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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維穩與起義之二」
本地獨立音樂:快樂先行 毋求於人── 記「獨立音樂的空間政治」
細孖匡

主持:細孖匡
講者:周博賢、黃津、阿波、Masta Mic
日期:2012年5月18日

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CS)與香港獨立媒體 (InMedia)主辦的《文化維穩與起義》的第二場,於富德樓舉行。那晚我們討論香港獨立音樂形態與發展空間,說著說著,又拉到去「網絡廿三條」與文化局的話題。

大會邀請音樂創作人周博賢、黃津、樂隊22 Cats主音阿波,與及嘻哈(Hip Hop)音樂人Masta Mic。組織樂隊超過十年的阿波甫發言已表明獨立音樂就是一次尋找快樂的旅程:「開心便可」。「身邊絕大部份玩音樂的朋友都有正職,組織樂隊是下班後的活動。」無可置疑,他們愛自己的樂隊甚於日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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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Chan (Peter Kong Chun-ngai)拍攝

黃津對「開心便可」的觀點十分認同,「相信香港能夠以音樂維生的獨立樂隊不多於五隊。這除了証明本土市場的不足,致使無法養活音樂人以外,還提醒我們:『玩音樂真是求開心的。』」話雖如此,但這也不代表他要放棄任何生存空間,躲進自我的音符世界中,而是要兩條腿走路,除了盡情玩樂,也要繼續與政府角力。

談及角力,黃津自稱是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下稱HA)的「警民關係科」科長,但凡有任何警察或政府部門登上HA「找碴」,也是由他與另外兩名友人處理。HA已搬遷過兩次,最近搬到大業街新址經營,不代表HA就有安寧日子,更無從發展出一套表演文化。三月,在一場與以色列領事館協辦的音樂會前夕,有數十名警察與消防員來到HA,消防方面說是循例檢查,希望幫助HA了解消防事宜;警方則說那是一次打擊無牌賣酒的聯合行動,他們表示曾派臥底警員到HA,亦聲稱搜集到足夠的證據。HA被警告後,基於不想打擾業主,所以決定暫時停止賣酒。但須知道,酒精是Live House不能或缺的元素,而殘缺不全的樂隊演出文化,就是在這種「睜一眼,閉一眼」的空間孕育出來的。文化胎兒能夠日益成長,還未死去,全賴本地樂圈眾人每天頑抗。近年在網絡人氣甚高的嘻哈音樂人Masta Mic自是另一位萬分努力的抗衡者。

如果說搖滾類型是本地獨立音樂的「主流」,那嘻哈便是社會上邊緣的邊緣。Masta Mic娓娓道來這類圈中人所面對的困境。例如說參與者少,能動用的資源也不多。如同很多其他的藝術形式,困境是發酵出色作品的助力,但是他真的有感嘻哈在香港已到達寸步難行的地步。觀眾指出,開拓樂迷及音樂教育,均為香港獨立音樂的出路。事實上,日本樂隊Toe決定取消來港,就是因為觀眾群的不足——如果在整個亞洲巡演加添香港一站,可能會令樂隊造成虧損,假若你是樂隊經理人,會怎選擇呢?這支日本的後搖滾(Post-Rock)天團尚要面對如斯問題,何況本地年輕樂手?

Masta Mic說,不少成功的外國嘻哈歌手未成名時也曾在教堂演出、也用過廉宜的樂器來製作音樂。對空間,他們其實要求不大。嘻哈強調的是一種「把沒可能化作有可能」的信念。他不斷提及的是要靠自己:「用上Masta Mic這個名字來創作,一路走來,我想到的只是『沒有人會幫你,真的沒有。』但這絕對不是一件悲慘的事。」莫說幫助,有些人甚至沒有給予基本的尊重。有團體在邀請他演出前,除了特地提醒他不要唱「粗口歌」之外,又會突然要求他即興演出,其實這裡已存在數個謬誤:一、老闆們心中,香港的嘻合或饒舌音樂(Rap Music)只有兩個極端,一是惹笑諧趣,二是因憤怒而說髒話,但其實當中的光譜是極為豐富的;二、在國際樂壇,髒話是一件廣被接受的事,但從上述經驗看來,「粗口歌」並未為大眾所接受。當然,如若表演活動是為幼童而設,嚴禁髒話也屬合理,但這例子並不常見;三、即興演出(或其他表演方式)也需要準備功夫,請不要把獨立藝人看成順手拈來的魔法師。雖然面對的困難不少,Masta Mic仍然鼓勵獨立音樂人走到主流。「主流並非洪水猛獸,而只是一個平台。」

遊走於主流和獨立音樂之間的的周博賢,分享前自嘲將會「如同先前的立法會事件一樣『夾硬黎』」。他對題目「獨立音樂的空間政治」,沒有說到太多,反為把焦點放在「版權法案」之上。首先,他解釋香港版權處境的特異與畸怪。音樂人的公開演出,歌曲和歌詞的版權費用,是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 收取;錄音版權則由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 及香港音像聯盟(HKRIA) 收取。除了上述演出以上的兩種收費形式,版權有細分為機械複製(即錄製)、影音同步(即製作MV)、串流(即類似youtube的科技) 及傳播權等。凡此種種,都說明版權政治有多千絲萬縷,當中有多少公司從中抽取利益,這也是他們成為刻下的壓力團體,向立法會議員施壓,希望新的版權法案盡快通過的原因。周博賢正提及我們的憂慮。

我視這批資訊為對處理獨立音樂人的提醒。因為主流音樂人(這裡主要指唱作人)在層層枷鎖之中,連對自己的作品的版權也沒法把握,所以獨立音樂人在批出發行權時,更加要留意章文細節,不要跌入商業陷阱。

「香港政府在提倡文化創意,但各種社會管束又規管著大家的創意。」的確,作為創作人,同時是音樂品牌管理人的周博賢在公在私也對此感受甚深。這種「假提倡」,在我們的年代愈見嚴重。

文化局可以做點甚麼嗎?黃津補充文化局可充當的角色:「其實文化局是否必需的呢?其實未必。但既然它要發生,便要認真設想它的定位與職能。」大家也很關心它能為文化界做點甚麼?「Hidden Agenda被多個部門查辦,文化局有沒有可能將各個部門的意見,甚至命令整理好呢?或者主理好幾場會議給大家共同處理問題,坦誠合作。」在場觀眾也分享類似的例子,說明現行的官僚架構對文化產業非但沒有幫助,反而加害甚深。

例如簡單的辦一場露天演出,或想在較寬廣的街道上展示藝術作品,均需要先過五關斬六將,最後也甚有可能一無所獲。曾在本地表演場地蒲窩工作的觀眾指出「每年我們也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交多個關於獨立音樂表演的資助及場地申請,但當局總以『未能安排』為由而拒絕,但某大型琴行的申請卻年年批准。」公道點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曾帶同來自英國的音樂會創辦人到HA觀演,事後也有與黃津傾談,但在朝令夕改的政局底下,有心人依然嚴重不足。又如由外國人籌辦的大型本地音樂節Clokenflap 2011,因被政府禁止公開銷售門票,所以只可依靠英國文化協會的資助,但最終也是錄得虧蝕。香港政府對本土音樂不給予支持,反之要由外國機構贊助才能成事,這的確是一件令人覺得可悲的事。

獨立音樂對政府來說是甚麼呢?文化局能否為本地獨立音樂鋪下一條較易走的道路?暫緩活化工廈計劃,是一途。黃津又舉出台北女巫店的模式: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確立「音樂展演空間行業」讓Live House能夠特事特辦,合法登記,在灰色地帶中鋪下一條康莊之路。又如南韓的例子,對工廈藝民亦可堪羨慕。原來首爾有一條劇場街,那裡的物業如有租出供藝術文化從業者使用,該幢大廈的業主便能減稅,租出越多,減得越多,業主們自然樂此不疲,參與推廣。劇場與其他藝術家相繼進駐,一個文化群/文化簇串 (Cluster)就此形成,此路亦通。

現在的獨立音樂,同樣在觀塘、牛頭角、油尖旺及葵青區以文化族群的方式生存,不同的是我們得不到政府的尊重(真的毋須眷顧)。樂手們一邊堅持自我,有心人盡力監督文化局的組班,唯大家都有心無力。權衡現實境況,幾位講者不停強調:獨立音樂應以快樂與滿足先行,甚或毋求於他人。

註:本文另一版本刊於2012年5月23日《明報》世紀版。

片段重溫http://www.youtube.com/watch?v=6fQ_xvMpy8g&feature=BFa&list=UUluD1wPJiPZ2eM4HR_cxB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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