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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富維廉

許寶強

2012-04-01

轉載明報

 

儘管特區政府的政績乏善可陳,但作為反面教材,尤其於破除迷思方面,卻頗有貢獻。譬如說,像這樣的童話故事: 「香港的經濟繁榮,得力於政務官的高效廉潔,背後支撐的是一個高薪養廉的制度」,在經歷了挖出「曾大屋」和拘捕許仕仁後,恐怕不容易再講下去。

高薪養廉虛幻

高官是否貪腐,還有待廉署法院查證。不過,高薪養廉之說,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脈絡下,似乎愈來愈經不起考驗。

香港政務官的薪金,比絕大部分本地打工仔為高,這是不爭的事實。政務官想擁有豐足穩定的物質生活,絕非難以企及,在過去如是,到現在也如是,這亦是為何每年招募政務主任時,都能夠吸引大量成績優異的大學畢業生報考。一旦成為政務主任,大概都能不愁衣食;如果步步高升,晉身首長職級,除了每月十多二十萬的收入外,還有優厚的福利津貼和退休保障。坐享如此吸引的薪津條件,政務官自然傾向循規蹈矩,鮮會以身犯險。所謂「高薪養廉」,也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在當代的消費社會,生活質素的好壞,以至個人的身分價值,並不取決於收入或財富的絕對數量,而是由相對他人的差異所主宰。換句話說,假若在我們的生活圈內,大多數人的財富比你多、房子比你的大、汽車比你的豪,就算每月收入二、三十萬,仍有可能會感到情何以堪。相反,如果與我們交往的主要是尋常百姓、販夫走卒,那麼擁有政務官般的薪金津貼,要自我感覺良好地生活,自然綽綽有餘,甚至足夠讓我們成為眾人羨慕仿效的對象。

維布倫(Veblen)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of the leisure class),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費」概念,意指在當代人際關係疏離的工商社會,能彰顯高尚身分、社會地位的,不再是毋須工作的休閒,而是透過客觀上能起炫耀作用的消費。於是名貴的商品和服務化作為成功的身分證,不斷追逐上流生活品味和物質享受,成為了拒絕失敗告別自卑的生活習性。然而,當駕名車、品紅酒、住豪宅愈來愈普遍,現代的富豪新貴,只好透過購豪華遊艇、買私人飛機,更上一層樓,為的是在身分和地位上維持與他人的區別。維布倫講述的,其實主要是上層階級的故事,而所謂有閒人士,從前是貴族,現在則是資產階級。

香港的高級政務官既非新興貴族(如內地的太子黨富二代),也不及本地資產階級富有。然而,在內地和本地財富急劇集中、中港關係快速「融和」的經濟大潮中,於功能團體與小圈子選舉的親疏有別政治氛圍內,政務高官不僅常有機會與富豪新貴交往,更容易領教新時代下富豪生活與「高薪」一族的明顯差異。

「新時代」的其中一個體現,正是全球和本地貧富兩極分化,新富人口(尤其國內的)絕對數量的可觀增長。隨著財富向富豪新貴集中,奢侈品市場也蓬勃發展。儘管在內地目前的政治環境下, 奢侈品消費者主觀上不一定是為了「露富」,但競購高檔名牌,客觀上仍構成了「炫耀性消費」的區別效果。據統計,中國奢侈品消費佔全球的百分比,由1998 年的少於1%,激增至2010 年的10%,最近幾年都以雙位百分比的速度增長。中國目前熱中於購買奢侈品的人口,估計已達幾百萬,再加上千萬新興中產的攀比追逐,令一般的奢侈品,逐漸失去區別身分的能力。當數以千萬的同胞都穿金戴銀、成千上萬名車穿街過巷、豪宅天價仍供不應求時,能夠真正區別出「萬中無一」的消費行為,大概只剩下購買超豪遊艇、私人飛機,又或是飛上太空的豪華旅遊。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脈絡之下,經常親疏有別地接觸富豪新貴,因此或多或少能體會到他們的「炫耀性消費」的本地高級政務官員,大概很難靠月入二、三十萬的「高薪」而感到自豪。在攀比的壓力下,單靠「高薪」這道防線,顯然不容易為我們的社會保守廉潔。

維廉須靠限富

如果廉潔真是我們想認真保衛的核心價值,在「高薪」的胡蘿蔔外再加上廉署這大棒子,恐怕仍力有未逮。要對症下藥,需從根本上改造「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環境,這可以循三個方向進行:

首先,我們必須扭轉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讓財富不再集中在少數追逐奢華的富豪新貴。這顯然不能透過慈善扶貧來達致,而是需要改變政策以限富。因為,香港社會之所以日趨懸殊,主要源自政府向權貴傾斜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限制新富舊豪擁有的特權,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窮奢極侈的消費自然有所收斂,高官需面對的攀比氛圍,也能夠沖淡。

其次,在貧富懸殊仍然嚴重的當下,也可改造現有的政治制度,約束高官行為,令他們不能明目張膽親富疏貧。具體的做法,就是取消功能團體和小圈子選舉,實施真正的普選,並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示威、集會和新聞自由,迫令高官在施政時,必須面對百姓的監察,不致為富豪、商家、太子黨包圍,這自然也能減少政務高官面對炫耀性消費的壓力。

最後,是文化的改造。高薪難以養廉,與本地傳媒以至學校家庭鼓吹的單一(物質)價值觀和攀比習慣,也有點關係。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在評斷個人的社會身分和地位時,採納更多元的價值準則,壓抑而非高揚競爭文化,以至減少不必要的物質欲望和連帶的奢侈浪費,那麼當高官面對富豪新貴、低收入遇上中產時,就較容易自求我道,不必陷入「炫耀性消費」的攀比遊戲之中。

曾蔭權、許仕仁事件促使我們反思的,不應只是個人操守問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是否帶領香港社會走錯了方向:既強化維護了財富集中的趨勢、又造就了脫離群眾親疏有別的特權生活圈、𧗠生出仇貧愛富追逐奢侈的文化價值,不僅遺害百姓,也令政務高官身陷其中,造就了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