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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閒記憶與港人文化身份

禢綺韻

 

消閒場所與公共空間

近年公共空間事件在香港鬧得沸沸騰騰,可謂罊竹難書。首先是從二零零六年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保育抗爭事件開始,到後來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出現的行為藝術、戲團「好戲量」進駐旺角鬧市舉辦的活動、興建西九文化區以及拆卸菜園村事件等,使社會大眾對公共空間的定義從一無所知變成現在的眾說紛紜。

根據迪雪圖(Michel de Certeau)的觀點,公共空間是一個開放,以及讓公眾予以創造和改變的地方,而所謂公共空間(public space),是每一位市民都有權享用,留下其獨一無二足跡的地方,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改變其使用方法,此所謂之公共空間。而使用公共空間的群體則以信念,或意識取向來造就習慣而形成的。因此,公共空間的意義必須由群體所賦予,而且公共空間還與空間使用者的價值觀息息相關。由此可見,稱得上公共空間的地方,它必定包括了權力改變與人民創造,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消閒場所又有多少能夠成為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公共空間呢?

香港正式的消閒場所,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消費場所,如商場、卡拉OK、戲院等。二、隸屬於私人機構或組織下的非消費場所,如私人屋苑的游泳池,或是私營公司舉辦的嘉年華等。三、政府管理的消閒場所,如公眾海灘和郊野公園等。比較之下,第一類的消費場所可說是贏得壓倒性的勝利。每逢假日,香港最熱鬧的地方不是商場,就是大型展銷會,即使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消閒場所,亦會在節日期間自動變身成為鼓勵市民消費的展銷會,例如一年一度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年宵市場。在這濃烈的消費氣氛底下,難怪香港愈來愈多隱蔽青年/老年,俗語有云:「無事出街少破財」,當他們的物質條件未如理想時,他們寧可選擇在家倒頭大睡也不願外出消費。

記憶中,公園和走廊在二十多年前是市民主要的消閒場所。對於小孩子來說,公園便是他們的樂土,他們在這裡只需要用眼神便可從「捉迷藏」等遊戲中建立友誼。此外,公共屋邨的走廊也是小孩子的遊樂場,以我為例,從前我每天放學後也會和隔壁的孩子在走廊上玩耍,玩得不亦樂乎。至於成年人,他們則會在公園晾衣服、曬乾果皮、「撚雀」等,而公園亦是他們談天說地的好地方。當政府在規劃「公園」的時候,相信其目的絕不會是為了讓市民有晾曬東西的地方,但就是因為社區居民對「公園」的靈活運用,使它不僅只是一個擁有硬件設施的「兒童遊樂場」,還有多元化用途,更起了增強居民聯繫的作用。

我是在「Y」型結構的公共屋邨成長的,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不難發現這種結構的屋邨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牆壁與牆壁之間有很多通風空間。經過居民靈活的運用後,這些空間便變成了他們休憩、搓麻雀和談天說地的好地方。或許當時的政府還未嚐過地產發展商的甜頭,因此在規劃公共屋邨的時候,對土地的運用比較寬鬆,會預留較多空間,其面積甚至會相當於半個標準運動場。這些空間有的成為了街市附近的平台(如現在的坪石村、葵盛西村),有的則位於社區中心旁邊。這些空地看似未經精心規劃,但卻成為了居民不可缺少的消閒場所,亦成就了我兒時無數快樂的回憶。從公共屋邨居民的生活中,可見公共空間的使用與創造,對在地生活的居民乃是渾然天成的。

反觀現時的香港,大多數的公共空間都是經過處心積累規劃的,例如旺角行人專用區,就是一種城市規劃。只要細心留意,便會發現行人專用區兩旁所開設的都是大型連鎖店,「行人專用」目的旨在鼓勵消費。至於現今的公共屋邨,硬件設施的確是比從前更勝一籌,例如加設了閉路電視和窗花等。但在公共消閒場所的規劃上,反而愈見緊縮,從前的空地和空間,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香港政府規劃的公共空間在不知不覺間日益減少,市民只好自行尋找新的公共空間,例如藝術團體需要進駐工廠大廈以拓展空間,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轄下的壁球場亦變身為公共多用途場地。此外,外傭於假日會聚集於中環一帶進行聯誼活動,還有「樓上書店」和私房菜的湧現,這些全都是小市民對抗正規城市規劃存在的表現,亦成為讓大眾關注討論的議題。正如迪雪圖(Michel de Certeau)所言,介入一個空間並持續地操作事件,最終可令這些事件轉化為資源。一如街頭之露宿者,因著生活的所需,對身處環境的再創造,權力的再分配。[1]

消閒、消費與回憶

消費主義的積極擴張,令貧窮和邊緣社群的排斥更為嚴重。雖然政府高呼要促進香港發展,但這「發展」往往只會令市民聯想到「經濟發展」,這正正就是資本主義不斷擴張,要求資產不斷正增長的惡果。再者,香港被選為世界排名第五位貧富懸殊與工時過長的城市,可見香港人實在沒有足夠的消閒時間。

香港人在「消閒需要消費」的大環境下,經常感嘆假日無處可去,最後唯有參加由政府發起的推銷活動,我們的政府,似乎把消閒與消費劃上了等號。在香港的發展藍圖上,政府促使市民消費的意圖昭然若揭,例如從觀塘的重建藍圖中可見那裡將成為一個有很多植物的購物中心。到底除了消費空間,將來的觀塘還可以餘下多少社區資本呢?

香港廸士尼樂園是香港人的新消閒與消費記憶。廸士尼文化代表了美國文化中宣揚的美國價值、信心、友情、仁愛等等,這全都可以在這個號稱夢幻樂園的地方,從細微的關節上表現出來。香港廸士尼樂園,自開幕以來均被傳媒抨擊,不是說樂園面積太小,就是說其設施不足。反之,傳媒熱捧的是本土主題樂園──海洋公園。海洋公園於一九七七年正式開幕,是香港當時最大型的主題遊樂園。我還記得在小學時期的常識書寫到海洋公園內有很多動物可以讓遊人餵食,後來又從電視中看到殺人鯨「海威」,這些都令我對「海洋公園」這個動物天堂充滿了想像。雖然如此,但當時家人並沒有帶我到海洋公園遊玩,而是帶我到荔園作為代替品。

以下是我在網上維基百科網站找到一些關於荔園的記錄︰「荔園,1949—1997年開業,總面積達160萬平方呎。早期設施包括各類劇場、機動遊戲、各式各樣的攤位遊戲。內設的機動遊戲有摩天輪、碰碰車旋轉木馬、哈哈鏡、搖搖船、恐龍屋鬼屋等,還有蒙眼飛刀表演等,吸引不少觀眾入場。當中最吸引的是『豔舞』表演,但因後來被批評有傷風化而取消了。荔園曾孕育不少炙手可熱的電視藝員和歌星,例如已故歌手梅艷芳姊妹就是其中之一,已故著名歌星羅文亦曾於荔園工作過。荔園設有動物園,它是當時本地第一間私營動物園。曾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野生動物,如荔園動物園的鎮園之寶「天奴」,牠是一頭緬甸大,於1952年隨沈常福馬戲團來港。荔園與「宋城」一同結業(至結業的入場費:成人10元,小童半價),最後1星期平均5,000人次進場,結業當晚更吸引20,000人次進場。」

我對荔園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很喜歡吃香蕉的大象、色彩繽紛的旋轉木馬和緊張刺激的碰碰車。而荔園裡有著各式各樣的攤位遊戲,他們好像皆抱著鼓勵客人「志在參與」的忠旨為大眾服務,例如其中一個遊戲「拋階磚」,無論結果如何,最少也會有口香糖作為安慰獎。兒時的我,認為旋轉木馬是天下間最好玩的遊戲,對於能看見那麼多動物,更加視之為是天大的喜訊。位於市中心的荔園是服務勞動階層的,入場費由最初的五角至結業時的十元,都是屬於大眾化價錢。如果你不喜歡玩機動遊戲,你也可以付出廉價的入場費到園內四處逛逛,因應你自由選擇的遊戲而付出相應的價錢。傳奇的歌星賣唱、大象天奴、溜冰場、電影中男女主角的約會場景等等,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荔園代表著一個物質匱乏,貧窮但充滿希望;工作辛勞,但仍有浪漫空間的年代。而荔園對歌星的培育,更緊繫香港人的記憶,從前的歌星會到荔園登台演出,更有艷舞表演。在我的記憶加上想像下,荔園簡直可以用「歌舞昇平」來形容,在香港人的心目中那是一個消閒消費熱點。

本雅明的回憶論極富詩意,他認為「記憶是將過去某一段時間帶來現在,讓過去的時間與現在的時間交接、相遇,回憶因而令人對過去有新的體會。」[2] 「童年回憶的意義不在於重溫孩提時代的溫馨,而是以孩子的特有感觸來重新感受現在的一刻」。[3]   在荔園的回憶與想像之中,我彷彿回到了我從未踏足過的五、六十年代,看見了勞動階層領了薪水後忘形地消費,看見富貴人家到荔園的歌廳聽戲唱戲,看見小孩子為了幾毛錢的口香糖而雀躍,看見了荔園風華正茂,香港人還懂得惜物、惜人的年代。

根資料顯示,荔園結業當晚吸引二萬人次進場,正正符合了班雅明的預言與感嘆︰「所謂現代性,與其說是一見鍾情,還不如說是對最後一瞥的眷戀」。香港人的極端資本主義,從港英政府的「栽培」開始,至今已變得根深蒂固,似乎有關城市的回憶與感情,都是從摧毁的一刻滋長發芽。

記憶與身份

香港城市急速發展,去舊迎新的風氣愈來愈盛,為了未來建設而破壞了歷史建築的事並不罕見。這種風氣不獨反映在城市建築上,也反映在港人的消閒娛樂上。六、七十年代,不論在公園還是公共屋邨這類免費的公共空間,還是荔園這種消費空間,都可見當時香港人普遍都能從勞苦中自得其樂,過著「窮風流」的生活。在六、七十年代公共資源貧乏的香港,港人更能從生活中找到樂趣,在政府不介入的情況下,可謂是商機處處。

香港人的身份價值從來是建基於經濟上的。還記得在八十年代的小學課本是這樣形容香港的:「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在經濟發展上有卓越的成就,在亞洲地區是不同凡響的。」從小在耳濡目染的教育制度下,香港人深深認為香港最引以為傲的乃是經濟發展,難怪香港一旦經濟衰落,就出現一片哀號之聲。脫離了港英管治,香港回歸後經濟開始下調,人們紛紛開始想當年,這一片想當年之風,我們稱為集體回憶。這股興起的集體回憶之風,其實正反映我們尋找文化身份的渴求,紛紛從回憶中找到屬於自己失落的一塊拼圖。

荷爾(Stuart Hall)認為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個「形成過程」(becoming)而不是「成為」(being)。文化身份的形成並非一次性的。 而「歷史的介入」亦是影響文化身份的一個重要原素,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文化身份的形成。因此,對於文化身份的形成,歷史、權力和文化一直都非常重要。 而從集體回憶的風潮中,我們記起這個城市從貧窮演化(becoming)為富裕,從黑白色調進而變得色彩繽紛。我們的集體回憶,讓我們緬懷了昔日的好時光。

然而一個城市的記憶並不會只有繁榮的一面,班雅明曾說︰「城市的過去並不是從地標式的建築物上尋找證據,反而是蘊藏在內街,在單調乏味但又居此多年的人身上。」[4] 我們生活的記憶與恆生指數升跌並沒有關係,而是有關於這個城市的物件,例如已退下來的明星或建築物等。城市的記憶與住在城市的人的身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身份是社會文化經濟體系中的連接點,如果只是單單以經濟來判斷港人的身份價值,難怪現在的港人頓失所依,猶如一位落難公主。可是,港人真的是公主嗎?也許是我們從小就被過份灌輸「香港是優越的」思想,使我們忘記了屬於自己的生活身份。

「記憶讓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人們的記憶若然因著地方的消失而被掏空,人們的生活歷史文化亦很容易因著地方的消失而漸漸難以延續下去。」[5] 人的記憶,不獨是關於經濟,而是關於生活的一切。在港人的消閒場所裡包括了在地的生活。公共屋邨的遊樂時光讓那一代的香港人擁有「人情味」的記憶,荔園遊樂場亦是香港勞動階層的光輝回憶。荔園如今已久經拆卸,公共屋邨的公園也不再有供市民晾曬東西的空間。但如馬國明在〈不要告別牛下掘頭巷 告別懷舊〉一文所言,在近年一片懷舊聲中,我們實在應從「回憶」之中作點什麼,讓香港城市的記憶除了相片與文字之間外,有些實質的、能找得著、看得見的記憶。

荔園的記憶是輝煌而落寞的,公共屋邨的記憶是真實而甘甜的,兩者毫無矛盾,交融成一代香港人的記憶與身份。無論香港的商業成就如何,也希望最終不會淪為一個只有商業,而忘卻身份的城市。只有珍惜歷史,重視生活,我們才能在美化了的集體回憶中尋找真正的香港故事。

 

參考資料︰

De Certeau, Michel(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馬國明(1998):《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
馬國明(2009):《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222-239.
蔡雪華、孔令瑜、鄧寶山、堵建偉︰〈公共空間與文化公民--旺角行人專用區與地下鐵路〉
辜健編:《香港記憶》。香港:文學世紀社。
陳露明(2007)︰〈成長的天空和記憶的天空〉。文化研究@嶺南,第四期。
〈建設及建築物──公屋樓宇類型〉http://hk-place.com/view.php?id=215
維基百科:荔園遊樂場。http://www.wholehk.com/thread-76147-1-1.html
維基百科:海洋公園。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5%B7%E6%B4%8B%E5%85%AC%E5%9C%92
陳露明(2008)︰〈空間〉。文化研究@嶺南,第十期。
何卓儀(2007):〈屋邨生活與回憶〉。文化研究@嶺南,第七期。
胡恩威主編(2006):《消滅香港》。香港:進念.二十面體。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光影留情──荔園篇》 (video reference)

 

注釋:
[1] 馬國明(2009):《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60-69。

[2] 馬國明(2009):《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219-220。

[3] 馬國明(1998):《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頁97-98。

[4] 何卓儀(2007):〈屋邨生活與回憶〉。文化研究@嶺南,第七期。

[5] 陳露明(2007):〈成長的天空和記憶的天空〉。文化研究@嶺南,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