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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原居民特權身份的歴史建構過程

鄭家駒

引言

近年,新界城巿化加速,2007年政府宣佈推行十大基建後,城鄉矛盾成爲一個熱門議題,如反高鐵事件中的菜園村反遷拆,可謂極具象徵意義。然而,菜園村關注組成員朱凱廸在一次有關城鄉問題講座中指出,所謂城鄉矛盾,並不是指城巿及鄉郊的二元對立,而是城與鄉作爲一個整體,內部存在著兩種發展價值觀的對立:在巿區重建中,是「官商勾結」與民間社會的對立;而在鄉郊發展中,則是「官鄉勾結」與民間社會的對立。而當中問題徵結,無論是「官商勾結」還是「官鄉勾結」,都視空間作爲資本發展,對民間社會珍視的社區網絡及富生命力的生活模式造成嚴重破壞。除了菜園村,2010年開始備受關注的粉嶺馬屎埔村面臨恆基地產收購的破壞,是另一例子。

本文希望梳理朱氏「官鄉勾結」中「鄉」所指的新界原居民,在歴史中如何達致與官勾結的過程,並會集中討論,在這種影響著香港未來城鄉發展的官鄉勾結中,「原居民」作爲一種特權身份,是如何在殖民歴史中建構出來。
 

身份賦予的特權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條列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當中所謂合法傳統權益,一向界線模糊,而到了終審法院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布袋澳村和石湖塘村個案作出判決,裁定非原居民應享有權利參選村代表選舉,當中對於「合法傳統權益」界定範圍爲財產權益,而不能推論派生至政治權利,如村代表參選舉權的壟斷。

訴訟對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作出限制,避免特權無限衍生,固然重要,然而對財產權益,如丁權(男性原居民一生可申請一次的免補地價建村屋權)的所謂合法性及傳統地位,無疑給予了更牢固的法律地位。

另外,所謂財產權益,往往連帶的是政治特權,財產權益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特權。財產權益跟政治特權其實不可分割,這由於原居民享有的政治特權,能爲他們帶來特別豐厚的財產利益。這可見於戰後新界城巿化過程中,村代表及鄉議局往往更早獲得更多規劃資訊,而從中獲利。另一個政治特權的例子是,在村代表選舉中,原居民不必住在村內(甚至已移民海外,不是香港居民)依然可以投票,擁有參選的政治權利。新近一個民間報導更揭發,一個原有村落已不再存在,但選舉依舊進行[1]。然而村代表選舉擁有的政治能量亦不可低估,例如鄉事委員會主席是當然區議員,鄉議局內又有一個立法會議員席位,而在新界及地區事務上,鄉事委員會都有被優先諮詢的好處[2]

政府在新界公共建設規劃過程裡,通常會選擇先犧牲非原居民村落[3],而不會選擇拆遷原居民鄉村,兩者首先在賠償安置上(即財產權益)已有很大的差別待遇,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原居民特別享有原村搬遷、換地機制、土地及房屋賠償、暫時租屋費,以及一些不是條例或任何法例認可,但在政策(政治)上認可的賠償,如風水賠償,高鐵撥款甲龍村建風水橋事件是一例[4]。相對之下,非原居民同是香港巿民,若鄉郊居所因公共用途收回,若是私地還可有賠償,然而房產不獲賠償,只作上公屋安置。

在同一個公共政策下,原居民比起其他香港人較獲優待,這種特別優待的權益,即「特權」,正因換上了一個有法律及社會效力的符號「合法傳統權益」,而這種合法特別權益,正來自「原居民」這個身份,那便不得不問,這種身份是如何構成的?


歴史發明的身份 -「新界原居民」

新界原居民身份,看似有其本質,尤其原居民喜歡強調其祖先幾百年前遷來新界定居的歴史,以填充「新界原居民」這個符號的內容。另外,因其父系承繼祖產〈土地〉的傳統,加上族群以務農爲生,地理上族群有其棲居的相對穩定性。這些歴史的確可構成一種社區身份,然而不足以建構「新界」「原居民」身份。

先說「新界」。1898年6月9日,英國迫使中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根據此約,英國從中國強行租借了廣東省新安縣境內從沙頭角到深圳灣之間最短距離直線以南、英國九龍割佔地界限街以北的廣大地區,以及包括大嶼山在內的附近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水域,租期九十九年[5]。這從一個縣(新安縣)橫切出來的新租借地,是英國殖民者的地域概念,後命名爲「新界」。

再說「原居民」。新界租借前住有三類中國人,即本地、客家及疍家組成,當時新界土地的大部份擁有者爲本地人,分別是鄧、文、彭、候、廖幾個宗氏大族。當新界租借後,殖民政府則把陸上務農的村民界定爲原居民,他們因而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疍家這類水上人, 則因水上生活, 在從前中國重視土地的文化下,以及後來英國殖民者眼中沒有管治考慮上的價值之下,他們一直生活於社會最底層。舉例來說,直至回歸後,原居民所享有的丁權,即原居民每生一個兒子,則可申請起一間丁屋,這個合法特權便沒有蛋家人的份兒。

「新界原居民」身份構成是歴史事件的偶然建構,而並不是有什麼自有永有的本質,這從許多在時空上的人爲劃界而派生的差異可以清楚看出。例如,可以想像一下,1989年以後同爲新安縣人而在「新界」以外的深圳一邊的「本地人」,後來是帶著一種什麼身份,在中國百年近代史中顛沛或流離。所以,造就新界原居民的出現是一種歴史的武斷(arbitrariness)。

「新界原居民」作爲一個符號,除了在21世紀的香港要極力維持下去的特權以外,其所指(signified)也是浮動不定的。例如,構成這個符號操作是父權意識形態,實際社會效果例如包括祖業田產只由兒子繼承,那麼作爲原居民的女兒,其身份又是如何?Chan Ching Selina在一個新界彭氏原居民村落進行的田野研究提到[6],該村受訪村民對於原居民生育的女兒是否擁有原居民身份有以下三種不同詮釋:

一. 原居民的女兒由始至終都是原居民,但其子女不是原居民,除非丈夫是原居民。
二. 原居民的女兒一旦結婚,便再不是原居民, 除非丈夫是原居民。
三. 原居民的女兒由始至終都不是原居民, 除非丈夫是原居民。

由此可見,「原居民」身份本身是一個浮動不定的概念[7]
 

反殖,歴史之錯認

1997年,鄉議局於大埔海濱公園建回歸塔,塔下有銅碑,新界原居民如是記載歴史:

「香港新界,乃鄉民立根之地,創業之源。百年以前,列強入侵,滿清無能,喪權辱國,割讓港九於前,租借新界於後。租借之初,先民保衛鄉土,慘烈犧牲。香港淪陷,鄉人對日抗戰,顯耀功勳。香港重光,新界發展,鄉民積極參與,爲社會繁榮,作出重大貢獻。

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九七年七月一日,國家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殖民管治,宣告結束,前恥盡去,國運當興。此歴史性時刻,對新界原居鄉民而言,意義重大。是以新界鄉議局倡議並贊助興建此回歸紀念塔,作爲香港回歸之獻禮。」[8]

租借初期,1899年英國接收新界確有史稱「六日戰爭」之新界居民反抗事情。「先民保衛鄉土,慘烈犧牲」兩句,未嘗對不再是香港管治者的英國殖民政府,展現出同仇敵氣的反殖氣慨;「殖民管治,宣告結束,前恥盡去」,亦可見原居民對百年殖民管治之忍辱良久。建塔立碑,以反殖姿態回歸中國,是鄉議局理所當然之舉。

鄉議局當然要爲「新界原居民」這個符號,填入一種反殖的意涵,否則基本法所保障傳統權益的合法性,如何說得圓滿。

然而,同一件租借之初的反殖事跡,原居民曾有不同書寫。六日戰爭中,英國炸毀吉慶圍圍門,並將鐵門作戰利品運回英國。這件喪權辱鄉的事,到了1925年,幾經爭取英國運回鐵門重安於吉慶圍並立碑書寫歴史言志,原居民如是記載歴史:

「溯我鄧族符協祖,爲鄧漢黻公曾孫,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設立吉慶圍、泰康圍,分居斯土。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實欲鞏固吾圍,以防禦雀符耳。迨前清光緒己亥,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故當英運到時,各鄉無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閘以避之;而英運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遂將鐵門攻破,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兩圍鐵門繳去。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保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銷,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作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爲表揚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特銘之於碑,以誌不忘云爾。民國十四年乙丑年閏四月初五泐。」[9]

對於要保鄉衛族的原居民來說,殖民者原來也有深仁大德,在租借之初,原居民只是無知誤解,受人煽惑,才起來抵抗到來施德的英國殖民者。二戰時吉慶圍該碑被毀,戰後重修,由於抗英之事日漸久遠而意義漸淡,碑文另訂以建構傳統身份,歴史則如是書寫:

「本圍村之居民,悉數爲鄧氏族人也,考其先祖,遠在八百年前,避亂自中國江西省,移殖至此聚居,時值公元十三世紀。鄧氏族人有蔽護宋末皇族,並與宋帝皇姑成婚者,所誕後裔,適爲近區各鄧氏支族始祖。迫至一八九八年,中國租讓新界,本圍村良民,閉閘自守,遂招致本圍惟一門路之鐵閘,蒙昝掠去。及後幾經追尋,自愛爾蘭境內運回,璧歸本圍,以表友善。並於一九二五年治儀式典禮復設,重生光輝。今之鄧族居民,仍有事農耕耘圍周之禾田菜地者,所居圍村,尚具護城河,圍牆無缺,矗立如故,誠二百年前廣東盛行之典型防盜自衛設備最完整之古跡也。」[10]

不同年代的書寫令我們可以想像「新界原居民」與殖民者關係。例如,英政府確實可以深仁大德的,原居民可以獲「德」良多,如果他們是誠心悅服的話;而這種互惠互利關係,在戰後的發展,我們更可以清楚看到。從原居民對同一件歴史事件,於不同年代的書寫,再次可以看到身份的意義浮動。

反殖是一個身份所擁有的意涵,或認同的價值。但要有堅實的意義,才有讓人認同的地方。然而,即使新界原居民有一段如何被壓迫的歴史,也絕不能成爲今天當特權者的理由。
 

新界原居民身份的文化構成

一個(集體)身份的構成,建基於相同(similarity)及不同(difference)。新界原居民在租借後至二戰前,生活模式及文化大致穩定,這並不表示殖民管治沒有產生影響,只是影響是結構性的,主要有兩個:

一. 殖民政府改變了原居民土地擁有性質,由永業權變爲承租權[11]
二. 原居民的國藉由華藉變爲英藉。

儘管在戰前英國殖民政府視新界爲「保衛」香港戰略考慮上的緩衝地帶 (buffer zone),因而對新界原居民的管治採取不干預方針,而在施政體制上亦與港九不同(在理民府官集行政與執法於一身這一點上體現)。但土地政策與居民國藉的改變,則讓殖民政府完成了統治新界的基礎[12],亦爲一體地發展以後的港九和新界,埋下重要的伏線。

新界原居民的一個主要身份是農民,在租借前至二戰時代,主要是種植稻米,而與此緊密關連的,土地是作爲生存的最重要資源。Aijmer指出宗族意識形態跟稻米種植密不可分,尤其於對待祖宗的態度上有其一致的內在關聯。 一切與稻米種植有關的活動,賦予了他們生活的社會價值。種米組成了原居民的生活本質和節奏,例如時令、節日、及稻米種植的循環,讓他們進入一種受制於自然和土地多於外界經濟生產的生活節奏,例如清明前不可爲第一造米移苗,重陽則是收割第二造之時[13]。據Aijmer在1968-69年於沙田谷的田野考察,即使經歴了「蔬菜變革」(vegetable revolution是指戰後大量從中國大陸逃難來港、經港府鼓勵並協助於新界地區種植蔬菜的移民所帶來的香港農業結構轉變〉,當地原居民依然活在「稻米世界」的生活節奏裡[14]

這一種耕住合一、與本地經濟生產活動的時間節奏融合的生活,加上租借前的清朝的政治及行政管治不太有效達至縣級以下地方,原居民鄉村秩序大致維持在一種地方自治的狀態[15]。故此鄉村作爲一個社區的單位,加上以同一姓氏宗族聚居的傳統,同一社區生活構成原居民身份構成一個重要元素。這種農業形態社區的文化,有三個特點:

一. 重視土地價值;
二. 父系意識形態,有能讓土地承繼穩定操作的功能;
三. 鄉村社區功能的多樣性。

由此衍生的傳統習俗,均與以上三點或多或少有內在的連繫,如與重視宗氏的父系意識形態相關,有極重祭祖的儀式化傳統;風水與聚居農耕的土地使用及規劃密切相關;又或盆菜作爲節日食品,與節慶扣連及食用形式,均與聯繁社區內社會關係密切相關。

社區生活的穩定及同質,在文化上,是新界原居民身份構成的重要來源。即使戰後經過城巿化洗禮,他們仍抓緊一些文化意涵的傳統習俗,例如於重陽派錢予同族人上山祭祖,土地對他們而言已幣值化成商品卻依然力爭丁權等,以劃分自己與非原居民(或一般香港人)之不同。村落社區,也由功能多樣性的面貌,減爲只餘「居住」一項功能[16]

Chan Ching Selina在一個研究新界粉嶺圍原居民身份的田野報告(1992)質疑,傳統已經給原居民操控及政治化成每逢爭取「權益」時用的慣用語,而透過詮釋及強調傳統,原居民不斷加強自身(原居民)與一般香港人的分別,爲自己的「權益」跟其他香港人劃下清晰的界線。更準確地說,他們有兩重身份:香港人及新界原居民。所以,到了九十年代,鄉議局作爲原居民代表的政治組織還極力提出回歸後香港要實施「一港兩制」[17]

1994年陸恭蕙提交《新界土地(豁免)條例》,爭取婦女平等運動,女原居民也應享有繼承權,鄉議局激烈反對,發起「保鄉衛族」運動。在此期間,粉嶺圍舉辦盆菜宴,邀請新聞記者到場品嚐原居民的盆菜,品嚐他們的傳統文化,以及跟其他香港人的不同分野。盆菜的符號意義,也要在他者(非原居民)的在場之下,才能夠有效突顯。

在五十年代以後,原居民村落已大幅萎縮,尤其在七十年代爭取回來的特享權益丁權也可作商品轉讓予地產商以後,鄉村生活亦近乎完全消失,原居民身份原本所擁有的鄉村社區文化意涵。在時代變遷之中、生活形態改變之下,已漸漸被時代以及原居民自身淘空得餘下了一些空有形式的傳統習俗。
 

新界城巿化,身份的改造

戰前的新界,在殖民管治者眼中只擔當戰略上的緩衝角色,加上九龍巿區跟新界之間有多座山丘分隔,造成天然屏障,原居民生活跟租借前相比,不大受巿區的城巿化影響,基本上維持原貌。戰後的五十年代,新界大大換了面貌,農耕生活的漸漸消失。這跟城巿化有很大關係,而驅使新界進行城巿化,主因則是自四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由中國大陸來港移民所帶來的人口爆炸。有一數字可作參考,1946年新界人口約60萬,1947年人口增加至180萬,到了1957年人口已升至280萬[18]

港九巿區過份擠迫,加上工業運輸發展擴充的需求,自五十年代中,新界土地成爲擴充發展的重要資源。在新界隨之而來的急速城巿化及工業化,給新界原居民身份帶來了巨大的轉變。首先是去貧窮化,這來自於工業發展帶來的農耕以外的工作機會,以及移民海外同鄉的匯款。而工業化則使原居民逐漸脫離原先依賴土地的生活形態以及社會關係[19]。加上新界城巿化對徵用土地的巨大需求,土地價格在戰後日子一直大幅上升,對於原居民來說,自己擁有的土地多了一重可以做爲商品交易的豐富意義。

這種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把原先向心的社區身份價值,向外在的多種工作身份、社會關係的多元化拉扯出去,侵蝕了社區的穩固性,以及在社區內造成了不同利益爭奪的局面(尤其在鄉村土地徵用作公共用途時所促使的利益矛盾中)。再到七十年代開始的新巿鎮發展,外來人口大量湧入(根據一個文獻提供的數字,七十年代原居民人口只佔新界人口四分之一[20]),新界原居民與其他香港人在身份的文化意義上,漸趨同質。新界原居民身份在文化意義上原有的鄉村社區特殊性, 雖然是伴隨著社會脈絡的轉變而給瓦解,但當中的瓦解動力卻有相當部份來自於原居民自身,尤其是在新界城巿化發展中落力爭抓權力利益的鄉議局。
 

鄉議局,締結官鄉勾結

鄉議局前身爲「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成立緣於1924年反對政府前一年公佈的《民田建屋補價條例》,規定新界農地轉爲屋地須補地價,並得獲政府批准[21],後於1926年改名爲「鄉議局」。由於史料不足,鄉議局至二戰前發展不詳。

論及鄉議局,是由於在戰後鄉議局漸漸獲得新界管治中的憲政地位,而直至今天,更成爲新界政治中非常牢固的「官鄉勾結」的一環。論及這個「官鄉勾結」這個議題,要弄清楚「鄉」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廣泛意義的每一個「原居民」,一是指自稱代表「原居民」的領導代表。在歴史發展中,廣義上的「原居民」有成爲發展主義下的犧牲者,而獲巨利的是狹義的鄉村領導代表及其跟從者。而到了今天,鄉領導與鄉民則發展一種較緊密的特權締結,要犧牲的也大多給犧牲了。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均有學者(如八十年代初的關信基、劉兆佳,以及九十年代的趙永佳、孔誥烽)分析「官鄉勾結」結構的締結過程,入手點不只從鄉議局入手,而是考察從新界租借前至租借後及戰後,新界鄉村領導結構的變化,以及其跟殖民政府交手的政治過程。本部份嘗試簡述上述四位學者的觀察分析結果。

鄉領導由租借前地方自治狀態的長老政治,到租借後權力轉移至一些掌握能力與外界溝通斡旋的鄉民,擔當鄉村與外界(尤其是殖民管治者,如理民府)的橋樑,這與殖民者採取一種類近巿區的「行政吸納」手段相似。到戰後,殖民者要大舉發展新界,要化解仍以農耕維生重視土地的原居民的對抗阻力,據關信基及劉兆佳的分析[22],殖民者對原居民採取了一種「選擇性鼓勵寬免」(selective incentive dispensation)的分化手段,給予聽從政府鄉領導有形或無形的利益,以助那些鄉領導採取相同手法吸納聽從發展的村民和排斥、孤立、犧牲不順服的村民。而鄉議局隨著建立從鄉村到地區的選舉機制,發展起所謂具有民意代表的體系。1957年,鄉議局的反對發展派(元朗派)與支持發展派(荃灣派)發生內鬥,政府乘機介入,整頓了元朗派,自此,政府一邊餵利予支持發展派系的鄉議局,一邊大舉發展新界的歴史進程由此開發;而「官鄉勾結」結構賦予新界原居民的特權締結關係亦於焉形成。

「返鄉下耕田啦你!」這一句貶損他人失敗下場的慣用語,到今天也許很可以出自一個原居民的口中。故此,探討原居民身份意涵的消失及變質,到資本不斷侵蝕空間及破壞社區的今天,還可以有另一重意義,是尋找歴史中極具價值的農業及社區衰萎的失落部份。一些原居民建基於農業社區身份而爭取的「權益」,一部份當然從一開始的意義就是純綷利益的豪奪,如丁權;而一些尊重傳統與差異的權益如風水賠償,到了手中變質而成只餘銀碼的利益,意義都給淘空挖淨,而成爲現今非常赤裸純綷的realpolitik(現實政治)。而那些具真正公平意義的權益及原則(如補償公共徵用土地的換地權),在今天對於那些極力要維護自身居住權及生活權的農民(尤其是仍以耕作維生或維護社區生態的非原居民)而言,很諷刺地,卻又遙不可及而仍需拚命爭取。
 

結語

回顧近百年歴史,「新界原居民」這個浮動的身份,如真要爲它找尋一個較穩定的符號意義,答案會是:自由投機份子。鄉議局在回歸之際建塔立碑作爲對港府的獻禮,該碑文最後一段便很可以爲本文切題作結:

「回當年英國接管新界,即從大埔此區登陸,今日香港回歸中國,吾人復於此地建塔立碑紀念,此來此去,非徒巧合,實有前因。現此公園,負山瀕海,風光旖旎,登樓閒眺,賞景怡情,正是一湖煙水,百載滄桑,容易引人啟發思潮;然緬懷先烈前賢之彪炳功業,其熱愛國家民族之高尚情懷,當不會因時而變,因人而異也。一九九七年七月,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謹序。」 [23]
 

英文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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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mer, Goran (1975), ‘An Enquiry into Chinese Settlement Patterns: The Rural Squatters of Hong Kong,’ Man, 10:55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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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參考書目: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歴史探索》,中華書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劉潤和,《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
 

注釋:

[1] 《【村代表選舉】選區劃界內沒民居代表卻自動當選——大埔梅樹坑怪談》,獨立媒體,6-1-2010。

[2] 《【村代表選舉】選區劃界內沒民居代表卻自動當選——大埔梅樹坑怪談》,獨立媒體,6-1-2010。

[3] 屯門紫田村清拆範圍原包括原居民村屋,但到最後清拆階段,該原居民村民被政府剔出清拆範圍。詳 情見獨立媒體於5-9-2010報導:〈紫田村系列:紫田村被清拆的倒數第四日〉。另一近期例子見<明報>5-12-2010報導〈僅拆萊洞北村 租客斥零諮詢〉,當中政府要興建的公路經過原居民村落,原居民反對,最後公路增加興建費用繞過相關村落,而新線路要清拆非原居民村落萊洞北村。

[4] 《南華早報》19-9-2010 "Suspicions lurk under 'fung shui bridge'"

[5]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歴史探索》,中華書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3。

[6] Chan, Ching Selina. 1996. Negotiating Coloniality and Tradition: the Identity of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7] Chan, Ching Selina. 1996. Negotiating Coloniality and Tradition: the Identity of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5.

[8]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歴史探索》,中華書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62。

[9]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歴史探索》,中華書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62-63

[10]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歴史探索》,中華書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63

[11] 劉潤和,《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頁86

[12] 同上,頁36

[13] Aijmer, Goran. 1972. “A Note on Agriculture Chang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12, pp.203.

[14] Aijmer, Goran. 1972. “A Note on Agriculture Chang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12, pp.206.

[15]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81, “Development and Resuscitation of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Vol. 3, No. 1, pp.72.

[16]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81, “Development and Resuscitation of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Vol. 3, No. 1, pp.84.

[17] Chan, Ching Selina. 1996. Negotiating Coloniality and Tradition: the Identity of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6-7.

[18]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81, “Development and Resuscitation of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Vol. 3, No. 1, pp.76.

[19]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81, “Development and Resuscitation of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Vol. 3, No. 1, pp.74.

[20]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81, “Development and Resuscitation of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Vol. 3, No. 1, pp.75-76.

[21] 劉潤和《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頁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