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香港在全球化下的城市空間與文化身份

陳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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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之旅,由香港開始。香港萬象姿采,閃爍繽紛,處處觸動心靈,令您感受一新。在矗立城中的高樓大廈間穿梭閒逛、於名店或露天市場盡情搜購、遨遊維港欣賞醉人景致、探索離島奇趣、品嘗道地海鮮或國際美食,或跳上電車樂享逍遙……每個角落總是充滿驚喜和樂趣,只待您親身體會,盡情探索。
香港的懾人魅力,還來自她獨特的文化氣質。東方傳統與西方文化薈萃,新舊事物交織共融,細緻深刻,造就出此地獨一無二的都會風情。香港,就是如斯精采;每一天,總有令您愛上這城市的新體驗。
──香港旅遊發展局網站(2005)

香港是一個繁華、先進且匯聚中西文化的國際大都會。它由一個小小的漁港,在六十年代以製造業為主的重要經濟體系,繼而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和飲食天堂。

以上是英國殖民政府以至現時香港特區政府用以描述香港的論述。它們還透過無形的象徵及論述,例如帆船、拼搏/香港精神、香港品牌、亞洲國際都會、超級曼克頓等,為香港建立一種出類拔萃的城市形象。

香港城市空間的運用和風貌,往往與這些無形的城市形象、象徵和論述,互相配合和影響。它同時深受政府的有形建設所影響,例如市區重建、大型的基建項目、開發旅遊區及旅遊項目等。

這些城市形象、建設和風貌,正正配合重視經濟商業發展的香港社會。事實上,建立這些建設和形象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試圖進一步推進香港的經貿發展,這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下甚為重要。

可見,在香港城市面貌和形象建立的方向和方式方面,無論在殖民政府或特區政府統治之下,都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在香港回歸前和後,香港民眾對城市面貌和形象建立的關注度,卻截然不同。在殖民統治時代,曾進行了不少大型社區清拆項目,如九龍寨城、調景嶺;填海亦屢見不鮮。當時它們似乎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討論,更遑論是群眾運動。然而,特區政府多項關於城市面貌和形象的項目,例如中區填海工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中區警署保護、清拆大澳棚屋、重建灣仔利東街等,卻引起不少社會關注及報章報道,甚至民間的反對聲音。當中的中區填海工程,更掀起前所未有的保護維港運動。甚至一些的私人發展項目,例如合和集團的灣仔Mega Tower酒店發展項目,也引起廣泛報道和討論。

什麼因素引起香港民眾的保護本土風貌意識、以及對城市面貌的關注呢?特別是:為何香港民眾對保護本土風貌的意識、對城市面貌的關注在回歸後似乎比較高?為何香港城市面貌和形象建設在殖民統治結束後能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甚至能掀起群眾運動?為何這些符合經濟效益、配合經濟發展的項目,在重視經濟發展的香港竟引起民間大力迴響以至遭到反對?這是這篇文章嘗試處理的問題。處理這些問題,有助於從理論及實證層面上,理解城市建設及形象建立的因素、在全球化下的身份政治以及擁有特殊歷史背景的香港身份政治。

本文將以兩大方向──全球化及香港後殖民身份政治──處理以上議題。文章分為六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從理論層面,闡述空間運用及城市管治的政治及經濟涵意,以及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對城市風貌的影響。第二部份旨在指出,香港政府──無論是英國殖民政府或特區政府,它們的城市管治,皆由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主導。第三部份則從理論層面,分析民間抗爭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的角色,它如何抵抗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的力量。第四部份是描述民間對香港城市建設的抗爭,特別是回歸以後民間對城市建設的強烈迴響。第五部份則以香港的文化身份政治,分析民間對城市建設的抗爭在回歸後逐漸壯大的原因。第六部份是總結,並對民間抗爭力量和持續性作初步的反思。

一、不中立的空間:政經管治、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城市風貌

空間不是不證自明的。它不是價值中立、客觀存在,也不純粹是數學、地理、幾何的概念(Lefebvre, 1991, p.1)。因為,空間的運用,是有文化性和歷史性,並帶有政治和經濟涵意的。

空間運用與城市風貌、城市形象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事實上,基於政治與經濟理由,建設城市風貌,建立城市形象,繼而向其他地區國家推廣城市,是每個當權者管治城市的中心環節(Broudehoux, 2004, p.25)。

1. 城市管治的政經涵意

城市管治者往往嘗試建立,或在多樣化城市中向外間突顯某一個城市風貌,從而建立城市形象。建立城市形象是一個相當選擇性的過程──一個多樣化的城市,被包裝、被建構、被賦予一個單一的形象。同時,城市形象的建立,很多時不是建基於本土的真實生活風貌之上,而是一些樣板式的口號和誇大的表述,從而提升城市的市場價值(Broudehoux, 2004, p.26)。

這首先反映了城市管治的經濟功能。城市建設、面貌及形象是引進資本的重要因素,例如開發旅遊景點、加強基礎建設、樹立現代化商貿城市形象來吸引遊客和外國投資。事實上,現代城市面貌及形象建設,往往建立於經濟邏輯之上(Broudehoux, 2004, p.25)。城市規劃目的,已不在於改善社會福利、建立公平社會等,而是促進經濟效益和發展(Short, 2004, p.11)。

城市管治也有深刻的政治面向。城市規劃規範了民眾的行為、生活模式。同時,建立城市形象的工程能塑造或改變城市的內涵及身份,從而為該城市的居民建構了集體回憶、意識、自我形象及身份。一個成功的城市形象建立工程有助於樹立民眾對城市的歸屬感、優越感及認同,帶來社會穩定和團結。因此,城市規劃、面貌形象是統治者賴以規範社會、建立社會共識及政治合法性的其中一項重要手法(Broudehoux, 2004, p.27)。

事實上,人為的城市形象是權貴、投資者和遊客的價值觀和期望的投射,而約化了城市的多元性。因此,城市管治有相當的排他性,弱勢社群的意向和聲音往往被排斥在外(Broudehoux, 2004, p.26)。

David Harvey(1989, pp.88-92)對在1970 年代起美國城市風貌的轉變的描寫,反映了城市管治的經濟以至政治面向。1960年代是社會運動的火紅年代。在這時期,遊行示威、搖滾音樂會以至暴亂等在美國城市並不鮮見。它們影響了城市的運作和城市對投資者的吸引力。於是,大約在1970年代起,城市管治者試圖為城市建立和諧社區的形象。例如巴爾的摩(Baltimore)在1970年起舉辦博覽會(Baltimore City Fair),傳揚城市的鄰睦關係和種族多元性。當博覽會越來越大規模時,它也越來越商業化。同時,管治者也藉著博覽會進行城市重建。幾經重建後,城市的建築面貌變得華麗和愉悅,與1960年代的完全不同。可見,城市管治者著重的是建立正面而高雅的城市形象,城市的建築和城市規劃也得要與此相配合。然而,在這表面華麗和富裕的城市面貌下,弱勢社群如貧窮戶、無家可歸者等被受忽略,他們的權益也遭受損害。

此外,城市建設是由專業人員、商人及其他在後工業社會的權貴所主導的。空間的設計和運用,例如公園、建築等,都是符合這些既有權力者的意慾和品味。弱勢者如低收入人士的需要和訴求,往往會被排除在空間規劃過程之外。

2. 資本主義與城市

既然現代城市面貌及形象的建設是因循著經濟邏輯,資本主義也就與城市的面貌和形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研究空間理論的兩位重要學者Henri Lefebvre 及 David Harvey均不約而同地指出,資本主義這體制透過空間呈現和存活。Lefebvre便認為,空間不單是反映經濟模式的工具和方法,更是經濟模式的生產力量。也就是說,空間的運用和秩序被用作維護及增加既有權力者的利益。資本主義透過空間鞏固它的存在。

具體來說,不少資本主義社會正踏入後工業時期。隨著工業生產式微,服務業以及消費成為經濟運作的骨幹(Broudehoux, 2004, p.4)。David Harvey指出,消費經濟導致城市空間運用的改變。資金被投放在改造破落的工業城市,使城市成為一個吸引消費者的空間。於是,重建是消費的催化劑,是工業生產萎縮下刺激經濟的方法。

在以服務業為主的消費經濟下,象徵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也就出現了。服務成為商品,商品形象也成為商品。Jean Baudrillard便指出,消費者消費的著重點不在於商品本身,也不在於滿足個人需要,而是商品所附帶的象徵意義和透過消費所建立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所著重的,不是生產商品本身,而是象徵、形象及象徵系統(signs, images and sign systems)的生產。這使Baudrillard認為,強調商品生產的馬克思分析架構已不合時宜(Baudrillard, 1981; Harvey, 1989, p.287)。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學者,David Harvey當然不會放棄馬克思的分析架構,但他也同時指出,形象就如其他商品一樣在市場裡賣買。當形象成為商品的時候,繼而出現的是文化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Harvey, 1989, pp. 285-288; 2001b)。

那麼,消費資本主義經濟與空間運用、城市面貌和形象有什麼關係呢?Sharon Zukin 便嘗試找出形象消費與空間的關係,並提出這是誰的城市的問題(Whose city?)──誰有權主導城市的形象?當形象和服務為商品時,運用空間便得考慮建立象徵符號意義。更具體來說,當城市由服務業經濟主導時,美學對空間運用和形象建立有很重要的角色。製造業衰落,文化在城市的經濟角色日益重要。於是,旅遊、博物館、藝術、地道食品及生活模式、市場推廣等均在經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Zukin, 1996, pp.43-44)。David Harvey 將這經濟運作模式稱為「消費的美學經濟」(aestheticized economic of consumption)(Broudehoux, 2004, p.4)。

3. 全球化與城市

David Harvey指出,資本主義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地理空間。因此,如果「全球化」一詞指涉了我們現時的地理空間運用,它也就代表著一個空間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If, therefore, the word ‘globalization’ signifies anything about our recent historical geography, it is most likely to be a new phase of exactly this same underlying process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space)(引自Haung, 2004, p.1)。

事實上,全球化使城市顯得特別重要。這是因為無論全球資金的流動性有多高,實際的物理空間還是被需要作為生產、消費、行政的場所,城市便被選作為資金累積的空間(Huang, 2004, p.3)。

全球化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便是先進的通訊和交通科技,加快了生產、消費及資金流動的速度,也促使地理阻隔的消失。於是,地理空間就如幻像(simulacrum):在日常生活中,在同一空間和時間裡,我們可享用來自不同地方的商品(Harvey, 1989, p.300)。

這便進入了David Harvey所說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這現象是基於資金累積,以及在資金累積下所追求時間與空間的消滅(Harvey, 1989, pp.306-7)。也就是說,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是指逐漸縮細的世界(空間壓縮)和同時同步(時間壓縮)(Huang, 2004, pp.16-17)。

在過去,能成為重要的世界城市是基於它得天獨厚的地埋位置及天然資源。然而,在全球化的時空壓縮下,城市的地理位置及天然資源的重要性日益減低。同時,幾乎所有城市都能夠成為經濟、政治及文化的樞紐(Short, 2000, p.21)。每一個城市均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因此,城市之間的競爭非常劇烈。

於是,全球化進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建立和推廣的重要性。正如John R. Short所說,由於城市之間的競爭激烈,城市便得要有正面而嶄新的形象,來吸引投資(Short, 2000, p.23)。因此,要了解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便要將對城市規劃的理解,由物理環境設計和操控擴闊至象徵符號有意識地管理。研究全球性城市,必須確認這些城市的話語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全球性城市的城市形象透過很多的象徵符號、廣告及大型活動項目呈現出來(Short, 2000, p.11)。

城市管治方式和思維,由純粹的管理模式轉為企業模式(Harvey, 2001a)。宏大的城市景觀(immense urban spectacle),漸漸出現在那些以企業模式管治的城市。這個景觀,大部份是建基於商品展示(commodity display)及象徵消費(symbolic consumption)。於是,主題式購物商場、展覽中心、主題公園等便湧現。政府也不斷投資和構思,促使所管治的城市成為商業、購物和文化中心來提升城市的吸引力(Broudehoux, 2004, pp.4-5)。

城市努力地展示它們的形象。Guy DeBord提出的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概念,指出景觀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產品(the spectacle is the chief product of present-day society),而這個景觀是越來越資本主義式和全球性的(Short, 2000, p.24)。這導致真實經驗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actual experience)──一些只能觀看而不能經歷的非個人經驗(impersonal experience which are witnessed rather than experienced)。重大的全球景觀的例子,包括大型體育賽事,例如奧運和世界盃。透過主辦這些大型體育賽事,城市得以透過傳媒,向全球的觀眾展示自己。世界性爆光機會和經濟利益吸引眾多城市爭奪這類賽事的主辦權(Short, 2000, pp.24-25)。

可見,城市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如Henri Lefebvre指出,都市化(urbanization)並非資金流動的產物。相反,在都市化的過程中,產生了資本主義運作的條件(Ruppert, 2003)。Lefebvre在卅多年前已預見:「社會已被完全都市化……都市化社會是一個由完全都市化過程所形成的社會。這都市化在現今似乎是虛幻、並未確認的,但它將會在未來實現(society has been completely urbanized …… An urban society is a society that results from a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urbanization is virtual today, but will become real in the future)(Lefebvre, 2003, p.1)。也就是說,都市化社會(urban society)不單是出現在城市(city),因為它是存在於所有社會,它也就是所有社會的體現。都市(urban)就是「所有」(totality),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勾劃及影響所有社會(Urban society is not just in the ‘city’, it is in and of all of society. The urban is a ‘totality’, a ‘global’ phenomenon, shaping and influencing all of society)(Ruppert, 2003)。

然而,如上所述,基於經濟邏輯的城市規劃,不再旨在改善社會福利、建立公平社會,而全球化更催化城市中的社會二分化。在後工業化的全球性城市,低技術勞工需求減少,高技術職位則增多。這擴大了收入和貧富差距(Short, 2000, p.19)。Saskia Sassen進一步指出,全球性城市應被理解成為由兩個階層──新精英或國際商務人員(new elite 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及低收入的「他者」(low income ‘others’)所組成的二分化城市(dual city)。在全球性城市裡的不平均發展,往往被政府官員、城市規劃者及跨國財團潤飾成為「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shared future)(Huang, 2004, pp.5-6)。城市空間的運用便是由這些既有權力者主導,弱勢者則越來越被邊緣化(Huang, 2004, pp.10-11 & 17; Broudehoux, 2004, p.5)。

二、香港政府的城市建設

如同其他城市管治者一樣,無論是英國殖民政府或特區政府,均以都市化作目標,從而發揮城市的政治及經濟功能。而且,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香港與毗鄰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的競爭劇烈。特別是在回歸以後,在首任特首董建華領導下的特區政府,不斷試圖將香港去政治化,強調香港不是政治城市,並銳意建立香港成為「亞洲國際都會」、「超級曼克頓」、「中國的紐約」等,力求與其他城市爭一日之長短。於是,「經濟效益」似乎是唯一驗證真理的標準。城市的目標4「是不斷發展,更快更大更新,方便快捷之後要更方便」(陳敏娟,2005)。

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思維主導下,香港的城市建設,便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的是阻礙經濟建設的地理環境和舊有社區,以騰出空間作國際都市建設,從而配合國際都市的形象和面貌,也使國際看不見香港骯髒、混亂、貧困的一面。於是,拆的行動包括不斷的填海、在1993年清拆九龍寨城、在1996年清拆調景嶺、在2001年清拆的最後一個市區寮屋大磡村、去年宣佈將中區警署十七棟建築交給地產商發展、清拆灣仔利東街等等。建的則是市區重建、發展新社區、遊旅項目等,使國際能夠看到美侖美奐、五光十色、富裕先進的香港。例如在灣仔、深水步、西營盤等進行多項重建計劃、開展多項高聳入雲的高級私人屋苑項目、在上海街建矗立的朗豪坊、清拆大澳棚屋並以「馬來西亞式、緬甸式棚屋」取代作遊旅景點等等。當然,還有在大嶼山進行多項旅遊發展項目,包括在2005年中開幕的香港迪士尼。同時,亦有原本打算以單一招標方式,交由地產商發展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設計劃。

香港只看經濟利益、妄顧文化歷史保育的「拆」和「建」的結果是:無論是新發展和重建後的社區,差不多都是一式一樣:摩天商業酒店大廈、高尚住宅、商場等。而且,這些千篇一律的建設,使原有的居民、商舖、生活模式等頓失居所,使地區特色消失,甚至令香港的殖民歷史淡化。例如,上環水坑口是英軍登陸、宣布統治香港的地方,也是最早有華人聚居和經商之處。至二十世紀初,這裡是高級茶居集中地,也連帶出現了不少雜貨舖、花舖、布店和酒莊。可是,現時在水坑口,再也找不到英軍的遺蹟,水坑亦不再復見。高樓大廈和連鎖商店,則逐漸取代了特色老舖和行業(何耀生,2005b)。又例如中環的舊區風貌、老街舊巷、古老行業等,已被淹沒在多年的城市發展中(何耀生,2005a)。

可見,香港城市面貌及形象建設模式,在回歸前後均由龍應台(2004)所指的「中環價值」──即「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所主導。特區政府的管治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於是,香港給人看到的面貌是:『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集體運輸網絡、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堆積如山的標準貨櫃;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清廉高效率的政府和法治的管理。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還有的是,「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步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惑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裡;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龍應台,2004)。

正如何耀生(2005a)所說:「經濟發展和市區重建,按理是改善城市生活質素,使整個城市的歷史文化、古蹟舊物能古今並存,繼往開來,永續下去。很可惜,在經濟效益的大前提下,香港的古蹟舊物、舊區的特色文化,真的是買少見少,而香港人亦賠上很大的代價,整個城市舊有風貌消失,歷史文化不能延續,香港人不僅損失我們的集體回憶,還失去我們的歸屬感」。結果,香港成為「複製城市」:「儘管有著漂亮的外表,但內裡卻是千篇一律的內容」(小愚,2004)。香港也就不能有生機蓬勃的城市形態(陳冠中,2004)。

結果,香港成為了Saskia Sassen所指的二元化城市。因為香港這個城市設計,是屬於官商權貴。平民百民,特別是低下階層,被受漠視和邊緣化。

三、民間抗爭與城市空間

資本主義、全球化似乎是不可抵禦的強大力量。不少反對全球化的評論認為,全球化等同於西化,並扼殺本土個性及造成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Broudehoux, 2004, p.7)。它抹煞了本土性、傳統社區和文化。城市的設計和運用,也就採用相同的邏輯──經濟效益為本,建立宏大、商業、消費的都市景觀──於是變得千篇一律。

然而,同質化理論僵化地分割「本土」和「全球化」這兩個概念。在這理論下,本土被視為「純淨的『內部』」(’purified “inside”’),與外間世界毫不相干。進一步來說,本土是一個「嵌入的社區」(embedded community)、「靜態且被限制的文化空間」(static, bounded cultural space)、「真實的社會」(authentic community),並與資本主義市場空間對立(binary opposite of the capitalistic marketplace)。相反,全球化是一個對本土社區的外來威脅,破壞本土的社會組織和關係的持續性(Smith, 2001, pp.101-102)。總之,本土是一個封閉、無歷史性(ahistorical)及無時間性(timeless)的社區。在本土與全球化的二元分化下,本土被稱為一個「真實」和「社區」的空間(privileges the local as a space of ‘authenticity’ and ‘community’)(Smith, 2001, p.121)。

同質化理論因而被批評為本質主義、主張「本土性是自然土生的建構」(naturalistic constructions of locality)(Smith, 2001, p.121)。事實上,本土是受到跨國的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s)──包括意念、訊息和資金的流動所影響的。本土文化無可避免地受到這些跨國網絡影響(Smith, 2001, pp.102 & 106;Broudehoux, 2004, p.7)。

更重要的是,同質化理論忽視了本土民間行動者(local agents)對外間影響的抗爭、再詮釋及內化,從而惠及自身的利益(Broudehoux, 2004, p.7)。也就是說,跨國網絡對本土有重大影響的同時,本土日常生活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有相當的重要性,因為本土不是靜止和僵化、被動地受外間的力量影響。

民間抗爭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對空間運用和製造(the making of place)上。這當然包括民間對城市運用、風貌的大型抗爭運動。例子包括民間城市文物保護的行動(Smith, 2001)及在美國對公共空間的運用的民間抗爭(Mitchell, 1995),就連北京市居民也對北京市的城市建設有抗爭的行動(Broudehoux, 2004, pp.208-238)。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們因時制宜地運用城市空間,是對當權者、資本主義、全球化等主導的城市空間設計的挑戰(Smith, 2001, p.116)。這就是Michel de Certeau (1984) 所提出的日常生活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在既有制度、大策略(strategy)下,普通人不是被動的。相反,普通平民百姓(ordinary people)會透過權宜之計(tactic),就如打遊擊般對既有制度作出無處不在而微妙的反抗(resistance)。由於平民百姓能因時制宜地、有創意地創造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de Certeau認為消費也是一個生產過程(consumption as secondary production)。

事實上,全球化為本土帶來的衝擊,或能有助激發起本土意識,包括本土對文化及城市風貌的保護。批評同質化的評論便指出,全球化不一定是摧毀本土傳統的不可抵擋的洪水猛獸。反之,它或能引起對本土多元化及身份認同等的保護意識,從而形成一個新的抗爭力量,維護空間的使用、本土傳統及多元性(Broudehoux, 2004, pp.7-8)。

可見,空間並非是靜止、純粹空白的容器(Broudehoux, 2004, p.8),並任由既有權力者將之充塞填滿。民間的抗爭力量在決定空間運用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空間的運用是一個不間斷的社會過程,是一個不斷變更的權力和符號化的角力;空間的意義是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就不停地被生產和改變(space is conceptualized as a social process, an ‘ever-changing geometry of power and signification’ – constantly produced and transformed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s)(Broudehoux, 2004, p.8)。

正如Henri Lefebvre指出,空間是政治和意識型態的角力產品(space i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It is a product literally filled with ideologies)(引自Soja, 1997, p.246)。Lefebvre更提出「社會空間」(social space)概念,指出空間的三層含意:管治者規劃出來的空間(representations of space/conceived space),最終看得見、現有的空間(perceived space)以及透過日常生活呈現出來的空間(represenational space/lived space)(Lefebvre, 1991)。空間運用和呈現,不單是決定於規劃,也受到日常生活的實踐所影響。

四、民間抗爭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比較

在香港,對於城市建設的民間抗爭,又是怎麼樣的呢?

在回歸以前,英國殖民政府為建設香港國際都市形象,不斷進行城市發展,包括填海、清拆九龍寨城、清拆調景嶺等。然而,這些發展計劃,除了直接受影響的居民外,似乎得不到傳媒的關注、引不起社會迴響、討論。

相反,在回歸以後,特別是2003年以後,民間的反應截然不同。香港城市發展吸引了傳媒的報導。社會迴響和討論亦非常熾熱,甚至引起社會運動。例如,2000年政府宣佈計劃清拆大澳棚屋及2001年清拆大磡村,便引起民間討論和關注,也有民間團體聲援受影響居民。2003年及以後的發展項目,包括2003年底的中區填海工程、2004年宣佈的中區警署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灣仔利東街重建等,以至私人發展項目如合和集團在灣仔的Mega Tower酒店項目,亦引起強烈的社會迴響。

在2003年及以後的發展項目中的中區填海工程,便引發起保護維港運動。運動的主要發動者是早在1995年11月成立的「保護海港協會」。協會就政府為興建中環灣仔繞道的中環灣仔填海工程而與政府對簿公堂,也就填海工程、中環灣仔繞道提出建議。它又發起群眾運動,包括簽名運動和遊行。協會就城市建設而組織的群眾運動得到前所未有的民眾支持,例如在2003年5月2日舉行的藍絲帶行動,有一萬二千人參加(警方則說只有二千三百人參加)。群眾將長三千米的藍色絲帶,由中環愛丁堡廣場,以手牽手方式團繞海旁,伸延到灣仔金紫荊廣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填海工程,刷新健力士中拉起最長絲帶的世界紀綠。

另外,在2003年4月,政府決定把中區警署法定古蹟群發展為古蹟旅遊項目,並計劃在2004年初為項目招標。由於招標計劃有利地產發展商,並扼殺民間團體中標機會,政府此項計劃引起公眾關注。就在2003年10月24日,有百多人遊行到至中區警署,要求政府將中區警署古蹟群公開招標。
在保護維港及中區警署古蹟群的輿論中,政府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又引起另一番熱烈的社會關注和討論。2003年3月,政府宣布負起推動企劃監管文化藍圖和監察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文化委員會解散,並在六個月之後,政府公佈「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建議邀請書」。政府旨在透過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香港西九龍沿海地段,建造一個世界級的文娛藝術殿堂,以此「創地標、顯文化、添悠閒」。政府最後接納三份地產發展商的建議書,作進一步評審,並堅持單一發展模式、天幕設計等。政府的計劃被廣大輿論批評為文化缺席,亦恐怕它變成數碼港的翻版,以文化發展為名但以地產發展為實的項目。當中提出異議聲音的包括「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簡稱「西九聯席」)。它成立於2004年11月11日,組織了九個民間及文化團體,要求重新檢視「西九發展建議邀請書」,提出「暫停三揀一、全民全速再規劃」,並撰寫《重構西九》計劃書。同時,它又倡議成立名為「文化都會智庫」的文化智囊組織,負責「文化願景」和「城規願景」的研發和討論,再制訂「西九願景」的城規大綱。

此外,灣仔的重建項目,也引起社會關注和談論。2004年,市區重建局展開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計劃。灣仔利東街,人稱「喜帖街」,原因是這街道是印製喜帖商店的集中地。這街道是很多夫婦籌備結婚的回憶,從這裡也能體會本土經濟和鄰舍關係。然而,在重建口號之下,推土機將會來到灣仔利東街,市建局並大有可能以慣常方式,威逼利誘居民遷離後、將整區賣給發展商、建設徒有外觀的豪宅、商業大廈及商場。為免重蹈覆轍,利東街一群居民、專業人士及關注此事的社會人士聯合起來,並撰寫香港有史以來的首份「居民參與規劃案」,呈交城市規劃委員會。在這規劃案裡,利東街成為步行街,唐樓屋頂連成空中花園,並建議興建五座新的住宅大廈和更多公園。這旨在反映,「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不是口號;唐樓可以是怡人的住所;住宅區可以美化;居民期望的是繼續在這裡居住和工作;居民不抗拒發展,只想保留社區的原有風貌。雖然利東街重建項目的民間抗爭未能令有關當局改變政策,參與者為行動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意味除了受影響的居民外,關注本土城市發展,並參與抗爭的已有一定的人數。

灣仔另一個受人注目的發展項目是合和集團在灣仔合和中心及船街附近的Mega Tower酒店項目。合和集團向政府申請發展該項目達28年,期間發展計劃和模式曾有多次改動。最後,合和集團在2004年12提出在興建兩幢58層高的酒店。此私人發展項目引起傳媒報導之餘,一群關心此發展項目的堅尼地道居民,在2003年底自發組成「保護堅尼地道小組」,目的是為了促請有關當局於審批Mega Tower酒店計劃時,要考慮居民訴求及維護公眾利益。他們曾駕車於堅尼地道慢駛示威,也曾登報宣洩不滿。小組認為計劃純粹因為一間商業機構的利益,忽略附近居民的感受。Mega Tower酒店計劃最終在2005年2月25日遭城市規劃委員會否決。理由是項目發展規模過大,不配合周邊環境:酒店的高度,不但有礙景觀,也不配合鄰近的中密度環境﹔弧形的設計更會造成「牆壁效應」令廢氣在灣仔積聚,損害市民健康。

五、後殖民香港的文化身份政治與城市空間

面對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香港政府不斷以多種城市建設及重建方式,美化市容,刻意改變城市面貌。然而,全球化所引發出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宏觀的高樓大廈、美輪美奐的購物商場、聲勢浩大的主題公園等所表現出的都市形態,其實只是沒有內涵、不實在的景觀,但同時卻將實在的東西破壞甚至毀滅(Lefebvre, 2003),包括邊緣化貧窮戶及其他弱勢者,也犧牲本土歷史文化傳統、生活風情,還有獨特的城市風貌和身份認同。

民間的抗爭,就是在本土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出現。可見,正如批評同質化理論的評論指出,全球化不一定將所有地方變成一樣,反而會培養本土保護意識,推動民間的抗爭運動。從香港民間的抗爭行動看來,批評同質化理論的評論正符合香港的現況。

然而,批評同質化理論的評論並未足以解釋以下現象:為何香港民眾對保護本土風貌的意識、對城市面貌的關注在回歸後似乎比較高?為何香港城市面貌和形象建設在殖民統治結束後能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甚至能掀起群眾運動?為何這些符合經濟效益、配合經濟發展的項目,在重視經濟發展的香港遭到民間的很大迴響以至反對?

後殖民香港的文化身份政治是一個可行解釋。要討論香港的文化身份政治,不得不從香港的殖民歷史──一個獨特而有別於其他殖民地歷史的歷史──說起。

Ackbar Abbas一針見血地指出,談論香港的文化必定會涉及殖民主義(Abbas, 1997, p.1)。然而,要了解在香港的殖民主義,必須考慮香港獨特的歷史背景。例如,有異於其他殖民地,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前,並沒有歷史可言(Abbas, 1997, p.2)。香港的歷史,是始於英國的殖民統治。

同時,雖然香港大部份人口都是屬於中華民族,而且香港的歷史、文化身份在英國人所寫的香港歷史裡與中國人所寫的香港歷史裡,有不同的呈現,但是香港無論在英國人所寫的歷史裡,或者在中國人所寫的歷史裡,在文化及政治方面往往有異於中國內地的(Abbas, 1997, p.2)。事實上,基於政治理由,英國統治者往往避免提及香港歷史,從而壓抑香港的民族意識。同時,在英國人的歷史論述裡,就如Abbas所說,香港的歷史是始於英國人的來臨。香港的成功,也有賴於英國人的統治。因此,香港的開始和成功,是與中國大陸毫不相干的。在中國人的歷史論述裡,香港則一直不被受重視。假使香港被提及,它往往只是一個邊緣荒蕪之地,蠻人所居之所,又或是一個歷史的恥辱。直至1990年代中、回歸前夕,中國內地才大規模書寫香港的歷史。這些歷史的論述,往往附以考古證據,引證香港是中國固有領土,也是中國通向外國文化的門戶。它們又形容香港是中國歷史的恥辱,並記錄香港華人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抗爭。至於香港的成功,則是源自香港人的拼搏精神。不過,在這種論述裡,香港的地位只是中國附屬的一部份,香港華人是內地社會政治運動的被動支持者(王宏志、李小良及陳清僑,1997,pp.21-77;王宏志,2000)。香港與中國內地,雖然民族相連,但卻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下分隔開來。這是Ackbar Abbas所指出的香港的消失的首個例子(a first example of disappearance)。這導致了很多香港和內地之間互不信任和誤解的情況出現,也使香港人撇除「香港人」的身份之後,不一定還會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Abbas, 1997, p.2)。

香港殖民歷史的另一個獨特性是:在全球化經濟大氣候下,香港不用像以往的殖民地般,受帝國主義剝削之苦。反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被殖民政府成功扶植成為全球性城市(Abbas, 1997, p.3)。當然,殖民政府致力於發展香港經濟,是有其政治原因的:以經濟發展取代香港人對政治的訴求和期望;將自由民主,等同於自由市場經濟。香港只有經濟追求而沒有政治空間的單一發展被Ackbar Abbas形容為「錯落」(decadance),而這錯落使香港的文化難以被發現(Abbas, 1997, p.5)。

於是,在這獨特的殖民歷史背景下,香港自以為是沒有文化的文化沙漠。Ackbar Abbas稱之為「反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看不見存在的東西(not seeing what is there)(Abbas, 1997, p.6)。也就是說,香港人看不到香港本土的文化。

然而,香港人對於自己的文化身份,並不是完全的沉默和被動的。特別是在1960年代後期起,戰後出生的一代開始成長。他們在香港土生土長,並視香港為自己的家。本土意識及「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開始出現(Mathews, 2003, p.58)。

另外,也有一連串的重大事件,引發香港人尋找和重構自己的文化身份。

首先是談論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正當香港在1970年代後期經濟起飛、成為全球性城市之時,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成為香港的政治議題。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意味著這個殖民地的主權,將會轉到一個歷史、政治經濟制度有別於、甚至落後於殖民地的主權國家。因此,香港回歸中國,不是純粹的國家統一,而是一個半殖民現象(quasi-colonial)。然而,政治附屬、被殖的香港,卻在很多方面的發展比主權國中國更先進(Abbas, 1997, p.5-6)。香港將回歸中國的事實既定後,不少香港人擔心香港的前景、香港現有的制度生活在回歸後能否維持。這激發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其中的例子,是在回歸前後,香港出現了不少香港的研究項目。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探討香港,包括歷史、文學、文化及次文化。它們的形式也是多樣化的,包括書本、研討會、學術研究、影視製作、口述歷史書寫等。它們以本土且不同角度,表述香港的歷史、文化及身份(王宏志,2000,pp.58-68)。

另一個重大事件是八九民運。它不但加深了香港人對回歸的憂慮,也激發香港人尋找和重建身份認同。正如梁文道(2005)指出,1989年的4月至6月之間,「香港社會瀰漫的空前熱情,其實更多地是與中國人的民族認同相關的。例如當時市民琅琅上口的《做個勇敢中國人》、《我是中國人》與《龍的傳人》,在北京天安門前一片反官倒聲中並不常聞。因為對身在北京的內地人而言,中國人的身分是不證自明的,搞民主運動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有什麼關係呢。所謂『愛國民主運動』的重點就是民主,『愛國』二字是用來定性這場運動的政治正確的前綴詞罷了。反觀香港,經過20多年的經濟騰飛,與對內地政治社會情況的相對隔絕之後,這場運動卻是觸發港人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在情感上『認祖歸宗』的契機。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廣場上群眾各式各樣訴求的具體內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看電視聽廣播,去和同事同學討論運動走勢,心底下貫注的就是一種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國連接起來的情緒力量」。這使梁文道指「89年香港搞的其實是一次史無空前龐大的愛國運動」,而這場愛國運動,是「建立在對前途的預想上的。很多市民認為如果中國在97年前就已經開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麼回歸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懼怕的事了。對中國民主的熱烈渴求導生了港人的國族認同,民主與愛國在這段時期就此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後來支聯會的最大動力,也成為民主黨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資源和背景」。

香港主權回歸以及八九民運,使不少香港人為未來的生活方式而擔憂。當時對於逼在眉睫的失落(即現有的生活方式可能消失),促使對香港文化的熾熱興趣。預期香港即將終結的心態,也展開了對香港獨特的歷史文化的強大關注(The imminence of its disappearance …… was what precipitated an intense and unprecedented interest in Hong Kong culture. The anticipated end of Hong Kong as people knew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profound concern with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Abbas, 1997, p.7)。

然而,八九民運的結局,使香港人熾熱的政治和尋根熱情一下子冷卻下來。正如梁文道(2005)指出,「當香港各階層曾經寄以巨大希望的運動被碾毀在坦克履帶底下,火熱的心也就墜入冰冷的深淵了。必須接受現實的香港人發現原來動員了整個社會力量的集體行動,也無法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意志之後,就再也提不起勁去參與包括集會遊行在內的各項政治活動。自此之後,一般香港人開始進入一段政治低氣壓時期,不只不想參與政治也不大關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勢的推演與我無關,也不受我影響……六四的結局不只壓抑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熱情,延滯了曾經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時使得香港人對於『愛國』產生了抽離的情緒。這就是香港的六四創傷綜合症」。

在中英爭拗的夾縫之間,香港人再一次感到政治上的無力和無奈。在回歸後的金融風暴,更使政治低潮再陷入新低點。社會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前景和就業。

然而,回歸後的更多事件,使香港的本土意識比回歸前更強烈,也使香港的公民社會比回歸前更強大。

中國對香港回歸的承諾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人感到政治前景未卜的同時,也對「港人自治」的特區政府有相當的期盼。結果是,回歸初期,香港仍然能維持本來的生活,一國兩制,尚能體現。然而,令人失望的,不是最初所畏懼的中共中央政府,而是特區政府。例子包括:禽流感、八萬五、廿三條立法、三次人大釋法(包括居港權事件、普選及特首補選)。

與此同時,中國有意識地加強香港人對國家的民族認同。這包括在電視新聞前播放的《心繫家國》短片、加強正規愛國教育、愛國論的爭論等。特區政府也刻意抹去香港殖民歷史,包括不珍惜殖民時期的建築和遺址。

面對令人失望的政府政策、官員表現、愛國教育,不少香港人提出反彈、異議、抗爭以至自救行動。這些自救行動,包括在沙士期間的民間自發的義工隊、自製的心意卡和自治的智庫組織,以及反廿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回歸後的民間反彈、異議、抗爭和自救行動,固然是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也來自本土意識、民間社會的自發,同時也反過來強壯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和公民社會。2003年七一大遊行便最能將之呈現出來。七一遊行的可貴之處「在於其自發的動員形式。遊行沒有創造英雄,卻建構了一個香港人久違了的人民力量奇蹟」(梁啟智,2005)。梁文道(2005)也說:「(六四的結局使香港人)參與政治也不大關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勢的推演與我無關,也不受我影響。情況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前才有所改變」。

對此,馬傑偉(2005a)指出:「正規政治格局之外,香港公民社會成熟壯大。這股非官方的民間力量,因董建華政府的顯著失敗而催逼成長。多年殖民管治沒有逼出這個民間主體,反而在港人治港的口號與期望中,對比董主政時的失誤,才在政制之外,有血有肉的誘發公民社會的潛能。或可用一個『社會身體』(Social Body)作比喻,嘗試描繪香港當前詭異的政治生態。過去8年,不同的民間討論,把殖民時代較為非政治化的社會主體,轉化為一個要求政治參與、批判社會不公、倡導問責體制的公民社會。這個社會主體在兩次七一遊行變得自覺、自主,從浩蕩的新聞圖片重新認識香港集體,政治的自我認同,取代香港經濟神話,重伸民主、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梁啟智(2005)則樂觀地說:「不知不覺間,香港人已學會了一套新的都市生活邏輯。在林林總總的自救運動當中,香港人重新定義一套政治遊戲規則。我們原來毋須理會中央或港府或保皇或泛民的形式政治,因為上班消費瘦身消脂才是真正的政治現實。這不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無求,也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社會學者羅斯(Nikolas Rose)所說的『公民博弈』(Games of Citizenship),正是『後董時代』香港的寫照。所謂的公民權已不再局限於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不止於所謂公民社會的參與。當與時並進和查找不足變成了日常用詞的同時,公民權也變成一種日常生活的體驗和實踐。在這8年間,我們學會了生活和政治如何緊緊相連。表面上是依舊的冷漠和犬儒,藏著的卻是新的社會覺知。對建制派鄙視,是因為反省了回歸時的民族狂熱;對民主派失望,是因為學會了對政治領袖有所要求。重要的是過程,我們都長了智慧;重要的是未來,我們更善於迎戰。好像一切推倒重來,其實已是另一片天。那管再有曾建華或者唐建華,到了那意想不到的結尾來臨時,香港人久經歷練的『撐得住』基因便會再次爆發。因此,其實我們已經勝出了」。

的確,香港人在畸型的政制、在建制內苦無發聲權利的情況下,在建制外尋找自我自主的力量,比回歸更壯大;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對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也比回歸前更強。就如馬傑偉(2005a)所說:「對比殖民時代,香港公民從未有今天那麼清醒」。

可以說,香港民眾對保護本土風貌的意識、對城市面貌的關注,也因而比回歸前來得更高。這情況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更為明顯。這使香港城市面貌和形象建設在殖民統治結束後能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甚至能掀起群眾運動。官商的城市建設和重建、發展項目,只以經濟效益為依歸,不尊重環境和歷史文化,故引起很大的民間迴響以至遭到反對。可以說,這些民間抗爭,是源於九七過後香港本土意識提高。不少民眾,因不甘受制於由官商權貴為香港所建立的文化身份,而參與抗爭來爭取自主,尋找及重建在複製城市中迷失已久的文化身份。同時,也可以說,這些抗爭中的保護維港、保護中區警署、西九聯席、反對灣仔利東街重建等,是七一效應下的產物。

六、結語:對香港民間抗爭力量的一點反思

市區重建和發展,是每一個城市所必須進行的。當然,這些發展,務必合理和適當,這包括尊重和保護環境、歷史文化、傳統獨特的生活模式、鄰舍網絡和風貌。這樣,城市方能生機處處,成為怡人的住處,以至遊旅和投資地點。然而,在香港,經濟效益至上,城市建設只有表面浮誇華麗,沒有充實的內涵。歷史文化、人文生活被受威脅,且逐漸在這所謂國際都市裡淹沒。

與此同時,香港的本土意識在回歸後提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令人失望的特區政府。多次的民間抗爭、自救行動,不但體現了日益壯大的公民社會,同時再壯大現有的公民社會。2003年的七一遊行,更是民間抗爭的高峰。在日益壯大的公民社會裡,民眾對香港的城市建設更是越加關心,因為這不單關乎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影響對社區以至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這促使了多項對於城市建設的民間抗爭。

然而,這種民間抗爭力量到底有很大?能否持續下去?

第三次的七一遊行在二零零五年的七月一日舉行。是次的遊行人數,由前年的五十萬、去年的大約二十萬,減至昨天的二萬多人。有人形容參與人數銳減的零五七一遊行是大失敗,國務委員唐家璇亦指它「不得人心」。然而,張炳良指出,儘使經濟好轉、民望高企的曾蔭權當上特首,但仍有數以萬計的人上街,反映港人對民主仍有強烈訴求(陳智傑,2005)。馬家輝則認為,不能單以參與人數的多寡來判定遊行的成敗。而且,遊行也不等同於社會運動。要掌握一場社會運動,便要「把遊行與遊行之間的事情、出現於遊行前後的事串連起來綜觀察看」;要準確分析社會運動,必先經長距離、長時間的觀察。如以此角度分析比較三次七一遊行,覺得第三次七一遊行「非比尋常」:在無明顯的社會恨意下,參與人數仍以萬計,遊行當中的相異以至相違的抗爭議題,更反映了香港社會的多元、和平與成熟(馬家輝,2005)。

不過,也有評論質疑七一遊行的路向(馬傑偉,2005b及2005c),及提出對年青人對七一熱情減退、實用主義心智的憂慮(岑朗天,2005)。事實上,龍應台(2004)也曾對七一效應提出的疑問:「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噗噗蠢動。七一遊行,是熱量的凝聚。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七年了,鬆動的,是那麼地少……」。馬傑偉(2005a)在回應梁啟智(2005)時,也謹慎地指出:「如果體制和制度可比喻為社會身體的骨架,那麼香港公民社會的成長,是在骨架之外自成格局。今天的迷惘,是社會身體的壯大,強烈要求政制改革以表述自身,卻苦無政制作『容身之所』。香港人的無奈感,在董落曾上的當下,政治格局已是衣不稱身,甚至可以說,社會身體粗壯,政治鐵籠狹小,港人屈曲其中,綁手綁腳。董式問責行不通,現在香港社會主體,似要走入中國式的鳥籠之內,勉為其難去適應中式恩寵政治。末來兩年,港人會否覺得受困受壓,難以明志?無法舒展的委屈會否再引發新的怨氣?又或者,港人會否滿足於曾特首的行政手腕,甘心樂意像以前一樣去搵銀搏殺、懶理政事?然而,梁啟智的講法,暗指一個文化與歷史的大膽判斷──我們已經勝利了,而且要繼續茁壯成長。對比殖民時代,香港公民從未有今天那麼清醒。不容於體制的社會身體,是否可以堅忍鳥籠的暫時囚禁,在正規政治之外,以非常手段(如七一網路、知庫聯盟……),對滯後政制持續批判,志士不屈,向中國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港式公民社會,也許可如被逼奮發求生的街童,以頑強的生命力,追求更透明更健全的香港」。

因此,香港的民間抗爭力量、公民社會能否持續地茁壯成長,特別是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的效應有多大,還未能下定論。它是受到多方因素影響,也需要多方面及長時間的觀察。

最後,討論民間抗爭還需注意的是切勿理想化民間力量。日常生活形態和政治並非固定不變的,它也不一定是一個抵抗既有權力的場所(Everyday life is neither a fixed spatial scale nor a guaranteed site of local resistance to more global modes of domination, whether capitalist of other)(Smith, 2001, p.118)。民間內部也必定是存有不一致,也有權力、論述、對意義詮釋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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