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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還是政治?
——《博弈》的生命政治解讀

支運波[1]
(復旦大學 中文系)

摘要:紀錄片《博弈》的主題既非“博弈”,也非現代化對人民空間的改變。“博弈”所彰顯的是當代中國的生命政治。政府作為主權者憑藉權力(政策)、知識(教育)、代言人(專家)以及權力機關對民眾進行規訓。“例外狀態”和將民眾變成“赤裸生命”是它的兩種極端形式。生命政治的主體是資本,而非主權者與民眾,它將國家變成機器裝置,將民眾變成機器裝置中的一個小部件。村民共同體憧憬與農業文明的懷舊,是《博弈》的烏托邦而非其生命政治。
關鍵字:博弈; 空間;生命政治;主體

內地導演王清仁執導的紀錄片《博弈》一問世即相繼在第三十四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第七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第二屆澳門國際電影節、廣州國際紀錄片大會、臺灣《明日家園》主題紀錄片影展以及各大院校頻頻亮相。作為一部紀錄片,《博弈》記錄的是一個社會問題——拆遷,觀後心情沉重久久難以釋懷,更為深刻地是它所引發的思考。而當我們開始思考時,影片的主題便首當其衝擺在我們面前,即是“博弈”,還是其它?

《博弈》的主題究竟是什麼?

影片《博弈》記錄了2005年至2009年間,毗鄰北京的兩個村落在面對拆遷這一事件上村民與村官反復較量的故事,也正是如此,該影片普遍地被理解為民與官的博弈。導演王清仁闡釋到,農民“為保護有限的土地使用權,與政府和企業進行博弈”,有面對面的唇槍舌劍,也有不見硝煙的智鬥。我們看到給《博弈》配的英文名即為“Game Theory”。事實上,不管是“博弈”,還是“Game”,它們指的都是一種“遊戲”,而遊戲具有規則性、公正性、娛樂性和無功利性。這些屬性和特徵,就“拆遷”這一事件都不具備,它所關涉的物件並不具有對等性。可見,“博弈”並非是影片的主題。就故事本事而言,其中的確出現了“下棋”極其短暫的一幕,但拆遷戶在卡車裡為等待生意而消磨時間的遊戲,顯然難以承擔呼應主題的任務。這一幕的意味倒是與村官在辦公室裡打撲克、鬥地主的場景比照起來更具意味。

《博弈》主題也被理解為城市化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將農民與土地分離並安置在他不熟悉的“商品房”中,空間的改變所帶來的巨大“不適”。比如導演就在這一層意義上解讀他所拍攝的《博弈》,他說,這反映了農民為“土地所有權的喪失”、“工業化、城市化”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空間,空間的變化掀動了人民心中巨大的波瀾……”,“這折射出當下中國農村及農民的生存狀態”。事實上,《博弈》給人觸動最大的並非是“拆遷”,也不是那些農民在住進了“商品房”之後生活習慣的衝突。它讓人難以高興不起來的是在拆遷這一事件上,政府處理的策略。從表面上看,農民是為了拆遷補償金的多少,深層次看,農民擔憂的是土地被“共產”後失去了土地所帶來的持續地生產性,“商品房”不及自己的民房的地方在於:商品房是有期限的,而自己的房子則具有永久性和專屬性。再者,就是處理手段的蠻橫和霸權。如果,解決了這些問題,城市化與空間改變的緊張關係就自然得以消除。所以,它不是《博弈》的主題。生存狀態是個集合概念,不僅是城市化與空間改變,其所涵蓋的內容還很多。

亦有部分學者認為,《博弈》所反映的是對現代工業的反思和農業文明的懷念,為了抵制現代工業社會,保存傳統農業文明,出路之一就是建立“農民共同體”。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合理的偏見”。懷念農業文明不僅無從談起,因為中國的農民無不對農業的利潤頗有怨言,而且影片裡大夥不開心的是財產與其所有權的被剝奪,類似殖民行為的拆遷之舉,以及補償過少,絕對不是對農業文明的懷舊。因為,“新奧藝術大道”在村民那裡沒有“美感”,“陽光社區”同樣沒有“美感”,以傳統文化知識作為鬥爭的人最後也僅因為多了“幾斗米”折腰了,偶爾出現的小狗親嘴和小孩子歡笑的點綴作為一種“烘托”,更強化的是成人世界的生存政治。懷念傳統文明僅是一首挽歌,抵制歷史趨勢則是一種反動。組建“農民共同體”更多的是一種烏托邦,歷史一再昭示悲劇的永恆性,現實更是不可能,其同樣難以承擔影片的主題。

至此,我們是不是意在尋求紀錄片《博弈》的現實指向和批判性所在,並且在這一層面上進行考量呢?在被問及《博弈》的批判性上,導演王清仁說“任何紀錄片都有批判性,《博弈》也不例外”。這也就是說,博弈所造成的主題的模糊或許是“身在體制內”的拍攝者所採用的一種生存策略。影片選取的故事既非拆遷裡的典型事件,也非社會問題中的典型事件。即以“博弈”為題是為淡化其批判指向而故意為之。當被觀眾問及拍攝組的介入是否對拆遷方造成某些影響,比如有問者就提及影片中官員欲言又止的“強拆”的“強”字時,導演的回答是:“有,但很小”。聯繫該片的純客觀化拍攝視角對事件的“居間”態度,我們認為博弈絕對是刻意為之,它遮蔽了主題。這也回答了批判性也並非“博弈”主題。村民與村官是呈現在影片中的視覺主體和較量的雙方,而制衡他們的幕後主謀是以話語和符號出現的——某企業的商業行為。“博弈”折射了當今中國的生命政治。

《博弈》的生命政治解讀

生命政治範式的“秘密之地”和理論發酵處來自法國的福柯——儘管福柯並非是該範式的最早提出和論述者——,後來在德勒茲,尤其是在義大利以阿甘本、奈格裡、埃斯波西托等一批激進理論家那裡得以繼承並在全球迅速傳播,使其成為當前“最具啟發性的話題”。[2] 福柯從古代牧羊人對羊群的看管引入出現代國家對“人口”的“管制”(police)[3] 理論,它強調主權者對人口作為一個集群概念的治理方式。阿甘本思考了生命政治的極端範式:“例外狀態”和“赤裸生命”的現實張力,奈格裡在立足馬克思主義強調了生命政治的生產性功能。生命政治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新視角。

當今全球一體化,給資本在民主國家和市場體制的政體那裡獲得了合法的殖民空間。這也就為諸多發展中國家,諸如中國語境,闡發生命政治提供了現實和學理依據。在《帝國》中,奈格裡認為所有的當代政治都是生命政治。他說:“權力已表現為一種控制,它伸展到民眾的意識和肉體的最深處,同時也跨越社會關係的全部。”[4] 資本已經或正在完成對國家和“諸眾”(Multitude)[5] 的改造:將國家改造成一台生產機器裝置,將“諸眾”改造成生產機器裝置上的一個小部件。[6] 也就是說,資本是生命政治中的真正主體,而不是主權者和“諸眾”。幾乎當今社會的一切重要事件都與生命政治相關,並且也只有從這一理論範式出發才能獲得它的時代理解,從城市化到資訊技術,從生育到生存,從福利到移民,從低保到集中營,生命政治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主要範式。

《博弈》涉及到村民與村官,村民即為“諸眾”,村官則是主權者的象徵。為了讓村民們服從拆遷政策,作為主權者的村官對村民進行了一些列的規訓:開始是政策宣講,接著是利益誘逼,然後是內部分化,最後在拆遷最後期限的現場是直接動用了員警。將權力的實施物件直接作用于村民的生命——身體。另外一個村落鬥爭的方式是採取司法程式。影片如實地記錄了作為拆遷方代理律師的“窘態”,也就是說村官方沒有司法依據。可被告方(政府)卻能夠利用其所具有的話語權在司法上開闢是“例外狀態”從而再合法化。正如同原告律師無可奈何的說:“原告的錢由被告拿著,還是處於好意:怕原告隨便把錢花了”,這般滑稽的事卻是十分正常。事件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博弈》裡的兩個村落剛好代表了生命政治的兩種極端形式:赤裸生命與例外狀態,它們分別代表著規訓與司法的結果。

村民並沒有什麼資本都政府“博弈”。拆遷伊始,村官就明白:拆是肯定的;村民更清楚:拆是遲早的。遊戲還沒開始,雙方的情勢已經確定。由於村民作為一種集群,而每個個體都有自保而沒有全保的念頭,所以他們所結合的同盟是很容易被分化的。按照德勒茲的觀點,個體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逃逸線”,他逃向自己的利益,這一點很有啟發性。因為村官、律師與員警似乎是居於村民與政府之間者,而這群人卻對拆遷事件卻漠然置之,甚至於現出某種殘酷和冷漠。有時,在本質上,村官又與村民相一致。阿甘本將此概括為“利用這種身份,從中獲益”。[7] 在無主體化的狀態,他們享受著物質上的好處,處心積慮地合謀村民的結局。村民為了在這種生命政治下生存,自然會發明一種“自身的呵護”技藝。對於農民來說,也只有“我要喝酒”、抽煙、沉默不語等等去實踐“照料自己、呵護自己等行為。”[8]

取“博弈”之名,正好暗合了這種無主體化狀態,什麼都是居間的。村民是政府政策的物件、拆遷的物件、司法物件,村官(作為主權者)也是某種主體的對象。將推動拆遷的某公司,也只是作為話語主體和一種“所指”始終沒有露面。露面的是律師、員警、醫生等等專家,左右事件的確恰恰是這一處於被“遮蔽”狀態的無形者。以現代化之手和人們相信它的許諾為幌子,把所有政體連同它所管治的人口一起帶入機器生產的運轉之中。國家迫不得已在資本的運作機制中變成一台機器裝置,生產而不是主權成為它的新職能。個體被去主體化後,並被資本重新主體化,即剝奪一切成為“赤裸生命”的生產主體。資本生產出“生命政治環境中的行動主體。”[9]

所有溫情脈脈的東西都被會資本擊的粉碎,同時資本消滅了一切革命主體。於是,出現了主權物件把真理訴諸于行政首長的普遍現象,但恐怕都無濟於事。趙友倉的叛離情理之中,趙連仲的死也不難理解,村官們吃喝、權術都是一種必然。影片結尾處文字旁白:村民補償增大,政府對施政行為的反思印證福柯意義上的生命政治,生活是治安的目標,人口社會調節是國家干預的領域。

《博弈》及其之外的沉思

福柯的生命政治指的是個體身體規訓向人口社會調節的轉變,由“使人死”向“讓人活”的轉變,在牧人和羊群的關係上,主權者不僅對羊群中的每一個羊十分熟悉而且悉心照顧。生命政治是“通過總體機制,來獲得總體平衡化和有規律的狀態;簡單說就是對生命,對作為類別的人的生理過程承擔責任,並在他們身上保證一種調節,而不是紀律。”[10] 當今的生命政治顯然背離了這一旨趣,走向了分裂形式。這就不得不讓人思考在《博弈》所展現的當代語境,生命政治會規訓出什麼樣的主體,主權者何為,生命政治未來走向何方,這一系列的問題。

沒有了土地,就失去的生存的命根,沒有身體之外的技能與智慧,如何謀求生存成了住進商品房裡的農民所面對的最根本問題。出賣身體或許是唯一出路,而當他們含有怨氣與憤怒時,很容易滋生非理性行為進而危害社會。這一殘酷的事實也告訴一部分人利用身份去謀求利益。分裂的價值觀、突變的社會和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失範下能涵養什麼樣的主體(更多地是作為對象)令人擔憂。更為擔憂的還在於對於這樣的物件而言似乎永遠沒有真理及其訴諸真理的管道,這很可能是當今和未來社會不穩定因素的誘因。缺乏認同感的主體是危險的。政治的身體(bios)被過濾成生物身體(zoe)。

現在,“行使權力的機器直接組織人大腦和人的身體,把人們驅入與生命感受和創造欲望的自動間離之中。”[11] 行政在資本面前成了俘虜甚至是幫兇,共同合謀大眾時,主權者已經不再照管他的“羊群”了,不關心大眾的疾病、死亡、壽命與出生率。不關心它的羊群的水草,更不用說“羊的罪惡也同樣要歸咎于牧人”了。因為,對“資本主義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態政治,它是生物性質的,是屬於肉體的。”[12] 偏離了集群的管治,將權力直接作用於人口的“赤裸生命”很容易劃入阿甘本所言的“集中營”狀態。《博弈》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已經離這不遠了。員警出現的拆遷場景是極強地預示,而在現實中已經開始上演了。主權者應該從中反思:是將村民變成“赤裸生命”——神聖地生命權又可隨時被處決,還是作為大眾的看護者?我們要謹記阿甘本的論斷:“人類最具有謀殺傾向的本能是系於生命神聖這一信仰的。”[13]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Immunitas)範式在這一點上也會失去效力。

《博弈》呈現了衝突和斷裂。倘若是在生存美學的意義上看待,人與現實處境的對抗無疑是一種博弈;倘若從價值與政治的層面上考量,堅守與殖民亦是一種較量。但置於資本主義的全球語境,從生命政治的範式思考出發,《博弈》是政治,如福柯所言,“權力機制內在於所有這些關係之中”,[14] 亞里斯多德的人政治的動物至今還沒有失效。但這種政治的未來實在讓人悲觀。它很可能會“徹底地覆蓋人口整體和意識深處”。[15]

參考資料:

[1]作者簡介:支運波(1980—),男,安徽懷遠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博士生;朱棟(1981—),男,安徽靈璧人,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2] 汪民安:《如何塑造主體》,見 福柯:《福柯讀本?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3] 莫偉民:《生命政治在自由主義框架下誕生》,見 福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頁。

[4] 哈特、奈格裡:《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頁。

[5] 是在奈格裡的Multitude的意義上使用的概念。參見Micheal Hardt、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04.

[6] 支運波:《空間殖民、景觀社會與國家機器裝置》,《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11(5)。

[7] 阿甘本:《緊急狀態》,見 汪民安:《生產》(第七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頁。

[8] 福柯:《主體解釋學》,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頁。

[9] 哈特、奈格裡:《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頁。

[10] 福柯:《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8頁。

[11] 哈特、奈格裡:《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12] 哈特、奈格裡:《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頁。

[13] 法特:《法與生命的神聖性——阿甘本生命政治簡介》,見 汪民安:《生產》(第七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9頁。

[14] 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5] 拉比諾:《對當前生命權力概念的思考》,見 汪民安:《生產》(第七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