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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維穩與起義之三」
在制度裡倡議文化的搭橋人──文化治理:從藝發局到文化局
阿釘 林藹雲

主持: 林藹雲
講者: 黃英琦、陳清僑、茹國烈
日期: 2012年 5月19日

引言:有關成立文化局的討論,歷時已有二十載。回歸前,文化界已提出要走出殖民地以「文康」為主導的文化管理,提倡制訂文化政策,幫助本地文化藝術發展,最後更促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的成立。文化局亦隨著新一屆特首上任而定音,坊間就文化局擔當的角色有著不少討論,親中陣營認為文化局要發展產業,擔起愛國教育的責任,同時亦引起文化局會變成香港「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的憂慮。

香港的文化政策應要怎樣呢?而文化局在推動和發展香港文化同時,又應擔當一個怎樣的角色呢?為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CS) 與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於《文化維穩與起義》的第三場沙龍,請來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與五十多位文化界友好一起討論文化政策和文化局所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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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Chan (Peter Kong Chun-ngai)拍攝

 

由民間推動的文化政策範疇

茹國烈指出,早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民間及政府已開始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藝術發展局所擔任的角色。當時,文化界把藝術教育也包含在藝術發展的領域內。一九九八年教育改革,中小學加入了很多有關文化藝術的科目,同時,九十年代大學學位增加,亦新增了不少與文化相關的科目,如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等。除教育外,「文化產業」這概念在二零零零年亦引進香港,以往一些被視為與藝術不相關的行業,如電影和電視等,亦被納入文化政策的範疇。「電影發展基金」就是在二零零零年後成立的,不過它是隸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

茹國烈強調民間一直在推動藝術文化的政策:「在政府推動產業之前,民間一直有嘗試把藝術帶進社區。」直至二零零零年後,政府吸納民間的藝術發展工作,推出「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等活動。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以及香港青年協會等,亦開始為服務對象提供藝術活動。二零零三年後,香港發生了一連串與保育相關的事件,如反對市建局清拆灣仔利東街,以及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等等,當中不乏文化藝術家的參與。與上述事件相關的討論,讓社會對歷史、文化身份以及公共空間等有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想法。在民間的壓力下,政府重整了古物諮詢委員會,亦展開了「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自一九九四年起「文化藝術」每三至四年便會因為民間的參與而被重新定義,所包括的範圍亦愈來愈廣。近年,藝術文化亦開始和「城市規劃」及「綠色生活」拉上關係。

官僚體制與文化發展的衝突

陳清僑則重點談論發展香港文化政策的問題和趨勢:「香港的文化政策發展出現了甚麼問題?我認為有兩點,首先是香港獨特的殖民歷史。在殖民地年代,因為政府從來沒有一套有系統的文化政策,所以文化行業大都是自然發展的。問題在於當政府要介入這些文化行業的時候,「文化」便會被分拆切割到不同的政策部門處理。第二個問題是僵化的官僚體制(或公務員體制)難以靈活推動文化。香港的官僚體制發展了數十年,有一套慣用的模式,但文化的發展從來是在體制以外的,因此兩套模式必然有衝突。香港的公務員訓練只著重培育『通才』,普遍缺乏文化知識和視野。當我們有了文化局,即使局長是一個很有文化視野的領袖,但他/她要如何和由官僚系統訓練出來的公務員協調或合作呢?

「除了以上一些固有的問題外,香港也要面對一些新形勢。一是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影響,以及本土或區域文化的全球化。二是中國崛起,近年中國很積極地發展和展示其軟實力,香港必然會受很大的牽動。三是新特首上場,坊間都在說他有新的任務,並引起了一些爭論和疑惑,這些改變又會帶來什麼新的狀況?」

為民倡議的文化局

黃英琦指出,民間力量一直帶領著本土文化發展:「過往很多的文化政策得以進步,都是全賴民間大力推動的。讓我舉些例子:首先是北角油街的藝術村。香港的藝術創作空間不足,民間和藝術團體便進駐租金低廉的油街,若干月後便成了有機的藝術村。後來,產業署要遷走這班藝術家,經過民間團體的討價還價後,最終容許他們搬到土瓜灣的牛棚。隨著對西九文化區的討論,又出現了對文化空間的訴求,於是政府在石硤尾興建了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如果沒有油街,就沒有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整件事也是由民間促成的。另一例子是西九文化區,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一夜之間成立,來自各界別的成員聯合做了很多推廣工作,在牛棚至少舉辦了五至六次大型論壇,並刊登大量宣傳廣告。結果西九文化區在二零零六年初得以推倒重來。在教育方面,政府的教育政策從來不重視藝術教育,但民間補足了很多政策上的不足,如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了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這種公民社會帶動政策發展的狀況在其他政策範疇並不常見。新成立的文化局將要面對強大的民間力量。」

在這股民間的主導力量下,黃英琦提出了共創 (Co-creation)的概念:「政策需由下而上,從社區參與開始,然後共創出來,決不能由上而下,閉門造車。共創,不是指辦一場大型諮詢會,每人回應三分鐘那種,而是要做到真正的由下而上的政策。上星期我到了英國,遇見我的好友──丹麥文化局長。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那就是他邀請了十五位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作他的青年顧問。政府裡已經有很多成年人做決策,於是他便安排這些青年每三個月與自己會面一次,討論如何改善文化政策,文化局亦會嘗試落實他們的建議。香港的文化局能實行這些嗎? 」

至於如何打破僵硬的官僚分工和分散的決策,黃英琦指出文化局應擔當文化捍衛者及倡議者的角式,把文化政策滲透其他政策範疇:「例如可從地政和城市規劃等處著手。如今文化最缺乏的是空間,文化局局長是否可以規劃一下,找些空間出來?又例如在媒體空間上,文化局是否應在版權條例上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反對?又例如在文化和旅遊方面,是否可計劃把某些社區的文化景點(如灣仔藍屋)發展成有文化教育意義,而非由消費堆砌而成的旅遊景點?」

「文化界聯席會議2.0」的周俊輝在回應時則提出有關文化局的討論存在分化文化界的隱憂:「前天看電視節目談到文化局,指出目前大部份資源均落入九大藝術團體手中,其他行家看到,當然會不高興。我不希望圈內出現分化。此外,圈外人也會以資源爭奪的角度去理解這件事。昨天我到電台做訪問,其中一位聽眾說,那麼多老年人在執拾紙皮,政府應優先處理這些民生問題。很多人視文化為『精英』的東西,與基層對立。但文化其實與基層生活息息相關。」

此外,台下不少回應均認為文化與政治沒法脫勾,尤其是當香港沒有民主制度時,文化局會否被建制動員民粹的政治所牽制?甚至屈服於管治者的政治圖謀?在這政治張力下,有的市民質疑文化局是否要急於上馬,有的則認為民間要做好準備,監察文化局的一舉一動。

註:本文的另一版本刊於2012年5月25日《明報》世紀版

片段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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