跟我說『我今天會參加比賽』,但我不知道他特登選了一首超時兩分鐘的樂曲演奏。後來,我從他同學之間的談話,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我告訴攝影師要把握機會,拍下整件事情,趁著KJ出場時,訪問他的同學對『超時』的看法。又例如,影片未段的音樂比賽,學校原本不想他參賽的,直到比賽前的兩三小時,KJ才告訴我學校准許他參加,可見一切事情都是在沒有劇本的情況下發生。而某程度上,KJ是一個很好的「導演」。他對攝影機很敏感,他知道攝影機的存在,並透過它來傳遞訊息,而我只是將鏡頭連串,加以剪接和組織出來。由於我從前也是學音樂的,有不少演奏的經驗,因此我知道他所彈奏的樂曲是好是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只是順著故事,以及對電影的觸覺,將影片剪接出來。在剪接的過程中,我經常會反問自己,拍完這個鏡頭後,下一個鏡頭我想看甚麼,以決定下一個片段怎樣拍。」

「電影剪接並非「接龍」,而是我跟這個人、跟音樂圈的接觸,也是跟2002年和2007年的KJ與他身邊人的接觸。我將拍到的片段剪接成一套完整的影片,在剪接的過程中,已包含了我的看法,表達了我的意見。」

可否具體詳述整個剪接過程?

「這部紀錄片主要由兩次訪問組成。一次是他在後台接受訪問,另一次訪問主要圍繞他的家庭、音樂,以及他的改變。我的工作就是要在這兩次訪問之間取得平衡,將片段呈現給觀眾。至於紀錄片的結構,也不時作出改變。起初,我很自然希望透過他身邊的朋友、老師,了解他們對KJ的看法,但不久我便發現這方法不行,因大家都不喜歡他,包括他的鋼琴老師。例如在影片中,你會看到KJ曾多次致電給她的鋼琴老師,希望她來看他練習,但她的鋼琴老師真的不想來看他。後來我跟她說希望拍攝一些她的片段,最後她才答應。因此,我決定改變拍攝方向,嘗試了解KJ在家庭、學校和音樂上的角色,以及他對老師和父親的看法。或許,你會以為這也是一種演繹方法,但其實已換上了另一種角度和方向,這是KJ對身邊人的看法,而不是身邊人對他的看法。整個思維方式已變得不同。」

有看過《音樂人生KJ》的朋友,不難發現KJ的母親沒有在電影中出現。這正是張經緯常說KJ才是這齣電影的的「導演」,因為他只會談他想談的事。

2002年,我曾拍攝了一些關於他母親的片段。到2007年當我再次重新投入拍攝工作時,曾數次向KJ提及希望拍攝他的母親。他從來沒有表示贊成或拒絕,可是始終還是沒有帶我去見他的母親。事實上,KJ的父親在家中永遠佔據著主導位置。他的父親非常熱愛音樂,比KJ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他的母親對音樂沒有特別認識,在家中的地位自然稍遜一點,因此沒有在電影中提及他的母親。」

紀錄片跟故事片不同,紀錄片由現實世界的片段組成,沒有製作人員刻意營造的故事橋段。因此,紀錄片的主角對導演的信任成為一個重要的關鍵。當導演要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時候,導演跟主角之間可能會是一個很吊軌的關係。而今次,張導演與KJ 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 導演應如何處理當中的導德標準?

「不論是小說、紀錄片或是現在你們進行的人物專訪,都是關於人的故事。因此,我必須對這個人有正面興趣才能拍攝下去。若這個人很容易掀動我的情緒,當我要傳遞這部電影的訊息時,則可能會令片中人物受到傷害。我知道有一些坊間團體,喜歡拍攝和紀錄社運事件,但身為電影製作人,必須先釐清一個問題,就是電影究竟是一個好的拍攝,還是一個好的製作?一個好的製作需要透過燈光、剪接等,各方面的配合。而一個好的記錄則可能像坊間拍攝紀錄片,不經人手剪接,直接將事件記錄下來。若要說誰對誰錯,實是很難定斷。可能你會說一個好的電影製作代表要犧牲某事實的真實面,但這其實是表達上的問題吧!只要我對這個人是正面的,我的電影製作並不會對他造成傷害。」

「另外,身為導演,要客觀冷靜。導演對電影本身有傳遞訊息的責任,因此必須抽離角色看整件事情。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觀點與角度,很難令別人完全滿意你的作品。很多時在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時候,跟主體的關係是一個很難捉摸、很特殊的關係。大家不是朋友,但彼此間有一份信任。因此我不會拍攝我的家人,我知道有些導演喜歡這樣做,但我不會,因紀錄片的主角一定要吸引到我的注意,才能拍攝下去。」

連續兩年,張經緯的紀錄片作品都能夠成功入圍香港國際電影節。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張導演特別喜歡拍攝紀錄片?拍攝紀錄片是否帶給導演很大的滿足感?

「我不是特別喜歡拍紀錄片,我只是喜歡拍電影而已。我沒有拍過很多部電影,當中有幾部是紀錄片罷了。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我要拍電影?而我又可以製作什麼電影?人們又喜歡看什麼電影?但我不會特意將電影分類,因它們的本質相同。在我來說,電影只有好與壞之分別。拍片給我最大的滿足感,就是能夠透過剪接,將不同時候的片段連接起來,從而創造出另一個現實或信息,而你會相信銀幕上的一切是真實的,這種感覺很有趣。」

回顧張導演的作品,很多都是關於邊緣人物的故事。成功的紀錄片是否都要挑選邊緣人物才能突圍而出?

「我沒有刻意想這個問題,反而是主角的性格和境遇,才是最重要。你可以說KJ是個邊緣人物,但他是屬於另一類的邊緣人物,處於最高萿疑雿t位置。至於《歌舞昇平》,過去我曾拍攝很多以貧窮為題材的電影,恰巧CNEX [1] 每年都會有一個主題,而當年的主題是「錢」,在許鞍華導演的提議下,我便拍攝了這齣電影。起初,由於我對綜援家庭不甚了解,於是跟幾位社工聯絡,他們將很多綜援家庭的個案轉介給我。然後,我與綜援家庭相處了幾個月的時間,彼此熟絡了,他們也將自己的生活細節告訴給我聽。我從來沒有刻意想借助電影,對社會政策表達意見。但對於某些幫助綜援家庭的人士來說,他們卻特別喜歡這齣電影。去年,我便在不同學校和社區,每月平均播放了這齣電影三次。或許,他們認為這些社會議題對他們有幫助,但我並沒有刻意想這個問題。還記得當電影完成後,首先在台灣發行,然後才在在香港放映。當時,我心裡很害怕曾經把個案轉介給我的社工會不喜歡這齣電影,因我沒有刻意從他們的口徑出發,訴說這些家庭故事,幸好他們喜歡。而《歌舞昇平》在香港的首映,也是由樂施會主辦的。」

張經緯現正拍攝一部以新移民為題材的紀錄片。主角是一名福建女子,因丈夫有外遇,跟丈夫離婚。「我跟她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建,透過與她身邊人的接觸,例如族長、小學同學等,嘗試將一個女人對新移民的看法,怎樣看居港問題,透過攝影機和鏡頭,裡裡外外展現出來。」

近年,張經緯跟不少新敯@作家或從事電影製作的年青朋友接觸,發現他們的靈感,很多時都是憑空想像,他們不明白其實現實才是最好的靈感。

「我剛拍攝了一部禁毒電影,靈感來源就是從一群吸毒的年青人生活中找到。不少人只會將焦點放在事件的表像,例如年青人「索K」只是一種表像,但他們為何會有這種生活狀態?跟學校的關係怎樣?事實上,他們的生活本質才是我們需要深思的地方。不少人會問為甚麼要選擇KJ的故事,其實是他賦予了我拍攝的靈感。若我得到任何讚許,只因是我注意到他,其他人注意不到他就是了。」

一直以來,在香港拍攝紀錄片的人並不多,能夠成功冒出頭來的,更是屈指可數。

「幾星期前,我曾被一些學校邀請,教授兩個關於電影製作的工作坊。在上課期間,我共花了45小時,講解紀錄片的製作過程,希望會有學生提交紀錄片。結果,沒有一位學生提交。」

要推廣紀錄片,眼光便不能局限於香港。因此,大約從半年前開始,張經緯便定期到國內與當地人進行電影交流活動。到目前為止,他覺得這些聚會是對雙方非常之有利。

「如果我們想將香港紀錄片的發展推開一點,眼光就一定要遠大一點。例如深圳和廣州跟我們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大家都是說廣東話。事實上,參與交流活動,讓我見識到國內也有很多優秀的紀錄片。例如深圳曾有一部很好看的紀錄片,是拍攝深圳的變性人的。他們的紀錄片有某一種很特別的質感,有時你會聽到他們說廣東話,但又不是全部說廣東話;又有時你會覺得他們很「香港」,但又不是全部「香港」;這種似近還遠的感覺十分特別。現時國內的紀錄片是以純記錄方式,缺乏製作原素,例如電影剪接的美感和快感等。因此,在欣賞他們的作品時,有時也會感到吃力。因此我希望透過大家多些交流,得到更多校正的機會。」

張經緯說,如果能夠成立一個紀錄片的資料庫,是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只是他沒有足夠金錢和時間。「我相信有人會願意投放金錢和時間成立一個紀錄片的資料庫,但我希望可以有多些有興趣的人士參與,而且要當全職工作才行。」

後記

在整個訪問中,我們都能感受到張導演作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是沒有刻意計算,只是隨心而行,忠誠地把想完成的事情做出來。這跟紀錄片的特質很相似,實而不華,卻是最能打動人心。

關於張經緯

張經緯11歲開始學習大提琴,曾加入香港小交響樂團任全職樂手。在他26歲時,放下琴弦,到美國紐約進修音樂,後來轉讀電影。2002年回來香港後,應朋友之邀請看校際音樂節,因而開始了《音樂人生》。《音樂人生》自7月開始在香港上映至今,為香港紀片帶來新的票房記錄。

 

注釋

[1] CNEX 2006年成立,由兩岸三地熱愛紀錄片的人士組成,致力推廣全球華人文化。CNEX每年都會設定一個主題,進行徵案評選,以選出10提案資助。獲資助的參加者需要在一年內完成作品。http://www.cnex.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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