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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維穩與起義之壓軸篇」 港產片的落與重生?

林藹雲

主持:陳景輝
講者:杜琪、邱禮濤、朗天
日期:2012年6月22日

引言:自九十年代末開始,便有「港產片已死」的評論,除了因為盜版問題日益嚴重之外,還與本地的製片人以及演員開始轉向到美國荷里活發展有關。二零零三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簡稱CEPA)開展,中港兩地合拍片的數量與日俱增。可是一些港產片原有的主題,如黃、賭、毒、三合會等逐步消失,電影𥚃的女主角紛紛換上國內的女演員,港產片好像變得生不如死。然而,近年又出現一些有香港特色的合拍片,最佳的例子莫過於是金獎像最佳影片《桃姐》,究竟港產片是否死而復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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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Chan (Peter Kong Chun-ngai)拍攝

撞向牆上的雞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SC)與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的《文化維穩與起義》沙龍系列最後一場「港產片的落與重生」邀請了港產片導演杜琪、邱禮濤以及影評人朗天去討論香港電影業的發展。主持則由港產片愛好者陳景輝擔任。

邱禮濤認為港產片沒有本質上的定義,本地觀眾因為感受到在合拍片的大潮裡失卻了某些港產片的主題,才發展出對港產片的意識。他承認,中港合拍片在製作上有很多限制,一般來說投資者都希望製作大規模電影,除了需要有氣勢的場面,亦需要有著名演員參與演出,最重要的當然是要票房大賣。此外,每一個製作電影的環節都需要審查,由監製到老闆,老闆到官方,層層遞進。一些小眾題目,例如他曾經拍攝過關於性工作者的題材,都很難進入國內市場。作為導演,他表示只能盡力而為:「大家都是撞向牆上的雞蛋。」

杜琪指出,從事電影業需要有很多妥協。投資者當然希望財源廣進,但創作人不是萬能的,製作三部電影,其中一部能成為代表作已經很不錯。有些電影的任務是賺錢,但自己則希望創作的電影能夠引起對時代的共鳴,如《奪命金》就是被社會氣氛帶著走的電影。

他認為拍攝中港合拍片,除了要面對審查制度外,最悲哀的是電影從業員為了利益,放棄對創作的追求:「近年回國內工作的電影從業員也有很不錯的收入,香港演員的片酬可達二、三千萬,導演也有數百萬酬勞,但在創作上有何成就?所謂的「創作」,都是拿衣櫥裡的舊衣服出來翻新,而且手法較以前的更糟。這種風氣對整個電影業的生態也帶來了影響,把自己的原則想法都變賣了,不是很悲哀嗎?」

雖然製作合拍片可說是大勢所趨,但杜琪強調:「香港電影是不會死的!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所以國內觀眾即使是偷看也都要看!」

盤點CEPA得失

從創作人的角度出發,杜琪認為CEPA的出現,只增加了電影業的產量,但卻無助於推動創作:「在工業化的生產下,電影創作根本不會有驚喜,本質改不了,還要顧及一堆繁瑣的東西,心理實在難以平衡。剛才提到電影《讓子彈飛》,說實話,我認為一點也不好看,作風不夠大膽,主要是靠三名重量級演員賺取票房。我認識的製片人在國內都有不太好的拍攝經驗。創作不但要有靈感,還要進入社會。我們若要針對國內市場去製作一些擦邊球的電影,很多時連演員的語氣也分不清是否對勁,那怎樣可以製作出一部好電影?CEPA若能把香港拍攝的原裝電影帶進國內市場,才會對電影業有幫助,否則常常要擔心會惹起誰的不滿,在電影創作上都只會諸多避忌。因此在國內拍攝時,通常會拍攝好幾個版本。但問題是如果要準備數個版本以備不時之需,那不是「創作」吧?面對如此環境,創作人難免會對自己失去信心。CEPA確實增加了產量,但對創作的推動上是零。所以國內的評論罵得一點也沒錯,他們說有一半人跑到國內都是為了賺錢,把衣櫥裡的舊衣循環再用。」

邱禮濤指出,目前迎合國內市場的心態和舊片翻新的態度,到最後只會有反效果:「目前有部份人可以說是捉錯用神,常常也只顧著討好內地觀眾和市場,這種想法是錯的。事實上,內地觀眾對港產片有足夠的認知,不少國內觀眾也看過由我執導的電影,譬如說《陰陽路》系列、《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和《依波拉病毒》, 他們知道什麼是港產片,所以假若刻意討好他們,也不一定會成功。黑澤明拍攝日本電影揚威歐洲,又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荷里活電影《鐵達尼號》,國內有十億票房,但這些電影是不是為了討好內地觀眾而拍呢?總言之,我認為拍電影不能以目的先行。」

對於CEPA,邱禮濤認為有需要盤點當中的得失:「CEPA簽訂已近十年,需要盤點一下究竟能帶來多少利益,在規管上又帶來多少限制,究竟是否真的有利可途?答案仍然不是很清楚。譬如說,數天前從報章上得知CEPA的零關稅,多年來原來只為香港多賺二十八億,這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被星星替代了的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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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禮濤又認為造成港產片不成氣候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缺乏評論:「沒有人會提及我執導的電影,連批評也沒有,影評人都不看港產片。也許是香港導演的問題,製作了太多低水平的電影,致使港產片無人問津。此外,現在寫評論的地方愈來愈少,很多時也只是以消費形式的把電影分作五個等級,以星星來取代評論,那當然看不到有好素質的影評。」

朗天認為香港的影評人意興欄柵主要是因為中港合拍片的對象是大中華市場,而不是香港人,故此他們會寧願選擇看荷里活電影,甚至台灣電影,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便有很多評論,票房亦打破紀錄。此外,他又點出,影評的空間縮小與本地媒體的運作有關,報章內容很多時會受到政治影響,評論很多時都由編輯全權處理,以致較文化性的評論空間越來越小。

不過,他認為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間,出現了一些具有港產片原素的合拍片,影片可以多發掘香港電影的主體性。除了合拍片外,本土電影如《打擂台》、《東風破》和《大藍湖》等,也朝向獨立電影製作及市場的路線邁進。這些新嘗試可謂是借鏡台灣本土電影重生的經驗去發展的,說不定會讓我們走出一條新路向。

兩個杜琪談政治

作為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杜琪在回應藝發局角色時,表示認同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有關「藝術資助養懶人」的說法,指出很多藝術工作者只重視過程,不重視結果,認為藝發局要在有限資源下,集中資助某些計劃,而不是以「分豬肉」的方式去資助他們。他把香港電影業發展陷入低潮的原因,歸究在人材流失和年青人缺乏對電影製作的熱情兩方面,故此他在過去幾年大力支持「鮮浪潮」這類大專生短片比賽,希望孕育出青年人對電影的熱情,期望十年內能培養出一群會加入電影業的年青人。

至於文化局,杜琪分身成兩個杜琪,其中一個不反對許曉暉做局長,認為若能在富有人家身上找到支持文化發展的資源便可以。但另一個杜琪則說:「文化局糟透了,因為在國內,文化宣傳和洗腦連成一線,我不得不擔心日後文化局會否變成『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他認為很多文化政策和規劃議而不行是因為沒有普選:「爭議和不穩定是因為沒有普選,令群眾不懂得定位,不覺得香港和政府屬於自己。即使有保皇黨護航,但他們不代表人民,說話沒有說服力。」他認同台下觀眾所說,文化界應多介入如電視台牌照和二次創作等政策,但表示當中有很多難言之隱。有些事情思前想後,最後還是覺得不說的好;有些則因為看到別人也都在說,自己便可以不說:「譬如今年的『六四悼念』以及『李旺陽被自殺』都想說,不過後來看見連政府官員都站出來說,便會覺得無需要說。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道德問題,是應該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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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重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UPs7dblZ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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