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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崩塌﹕「港孩」論述的焦躁

蕭俊傑

由早年的「雙失青年」,到新近的「港女」有「三高」、「港孩」有「三低」……如此引人注目的標籤,彷彿真的有一種名為「危機」的帶菌者,在街上跑來跑去,十分危險,要掛個牌子加以隔離和治療。早年在社會邊緣的「帶菌者」如「雙失青年」和「隱蔽青年」等,在一輪社會奔走相告其「危機」後,問題便交給社福界,重回他們的邊緣位置。本年度所謂「港孩」、「港童」的「出沒」和「失控」,以及最新近的「港女三高」的標籤,更叫人如獲至寶大叫「好中」,因為標籤對象不再是「他人」,竟然是一起生活的人,甚至是自己本身。

標籤化最奇妙之處,是人不但未必會抗拒它,更可能會全盤接受。於是我們討論那些危機本身時,都像「跳制」一樣要用標籤化的說法去想,例如我們要慨嘆照顧小朋友很辛苦,覺得如果他們有些地方可以照顧自己多一點,自己便不用那麼辛苦,便會無可避免跳到「港孩三低」去想,由「希望他們照顧自己多點」跳到「港孩自理能力低」,再跳到感懷身世似的「時下一代物質豐裕……」。

標籤化修辭在一個危機感泛濫的社會裡,在我們感到被挑戰、被煩擾時,誘使我們把不滿在最短時間內,很急躁的歸咎於單一對象,成為一種盡快把問題「解釋」的執迷。把這種執迷燒到內心的操練,正是反覆以「標籤化」修辭去感受、認識、論斷別人以及理解問題。它的簡化,它的煽情,它的「易上口」,如條件反射的操弄著我們的危機感,使我們對現況的想像流於刻板,窒息了處理「危機」的許多更為積極的可能性。例如反思那到底是否危機,或怎樣的危機,甚麼程度的危機,是誰的危機,我要怎樣和要有怎樣的心理準備去處理,或倒過來邀請別人幫助。

正是這種標籤化修辭操弄我們的危機感,這陣子我們怪「港孩」「失控」,想下去同時也刻劃了「港父」、「港母」、「直昇機父母」的牌子,其罪名是「沒給孩子空間」。這種說法有兩大種類,一種是書寫「港孩」、「港童」者,必同時溫馨提示家長沒給足夠空間﹔另一種是不滿中產家長作風者,會更嚴厲的指摘家長沒給空間,而有趣的是他們也會很溫柔地接受「港孩三低」之說。筆者一直留意關於「港孩」的論述,一直也很納悶,就是這個建基操弄危機感的標籤修辭及發言,由確認孩子「三低」到指出問題元兇到定下解決方向,會不會太急燥﹖急燥的後果,一是提出了表面、以偏蓋全而於事無補的解釋(以物質豐富去解釋「港孩自理能力低」、既然孩子「沒空間」就「多給空間」),消耗討論﹔二是提出了關鍵字作解決方向,如「給予空間」,卻沒有再跟進去討論那應該是怎樣的空間﹔三是沒有對兒童以至少年處境作扎實的探究和耐心的描寫,一切討論便架空,任由自問有「成長心得」的上一代經驗無限上綱,挑動了自戀心態,顧影自憐,事事以「想當年」作標準,使兒童成長論述成為執迷的成人偏見﹔四,是港孩論述「蛇口佛心」的矛盾取態。筆者實在無法想像,認為甚有鄙夷意味的「港孩」分類和修辭是「很中」、「很要心要肺」、「拳拳到肉」的一些家長和教師,在依戀語言暴力來「消消氣」的同時,怎樣在不懂所謂「自理、自控、抗逆」的孩子跟前,突然跳到一種改過自身、寬容、「給孩子多一點空間」的心理狀態﹖

這種標籤化的修辭,燒耗了我們的感情,並堵塞了探討「兒童」、「成長空間」、「家長」、「家教」等有關成長或者家庭教育發展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真希望籍理性討論,去處理關乎成長或教育的憂慮,可能我們需要跟動員社會泛危機感的標籤化修辭,保持一點寫作、閱讀、評論的距離,並且可能需要更有耐性地發掘,我們口中的問題究竟是怎樣的本質。例如說小童情緒智商低,那「情緒智商」在信奉「EQ」的香港家庭中,是否細心踐行管理情緒的定義和專家發言(且別說「EQ」本身有否問題),還是在「親子」的運作中,「情緒管理」會否跟職場講求高效率、臨時應變的工作倫理和中國傳統的殘餘威權意識結合,為了方便溝通和「控制局面」的原故,成了壓抑孩子甚至家長情緒的不經意效果?例如不講道理只講止住情緒、家長迴避兒童情緒、家長和兒童在家裡不表達情感,或鐘擺效應地情緒大起大跌,或裝出樣板的幸福和理智模樣﹖這些問題,值得更有耐性的討論和踐行。為了重構對成長的知識甚至信念,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實在有需要跟如味精一般的標籤化言論保持距離,而以後的知性工作,可能是從根本的兒童處境出發,從下而上的一點一點梳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