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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校、不停課,但想學習嗎?

【明報】2009621

策劃 許寶強

【明報專訊】部分梅窩居民反對「正生書院」遷入,原因是想擁有一間屬於自己區內的學校;儘管政府如臨大敵,但不少家長和教師在豬流感的日子中仍反對中學停課。倘若孔子復生,看見港人「熱愛學校、渴望上課」,大概會老懷大慰。

然而,港式的「熱愛學校、渴望上課」,真的是因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還是只擔心影響考試、成績,以至升名校、進「好班」、入大學的機會?

求這問題的答案不易,原因有兩個。

一曰港人「務實」,無時間意欲探究根本的問題;二曰答案難尋,需花大力氣於細緻的梳理,盤點學校經驗。

因此,要回答這麼重要的教育問題,必須首先解決港式「務實」的迷思;再開個頭,認真研究學校對教師和學生幹了什麼;如果能加上「他鄉之石」,當更有助反思。

於是,就有了今期的幾篇文章。

如今,我們還能夠在學校學習嗎?在去年的一個有關教育和文化研究的國際研討會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充滿希望和朝氣的論文,談論的多是學校以外的教育試驗;相反,帶點無奈、失望甚至是怨憤的,則主要觸及政府的教育政策、課程或學校內的教與學過程schooling process

這促使我思考:學校仍然能夠產生有意義的教育嗎?

文 許寶強

對這問題的一個直接而保險的答案是:depends。如果學校日益走向Richard Sennett(2006)所指的新資本主義文化——鼓勵追求短期可見的「業績」、不重視質量及與教育目標相關的研究、缺乏耐性成為制度運作的常態,導致工藝(技藝)(craftsmanship)的衰落,學生(甚至教師)難以從錯誤中慢慢學習;此外,建基於學生和教師日常生活和工作經驗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連貫和系統的基本理論、視野和技能,也為空降的課程強調的淺薄的技巧、零散的資訊和虛浮的價值所取代。這樣的學校環境,容易導致與教育目標無關的行政與教學活動大增,師生疲憊,自然難以孕育有意義的學習。

當代香港教師身處的社會脈絡, 正如 Sennett 所指,是一個穩定的制度逐漸為彈性文化取代的年代,當中並不鼓勵深刻掌握某一特定的技能和知識,而是強調個人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適應求變的潛能。在這種所謂「知識/技能型經濟」的環境中,追求質量並不是最主要的目標,能準時交差反是生存之道。在這種「趕急」比「重要」優先的教育體制之中,再加上教改倡議的含義不清的「多元教育目標」(如9 種共通技能、八大學習領域、5 種基要的學習經歷和多樣的價值觀),使教師難以高質量的、緊扣預設中的教育目標的教與學活動,作為日常工作以至生存的處事法則,卻容易強化淺薄的交功課心態和重複無意義的例行公事,鼓勵校長、教師花絕大部分的時間糾纏於常規慣性的學校運作,而不是建基於智性反思,系統地整理工作目標及與執行過程之間的關係,結果很可能大量浪費師生的能量,但產生不了太多有意義的教育效果。

不過,如果我們能夠對學校的教育踐行作根本性的改造,減少與學生和社會生活不太相關的課程/考評內容以至教師和學生的教/課節,以及無謂的行政工作和教學活動,騰出時間空間,讓被迫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進不斷重複無甚意義、儀式化的例行公事的師生社群,轉化成同時兼顧反思的智性活動和有效地執行計劃的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或可針對淺薄的交功課心態,創造出一種具明確遠景的學校教育。因此,如何喚起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教師和學生的主體能量,以改變學校走向新資本主義文化的趨勢,是在金融海嘯下尋找我們嚮往的未來教育的主要課題。

為學校教育作一次盤點

要無中生有不易,但教師和學生在學校的歲月也不是完全的蒼白虛無。如果我們願意仔細地為香港的學校作一次盤點,也許能夠發現:教師為什麼會這麼疲憊?他們成就、孕育了些什活H犧牲了的又是什活H與此同時,學生真正在學校學會些什活H失去的又是什活H以及種種在學校的經歷,是如何發生的?盤點不僅是為了鞏固成效、查找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重建教師和學生的主體能量,調正未來教育的走向。

這短短的文章,自然不能完整和系統地盤點學校教育,在此只引錄一些我曾接觸的學生在學校經歷的故事(在此十分感謝他們的分享),嘗試為日後更系統的盤點提供一個初步的參照。如果教師也願意說說他們的故事,與學生的故事併在一起出版,也許會更有意思。(借此向讀者推薦台灣林連鍠老師的自傳紀錄片《250 公里》)香港的學生在學校是如何變得無心學習的?聽聽一些學生的故事:

F1-F3 因老師惡,不敢出聲。成績不好,不喜歡留在學校」; 「中三參與戲劇,自小喜歡繪畫,但喜愛繪畫和戲劇不受到家庭和學校鼓勵」; 「小學成績好,中學成績中等,但轉英文教育後有變。曾因失望及壓力產生社交困難」; 「中學升…… BAND 1 學校,與同學關係一般,因成績中等、不太懂與他人打交道(例如 Group project 曾出現合作問題),不受同學理會,進入『黑暗』時期……不喜歡班主任情緒化,也不喜歡無心教學的英文老師,中等成績,不被他人期望,曾抄功課但得滿分」; 「小五遇很惡的數學老師,迫令學生背乘數表,從此數學成績很差,經常不及格」; 「小學成績很好,親朋家長認為是『乖』學生……但實際上仍常帶頭杯葛他人,甚至曾打架,但常受到老師和其他家長偏袒。家長要求下入讀……BAND 1 英中,成績不再突出,並愈來愈沒勁,小學時覺得老師好,但中學成績不好,老師也不再理會,變得不喜歡上課……與同學玩,搞破壞」; 「因同班成績不好,(自己)在班內的成績愈來愈好。在原校升讀中六,但同班同學成績都很好,讀書的誘因因而大減,轉而花時間於課外活動……大學選科過程以猜想老師要求作為面試策略」。 據說近三四十年,香港人對自己及我城的認識已極速收窄至消費動物享樂至上,自己要不是「中產階級」也無可避免認同或仰慕之。香港人曾有過對身分的掙扎、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堙A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如果要從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得到教訓的話,恐怕便要深刻反省一直流行的香港故事,即當其識時務懂看風駛?便可平步青雲的「醒目仔」。在這意義下,出土散落一地的剎那靈光,絕非緬懷什麼集體回憶,亦非額手稱慶革命已在燎原,而是要在絕望得透頂的世界中,檢回「希望」的根據,想像和實踐不一樣的香港。

學生在學校又是如何學習的?再讓我們聽聽另一些學生的故事:

「在中國文化科接觸龍應台後,大量閱讀其作品」; 「升BAND 2/BAND 3 中學,中一時入讀精英班,但中二後無心向學, 中三後結識朋友及發現自己對填詞有興趣,從此認真讀書」;「 F4 念商科, SARS 以後與同學關係變得密切,自組讀書組,由成績較好的同學教其他同學(e.g. 地理科)。從此喜歡讀書」。

再看看另一個學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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