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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鈴現身 ― 流動電話、遙現和主體形構

潘世昭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 (world wide web) 的迅速發展和普及化,電腦網絡對日常生活以致社會整體各方面的影響都惹來人文學科學者熱烈的關注和研究。與此同時,一項對人類溝通有重大影響的科技的發展和採用卻受到和它的影響不成比例的忽略;流動通訊 (mobile communication),在九十年代高速的滲透過程中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科技,可能正因為它的日常性和普及性,「網際空間」 (cyber-space)、「虛擬世界」 (virtual world)和去身體 (disembodiment) 等這些富有想像空間的概念以及隨之而來的探討大多數只集中在電腦網絡上;然而,作為其中一種流動通訊科技,流動電話在香港的滲透率在二零零三年達一百零四個百分比,相比家庭互聯網的六十個百分比遙遙在前,再加上這科技已發展成為極端個人化的生活用品 (commodity),它對我們的主體形構和與世界的關係起了重大的影響。

本文會先勾勒人類自我伸延技術的歷史,並說明這技術怎樣影響有關人類主體與客體關係的論述,然後分析流動電話通訊方式的特點和可能性,再跟據這些特點作基礎,研究流動電話怎麼影響主體的構成,給予主體控制各種社會關係的能力,提供解放的可能性。

自我延伸和遙現
人類生而擁有身體,身體是我們存在的一個基本狀態,它的物質性亦對人類相互交往和社會構成的方式有重大的影響,根據人文地理學家赫格斯特蘭德 (
Torsten Hägerstrand)的說法,人類活動的時空特性有幾項基本限制:
(一) 人類身體不可被分割。
(二) 人皆有死,個體的存在因此有一定的時間限制。
(三) 人類有參與一件以上的事務的限制。
(四) 所有行為都花費時間,投入某件事會減少個體有限的時間資源。
(五) 移動需要時間。
(六) 兩個物體,包括人,不能在同一時間佔有同一個空間。
(七) 任何空間都有一定的外在界線和容納物體的能力限制。
(八) 任何存在物都根植於過去。

雖然人類難以逾越這些人體所引起的物理性及時空特殊性的限制,但透過各種技術,人類以另外一些途徑把它們克服,來改變與時空的關係,以致人類對自我本體的理解、社會關係與社會運作方式亦有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有關溝通的技術涉及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提到的「媒體仍是人類的伸廷」概念,即是把身體感官功能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嗅覺以及味覺透過媒介為中介系統作全部或局部的轉換、儲存或再現以達到延伸、強化或分離身心的功能。現代溝通科技的發展著重於視覺和聽覺的強化技術,使有關這些感官的資訊能夠跨越時空,重塑人類面對面的溝通情境。例如語言是人類發音器官的組織化、結構化和標準化,也是思考與記憶的模式化,它增進溝通的效率,亦使不同時空的訊息轉送和再現能有一定的正確性 (McLuhan 2000)。

作為溝通的中介系統,一種媒體所包含的並不只是它的技術特性,也是它和人類個體、社會以及其他媒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上的關係;以流動電話為例子,第一個商業流動電話系統出現於上世紀的四十年代,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當時它並未受到大眾的採用,直至現在,作為一種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技術,它才成為現今我們所認知的一種媒體,另外,流動電話的種種文化意義又它的「前身」― 電話,以及其他與它出現於同一社會情境的媒體有很大的關係。

透過中介系統,「遙現」 (telepresence) 亦得以實現;遙現泛指身處某一物理位置的個體感覺到自己仿似存在於另一遠處的經驗,這意味着在這遠處有一個儀器把周圍環境的某些感官訊息傳送到另一方的個體,使個體有可能對這遠處作某些操作 (Mair 1997: 118)。遙現並不是在近代才出現的概念,早於古時祭祀或巫術儀式所利用的圖像就往往被認為附有連結遠方物件或生命的神祕力量;在中世紀,人們利用鏡把自己的影像射到空中盤旋。一八七九年,一對英國夫婦利用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的電話影像機 (telephonoscope) 看到遠方的女兒並和她對話(Grau 2003: 279 – 81)。現在,配合實時 (real-time) 視像傳送、視像模擬和遙距控制機械工具的科技,遙現技術令人類可對遠處或身體不能進入的地方施加操作。例如醫生可以利用此技術為病人進行內科手術,電腦模擬的影像取代了傳統內窺鏡的影像,令醫生的身體好像縮小至內窺鏡探針的大小,進入病人體內作研究或治療。換而言之,遙現技術是把現實世界帶入虛擬環境,並把虛擬環境中的操作帶回現實世界。要令操作者和虛擬世界進行緊密的互動,遙現的介面 (interface) 必須高度中介 (mediated) 和透明 (transparent),令操作者能夠完全溶入虛擬世界,相信他感覺到的或進行互動的並不是中介或再現的,進而忘卻媒體機制的運作,達至媒介的非中介化 (immediacy) (Bolter & Grusin 1999: 70)

自我技術中介和主體論述
人類利用中介技術延伸、強化或分離身心功能,這和人類主體的概念有密切的關係。海德格在他的論文《技術問題》提出了兩個掌握現代科技的重要觀念: 「設框」
(enframing) 和「揭顯」(revealing);每種技術有其特點和限制,在運用技術的同時,人類在這種技術背後的設框下來回應自我存在條件的模式,進而揭顯了存在的條件,這存在的條件包含着自然的挑戰和自然作為一客體與人類的關係,故此技術不單是純粹外加的物質力量或工具,它緊繫於人類的存有,是人類的限制亦是其存在可能的條件 (王志弘 2004)。而本文關心的通訊技術亦無例外,它和人類自我狀態以及社會關係有密切的關係,各種形式的社會溝通、表現和互動並不只是一些實踐形式,更是一種人類存在的形式 (Conner 2003: 460)

關於人類存在的形式,從古希臘哲學到後現代思想也有不同的論述,本文嘗試在此勾勒出它們在西方思想歷史中的變化,從而揭示現代通訊科技怎樣對以往人類主體的概念起了根本性的質疑和挑戰。主體 (subject) 的概念一直是近代哲學深入探討的問題,各家各派對它的定義眾說紛紜,意見不一,本文為方便討論,採取一個較寬鬆的概念,主體之為主體是一個思維和意識的必要條件,沒有主體,各種感覺、思想和認知便無從凝聚,(陶國璋2004),它和自我 (self) 的意義相似,並往往被認為和意識的對像,客體 (object),有著相對的關係,所以人和自然中的客觀事物和環境亦構成這種關係。在古希臘,當時的哲學認為世界是渾然一體的,一切物質都具有靈魂和生命,因此思維與存在以及主體客體之分的思想仍未明確產生;而後來前蘇格帶底時期最後一個學派「智者學派」才正式是近代人本主義哲學的思想淵源,當中普羅泰戈拉斯 (Protagoras) 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客觀事物不可能脫離感知者,外部事物的性質只向個人的感覺呈現,跟着,蘇格帶底認為普遍的理性精神使人成為世界的中心和主宰,而柏拉圖則將人類的主體特徵定義為一個與人對峙的和以創世的神的理念為原型的客觀對象世界,並系統的把肉體與靈魂之分發展為身心二元論,率先試圖証明靈魂不朽 (張文喜 2002: 139)。

隨着中世紀宗教蒙昧主義時代的過去,人的主體意識從被上帝安排的命運逃脫出來,文藝復興時代的懷疑主義打破了神學的禁錮,到了近代,十七世紀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為主體性原則的演化過程豎立了里程碑,他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以思維賦與人的主體性,並把思維的自我與身體看作兩種不同的實體,認為只有純粹的思維才有確定性,並先於客觀的肉體和一切意欲、感覺和想像 (張文喜 2002: 139)。繼承笛卡爾「我思」的原則,德國哲學家康德建構了關於主體認知過程的學說,他認為人類的認識活動是一個主體的構造過程,認識對象不是獨立於主體的客觀存在,而是在這過程生成的東西,沒有認識活動就沒有認識對象 (王義軍 2002: 78, 79) 。隨着當代社會的工業發展及科技進步,馬克思、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和阿多爾諾 (Theodor Adorno) 等社會科學家或思想家都關心到資本主義下主體的困境,他們認為在生產勞動中,工人的活動成為「一種異己的、不屬於他的活動」, [2] 這個「異化」(alienation) 的過程是在主客體關係中發生的,是主體性的喪失和主客體地位的倒置,人在商品化和社會同化中放棄自己的個性,甚至被科技及種種社會關係和制度所支配。

現代通訊科技和「分身組態」
根據上面西方由古希臘至當代思想對主體的論述,西方文化長久以來都集中在人類意識層次的考量,往往忽視了身體以及肉身和自我的關係,或是把身體放置於一個較次要的和與思維相對的位置;另外,這些學說普遍把個體意識和意識外對象二分為主客體的關係,以肯定人類思維絕對的本質和在世界中心的地位。現代通訊科技對這些人類存在的概念起了很大的衝擊;當通訊科技極度普及化和個人化,原本作為主體與客體聯繫互動的中介系統現已成為人類實踐或構成社會關係不可或缺的部份,甚至為人類開闢另一種的存在模式;人不單透過身體而存在,亦由種種脫離時空限制的個體再現和訊息所構成;我們和別人面對面的對話絕大部份已被電話或電腦網絡中的溝通所代替,按照西方有關主體的論述,是否現代社會的人類個體無疑已異化為客體或人物混和糾纏的複合物?還是我們應另尋一個關於人類自我構成模式更適切的論述?

或許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的思想會令我們更能把握現代人類存在的模式。德國哲學家曼弗雷德‧弗義克 (Manfred Frank) 批評那些屬於宏觀敍事 (grand narrative) 的現代觀念時道:「不論是作為最高的價值、創造世界的上帝、絕對的本質還是作為理念、絕對精神、意義或交往的關係系統,或者在現代自然科學中作為認識一切、改造一切的主體,都不過是人精神創造出來,用以自我欺騙的東西而已。」(利奧塔 1999) 正如海德格所言,人類存在模式是受一時一地的技術所框限或賦與可能性,我們不應將主客體和心靈/身體的二元論述再奉為超驗絕對的圭臬,就如後現代主義學者詹姆遜 (Fredric Jameson) 提出的,主體和客體在正常空間中的關係於沒有了連續性和必然性的時空中被消解貽盡了。

無論作為人類存在模式的掌握抑或一種反權力中心思想的政治,唐諾˙哈洛威 (Donna Haraway) 提出的「人機合體」(cyborg) 概念為二十世紀末一連串跨越邊界的思維提供了方向。「人機合一是個模控 (cybernetic) 的有機體;是機器和有機體的混種;一種社會現實的創造,亦是虛構的產物」[3] , 它跳脫了對人類原型個體 (original unity) 的迷戀並建基於一系列打破人類與動物、生物與機器以及物理與非物理的界限的革命。以「媒體乃是人類的伸延」和「人機合一」的論述為基礎,本文認為王志弘提出的「分身組態」概念更能系統及適切地掌握現代通訊中人類的自我狀態;他認為「人機合體概念不應侷限於一種有邊界的、封閉的混種實體,而是一種網絡狀或星座狀的散佈延伸」;這意味着分身組態「沒有清楚邊界、固定形貌,也沒有均質連貫的內部」,「乃是一種既擴散延伸,又暫時統整一致的多重主體形塑過程」(王志弘 2000: 187);例如,當我們撥電話時,我們的身分組態的範圍和向度便會隨之而改變,自我的存在樣態部份會質變成聲音的再現,並伸延至電話網絡可觸及的地理環境。

然而,本文認為分身組態的概念仍然忽略了身體以及它和這種變化不定的存在樣態之間的關係;分身組態應被放在更廣泛的日常生活場境中討論。當人類至今仍無可避免地從出生一開始就透過身體而存在,我們的意識總是身體化的意識 (embodied consciousness),如《知覺現象學》中梅洛˙龐蒂 (Merleau Ponty) 所主張,對自然、社會、歷史、文化和空間的理解必須要由身體開始[4],面部表情和其他體態,提供了作為日常交往之條件的場合性 (contextuality) 或指標 (indexicality) 的基本內容 [5] ,這些關於身體的論述仍適用於中介的空間;只要從「泥巴」(MUD) 這種角色扮演的網上虛擬聊天室我們便可知道,各種在現實生活中對身體、身體實踐以及空間認知等觀念仍深植於虛擬空間中。此外,身體的監控和規劃例如整容手術、器官移植、變性手術、飲食控制和運動及營養科學已是現在社會的焦點,自我觀念、身體形象和消費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6]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在生活層面上對現實和中介實踐互相滲透形塑的處境去理解現代通訊科技對人類自我概念的影響

流動電話和自我形構
以下部份以流動電話為例子,透過研究它的特點、個體使用的方式和目的以及技術帶來的解放和限制來提供一些這種中介技術怎樣形塑或賦予人類某些存在狀態的可能性,而這些狀態又和人類與時間、空間及與其他個體的關係密不可分。流動電話及有關的服務自為大眾提供以來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技術的揭顯和設框以及個體的存在狀態亦是一種動態的演變關係,某些限制會可能因為技術或服務的變化而被克服,關係又會因使用脈絡的不同而隨之改變。

流動電話的歷史
一八七六年美國人貝爾 (
Alexander Graham Bell) 成功研製今天電話的雛型,並申請了專利,自此有線通訊令人類可作(接近)實時的溝通,超越空間的限制。隨着社會的需求和科技的發展,流動通訊亦相繼出現,其歷史始於無線電的戰場通訊及艦船通訊。[7] 第一個商用流動電話系統出現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當時的系統是利用一輛汽車的電訊收發器和地面固定的收發站的訊息互傳而運作,運作時使用人工轉接和人工選用頻道,由於載有電話系統的汽車能移動相當的距離,一個已使用的電訊頻道便不能再用,這導致電訊頻道的缺乏而使當時的流動電話未能被大眾所採用。在一九四七年,美國電報電公司 (AT&T) 的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 終於研究出蜂窩分區的概念來解決頻率資源的限制,蜂窩分區就是將整國服務區域劃分成許多蜂窩狀的無線覆蓋小區,使相距一定距離以外的小區可使用同一頻率。 [8] 這概念的技術問題終於在六十年代末完全解決,蜂窩服務小區間穿行的移動用戶可自動轉接到小區的無線頻道上,以致使用戶數量可大幅增加,流動電話的活動範圍亦不受限制[9],在一九六九年,民用蜂窩流動電話系統第一次在來往紐約市和華盛頓的特快火車 (Metroliner) 上投入服務,使用者可在火車上以公眾電話的形式打出電話。到了八十年代,由於有關技術的成熟和管制條件的通過,蜂窩流動電話才開始廣為大眾使用,全球使用者由一九八五年的二十四萬人次大幅上升至一九九一年的八百二十萬人次,其間技術不斷改進,由第一代模擬系統發展至第二代數碼系統,跟着出現第三代寬頻數碼系統,以至正在研究中的第四代頻段更寬的多媒體數據轉輸系統。

流動電話的溝通特點
和傳統電話的基本溝通原理一樣,現在一般的流動電話是以接近實時的個人對個人的交互對話的再現來進行溝通過程 (到目前多人流動電話對話及視像流動電話仍未被採用為主要的溝通模式);在這過程中,電話的受話器 (receiver) 接收一方的聲音並把聲音譯傳到對方的電話,再經過對方電話的傳話器 (transmitter) 把聲音再現而容許共時性 (synchronized) 的互相對話;這意味着對談時非聲音的行為或背景會被抽掉,並由於涉及聲音或語言的發出,過程是強調聲音符號 (sign) 的線性特徵 (linearity) 及序列性 (sequentiality) 的語音溝通。另外,這種溝通針對使用電話中的兩位對談者,使彼此可作私人的通訊,雖然這種私人性是可商議的 (negotiated) 和可見於 (visible) 使用者身處的社會情境和其他非電話使用者。

把流動電話和以往的家用電話分開的最主要是流動電話的流動性 (mobility);現在的流動電話細小輕巧,以無線的方式傳輸信息,電話服務普遍在城市中的覆蓋範圍極廣,一般情況使用者會把它隨身攜帶並可以在不同地點使用,並且由於它十分普遍,有別傳統電話以家庭為單位的通訊系統,它亦是一種個人的 (personal) 通訊系統,令使用者在電話服務範圍中任何時候超越地理空間的限制打出或接收電話與別人溝通,所以它被形容為令使用者永遠可被接上 (perpetual accessibility/availability) 的通訊方式。

除了打出和打入電話,現代的流動電話及服務亦配備了越來越多的的功能,這些服務或功能都深切的影響了流動電話的使用方式和它與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
(一) 接收由其他流動電話打入的本地/國際電話,打出本地/國際電話至其他流動電話。
(二) 接收通過地面 (電話) 網絡打入的本地/國際電話,打出本地/國際電話至地面網絡。
(三) 電話簿、月曆和備忘錄。
(四) 收發文字 (
SMS) 及多媒體短訊 (MMS) 。
(五) 響鬧、計算和遊戲功能。
(六) 透過「通用分組無線系統」(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ystem) 或其他制式轉輸信息或溜覽網息。
(七) 來電待接、通話保留、會議對話、來電顯示、通話限制和來電轉駁。
留言信箱或秘書留言服務。
收聽電台節目和儲存的數碼音樂。
照相功能。

流動電話和多重主體的構成
螢幕 (
screen) 並不只是電腦時代的產物,早於西方文藝復興的繪畫,到戲院內播放的影片,以至我們在家中看到的電視節目都被一個框架包圍着;這個平面的框架在現實世界中界分出另一個模擬影像或空間,亦提醒我們那個空間才是現實。流動電話亦有一個螢幕,但這螢幕不是平面的,它存在於收發電話時使用的介面和我們收發電話時的身體動作或姿態;當電話的鈴聲響起,顯示屏上告知來電的號碼時,一個被劃分的現實再現即將出現,在按下接聽鍵和結束鍵之間,我們主體意識的一部份進入了這個以聲音建構的空間,以本文之前討論的「分身組織」的概念來說明,我們的存在樣態這時在流動通訊媒介中擴張伸延,視乎使用流動電話時的生活脈絡,在流動通訊媒介中的自我意識可能有兩種樣態: 去媒介化的自我 (immediated self) 和超媒介化的自我 (hypermediated self) ( Bolter & Grusin 1999: 232 )。

當我們全神貫注於電話的對話中,完全投入電話的聲音再現,相信再現就是再現的指涉,忘卻媒介的存在與機制亦即是它的屏幕 (screen) 時,這時自我是去媒介化的 (immediated),因為意識正陷入一個看不到媒介的空間。流動電話相較起其他普及的媒體更能構成一個去媒介化的自我;語音的同速 (sychronization) 令我們不會察覺對話有任何的延遲 (delay);機身輕巧得可以放在口袋中隨身攜帶,在任何時間或空間亦可收發電話,仿似人體的伸延;有些人甚至索性隨時隨地都戴上免提聽筒,只要按下繫着的控制器上的按鈕便可接聽電話,媒體透明得免提聽筒的使用者往往被誤認為自言自語的神經病患者;傳統媒體要求主體是靜止的,流動電話把被監禁的主體解放出來,增加媒介的透明性和自我去媒介化的可能性。

流動電話遙現的功能和流動性亦可構成超媒介化的自我。當我們一方面身處辦公室在電腦查看日程表,一方面利用流動電話安排和客人的會議時,自我是在與現實及不同的媒體空間連接來為日常生活作統籌的工作,這時意識不斷來往於各種媒體空間,沒有忘卻於電話的對話中;它是超媒介化的,散佈於多種媒體的多重存在樣態結合構成一總體的自我 (collective self)。

這兩種分身組態隨着不同的媒介再現方式和不同的媒介與主體的關係互相協調,即使在同一種/組的媒介或現實上活動,主體的分身組態仍會不斷變化;例如一個正專注於利用流動電話與別人對談的去媒介化的主體可能因為電話第三者來電的訊息而使意識突然抽離透明的媒體,成為一個相對超媒介化的主體。主體的分身組態就如此般在日常生活中處於不斷變化、伸延/凝聚和塑造/被塑造的過程,建構一直處於流動狀態的主體。

流動電話和主體的呼喚
在公眾場所,每當流動電話鈴聲響起,我們不難看到在場者不約而同查看電話的情況,一方面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量生產的商品的同質性(相同的鈴聲),亦體現了一些人渴望被聯繫的心理狀態,而流動電話的響動本身也可能是一種建構主體意識或表現主體性的過程
[10],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中關於意識形態主體建構的比喻正好適切的說明了這個過程;一人走在街上,當他聽到背後有人呼喚「喂」時會以為是在呼叫自己,並轉身回答「我在此」,在這個召喚 (interpellation) 的過程中,具體的個人被建構成具體的主體[11],而電話鈴聲亦好比對個人呼叫的具體儀式,在流動電話響動的同時,個人由公眾場所的一份子被呼喚成一個人際網絡中被需要的主體;這時流動電話不僅是一通訊技術,亦代表個人被社交網絡的收納或排拒,以及受歡迎和冷落的程度。[12] 此外,一些在社會被邊緣化和性別化的個體亦可利用流動電話來增加自主性和對社會角式的壓抑作出抗爭及協商;在外國有一些針對工作母親的流動電話推銷策略中,女性被鼓勵利用流動電話在外工作的同時兼顧家庭,令她們能夠進行「遙距母親」(remote mothering)。流動電話對女性亦有人身保護的作用,她們可隨時隨地與別人聯絡及發出求助,使她們可以進入一些一直被認為對女性有危險的社會地理空間。這些流動電話的使用都可擴寬女性在社會的行動領域和私人空間,以漸進 (progressive) 和微觀政治的方式去轉變男性和女性根深蒂固的性別形象和責任。

流動電話和公共/私人空鬨
由於流動電話的流動性,它賦予主體的分身組態更大的彈性和伸延範圍;任何時間無論使用者身處何處,他的分身組態在接聽電話時就隨之而伸延變化,這種彈性在某些情況下能為個體提供增加主體性的可能性,令他更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控制私人和公共空間的劃分、日常生活的節奏以及和別人的關係。當齊美爾 (Georg Simmel) 談及大都市中現代性帶來的震撼時,他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體驗來表達都市中視覺活動的首要性;在交通工具中,人們被迫不發一言,不斷望向陌生人(Benjamin 1997: 38)。這觀察深刻的形容了都市中公眾場所裡的人際關係,亦反映了在這些社會情境中一些心照不宣的行為規則。戈天曼 (Erving Goffman)指出,每個社會場合都有一些含有意義和規則的設定,這些設定規劃著人們在場合中的互動;為了獲得場合中其他人的認同,個體會跟隨這些規則而表現出一些特定的公眾形象 (public image);這個對別人對自己的觀感又往往和個體的自我形像 (self image) 有一個持續的協商 (negotiation) 過程,個體需要在過程中對各種形式的自主性作出讓步,並對身體及言語有反思性的監控;例如在公眾場合中,我們被認為要避免大聲談話和作出過激的動作,以免影響別人。流動電話在這個自我約制的過程中可對個體起了某程度的解放作用,讓個體在公眾場合中取回更多的主體性;當個體在公眾場合接聽電話時,電話的鈴聲、接聽的動作以及和他者在電話中的對話為個體創造了一個「合乎習俗的參與界限」(conventional engagement closure),這種受到規範認可的「障礙」把個體和同時在場的人分開,這就好像公眾場合中面對面交往的情形一般,旁觀者會對參與者維持一種「禮貌的漠視」(civil inattention),以免給人一種好像正在偷聽的感覺。就在這溝通的邊界內,個體被認可利用流動電話進行相對地個人和親密的對話,而不受別人動作、言語或目光上的干擾。根據一個關於流動電話的使用的民族誌,在火車上,正在利用流動電話收發電話的個體大部份會低著頭或把目光轉移到沒有人的地方,而一些在場的人會先看看電話使用者然後繼續正在做的事情(Murtagh 2002: 85);在這些例子中,公眾場所的電話使用者及在場者利用了目光和身體動作來安排自己和別人的位置和互動。有時,在公眾場所透過電話進行的私人談話甚至也可以被利用作為建立公眾形像的資源,在這類舞台電話 (stage-phoning)中 [13],流動電話被用作為向在場者炫耀或公開自己的私人生活或事業成就的「道具」。作為一種跨社會情境的通訊工具,流動電話可以按照使用者的動機來控制公眾場所中的公眾性和私人性,而兩者未必是在一個對立的位置,而是置於一個連續、商議性及不斷變化的關係,我們必須觀察生活情境中的社交脈絡才能分析兩者在公眾場所隨著流動電話的使用而發生的微妙變化。

除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控制外,流動電話甚至廣泛而根本性的增強了表現在對時空的控制的主體性,而形成一種對時空操控性的理解。透過流動電話即時性的溝通,主體可以對資源作更富彈性的調動,工作以及生活的程序容許不斷的再安排,時間成為一種可以被分解、重組和控制的日常用品;私人時間可以因為工作的來電而被分解為更小的節段,反之亦然,而與此同時個體比以前更能利用片斷的時間;公共汽車上、行人路上和升降機內等等以往被認為「浪費掉」的一分一秒都可以被「重拾」而產生最大的個人效益,因此日常生活的軌跡越加被分解為斷續的片段,主體不斷在私人/公共、餘暇/工作、在地 (local)/環球和當下/遙現等種種不同的時空向度遊移飄忽。流動電話的短訊傳送更極化了這現象,收到的訊息可以被儲存,個體間的溝動亦可配合彼此的日程,並讓他們以比對話更快速的文字閱讀去接受訊息。就如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所言,時間和空間在現代社會中被分離,什麼時間和什麼空間沒有了絕對的關係,不同的時空的片段互相分離又互相滲透。主體可以跨越無限的時空距離而對社會關係進行規則化的控制,世界亦因此而變得透明,任何時候個體亦能和世界另一方的溝通。

流動電話和主體的透明化和抽象化
有了流動電話,主體隨時都可以被接上,這形成主體續漸被透明化的情況,根據海德格關於技術的思想,人類主體亦因為流動電話的設框而異化為客體,成為一種其他主體可調控的資源;以前人們沒有責任可以被他人隨時聯繫上,現在卻要為自己可否隨時被接上(是否擁有流動電話)甚至某一些時間可否被接上(有否開啟電話或將電話接駁至留言信箱)而負責,所以,主體的透明化也可能引致主體性的失去。在現代社會中,主體的透明化更進一步演化成主體自我監控 (self-disciplinary) 的社會規範。若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全景監獄 (panopticon) 是一種由上至下國家對人口監控的權力實踐,那麼流動電話引致的主體透明化或中央電腦化更大程度是個體之間微觀的監控方式。流動電話就好像全景監獄一般,隨時都可以被接上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對主體在日常生活中施加一種人際的權力關係,使主體無時無刻注意自己的行為(例如避免去大眾認為不道德的場所),內化自我的監控。正如福柯認為知識和權力互相包含互相支持,資訊的中央化令流動電話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和通訊記錄在有需要的時侯被調用,流動電話的廣告短訊就是一個例子;根據市場推廣計劃的目標,任何電話使用者可以被準確無誤的鎖定,商業行為可以滲入個體的私人空間。

此外,在流動電話極之普遍的今天,主體之間的溝通大部份都透過它而進行,然而,因為它單單以聲音再現為傳訊原理,因此其他人類面對面溝動的面部表情、身體語言、其他觸覺的元素以及社交的情景與脈絡被抽掉,再加上流動電話的流動性已把溝通對象的空間性削弱,使溝通中的主體對於對象來說就像一道不知來自何處的去身體化的聲音,高度抽象化,人們更無可利用其他微妙的溝動提示例如表情來判斷對方的可信性,以致容許更多的欺騙行為或掩飾,而且流動電話的來電顯示、來電轉駁、留言信箱和通話限制等這些技術操作令主體可以控制人際的權力關係,這種溝動的不透明性和之前提及的透明性,正令流動電話的溝動成為一個充滿含混、歧議、爭逐和商議等微觀政治的場域。

結語
本文回溯人類自我伸延技術的歷史,指出這些技術為人類帶來遙現的可能性,並形塑主體存在的模式。西方思想一直主要以身心二元論來作為意識和身體的論述,隨著自我中介技術的普及,本文認為這論述已不能把握現代人類自我存在的狀態,取而代之援引「分身組態」的概念來分析流動電話對主體建構的影響。利用日常生活中具體使用的例子,本文說明流動電話以召喚的形式建構主體意識,賦予多重主體構成的可能性,引致主體的透明化和抽象化的現象,並影響著反在主體和其他主體的關係、主體對時空的控制和認知以及主體對社會情境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規劃等的主體性。透過流動電話,主體對控制各種社會關係有著前所未有的能力,這能力體的是一種解放主體的可能性,但亦同時揭現了主體可能被技術異化或被其他主體監訓的現代危機;就如霍爾 (Stuart Hall)指出,文化是主導和被主導的之間一個互相爭逐商議的場和過程,我們必須將流動電話對主體的影響放置在社會權力的網絡和實際生活情境中分析:流動電話的流動性是誰的流動性?它是由誰控制的?誰獲得流動性帶來的利益?這些問題不但決定了流動電話對社會的影響,更反映現代人類主體的困境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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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王義軍《從主體性原則到實踐哲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 31

[2] 郭湛《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05。

[3] Haraway, D. 2000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ybercultures reader. Bell, D. & Kennedy, B. M. (eds.) London: Routledge, p.292.

[4] 張文喜《自我的建構與解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56。

[5] 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252

[6] 李康譯普通身體社會學概述Blackwell 社會理論指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586-587

[7] 賀玉生《流動電話及其網絡系統》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2000年,12

[8] 同上28

[9] 同上27

[10] 張小虹《在百貨公司遇見狼》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27

[11] 杜章智譯《列寧和哲學》,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91

[12] 張小虹《在百貨公司遇見狼》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30

[13] Plant, S. 2004 “On the Mobile: the effects of mobile telephones on social and individual life” Motorola, Inc.
     5 June 2004 <http://www.motorola.com/mot/documents/0,1028,333,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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