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兼讀制碩士課程
畢業同學專訪

訪問:陳順馨,海榮,小島,小土
整理:海榮,小島,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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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背後都應該有一科文化研究」

請不要笑,這不是挪用電影《斷背山》的對白作題目,而是來自本刊今期人物專訪的主角──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CS)幾位畢業同學的心底話。四個來自不同專業,有著不同背景的人:彭志銘 (彭)、俞若玟 (Cally)、曹文傑 (小曹)、蕭永豪 (阿蕭),與E-Magazine一起分享他們兩年的「文化研究」學習經歷,以及「文化研究」與個人生活的扣連體會。訪問過程中有爭論,有提問,也有對話,時而嚴肅,時而玩笑,倒像一次家庭成員的聚會。


文化研究的「用」

香港社會以經濟掛帥,有意進修的人士在計劃進修時可能只會一窩蜂選擇有關商業及財務的課程,與之相比,文化研究好像「欲速則不達」。對於後者的「用」,身為中學老師的蕭永豪自有一番感觸:「其實文化研究最好的地方就是不要每樣事也要講有沒有「用」,這是很功利的看法。文化研究幫助我們看事物,而不只他們是否有用。「用」不一定是經濟的用,文化研究給予我看事物的新面向。在講求有冇用的時候我們都很短視,不會很長遠看一件事,用是不能衝量的。我上馬國明老師的Urban Culture課,讓我認識以前不太意識的倫理關係。一些小商店,原來它們的生存價值不只有地價,亦不限於貨品夠不夠新、能否提供最新穎的東西給顧客,其人與人的關係和大型連鎖店不同,本身就盛載著歷史,體現了香港的轉變和延續。從現今經濟的角度來看,連根拔起他們就最好,多建商業大廈便好。文化研究最有用的地方就是讓我思考不是每樣事情都只以是否有用來衡量。」

從事出版業的彭志銘亦說:「文化研究就像一碟大雜燴,我們所學習的並不是在學習那時用,他日用的才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不只是一個學科,它根本就是一套哲學,這對我的衝擊很大。如果把文化研究只當成是一個學科,那是以一個界限框死自己。它好玩之處就是它不會框住自己,但又和其他東西有關係。文化研究活像人體裡的胃而不是大腦,將所有事情消化。說它不是大腦,因為它不是要去控制一些事情……」

現任職於嶺南大學的小曹補充道:「文化研究實際上就是一個系,有趣的是這個discipline會不斷探究和挑戰自己的discipline。學系堛滷訇糧ㄦ|很pragmatic的在某些場合說文化研究是一個怎樣discipline,有意識地在適當時間去分享此視野。大部分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都會問自己什麼是文化研究,其他的discipline則很少這樣做。生物科就有好確定的說法,是生命的科學探究,但每一個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都會重新思考文化研究是什麼。文化研究有很強的自省要求,從事者不時需要反省自身的經驗和關注點。這是因為文化研究的定義是半開放的,與自己的關懷總有一定的連繫。」

和其他幾位受訪者不同的是,小曹在選讀文化研究課程的開初就已確立自己所關注的議題:「我在中文大學讀書時副修性別研究,曾認識一個讀文化研究系的本科生,他說話很有趣,文化研究好像與性別研究所涉及的理論有所相近。有一次在教育學院看見嶺南的文化研究招生的海報,我就去報讀。我在文化研究系的兩年所做的功課大多與sexuality有關,都是帶著同一個問題,抱有同一份執著。」

文化研究的倫理

無論是帶著自己堅持的問題,還是抱有人文關懷,文化研究作為人文領域的一種廣泛精神,強調個體對自我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是它最大的魅力之一。然而作為一門具體在學院體制中運行的學科,從宏觀到微觀的具體操作和實踐上,幾位同學也提出了各自的見解。

小曹覺得文化研究似乎略有欠缺:「最近我讀了The Ethics of Cultural Studies一書,書中指出許多工人剝削、城市規劃等議題,其實都是與ethics的問題相關。而我們多數會以其他角度如激進民主的方式來討論,卻很少會以ethical角度去討論,總是把ethics問題括住不作討論,這可以說是ethical bracket。其中的因由一來可能是為了一些實踐上的問題,又可能是不想如哲學那樣對ethics作思辨。比如討論gender與平等的關係,又比如舊區怎樣發展,如何重建社區,工人剝削等問題,我們很少將之理論化。這樣不自覺地就迴避了諸如理想的社會應是怎樣、民主有什麼好的問題。我是在差不多讀完時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

阿蕭也認同小曹所說:「雖然文化研究令我們看事物更多面向,但背後是需要作一個value judgment的。文化研究的確是較少談論ethics。它攝取了許多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但對其他學科的知識只認識到一些皮毛,總嫌具備不足,想通達些,就需要自己再挖深一點,多瞭解其立場、意義在哪裡….….」

「文化研究本身有一定的設準,也拆解很多事情,對一些傳統的價值觀有相當的ethical deconstruction。有時我會想這樣的拆解會否讓人容易陷入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我本身有基督教信仰,有些信念如愛和正義我是堅守的,但應該是哪一種愛和哪一種正義?我應怎樣去行動?有什麼理論或經驗支撐我堅持這些信念?我怎樣行公義又不會對其他人造成不公平?我應怎樣自處?我應怎樣抓緊一些core value呢?我們怎樣找回自己的ethics?未讀文化研究前看問題可能會看得簡單一點,讀後可能複雜了許多….」

彭進而說道:「讀書理應是增進個人見解,現在反而多了一些解決不了的問題。文化研究那麼包容,吸收那麼多,會否反而令自己更亂?畢業後與同學談天,有一些同學表示讀完之後多了很多東西,好像圍網一樣越織越密,但反而有時令自己更不清晰,可能這是根底不足的問題吧。」

小曹:「有的同學選讀文化研究時可能是雄心壯志,想幹一些事情,讀完後卻更是迷惘。但我覺得這番猶疑正好是moment of the ethics。文化研究不一定提供答案,會令你想多一點,甚至可能會擾亂你,但作value judgment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尼采說上帝已死,他不只是攻擊基督教,而是當時的社會氛圍令很多人認為一切有上帝作保證,個人無需要作努力。尼采認為這樣會令人停滯不前,所以他宣告上帝已死,從而導致了兩種後果,一是人們覺得迷惘不知怎算,完全沒有希望,另一些人認識到上帝既然「死了」,他們就要擔起自己的責任自己作判斷,已經再沒有一個終極的答案,沒有一個人或上帝可以保證你未來會是怎麼。文化研究會告知你這個世界有多紛亂,未必有一個終極答案擺在眼前,要麼放棄,要麼自己重新創造。M. Foucault指出,我們既然不能擺脫的那些東西,離不開那些discourse,那便要從中抵抗,不是摒棄,也不是脫離,而是從你自己出發再創造。文化研究會從個體的經驗出發,但不會把個體經驗還原為社會的結構,有些東西不可約化。我們正需要從具體的生活經驗去反省自己的信念。」


相遇文化研究

回憶與文化研究的結緣經歷,文化工作者Cally說道:「我本身性格反叛,修讀文化研究,將我之前的思考整合得更具創造性和建設性。許多事情沒有確定的定義,沒有保證的,那麼你便要動起來,從而發掘到新的問題和新的思考方向。. Ethics好多時候都是回到個人的判斷,文化研究不是只講求集體的一致認同,反而讓個人重新思考。」

小曹:「文化研究較從微觀的角度理解事情,在研究過程更會經常反省自己是怎樣對待受訪者,相對其他的學科總有一定的規範去處理資訊。當我們再呈現問題除了不時有掙扎,亦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或偏見),所以會對別人特別留心,就正是其中的ethics。」

阿蕭:「思考歷程的掙扎不是件壞事,其實也是辯証的過程,一樣可以建立立場的。以前我看事物只看到其中的一點,往往以為自己是對的。現在我可以跳出去,看到不同的角度,看得更開闊。當然我不能看見整幅圖像,但我仍可以作判斷,並且更多點ethics考慮。透過文化研究看事物,原來可以是很微觀,每個階層每個組別都有他們的立場、看法和經驗,判斷時也會把這些方面考慮在內。而分析、拆(解)問題時,也是在建立自己。

阿蕭:「社會中,許多時沒有當一個人是人,往往只把人看成是社會裡的一件工具。例如教育改革中,有時就根本沒有當老師是人,好像假設老師是頑固的懶人。當教育出了問題,政府與商家就去推動一些改革,但問題是他們有沒有先立體地看一個人 。 我們以什麼價值取向看一件事是ethics的問題。同時我也關心他者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又怎樣理解他者,或他們如何塑造我們等等問題。」

小曹:「或許文化研究有時不過點題式的提及一些理論、人物。當我帶著問題意識去讀去看這個世界時,就變得很不同。文化研究不只是讓人習得一門手技,掌握一些知識那麼簡單,還從中尋找啟發學習如何反省。我覺得這就是文化研究最有活力的地方。」

Cally:「所以事情往往不是絕對,所有的相遇都很重要,更要細心留意背後隱含了什麼,同時不乏同情地理解。文化研究讓我更謙卑些,考慮多些才做判斷,在在影響著我和其他人相處和工作。」


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實踐

美國學者Lawrence Grossberg說,文化研究不僅向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挑戰,更重要的是向學術及學術以外的世界的界限挑戰。通過兩年的學習,大家在這堣]分享了文化研究對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觸動。

阿蕭:「我現在已經減少到大型連鎖超級市場買東西,會多買一點有機菜。我以往很喜歡買Michael Jordan作宣傳的運動鞋,現在也不買了。我曾經在一份功課中探討Michael Jordan形象建構,發現邀請Jordan作代言的製鞋公司在生產運動時對工人嚴重剝削。當瞭解到一對運動鞋如何由一個血汗工廠製造出來時,我嘗試以罷買行動去抵制。另外,有次我帶領學生前往中西區從事文化考察回顧香港的歷史,很遺憾地發現中西書院、興中會等革命遺址,現在不過剩下一個牌,許多歷史遺跡拆得就拆,有時人們講述香港的歷史是怎樣怎樣,反而覺得有點諷刺。其實澳門的殖民地建築和文化與香港的很相似,但澳門卻能保留下來,甚至把其舊城區變成世界遺產。又例如我對新街市的成立就有很大保留,以前粉嶺聯和墟的店舖一個相聯一個,店舖之間和諧共處。現在的店舖卻彼此競爭,改建成公開的飲食地方,坐著公共擺設的_椅,店鋪的人就會走過來問你買不買東西,反而令人好尷尬。為了易於管理,無形中又忽視好些價值。文化研究倒令我更多關懷身邊的一物一事。」

Cally:「我是寫小說的,已往的寫作題材比較自我,大都是處境性的,很感性地描寫一個氛圍一些物事、人物,如自殺、死亡等,沒有那麼多反省。修讀文化研究後,自己的關心不同了,發現很多東西都不是從一個人當下的感覺出發便可以,整個社會的關係脈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現在我會書寫一些小眾或邊緣人士的問題如單親的問題,更走進他們的群體中去多點明白他們的生活狀況,多為受訪者設想,並進一步思考故事背後可能涉及的暴力,有時那些暴力甚至可能是社會所賦與的。但當考慮如何戲劇化他們的處境時,又涉及道德問題,我還在嘗試中….」

彭:「修讀這個課程,聽過很多理論,看著這個社會怎樣轉變,可是對我的工作沒有帶來很大的改變,生活依舊,只是給自己在生活上得到休息。可是,我覺得每個人背後都應該有一科文化研究,現在人們主張專業專科、提倡通識,表面上崇尚多元。可是如Walter Benjamin或馬國明老師所分析,現在的社會反而更趨向單一,周圍都是一個mall,展示著相同的東西。以往多元的社會文化正逐漸消逝,全球一體化未必是好事來的。文化研究的目的應讓我們看事物開闊些,不致令我們的文化和生活太單一。」


未.來的香港文化?

知識份子從來都不滿足於“小我”的修煉和領悟。不僅因為認識到知識生產的權力存在而更加審慎的看問題,對所處社會的關心和構想更是來自心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儘管我們在現今很少提及這兩個詞。在訪談的最後,大家忍不住對香港的文化未來點評一番。

彭:「現在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將會越趨悲慘,我們的語言、身份認同、文化背景等問題,往往受制於中國大陸,越來越少本地的特色。歷史好像走回舊路,經濟民生樣樣事情都仿佛走向單一封閉,社會明明是多元化,現在卻變成一體化。社會的人思想複雜,可是生活仍是單一。文化研究正可以提供一個廣闊的視野,抽絲剝繭多層次地理解事物。不過,就算文化研究如何反叛,有時可能會受到擠壓。這不是悲觀,而是事實。」

Cally則沒有那麼悲觀:「我最近好享受與學生共處,與他們傾談更多體會更深,那種相遇很有趣。我現在講授global and local cultures的副學士課程。那些學生其實是教育制度中最慘的一班,學費昂貴又前途不明,但他們不是沒有思考的學生。我向他們分析迪士尼文化時,有一個學生竟然問我,究竟一個『regulated的dream 是不是一個dream?』,我很開心有同學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好問題。」

小曹:「無論是文化研究或是性別研究的理論其實可以是相當生活化。我現在和一班女同志建設一個網上平台,名為『女同學社』。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文章和工作坊,為一些同志充權。因為有些同志們,好像欠缺了一些語言不如如何說出自己的感覺,有時她們很想去改變一些東西,卻欠缺了一些力量。最近,我就遇見一個女孩哭,她的男朋友怪她穿低胸裝而鬧分手,原來她穿什麼衣服常常要得她的男朋友批准。我問她會不會覺得這樣的權力關係很懸殊,她竟說男尊女卑就是這樣。跟著我就問如果你心悅誠服的話,你就不會有這樣的掙扎那樣的哭,其實你很想改變一些東西,但卻說不出,因為腦袋告訴你男尊女卑是對的,可是你又不能說不願意。我對她說這是可以改變的,關係是可以平等,可以有商有量的。她本身已是一個準老師,如果她用這套觀念去教導學生會是怎麼樣。原來香港的性教育是那麼差勁。」

「現在香港社會氣氛充滿張力。既然我已學會一些東西,我想告訴別人可以活得不同,一些人的過去和經驗更可以令另一些人改變和轉化。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從事同志中學生的研究。我希望現今的教育可以轉變,可以好好地討論問題。我第二次再看見她時她釋懷了許多,她也發現原來可以改變想法,可以有商有量。我很開心她有這樣的改變,真有點不枉此生的感覺呢。」

阿蕭聯想到了香港去年年底發生的事件: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香港開會期間,我和同事在週會上講解全球化,探討公平交易、社區貿易的可能,分析全球資訊如何被WTO所單一操控,剝削其他地方的資源,帶出中國好些農民問題。有些同事則反而指責我們宣講負面事情,他們認為全球化很好,讓資訊流通,上網方便。全球化當然有它好的地方,但在歡樂背後也隱藏了許多不好的東西。我們其實可以運用消費者的力量,罷買一些我們認為不合理的東西,又或以電郵告發惡行,可以規定一些公司的製成品不是來自血汗工廠才會購買他們的產品。我們雖然好像是旁觀者,不能身同感受韓國農民切膚之痛,但我和妻子也曾到世貿開會現場默默聲援他們。有時儘管對他們暴力的行為不完全認同,但深想除了身體控訴外他們還可以做什麼?」

為何「每個人背後都要有一科文化研究」?大概是很多本科的學習和技術的訓練傾向把思維局限於框架之內,而文化研究的積極性在於突破人文社會學科趨於僵化隔絕的領域,它強調跨領域合作、知識實踐以及批判反省的特質,有助於人們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分析文化生活和發揮創意思維。

 


俞若玫
文化工作者,做過記者、編輯、專欄作家、教育工作,婦進成員,人民@民主戰車及社區文化關注創會成員,小說創作包括:《綠了》、《小東西》、《7086》、《六角園》等。

彭志銘
次文化堂堂主,曾任製片和編劇,近年專注出版事業,個人著作包括《次文化語言• 香港新方言 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 》、《獨 坐 荒 堂》、《私人照相簿 》、《窮孩兒•貴州行雜記》 和 《心靈酸辣湯》。

曹文傑
任職於嶺南大學,十分一會副會長,閒時愛讀書,好爭辯,力倡同志教育。今年九月將去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蕭永豪
現職中學教師,熱愛體育。

左起:俞若玫、彭志銘、蕭永豪、曹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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