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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13堵路事件看「政治機會」
鄭家駒

前言

去年3月6日香港警方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拘捕行動,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了113名堵塞德輔道中與雪廠街交界的一個十字路的示威者,「創下」了自六七暴動以後最多示威者被捕的紀錄[1]

先不論是次行動究竟可否達到甚麼政治效用或目標,但由於行動的「爆發」,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及政治脈絡(socio-political context)中發生,以這次行動看「政治機會」(或以「政治行動」看這次行動),以及行動者對「政治機會」的認知,或更能確定葉蔭聰在〈集體行動力與社會運動〉提及的──在香港現今的政治環境中,的確出現了一種「新社會運動」典範。

筆者乃是次行動被拘捕者之一,下文分析基於親身經歷及事發時對身邊行動者的觀察。因此,本文只是一個初探,若想對行動者在「政治機會」的感知上進行較全面探討,向他們作一個全面的訪問,應有更深入的發現。


行動前的社會及政治氛圍

這次堵路行動事出「突發」,即沒有任何組織事先計劃或籌劃,參與的示威者主要來自現時活躍於社運的人士及主張抗爭行動的政黨,包括社民連、公民黨青年部、獨立媒體、「八十後」(特指由反高鐵以來一同組織行動的社運參與者)、民間電台FM101行動者、左翼21、新青年等。3月6日當天,幾個泛民政黨包括民主黨、社民連、公民黨及人民力量,各自發起反對財政預算遊行。

財政預算案的輿論爭議點由注資強積金(民主黨就教師未獲注資而發動是次喊口號遊行的「革命」),到人人派6000元引發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到財政預算應如何作為社會財富分配理性的實踐,是一個燃料充沛的政治引爆器。

而對活躍社會運動者而言,政治打壓愈來愈嚴峻,在過往一年於中聯辦示威者接連遭拘捕及起訴,菜園村護村運動中,自一月以來短短個多月間,相繼有多名村民及巡守員被捕,政府製造白色恐怖不遺餘力,民間則有越打壓越反抗之勢,如在3月6日堵路事件前幾天,就發生了社民連示威者懷疑「被屈」襲擊特首事件[2]

另外,民主黨之所以發起以「紫荊花革命」來命名一次喊口號式的遊行,事因在處境完全不同的高壓政治脈絡的中國,有抗爭者以人身自由及安全作代價進行「茉莉花革命」,呼籲民眾在各大城巿於周日到指定地點抗議。中共政府成了驚弓之鳥,大力打壓,大舉拘捕異見人士,延續至艾未未被捕事件至今,中國的政治肅殺不減反增。這些在中國勇於爭取自由民主的行動,引起國際注目,包括關心中國政治的香港人,因此,於幾個周日在香港都有人呼應國內的「茉莉花革命」,到中聯辦示威。

中國的「茉莉花革命」,則肯定受到利比亞同名的「茉莉花革命」激發而起。中東多個國家發生群眾抗議起義,其中最令世人鼓舞(或震驚)的埃及革命,成功推翻由獨裁總統穆巴拉克執政的政府。

以上這些事件,除了特別受到社會運動者關注之外,亦是香港傳媒廣泛報導(卻未必有深入探討)的熱點。這一種氛圍,像蘊蓄著一股民間躁動的能量;而反對財政預算案,則是可以集合平日分屬不同團體或組織的行動者一起行動的「政治機會」;「反對財政預算案」成了一個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包納了不同的社會訴求(social demands)而成為一個民眾訴求(popular demands)。


「八十後」在行動前的判斷

筆者是「八十後」一員,原先大家未有計劃於3月6日行動,但有感民主黨以「革命」(紫荊花革命)來命名他們一向那種「只要行街,沒想改變」的遊行,根本不是對內地「茉莉花革命」的認真回應,而是一種消費行為,侮辱了「革命」的意義。後來,到了3月6日那一星期,財政預算案修為派六千元,大家反而感到十分憤怒,雖然這對於貧困的巿民有解燃眉之急的短期效果,但這一種民粹的財富分配邏輯,完全放棄長遠規劃財政的態度,反而突顯了政府跟「要解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問題」的目標越走越遠,甚至是背道而馳。於是大家隨即相約在3月5日晚上聚首開會,商討行動。

會後,我們決定翌日不去遊行,而在政府總部舉辦一個「靜坐會」,反對財政預算案及抗議政府施行制度暴力外,矛頭更直指民主黨的消費革命行為,把嘲諷民主黨的橫額「不要A貨革命」,掛在他們搭起的講台正下方,意圖喚醒民眾思考甚麼才是真正的革命。另外,我們意圖以行動的「不同」劃下差異的界線(mark of difference),以突顯對消費革命式的遊行之不滿,以及帶出想像的可能。具體訴求可見以下由成員蔡芷筠(ger)撰寫並於Facebook發佈的宣傳單張:

<遊行以外的另一選擇:不要A貨革命 80後靜坐會>
受不了這樣的香港!
1. 政府收稅,本是為了有效分配資源,現在卻放棄長遠規劃,只著緊眼前政治利益,發放小甜頭。但我們不是小朋友,不需要糖。以為$6000可以收買人心,你當骨氣是甚麼?基層市民真正需要的,是改善生活的長遠政策!如今政府放棄管理規劃,我們還需要它麼?
2.民主黨,在世界各地都正在進行真正革命的時候,說要搞紫荊花革命。其實,當你支持政改方案、在交通津貼撥款投棄權票的時候,你是否知道革命是甚麼?人民是甚麼?一個所謂「反對」黨的立場又應該是甚麼?
3.豆腐渣特首,當你大叫「哎呀」一聲猛說示威者「暴力」的時候,每日同時有多少人正在承受港府的暴力?地產霸權、家園被拆、警權泛濫、政治打壓等問題無日無之。「這太不尊重特首」,那誰尊重市民?
真的受不了!
縱使接受不了這種「革命」,卻也不能不站出來表態。
我們選擇不去遊行,下午兩點開始,在政總門外靜坐養精蓄銳,可以閱讀、可以野餐、更可以討論未來香港發展和抗爭的可能,歡迎隨時加入!
我們也呼籲市民收到$6000後,支持社會上大小不同的社會運動、幫趁(襯)小商戶對抗大財團。說到底香港的未來,只有人民自己才信得過!
80後城市青年

我們在會中有認真討論過一些直接行動的可能性,但也覺得事出倉卒,未能有效組織衝擊行動。從我的觀察,大家都有直接行動的傾向及準備;而這一種心態上的準備(readiness),不單以待時機,也是創造機會的準備條件。


堵路行動的偶然及創造

當天下午,有傳「人民力量」為了避免在政總碰上社民連的遊行行列(社民連成員在政總有衝擊行動),在政總下的皇后大道中停步稍作等候。姑且不論傳言真確與否,「人民力量」停步,有正在政總靜坐的「八十後」成員知悉後,決定靜坐位置由政總,改往下面的皇后大道中,把這個偶然的停步,演變為堵路。此外,其他組織也在差不多時間相繼來到皇后大道中參與靜坐堵路,大家的訴求均直指政府欠缺長遠政策解決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筆者當天跟另一班當晚的「八十後」行動者在黃昏才到達中環,下午的情況是從其他朋友口中獲知的。

筆者到達後,在大約晚上七時,「八十後」成員臨時召開決策會議,均有意將行動升級,我們的判斷是:如果一直堵塞皇后大道中政總下一段,政府只待十一時晚間新聞報導後才清場,然後事情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消失在大眾的視線之內。可以升級的行動方向有兩種:一,是否有可能把堵路行動盡量拖延至翌日(星期一)早上,癱瘓該段繁忙路段的交通,這需要足夠群眾人數才能成事,以當時在場約二百多人不足以達至這個目的,而臨時號召足夠群眾到場似乎亦不可能;二,移師堵路地點,至一個對交通施壓力能大大增加的地方,初步目標是該路段前方不到十米與跟雪廠街交界的十字路口,這個方案可行性也較大。於是,為了獲得當時在場所有堵路者的共識,「八十後」分散成員,去跟在場其他相識組織或朋友徵求意見,包括是否有意將行動升級,如果同意的話對採取行動有甚麼具體意見,並希望他們收集小組意見後,在九時派代表商討行動。

筆者有參與收集意見,得悉差不多所有組織均有意把行動升級,各團體在意商討的只是採取行動的方式,並積極討論。就在商討期間,大約八時多,社民連突然發起行動,直接衝向路段前方,在場堵路者亦隨即起行,到達前方十字路口(皇后大道中跟雪廠街交界),筆者跟幾個「八十後」行動者隨即坐在十字路口的地上,但見其他行動者此時左轉雪廠街直達德輔道中,於是起身跟隨。沿路沒有任何警察阻擋,沒有任何衝突發生。到達德輔道中四條雙向行車線(包括電車路)的十字路口,行動者彷彿事前商討過一樣,手拉起手試圖圍起一個大正方形,先後到達的行動者陸續包圍起整個十字路口。

此後警方到場,在示威者四邊排好人牆,現場交通癱瘓。隨之警方在其中一邊衝過來推跌示威者人鏈、噴射胡椒噴霧,亦即事後傳媒大肆報導的警民衝突及引發起家長應否帶兒女到示威場合一幕,在此不贅。警方最後用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把在場的113個示威者抬走(現場不只113名行動者,沒有被捕者衡量過自身情況後早一點離開現場),並作出拘捕帶上警車,送到北角警署。警方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113個示威者,全部事後獲准保釋,六月報到。

在警方清場前,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經過胡椒噴霧一輪衝突後,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曾經向所有行動者提出,他們決定把示威地點移至遮打花園,(因?得悉警方這次將會作出拘捕,不像以往抬離現場就放行。)他這個建議被在場行動者激烈反對(包括部份社民連成員)。這個小插曲,完全反映了多數人完全準備被捕,並展現了對抗的意志和決心。

此部份旨在交代傳媒爭論以外的事發經過,所覆述的,均是就下部份分析行動者對「政治行動」的感知而選取。


政治機會,與及行動者對此的感知

這一篇論文所說的「政治機會」,意思上跟「直接行動」緊密相關,意涵上還有的關鍵詞是身體以及物質空間。因此,要討論的,並不只限於范徐麗泰在宏觀政治脈絡下如何把握爭逐下屆特首的那種「政治機會」。

參照葉蔭聰《直接行動》一書,「直接行動」概念有以下意思:
1.直接 vs 代表:強調「直接」,不喜歡代表(representation) [3]
2.行動為一種預演:這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破壞或反抗,它重視民眾的直接參與,同時是提升抗爭與進步意識的過程。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把直接行動視為目的,但這是一種好的行動方式,讓人掌握自己的生活、生命與環境。它不求統一指揮,強調自發與自主。因此,直接行動亦是預演另類生活的實踐[4]
3.衝破制度:以中斷社會運作為策略,並強調參與者擺脫制度牽制的能力,以及其自主性[5]
4.資訊年代的新運動:直接行動的非層級化與自主邏輯,與當今資訊流通網絡與符號生產分散化一脈相承,事實上,許多行動者亦大量運用互聯網與自助(DIY)的數碼技術,介入社會運動。資訊科技的普及作用不單在於提供工具讓個體交流與分享,也讓情感與道德力量在一個較平等與草根的平台上流通與凝聚,而非依賴過去傳統媒體或政治人物的權威,所以,直接行動是一個充滿情感力量的新道德運動[6]

這次堵路的意義,有在場演說的行動者就提出反資本主義的面向,這次堵路在中環這個金融中心地段,就是象徵要向資本主義宣戰同反抗。而在堵路期間,在場行動者不停地透過facebook報導現場情況,及召喚朋友到場。這大概也可以看到「直接行動」在這次堵路的色彩。

從宏觀的政治脈絡來看,「直接行動」作為「新社會運動」的特點之一,已經在香港成形。所以民主黨那種消費革命的說法,令港府對之造成的一定恐懼,另一方面又令眾多行動者反感,亦以這種反感作為行動者身份的建構根據,並以行動與之對抗(confront)。有評論員亦觀察到這個身份建構的成形:

「不要A貨革命!80後靜坐會」——這是其中一個80後團體當天的口號,也是他們之前在facebook的宣傳群組。就是這個宣傳,促成了後來的堵馬路行動。這個口號和行動,與其說是反對政府的,不如說是衝著泛民的。在香港,歷史上的原因令民主派    很大程度上是右傾的,他們對革命是充滿恐懼的,所以「和平理性」成為了很多泛民領袖們的口頭禪和基本價值,以對抗傳統左派工聯會    發動六七暴動這一歷史瘡疤。可是現在,泛民領袖們則很兒戲的為自己的保守行動冠上「革命」的光環,這不是投機又是什麼?
80後的抗爭者從歷史上看清楚了經驗,每次的大遊行,平靜的開始,平靜的結束,不去影響經濟的正常運作和資本累積,這個代表財團資本利益的政府就不會和他們談判的。埃及    的革命成功之後,軍政府最希望的是工人復工,最害怕的是繼續罷工,因為只有這個才會影響財團賺取利潤和經濟活動繼續運行。香港的青年活躍分子不能罷工,所以他們選擇堵塞中環    的交通——「因為那是資本主義運作的核心」,參與者們說。[7]
民主黨作為泛民中最大的所謂「反對黨」,一向所佔據的反對政治空間,現已出現了極大的真空,是自己所不能填充。這個真空,是社會運動者在這一種政治脈絡中所能把握再而進行創造的「政治機會」。

而回到身體及物質空間層面的「政治機會」感知,這一次堵路必要注意的一點,是人數眾多的行動者,均鮮明展現出參與直接行動的意識、意志和決心,並展現了隨時參與行動的準備意識(readiness)。首先眾多來自不同團體,均把握了「人民力量」偶然於皇后大道中的停步,而將之轉化成一個堵路行動的空間。這一種對時機的敏感,既是把握又是一種創造。另外,當在皇后大道中堵路了一段時間,一眾八十後去探問其他行動者是否有意把行動升級,同場所有行動者把行動升級的一致性意願,亦充分反映了行動者升級意識強烈。而當社民連並沒有跟同場所有行動者商討以同一種行動的共識而起步向前時,及後所有行動者要把德輔道中佔據的一致及快速,是令筆者感到相當意外的。這裡要補充的是,在場大部份行動者都應該收到八十後曾提出的建議,即佔據皇后大道中跟雪廠街的十字路口,但後來竟一起佔據了較遠的德輔道中跟雪廠街的十字路口,因為明顯地後者是一個施壓力更大的主要十字路口,有更多行車線及巴十站,並包括電車路。及後社民連提出移師一處完全沒有衝擊意味的遮打花園示威以避免遭受拘捕,同場大部份行動者均展現不惜被捕抗爭下去的意志,而拒絕離開。

這裡特別提到行動者的準備意識(readiness)是要指出,這一次堵路行動之所以能夠發生,行動者的準備意識是最主要的條件,把握偶然的時機,並為臨場的、即時的行動升級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及準備。筆者認為可以從中看到行動者對「政治機會」感知最鮮明的一點。這一種準備意識,就關乎行動者對自己位置的理解(如八十後要與民主黨劃清界線),在特定政治脈絡(宏觀的層次)以及行動(微觀的層次)中行動者的感覺和敏感,以及重視過程中創造的可能。岔開一點來說,2010年1月16日高鐵撥款在立法會通過後,二千多名示威者堵塞了多條馬路,若那一次大會及示威者的直接行動意識,如這一次反財案堵路一樣一致和強烈,又會是把握或創造成一次怎樣的「政治機會」呢?

大拘捕後,113名示威者進行多次會議,商討這一班行動意識鮮明的行動者,會否有後續行動或部署。過程中,筆者觀察到,這是一個身份建構的「政治機會」,例如會議中,很多行動者均以「113人」簡稱這次堵路行動者(包括被捕者及沒有被捕者),並商討當中來自不同組織的行動者是如何連結起來。
這一次堵路行動,究竟短期內對香港的政治行動形式有什麼影響,或如何將之轉化,還是拭目以待 (或者不是一種等待)。


總結

本文主要透過覆述這一次政治行動所見,思考「政治機會」,從而肯定改變社會,是一種在既定情境下的創造,包括「機會」一詞本身就是一種給定的(given)與生成交量create)的辯證。就此,試引馬克思一句話作結: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參考書目

  • 葉蔭聰。2011。「集體行動力與社會運動」,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葉蔭聰。2010。《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1
圖片取自: http://wow.esdlife.com/space.php?uid=23&do=blog&id=45025

2

圖片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E5%8F%8D%E5%B0%8D%E9%A0%90%E7%AE%97%E6%A1%88%E5%A0%B5%E8%B7%AF%E8%A1%8C%E5%8B%95%E7%B4%80%E4%BA%8B

3
圖片取自: http://baike.mshw.org/index.php?title=File:%E7%AA%81%E5%B0%BC%E6%96%AF%E8%8C%89%E8%8E%89%E8%8A%B1%E9%9D%A9%E5%91%BD.jpg&variant=zh-tw

4

圖片取自: http://www.eyetw.co.cc/2011_02_20_archive.html

5

圖片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29/n3156594.htm

 

注釋:

[1] 「113 名示威者被拘留警署,這其實是香港四十年一遇的大規模拘捕,除二○○五年反世貿韓農佔據告士打道外,類似數字就要追溯到六七暴動:例如六七年五月七日的工人示威,警方施放催淚彈,共拘捕126 人;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的示威,拘捕167 人。反觀二○一一年三月六日的百多名示威者,他們有放土製菠蘿嗎?他們只是手拖手、打鼓、叫口號、抽煙而已。113 這個數字似曾相識,它呼應著我們的殖民黑暗統治記憶。」 ﹣鄧小樺 〈臨界點上,歷史性的113〉。明報。13-3-2011

[2] 〈曾蔭權撞心口疑點重重〉。《太陽報》。3-3-2011

[3] 葉蔭聰。2010。《直接行動》。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21

[4] 同上,頁23。

[5] 同上,頁24。

[6] 同上,頁26-27。

[7] 陳敬慈〈80後靜坐會〉時代意義。明報,11-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