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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球與香港精神
陳述

第五屆東亞運動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香港舉行,香港特區政府期望能藉著此「國際盛事」推動經濟發展,並增強市民對於本港及國家的歸屬感與身份認同。可是事與願違,在運動會揭幕後,傳媒報導了不少關於大會安排失當的新聞,讓香港人為之失望,投入程度驟減。就在運動會快將落幕的時候,卻意外地上演了一場「球迷奇遇記」再次喚起了香港人的熱情。一直不被看好的香港東亞運足球代表隊,竟奇蹟地勇奪了被認為「含金量最高」的金牌。當時香港大球場內三萬多名球迷,以及在螢幕前的球迷與非球迷也一同歡呼,高喊:「We are Hong Kong!」翌日,香港近乎所有報章均以這場賽事作頭條,報導香港足球代表隊(下稱港足)怎樣「創造傳奇一刻」,為港爭光。香港特首曾蔭權也表示,這是他這一年來最高興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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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sports/art/20100306/13792678

事後,坊間出現了大量有關於社會凝聚力及香港身份認同的論述,其中不少都提及「香港精神」,認為港足的表現正正表現了香港人一貫自強不息以及能團結對抗逆境的高尚情操。但我個人認為,所有評論都未及南韓籍教練金判坤的一句話來得有意思,他說:「只有足球,才能把人民團結起來。」政府刻意用種種政策措施來團結港人,但其效果也不及一場九十分鐘的足球賽事。本文將嘗試由各方對於東亞運動會的論述出發,去理解現時香港人對於香港及國族身份的認同感問題,並進一步探索他們如何藉著一些社會及政治議題去建構「香港」身份。

身份是賦予,也是認同
在開始討論有關香港人的身份處境問題前,對於身份這個概念,實在有必要作一定的拆解、分析與(再)定義,我將借用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的說法加以延伸,以作為後面討論的框架。傳統對於身份的理解,通常建基於祖籍、血裔、長居地、共享歷史等穩定的因素,以前設的本質去定義個人與從屬群體的關係,群體中的每個個體可以透過彼此之間的共同和共通之處,以及穩定的共同文化背景去尋找和定義自己的「真正」身份。這個定義不難理解,國族與家族身份就屬於這種「自然」的身份。

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亦提出,我們其實可以從另一角度出發,相對於上述那種不變的、永恆的身份,在時間的演進中,歷史與文化在權力網內被不停拉扯,過去紛亂雜陳的論述與說法,讓身份變得不穩定。身份並不一定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由個體如何被外界定位、他們如何自我定位以及所作出的種種言行之間的角力去界定的。這種說法突破了本質論的限制,個體的身份一方面是由外界的論述及規範所賦予(如國籍及法定公民身份等);另一方面,身份亦是由個體對自我的理解及追尋所定義,我們有著主體性的權能去借各種文化資源與歷史材料去認同或否定身份,甚至乎可以自主性地賦予身份新的意義與詮釋,改寫身份的文化內涵。因此,身份不單是雙向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女性主義及殖民主義理論在某程度上就是對於主體身份的政治性思考。

這種身份的雙向性,暗合了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於權力與知識的說法,身份的定義過程,正是一種知識的創造過程,也是權力競爭的過程。身份和知識一方面限制著主體對自我的理解及客體對其作出認知的過程,但同時身份的意義亦是受著主體的自我探索所得及其他客體的延伸論述之間的拉扯,而不停地被重新定義的。

誰能代表香港?
香港可說是獨特的,作為一個被「移交主權」的殖民地城市,這裏成了一個特殊的身份權力場,殖民故事在一夜之間被抹除。消逝的殖民主義,熟悉而又陌生的祖國與及迷失的自我,都表述著各自的香港故事。但作為主體上的香港人,我們今時今日對香港人的身份理解,與這些論述是否存有差異,甚或乎大相逕庭?主權回歸十二年,香港以及香港人是否已經身份「回歸」至香港論述中的「新中國」?[1] 還是香港人正積極地藉著各種文化再現與社會行動,實踐建構一種全新的自我身份?

面對各派勢力以及各種背景的不同說法,香港人不禁會問(事實上是應該問的),誰有資格代表香港說話?在身份論述的競爭中,「代表性」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代表性包含著話語權的分配與爭奪,而我們對身份的想像也要靠某些代表(representative)去表現(present)及再現(represent)。而「代表性」,在當代國際體壇正正也是個一直受到爭議的題目,後面將以這個概念作切入點,去討論一下筆者從東亞運動會中所觀察到的一些身份問題。

在體育精神的大論述下,運動應該是跨越國界以及種族,以追尋人類身體及意志極限為主的。話雖如此,但各國為了提升國家體育成績以揚威海外,也竭力爭取優秀運動員歸化,案例不一而足。其實一直以來,香港體育界都存在著類似的「身份」問題,香港的「代表」隊中,有著為數不少從內地來港的運動員,當中很多甚至乎不懂說廣東話。有言論指香港人對東亞運動會的興致不大,是因為「多年來硬將內地運動員代表香港出賽,令本地運動員及其家人失望所致」。[2] 而在前述的足球決賽完結後,各界亦強調此代表隊的成員全是「子弟兵」。當日的席上嘉賓譚詠麟亦指代表隊的成員全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因此能夠在球賽中獲得勝利絕對是歷史性時刻,「這樣證明不用靠外援香港人都做得到,只要給予時間和心機栽培。」[3] 在「一二‧一二」一役後,各界人士都走出來呼籲要重視本地足球及體育發展,強調「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這種體育訴求當中隱示了一種潛意識的身份想法:雖然我們尊重所有運動員的拼搏精神,不過,如果他們是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或是他們是在香港進行培訓的,總之是由真正的「香港人」作為代表,我們都會感到份外光榮,亦更能增強廣大市民的認同感。

這種光榮感的投射某程度反映了香港人的身份思考,那就是我們一直追尋一個真正的本土代表。這種本土本位的講法,強調了土生或外來、本地或內(外)地的二元對立,雖然無可避免地將從內地南來及外籍的精英運動員,置於「新移民」這尷尬的身份位置,收窄了香港人身份思考的闊度,但只要將這種想法延伸,不難看出香港人對於近年在各個範疇不停被他者所代表,開始感到不滿。在此先澄清一點,本人絕對不是要加深單純以出生地去判斷身份的狹隘的本質論想法,相反我要指出的是,個人絕對能夠在主體性上對自己的身份作出轉移性的理解與認同,就如已退役的世界級羽毛球運動員──周蜜,她在東亞運動會代表香港出賽,雖然是次比賽落敗,由後輩葉佩延勝出,但周蜜卻為這香港土生土長的羽毛球手的成長與進步而感觸落淚,這種情操是教人感動的。運動員在發展體育事業時需要經過幾番考量來找尋發展空間,這實在是無可厚非,更不應讓國界規限了其追尋卓越及突破潛能的努力。我們不但希望可以在球賽中有好成績,更希望在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可以有更多主體性的參與。這些意圖與及相關的行動,在後面會有更詳盡的討論。

曾蔭權不代表我
正如 谷淑美(Agnes Ku)所指,香港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政治設計前題下,香港政府把中國元素硬生生地加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穩定及自由市場經濟等香港「成功方程式」之中,把香港這條小漁村在東西方文化交融下演化成國際金融中心,有了「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創建「亞洲國際都會」的新經濟發展論述,但政府卻始終漠視了真正的本土意識的發展,以及一般市民文化及政治上的需要。又如羅永生所言,各種「大都會主義」的措拖與論述,只會換來一種淺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香港意識。全民無刻不為經濟枯榮及國際形象的好壞而感到焦慮,香港的生與死全歸結於外在因素,是一種不健全的自我身份認同。

政府對於興建迪士尼樂園以及爭取東亞運動會主辦權的意圖顯而易見,那就是為了把香港建設為「亞洲國際都會」,為「亞洲飛龍」貫注更強的生命力,一方面增強旅遊業的競爭力以改善經濟,另一方面是為了向世界表明:香港一樣能夠「創造傳奇一刻」。官方與部份傳媒組成的論述集團,不停地努力為東亞運動會作宣傳工作,希望能夠收到最好的效果,並試圖爭取全民支持,以國際盛事凝聚港人。但實際上各界對運動會(及主辦單位)仍然存有各種各樣的質疑,甚至藉此機會提出各樣的社會政策議題,如有運動員直斥官方的體育總會黑箱作業,[4] 綠色和平在此時亦批評香港的減排政策,[5] 更有評論從民生出發,提出現時一般市民大眾工時甚長,根本沒有閒情逸致入場觀看比賽,無怪比賽入座率會偏低。[6]

運動會得不到市民廣泛支持,而特區政府及其領導官員同樣不得民心。在東亞運動會的足球項目,香港對朝鮮的準決賽中,九千多位忠實的香港球迷特地到小西灣運動場觀看賽事,為港隊助威,盡顯對香港足球之熱心。不過,當香港的領導人特首曾蔭權在現場現身時,「入場看台上竟然噓聲四起,捧場反掃觀眾興」。[7] 在決賽時,球場中港人熱情地以呼喊聲支援港隊,但每當現場大電視畫面出現曾蔭權的影像時,現場球迷都不忘同時高呼「我要雙普選」,[8] 對香港體育代表的認同與支持,與香港政治代表的不滿及否定,同時混入了「We are Hong Hong」的口號之中。

決賽之後,滿城歡慶,但在不少的網上討論區中,都見有網民評判曾蔭權及政府是在叨港足之光,如非這一面遲來的金牌,東亞運動會肯定要在一片噓聲中失敗落幕。反之對於球迷而言,「曾蔭權不代表我」,運動員是「好嘢」,政府是「渣嘢」,意即場中奮力爭取進入決賽的港足小將才是他們真正支持的民意代表。[9] 將運動員表現與主辦單位及官員的表現割裂,來衡量東亞運動會的成敗,已經確實表明人民對於政府代表性的質疑,可見否定與認同成了強力的身份政治工具。

港足又代表了誰?
除了本土意識外,由於香港作為殖民史上少有主權被移交的例子,因此要討論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必須要連同國族問題一起討論,以下仍然會以體育比賽作為例子以進行分析。大家可以先回想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會,每當中國代表得到獎牌,我們都會歡呼雀躍。但如果決賽雙方分別為中國和香港的代表隊,我們會期望港隊殺敗國家隊?還是會為金牌雙保險而更感奮興?這是極具身份政治意味的問題。由於現時港澳地區的政制局限關係,以及海峽兩岸多年未決的政治問題,東亞運動會的九個參與國家及地區中,其中有四個是華人地區(即中國人民共和國、中華台北、中國澳門、中國香港),佔參賽國家/地區近一半之多,地緣政治又為香港人在東亞運動會的身份思考中多添一個因素。

由於中國與香港兩地體育實力懸殊,這種情況很少被討論,但有趣的是,當港足於東亞運動會中連續戰勝兩韓及日本而奪金,而中國國家足球隊(下稱國足)則在小組賽因港隊沒有鬆懈而被淘汰,香港傳媒對後者的報導不多,反而內地傳媒卻反過來花很大的力氣去討論香港足球。這些論述一方面討論香港足球發展歷史,借此機會將本來「在大多數中國人眼裏永遠是那樣的微不足道」[10] 的香港足球與中國足球(特別是廣東足球)連線,指出香港足球也是中國足球發展史的一部份,而香港足球更為中國人贏得了尊嚴。而國足在集訓營中正正是懸掛了「為中華民族的自尊而戰」的橫額。

外界的種種反應當然和國足近年乏善可陳的表現有很大的關係,但究竟在其他中國有優勢的項目中,會有多少中國人會如此重視,甚至乎支援香港代表隊?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零零六年的國際足協世界盃(FIFA World Cup )外圍賽中,國足大勝港足七比零,但仍因入球不足而錯失入圍機會,國內乃至本港部份評論竟然指摘港足壞了大事。對此種對香港忽然認同的報導,香港網民表現冷淡,甚至對這種叨光的講法有點不齒,更有人諷刺內地報章及評論,為何在重構中、港足球歷史的時候,只重提作為中國一部份的香港是昔日的亞洲足球王國,與及粵港足球的關係,卻不提及當年有很多香港足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出戰?不少香港球迷實在不願意分享這份光榮感,這面金牌之所以彌足珍貴,正因這是香港自身打拼的成果,延伸前引谷淑美(Agnes Ku)的說法,我們不能無限上綱地將香港故事硬生生的直接套入中國性去再作解釋,我們用英文高呼:「We are Hong Kong」,所表現的絕對是本土思維中的香港,這是屬於香港人自身的事,無怪乎對於外來的身份詮釋感到不適。

無可否認,我們確實同時被賦予了香港身份及中國身份,但政治制度《基本法》將香港設定成與中國同體但又分隔的一部份,我們只能是支持中國代表的香港球迷,香港的運動員始終難以成為國家代表的運動員,儘管可以,前提也需要先放棄香港代表的身份。早前香港球員吳偉超在中國足球超級聯賽球中被中國足球協會定為外援球員,而這種隔閡不單存在於體育當中,在中國人以及香港人的身份指涉互相兌換的過程中,香港人大多數時間,只能被理解為香港人或中國香港人,卻很難直接變成純粹的中國人,如上述例子中被認為是中國代表的情況實為鮮見,而香港人對此看似也不太受落。雖然身份總是混雜的,但對於在當前政治框架局限下的這種特殊的香港人/中國人身份的雙重性,我們又應怎樣理解?

香港人/中國人?
在東亞運動會閉幕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了有關市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最新調查結果:「發現可能由於香港主辦東亞運動會的關係,當市民需要在『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及『香港的中國人』四種身份任擇其一時,接近四成選擇『香港人』,較半年前增加十三個百分比,是自二零零零年四月以來的新高。此消彼長,選擇『中國人』身份者則下跌五個百分比至不足兩成半,是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以來的新低。」

這項調查多年來一直保留著這一條有關於港人對中國與香港的身份認同的問題。由於問題的設定只能在四個答案中選擇其中之一,方法論上預設了對不同身份的認同存在著一定的排斥性,如果自稱為「香港人」,便暗示了對「中國人」身份的不認同或認同度較低。對於這一項調查,文化評論人陳冠中早於回歸十週年時已經撰文討論,提出這個調查的前設根本上只是一個「偽命題」。[11] 他在該文中提出了有關語境的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在一個中國城市中根本不能成立,例如在北京這個首都城市中,跟來自各省市的中國人討論是否中國人的問題是無聊之極,而這種「謬誤的方法硬製造了身份撕裂」。

容我在此設定另一個特殊處境,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隻身到東南亞自遊行,在旅館中與一群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日、韓、上海、台灣的遊人同桌交談,當大家作自我介紹時,這人自稱為香港人抑或中國人是否還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考慮呢?這其實是筆者的親身體驗(相信亦是不少香港人的切身體驗),面對著他者,身份的雙向性自然地就會顯露出來。對於一般的外國人(他者)而言,「中國人」與「香港人」背後的文化意涵實在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姑勿論這中間是否有偏見與不實的典型化,但環球社會仍存在著某種中港差異的普遍詮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互動的身份思考當中,我們的自我理解無可避免地會將他者的詮釋反照或折射。香港人身份的特殊性,每日都在世界各地的海關關口浮現出來,出國時我們應該使用特區護照抑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甚或是其他國家的旅遊證件,對於港人而言仍是一個實際的自處問題。而早前,曾有未經考據的城市傳聞,指部份歐盟國家未有弄清英國護照與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分別,而給予港人居留權,引起城中一場居留權的討論。[12] 香港作為一個極具特殊性的前殖民地城市,就如前述的香港運動員,無論北望神州抑或面向世界,我們永遠難以脫離現存國家之間法律及文化想像的界線為我們定下的尷尬位置。

「中國香港?」
回到陳冠中的文章,他提出其實相對於不少當代的內地人,我們的文化表現更接近傳統中的「中國」。因此他認為香港人毋須浪費時間憂慮自己的中國身份,並提示香港人在學習傳統中國文化之餘,還要了解當代中國的「國情」與「體制」。但事隔兩年多,陳氏的期待(或是預示)似乎仍然落空。一場球賽喚起的不單是香港人的團結精神,還有對於香港身份的再討論,當中甚至有對於殖民時代的懷緬,以及對中國人身份的質疑。網民在港足奪金及上引的調查報告有了結果後,於討論區張貼英屬香港區旗,直言懷念殖民時期的香港,並轉貼李麗珊於一九九六年奧運奪金,奏起英國國歌「天佑女皇」時的視訊短片,將殖民歷史帶回今天,以香港人光榮時刻,重構香港身份。

此外,這些網絡討論區中由港足為討論的出發點,不但一面極力將中央委任的特首加以貶低及否定,還技巧地刻意將香港的體育代表隊的獨立性特顯出來,「香港是香港,中國是中國」,這些在前段已有所交代。而其中一個極具創意的留言,更將香港在奧委會的官方名稱「中國香港」中的中國二字加上文字刪除線,變成「中國香港」,斷然的否定了香港的中國性。

其實在前述的調查中,由於調查機構亦察覺到身份割裂的問題,因此特意「加入個別性身份認同程度評分,同步測試巿民的身份認同感」,結果顯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身份認同評分,較「亞洲人」的身份認同還要低。這讓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思考究竟香港人在建構(或否定)中國人身份的時候,「中國」所指涉的是甚麼?香港人是中國人,是基於我們共同的血裔根源、同文同種的共同性,抑或是政治上的統屬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行政區)?

在此我將以獨立音樂團體「My Little Airport」(下簡稱為MLA)的一首網絡小歌,《我愛郊野,但不愛派對》作為例子分析。[13] 這首歌雖然有一個中文名字,但歌詞其實全以英語填寫,以「I love the country, but not the party」的英語歌詞大玩一語雙關的幽默文字遊戲,暗示樂團「我愛國家,但不愛黨」的政治立場,這亦道出了部份香港人對於「中國」這個指涉,又或者對於愛國這種情操的理解,港人依然未能接受前述提及陳冠中的文章中,所謂的「體制」的大論述 。中國可能是指五千年承傳的文化傳統,也可能是指中國的土地幅員及十多億共稱為中國人的同胞,但卻絕非現時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統治集團。(有趣的是,MLA在上海也曾演出過這首歌,現場觀眾表現得相當興奮,或許同樣內地的年輕人對於中國這指涉的想法,與香港人某程度相近。)[14] 相對於回歸前後,所謂的親中人士,利用愛國的帽子作為界定身份的政治工具,排拒異見者,要求大同,存小異;今天的年輕人創意地重構愛國的語言時,強調愛國與對國家的認同,不應是無條件的,而且應該不停地談條件,正確地指向所認同的元素,為自己的國族身份與國家的文化內涵不停地作出修正。

或許這些有關身份的思考,都能夠嘗試用殖民理論去作歸納總結。以一般的殖民理論框架去理解身份問題,對於本土意識的追尋與建立,理應是最理想的解殖出路,正如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所說,「直到能夠說出獨立運動的主體會是誰,是以誰之名來進行文化去殖民,否則『獨立』與『去殖民』是不可能完成的」。[15] 當然,香港人沒有獨立的意圖,但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一夜之間「被動回歸」,殖民地之名就如香港皇家警察的警章一樣被輕易拆除,中英之間過於順利的政權授受,實在架空了主體香港人自主性地轉移身份的努力。這就如羅永生所指出,整個過程欠缺主體性的本土性思考,使香港的去殖民化成為未完成的計劃,混和了港英時期的自由經濟神話論和中央的發展論述所生成的「香港精神」,一直緊緊束縛著香港人的身份思考,讓我們永陷於殖民的無間道之中。

香港小子了不起
眼下當前的香港,由香港年輕人作大旗手的社會運動沸沸揚揚,短短數年間,從爭取保留有殖民意義的建築,重建香港歷史,回溯過去,到反對高鐵計劃,直接從政治上反對當前中港融合及發展至上的大論述,展望未來。以「八十後」之名,他們激烈地檢討本土意識,反思香港人的身份意涵,香港人在回歸十年後,方才真正用自己的努力去實踐殖民化。這種努力的成果,未可預料,但可悲的是這些努力的成敗全取決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想法,香港的自我發展所受的政治局限,並不比起回歸前少,無論是相對於倫敦或北京,我們始終處於邊緣位置。當然相對於當年英國宗主國,香港人普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香港與中國是我們所關注的家與國,只是我們難以毫無質疑地接受由上而下和眾口一詞的統一身份論述。

香港身份與中國身份的思考交纏糾葛,我們不妨借近期一些指涉殖民時期歷史的文化資源,試圖在官方的香港及國家論述的縫隙中,去否想「香港」,也否想「中國」,為建構屬於我們自己的香港或是中國身份認同找尋一些線索。近日上映的影片《十月圍城》重構了一九零五年的「維多利亞城」,清政府為剷除革命黨,不惜派殺手越境行刺孫中山,而來自五湖四海,同身份地位的中國人因緣際會地同聚此小島,各有因由地捲入此政治漩渦。影片雖以商業煽情及連場打鬥作賣點,但同時亦提醒了我們一個久被忽略的歴史事實,這處於邊緣的殖民地小島,不是單純的小漁村,而是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愛國志士的基地。同是二零零九年的兩齣舞台作品《無名碑》及《遍地芳菲》,亦重構了反清志士的感人故事,劇中角色有的是在香港出生成長的,有的是長年於香港籌備革命的。面對政權的不合理,他們敢於為家國提出反建議,這是香港人一直對於國家及民族的感情表現,也是我們身處特殊位置能做到也應做的貢獻。由上世紀中發展的國粹派,到對於八九民運二十年不斷的悼念,以至近期支援劉曉波的行動,香港人貫徹了另一種官方未曾提起的「香港精神」。

行文之時,蘋果日報以〈香港小子了不起!──重慶校園貼大字報,硬挺劉曉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載)為題,報導了在西南法政大學留學的香港學生樊俊朗公開拉橫額支援劉曉波的事件。我想這個故事提示了我們對身份思考一個重要的方向,身份思考說穿了就是我們如何以思想言行去定義自己及所從屬的群體,我們不單要問我們是甚麼人,更重要的是要敢於去問自己想做個怎樣的人,想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一個香港小伙子的冒險故事,實非小事一樁,而是香港人要去發掘的身份政治課題。羅永生於《殖民無間道》中評論電影《無間道》三部曲時,以主角劉健明的一句經典對白:「我都係想做好人啫」來比喻香港人回歸後的身份困局。借此比喻,如果將身份視為一種本體論知識,「做好人」或許正正就是香港人身份困局的唯一出路。

後記:寫於啟東事件、倫敦奧運開幕禮及反洗腦大遊行之後
拙文於二零零九年末完成,觸發筆者以此作為題材的除了在香港大球場飄揚的香港旗(英治時期)外,還有「八十後」青年在香港所推動的反高鐵運動正處於高峰時期,以及國內劉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判刑等等,讓人感到在盛世之下,時代開始改變,有些價值正在成長,而空洞的核心好像快要破裂,種種因素令人們不得不認為香港政府極力爭辦東亞運動會的目的是為了粉飾太平。

讓人感到可惜的是,說價值太困難,符號卻太便利。我們看到其後兩年多的身份思考的發展,缺乏向內的價值索求,反而充斥著對他者的敵視,堅守著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同時,卻收窄了香港社會發展的可能性。本來對於中國性的抗拒是作為反對單一黨國式身份論述的有效工具,但過於倚賴空洞的殖民符號卻使我們無法走得更前。

李旺陽事件卻成為了一個轉折點,好像喚起了香港某些切身之痛的記憶,一個六四囚徒之死,讓香港人由心底去呼喊出最人性的價值追求。而港人對於國情的進一步了解,一方面固然讓我們厭惡這盛勢凌人以及道德崩壞的「強國」,但同時讓我們愈來愈關注到在這畸形社會中一群受盡壓迫的同胞。國內一宗又一宗不可思議的不公義事件,叫我們在儘管身處千里之外也痛恨得咬牙切齒,更讓我們認知到我們同為中國人以及同為人類,在極權及不公制度下的共同命運。最近的啟東事件,受壓平民百姓大反擊,不知多少香港人忍不住要擊節叫好。

當然,另一大趨勢是我們仍然對身份符號的遊戲樂此不疲。從倫敦奧運開幕禮後,在網絡空間無數香港人在張貼英國旗,高呼「事頭婆」萬歲,可見一斑。如同在上文對香港人創意挪用符號的認同,筆者其實並不反對此種小小的文化抗爭,但重要的是別讓符號變得空洞,如何用價值去充實一個能指才是重點。很多人都把北京奧運與倫敦奧運互相比較,前者的財大氣粗與後者的幽默多元形成強烈對比,但問題是我們的城市實際上是在追求著哪一種的價值?我們又有甚麼行動去實現我們所追求的?

學民思潮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讓人再感覺到兩年多前那種氛圍,香港不單止不會被消磨,更會新生蛻變,變得更多元化以及變得更重視人文價值。我們不再是只懂工作消費的經濟動物,我們敢於對不公義說不,更會用自己雙手創造(就如膠粒事件便可見香港人不再自私),身體力行的去改變社會。因為香港是我們無可取代的家,而只有我們才可以表述甚麼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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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星島日報》: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2-08-04/headline1344074035d4012478.html

香港單車選手李慧詩奪得奧運比賽銅牌,頒獎禮時出現了這三旗升起的歷史一刻,有網民表示耳聽著「天佑女王」去見證香港選手奪獎別有感受,但大家別忘記這刻也反映了香港與昔日殖民宗主國與現今的主權國已經能夠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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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20810/16590981

我係香港人的同時,我也是中國人。在李旺陽事件中,將兩個身份連起來的,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


參考書籍及文章:
Agnes S Ku, Postcolonial Cultural Trends in Hong Kong: Imagining the Local,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in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ed. Alvin So. pp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p 222-239
Stuart Hall(1995), 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 in New Left Review
陳冠中(2007):〈香港的自我認知:錯覺、偽命題、滯後意識〉
羅永生(2006):〈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
奇連是肥(2009):〈周日話題﹕這一夜,看見未來〉。香港:明報。
陳清橋,李小良,王宏志(1997):《否想香港》。台北:麥田出版社。
葉靈鳳(1989):《香島滄桑錄》。香港:中華書區。
羅永生(2007):《殖民無間道》。台北:牛津大學出版社。
王慧麟(2007):《閱讀殖民地II》。香港:上書局。

參考報章:
《蘋果日報》、《明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新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商報》、《文匯報》、《AM730》、《南方都市報》(內地)

參考網頁:
香港東亞運動會官方網站:http://www.2009eastasiangames.hk/tc/index.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 
香港討論區:http://www.discuss.com.hk/ 
高登討論區:http://forum5.hkgolden.com/ 
網易體育論壇(內地):http://bbs.sports.163.com/
搜狐體育(內地):http://sports.sohu.com/20091212/n268906323.shtml 

參考錄像:
編導,監製:《議事論事 – 2007年4月12日》,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2007

參考電影:
陳德森導演,陳可辛監製:《十月圍城》,2009年12月於香港上映

參考劇場作品:
致群劇社製作,陳恆輝導演,楊興安編劇:《無名碑》,2009年7月於香港文化中心公演
香港話劇團製作,陳導演,杜國威編劇:《遍地芳菲》,2009年9月於葵青劇院公演

注釋:

[1] 梁文道(2007):〈從「港獨」到「人心回歸」〉,明報。

[2] Rose Chan(2009):〈為甚麼犯駁的《宮心計》受歡迎?〉,蘋果日報。

[3] 香港商報:〈港足創傳奇全靠拚搏〉,2009年12月13日。

[4] 明報:〈百人開幕禮示威 反體總黑箱作業〉,2009年12月5日。

[5] 張韻琪(2009):〈給我們一個口罩吧〉,AM730。

[6] 太陽報:〈市民捱騾仔無閒情睇東亞運〉,2009年12月6日。

[7] 東方日報:〈九千球迷喪噓煲呔曾踩場〉,2009年12月11日。

[8] 明報:〈特首一上鏡 球迷叫普選〉,2009年12月13日。

[9] 吳順目(2009):〈運動員「好嘢」政府「渣嘢」〉,香港商報。

[10] 新浪博客:〈香港足球為中國人贏得的是尊嚴!〉2009年12月13日。

[11] 陳冠中(2007):〈香港的自我認知:錯覺、偽命題、滯後意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465201000bmc.html

[12] 專欄作家陶傑亦曾在電台節目中論及此事,見http://www.881903.com/page/zh-tw/audiocolumndetail.aspx?itemid=182845

[13] my little airport - 我愛郊野,但不愛派對 (party MV版by ahshun),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4KAte_IGw 

[14] 該次演出的片段,被上載到內地網站,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xNTc1NTUy.html 

[15] Stuart Hall(1995),  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