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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最低工資評論的評論

許寶強
2011-05-09
轉載明報

自新西蘭於19 世紀末引入最低工資,歷百多年後,香港終於立法,成為全世界上百個訂定最低工資的國家/地區的一分子。然而,這姍姍來遲的法例,甫一出台即惹來連串批評。 港府的計劃不周,例如在「飯鐘錢」和「有薪假」等問題上的模棱兩可,自然責無旁貸;不過,批評的聲音中,很多也只是無的放矢,或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批評大概可分四類:.第一類主要引述民意調查,指出市民普遍不滿法例,擔心會影響營商環境、引發加價和裁員潮等等;

.第二類則把個別的故事戲劇化,例如聚焦於麵包公司的結業、智障人士被迫縮減工時、被裁廚房職工企圖自殺、保安成為新法例的「第一滴血」、企業老闆的各種走「法律罅」行為等等,誇張放大最低工資立法後的負面影響;
.第三類的批評,主要引用一些已成套話的經濟學理論(或常識),毋須研究甚至不加思考,就條件反射式地指最低工資扭曲自由市場和提高失業率,甚至把最低工資類比作「大鑊飯」,或指它「富社會主義色彩」;
.最後一類評論,透過比較最低工資推行後大學生與清潔工的工資,指控最低工資強化青年的「挫敗感」,引起社群間的分化。

第一和第二類批評訴諸的是公眾的情緒和恐懼,我們自然不用太期望它們能提供客觀的證據和 理性的分析;第三和第四類批評表面上依賴的,是一種流行的經濟學常識,甚至宣稱支持最低工資者都是非理性的。不過,弔詭的是,這些經濟學常識所建基的,也 不是嚴謹的分析或實證的數據,而是沒有具體內容、同樣是訴諸情緒的空洞修辭。


沒客觀根據的信念
最低工資真的扭曲自由市場、提高失業率、等同「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批評者宣稱:工資應該透過自由市場 決定。不過,在未有最低工資之前,香港的市場自由嗎?先不說地產超市、電力煤氣、公共交通、貨櫃碼頭、聯繫匯率等領域的集中、壟斷或政府干預,單是勞動市 場中的入境限制、「優才」計劃、外傭工資、小販管制、專業的發牌和認證制度(如教育、法律、會計、有機認證、熟食)等等,就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勞動市 場的自由度。批評者或會反駁,引入最低工資將進一步加重自由市場的「扭曲」和提高失 業率。不過,正如我在過去的文章引述,英國、美國、澳洲與本地等經濟學界(和其他社會科學社群),對於最低工資會否帶來上述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未有定論; 甚至被封為自由主義大師的海耶克( F . A . Hayek ),1945 年4 月接受兩位芝大教授訪問時,也曾清楚表明不會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原因是最低工資不會破壞市場競爭所依賴的平等條件(註1,頁20-23, 57)。

此外,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明顯也是言過其實。訂定了 最低工資法例的英、美、澳、紐、日本和歐盟成員國,難道都比沒有訂定最低工資(多以部門的集體談判取代)的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德國等以社會民主主義 見稱的國家和朝鮮這少數碩果僅存的「共產主義」國家,更「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 ( 參閱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inimum_wages_by_country


反最低工資的民粹表現
如果批評最低工資的說法,並非根據系統和堅實的證據,那麼它們所依賴的,只能是無實質內容和訴諸情感的修辭方法: 透過製造(假想的)敵人,例如「社會主義」或「高失業率」,以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也就是一種不帶任何正面的內容、嘗試統合社會上無法完全統合的紛雜訴求的命名(naming),例如用「大鑊飯」或(扭曲) 「自由市場」等內容空洞的概念,企圖裝載、統合市民對未來的各種憂慮和對理想生活的各類欲求——包括中產社群擔心高失業率會導致更多人依賴綜援而加重他們 (納稅人)的負擔;基層渴望穩定的職位和收入、擔心失業;以至各階層都渴望以理想的「自由市場」效率對比和拒絕現實的「社會主義」問題。

經濟學常識慣用的修辭,往往是不斷重複指摘政客無知( 如「無經濟學頭腦」),宣稱「專家」或經濟學理論已「證明」了最低工資必然會導致高失業率和變成「大鑊飯」。不過,正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 「如果有人試圖在〔經濟學〕文獻中尋找能解釋這些明顯事實的任何東西,他一定是在白費氣力」(註3,中譯頁180)。

反最低工資的套話 之所以能夠不斷重複,往往依賴經濟學常識鼓吹者的「無限彈性」:從不認真據實說理,只以含含糊糊的修辭和語言對最低工資進行批評。經濟學常識慣於遺忘, 正如格羅斯堡(Grossberg)指出,在2008 年的金融海嘯後,美國前聯儲局長格林斯潘不是曾公開承認主流經濟學的錯誤和無知嗎?(註2,頁110)但今天經濟學常識不還是照舊指點江山,套話依然氾 濫?
因此,博蘭尼所指的經濟學理論(常識)的混亂,包括缺乏與理論相符的實證和連貫一致的分析,其實並非是它的弱點。恰好相反,這正是透過引用空洞能指的民粹 操作的特質。經濟學常識的彈性空洞修辭,使其能夠閃縮迴避歷史經驗的反證,就像各種狂熱的宗教一樣(註3,頁141-145),也難怪近十多二十年美國宗 教右派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常識的鼓吹者十分親和。


價值的重估
最低工資實施前後,一些定位中產的報章,以顯著的篇幅比較大學生的收入與清潔工和保安員,標題是「洗廁所薪金追貼大專生」或「大學生人工,低過清潔工媽媽80 後:好灰不知為什麼讀書」。

報章引述一位大學生說: 「我大學畢業,做文員5 天工作,……得8000 元一個月。阿媽做快餐店清潔,……月入8400元。咩世界?唉……好灰!」,另一位中五畢業當文員的受訪青年也表示: 「由細到大都教要讀書才有出息,但居然人工比做清潔的、倒垃圾的還要低……,讀書都是為加人工,為升職,為生活好些……」( 《香港經濟日報》, 30-4-2011,A18) 

為什麼當文員或大 學生的薪金與清潔工接近,就代表讀書沒有價值?為何「價值」這麼單一,還可以如此理直氣壯?我們的學校和老師不是常常教導學生,職業無分貴賤? 「價值」是什麼?僅由金錢的數目衡量?還是同時包括對生活的其他欲求?或各種倫理和美學原則和標準?如果我們採用更廣闊的視野定義「價值」,也許不難理 解,所有人的工作,都能夠生產不同的價值。那麼,大學生與清潔工的價值,應當如何比較?

大 學生自然也有付出,包括交數以萬計的學費,但清潔工沒有付出嗎?而且還享用不到政府每年向大學生提供的數以十萬計的補貼。讀書考試自然辛苦,但每天10 小時洗廁所倒垃圾自在嗎?缺乏文職的香港,大概還不至於無法生存,但沒有清潔工每天的勞動,相信香港很快就會變成「臭港」。誰比誰的貢獻大、價值高?

晚近的人類學研究,逐漸強調估值方式的重要性,認為人(或工作活動)和物的價值,並非是 由交換的系統(如市場)決定,而是透過不同社群的介入、商談、爭奪的過程,才決定或改變了人和物的生命歷程和存在價值。因此,正如格羅斯堡引述另一位學者 (Graeber)指出,政治的最終鬥爭,並不在於搶奪分配了多少(被主流社會牐認)的價值,而是爭取重新定義什麼才是有「價值」的活動和事物(註2,頁 160)。


參考資料
1. 許寶強(2009):《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 Grossberg, Lawrence (2010): "Considering Value: Rescuing Economies fromEconomist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3. 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Origins of Our Time , Boston, MA : Beacon Press. (中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