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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藝術的「他者」身份的再現

孫樂川

 


圖片取自《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0/09/HK0910090021.htm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西九文化區(下稱西九)的諮詢會中強調,當局會以「軟硬兼施,硬件、軟件並行」推行這被認為香港近年最重要的文化項目。他亦提到要從文化藝術教育、表演內容以及觀眾群的「容量建構」(Capacity Building)三方面著手,當中所涉及的教育範疇,被解釋為「對年輕人進行文化教育,亦對成年人培養欣賞鑑析能力。」

自回歸十多年以來,政府受過不少挫折,現在終於有一套比較接近現實的思考模式。然而,「軟件」的開發過程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亦預料到會困難重重,但至今政府仍未有較清晰具體的實行方針,難免令人憂慮。從始至今,推行西九是為了把後殖民的香港進一步建構為具有全球化視野的世界級都會,以延續東方之珠的經濟神話。一九九五年才成立的香港藝術發展局(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DC)亦以推動香港成為「亞洲的文化重鎮」,成為「藝術人才匯聚之都」為願景和使命。但事實上,政府一開始已令西九陷入藝術「軟硬件」的國際性迷思之中,政府一廂情願地期望藉著濃烈西方意識的藝術內容和設施,能把香港的國際地位延續及提升,這觀點由上而下,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市民真正的文化需要。西九最初單一招標,務求「提高行政效率」的手法和地產比例過多的現象更是惹人詬病。由管治階層到社會各界別,十年的反覆爭辯多傾重於討論應當怎樣分割或是挪用本已稀有的土地及文化資源。整個社會皆進入社會權力爭鬥的泥沼之中,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問題甚少被社會廣泛地認真討論。在打造所謂「亞洲文化大都會」之前,或許人們應該思考究竟人和藝術文化的關係是什麼?藝術文化在資本主義的香港有甚麼意義?甚麼是我們的藝術?香港這城市究竟需要甚麼類型的藝術──東方、西方還是本土?應在甚麼社會層面(如小社區)發展保育文化藝術?在教育系統中應當怎樣把藝術通過教育過程而有效傳遞文化涵意?學生應該在學校和現實社會中學習和了解甚麼樣的藝術?還有的是,我們是否需要花巨額公帑打造一個文化區?

近十年所倡議的「學科取向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改變了早於殖民時期實行以技藝為主導的教學模式,使其較着重根源性的藝術史和美藝鑑賞教學實踐。不論是那種類型的藝術教育工作者,皆傾向認為應將兒童及青少年作重點美藝培育,希望能成功增加孩童對藝術的興趣以及評賞能力,從而提升整體社會美藝文化素質、增加人才以及擴闊文化社群。相對而言,社會對成年人的思想和藝術支援則顯得比較薄弱。本地藝術社群雖然不是很大,但也不能說小,亦不乏人才,人人也努力不懈地為香港的藝術多元化而努力,藝術活動此起彼落。由舊式工廠大廈改建而成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便是其中一個提供平台予社區藝術進行多樣性活動的地方。至於香港家長對文化藝術的熱情也不容忽視,他們踴躍地把子女送到各式公、私營美術班、音樂班、繪畫班等地方學習美藝,致使私營教室如雨後春筍般滲入社區。就此看來,文化區所應有的軟件和硬件也看似齊備。然而,萬事俱備,只欠甚麼呢?社會整體藝術文化氣氛為甚麼仍似是普遍低迷和薄弱呢?看似開放、包容和充滿藝術氣息的社會,一般民眾對藝術卻仍有着似近還遠的交錯感覺,劇場以及藝術館的入場率仍是繼續困擾著藝術工作者。在教育方面,專上院校也是近年才有一些較完整的藝術及文化研究科目,至於一般的中、小學,藝術甚至在不同程度下被邊緣化。人們或許會問究竟問題的癥結在哪裏?在以商業經濟作大前提的香港該如何建構人文社會?藝術所能發揮的作用又有多少?又該怎樣發揮?

前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長黃素蘭曾在《視藝文集》一書中引述了港英政府主責美術教育的顧理夫(Michael Griffith)對香港美術教學方向的看法,他認為在當時六、七十年代以工業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下「只談純藝術是站不住腳的。……需要有Design,不可只有Art。」藝術在香港社會的定位亦隨之出現變化,開始講求修養內涵以及着重文化意識,培養創意的純藝術被社會疏遠,着重技巧和功能效益的商業設計成為推動香港社會往上爬的重要力量,而創作內容多是為商業活動和利益所服務和支配的。

藝術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在社會大發展過程中慢慢被掩蓋,成為「他者」(other)。香港在重商輕文的政策下,藝術被視為偏科,甚至認為藝術文化是一門沒前途的學科。直至回歸後的教育改革,一些小學以及初中的科目名稱才由過往着重製作的「美勞科」改為較重視視覺藝術思維培育的「視覺藝術科」(簡稱視藝科)。然而,所謂的教育改革亦只是延續英殖時代的精英主義與及重商思維,視藝科也只不過仍是繼續擁有另一名稱的「他者」,藝術在管治觀念中仍然只用作襯托主體。商業發展和建構國際城市的想像繼續其「偉大他者」(the Other)的身份,並非純由藝術「他者」去肯定自身在主體定位和價值。

政府對文化的工作往往偏向形式主義,只作表面功夫,文化政策舉棋不定,似有還無,藝術繼續成為主流社會中的異類。然而,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重鎮的香港,文化變成了工業,創意亦成為了工業的一類。吊詭的是藝術於創意工業發展中的同時,又變成文化經濟下的發動機。此外,政府長期忽略了民間粵劇單位、視覺藝術者、街頭表演團體等本土藝術領域,長期收窄了本地藝術和民間工藝創作空間,只剩下滿足外來遊客的「精品」,致使本土精神文明和民間美學未能有序發展和推廣。相反,帶高度商業背景又名不經傳的外來者,如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SCAD)則順利以免租十年的形式營運,成為前北九龍裁判法院的活化主事者,這正反映出政府鄙視在地和社區文化藝術的心態。

從後殖民政府到現在的特區政府,主事官員也承繼了由精英主義所主導的管治模式和思路,往往沉醉於對傳統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迷思,視藝術為精英及中產階層的玩意,其文化藝術取態帶有濃烈的精英味道。就像英國文化學者阿多諾(M. Arnold)將文化定義為「精英的產品」(the product of elites):「文化是人們能想到和知道最好的東西。」管治層只顧起動其權威機制,建立不同形式的藝術硬件,以配合理想中所謂高級藝術(High Art)的發展,以為這就能達到文化城市的標準和所需。正如構想在西九文化區內興建一系列博物館、文學館、劇院及一所美術學院等硬件設施的舉動充份反映精英們的「理想」,他們以為大興土本後,市民便能即時欣賞以及享受到這打造出來的世界級文藝區,然後藝術創作會隨即發生,文化亦會隨之而起,社會頓時變得豐富起來。此外,政府經常掛在嘴邊的創意工業發展政策仍然模糊不堪,實質支持本土藝術社區創作的政策和社會空間少之又少。

香港經濟發展的四大支柱仍是為人熟識的物流、金融、貿易和旅遊業。最近的高鐵事件中主要爭論點是鐵路總站設置的地點,與及鐵路途經的地方對社區生活帶來的影響。或許,從政府對西九空地選址的堅持能窺見當中政治的真貌。政府建立「文化西九」的真正目的就是為配合旅遊發展,吸引遊客,帶動區域經濟,最重要的是能配合中國的宏觀發展藍圖。本地的文化與藝術發展只不過是口號,只不過是給香港市民的自我幻想。所謂「推動創意經濟的發展,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加強香港的軟實力」的願景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在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的後工業時代,資訊科技的普及化令大眾文化入侵藝術領域。藝術滲進流行文化,流行文化也同時進入藝術之中,香港藝術的主體性變得模棱兩可。人們對藝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的理解和看法有著從知性上的困惑。純藝術中的視覺藝術與大眾文化互相扣連,互相影響。後現代藝術的多樣性和不穩定性會通過不同視覺產物,以及整合日常生活的視覺經驗而建立其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視藝文研學者尼古拉斯‧米爾佐夫(Nicholas Mirzoeff)在其視覺文化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一書的首頁便清楚指出視覺產物(如網際的虛擬畫面)「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它們根本就是生活本身。」如不少大城市一樣,後現代香港社會充斥各式影像資訊,人們每刻暴露於各種似是而非 (paradoxical) 的虛擬 (virtual) 影像世界中,無論是兒童、青年人,甚至成年人也體驗着前所未有的感觀麻痺。大眾對主觀美學的認知變得虛弱,是對再次建構藝術意識主體性的一種挑釁。香港在地藝術主體不能仍然單純地以對國際性的西方藝術作想像依據,必需由自身華南文化基礎再發展以及生產,配合由本土歷史和各社區生活所孕育的原生文化從新出發,重點教育香港地區歷史、城市文化和中國藝術智慧,這樣才能在西方美學框架中蛻變成為我們文化的主體,互換「他者」歷史角色。

法國都市理論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之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中提出空間概念中的「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正是說明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文化藝術生產和孕育,是由民眾自然聚集所逐漸形成的。社會高度的物化和商品化沖淡以及消磨了文化藝術生產的氣息和動力,平民社區被逐一剷除,「文化氣根」被逐條拔除切斷,發展主義可說是活生生地破壞了庶民原有的生活空間,本來生機勃勃的大街小巷、小本經濟和社區被所謂的「重建活化」計劃肆意破壞,本有的原生文化被洗刷殆盡,換上了中產的「新裝」,社區特色逐漸褪色,變得模糊。仕紳化(Gentrification)開始在香港普遍地方出現,空降形式的大型商場佔據了舊區的生活空間,恐怕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已難以分清於旺角準備重建的「波鞋街」以及於灣仔已被拆改的「囍帖街」。香港的城市面貌將變成真正的一體化,各社區的人文生活也會成為沒有差別的一體。

政府帶有動機的介入,高度擠壓原居民和經營者在社區中經生活實踐演化出來的多樣性文化藝術空間,局限了藝術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是撇除了藝術裡最重要的因素──「人」。文化的「根」已不可能再生,更何況是由生活經驗所衍生出來的多元地區文化和地道藝術。再加上藝術教育吝嗇對社會的投資,而且輕重不分,朝向充滿文化朝氣的公民社會的路途將會愈來愈困難,愈來愈崎嶇。社區固然需要更新,本土文化也會隨時間巨輪不斷演變而更新,我們需要繼續堅持城市本有的精緻地道文化,無論是對人,對生活,或是對居住所在地也需要尊重,才能建立城市中的人文基礎,成為真正足以引以為傲的亞洲大都會。文化藝術從來都不遙遠,文化藝術不就是為了豐富大家的生活,令市民在這城市活得快樂富足嗎?文化發展是講求整體性的,若果政府繼續忽略藝術教育,只憑著空洞的文化政策便以為能夠堆砌出一個真正的文化藝術區,簡直是痴人說夢話,以為空談藝術教育便能把香港變成一個國際大城市簡直是自取其辱。

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環球自由經濟大原則下,城市變得一體化,藝術也變得一體化。藝術不只是休閒活動(Pleasure and Leisure),更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對最平凡不過的生活體驗的一種反應。兒童少年的藝術教育目標,是令兒童把藝術文化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經驗,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成為習慣。唐英年所指的「內容建構」大概應改為「對成年人進行文化教育,對年輕人培養欣賞鑑析能力」。政府不重視多元藝術,因而藝術科未能達到普及化。藝術教育的對象固然包括兒童,然而政府及社會更應着眼於大專生以及成年人的藝術教育,而不應只著重孩童的藝術培養。若成年人也不學懂尊重他人、愛惜藝術以及愛護所居住的社區文化,那麼便更難開拓兒童藝術教育的領域,令他們有尊敬的心去接受藝術所給予的自我欣賞。兒童畢竟是受著成年人的支配、影響和薰陶的,所以成年人更要學習藝術和培養文化,為孩童建立更廣闊,更縱深的藝術生活實踐空間。藝術培育有助尋找和建立自身真理,重新找尋香港藝術的主體性,這是認識真正自我的重要過程。

 

參考資料:

《文匯報》,2009年10月9。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0/09/HK0910090021.htm
林雪虹等編著(2008):《視藝文集》。MGuru Limited。
Nicolas Mirzoeff(1999)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Henri Lefebvre(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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