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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換代」的香港‧外判文化下社會之改變
湯慕華

前言:
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公營和私營企業都流行「外判制度」,而「始作俑者」帶領實行外判的便是香港特區政府,接著私營機構緊接跟隨。外判制度是資本主義下的附產品,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技倆。它的出現令香港人的生活出現重大轉變,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甚至是改變大眾的意識形態。外判文化的出現,並非單是政府的決策問題,這事件和現象存在著更深層意義,蘊藏著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

內文:
近年有關外判制度而引起的工潮或反對聲音,不絕於耳。所謂「外判」(Outsourcing),意指企業或公司,將一些非核心業務下放給專門營運該項運作的外間第三者。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起來的商業用語,是一種商業活動的決策。

對於資本家而言,外判制度有以下優點:

  1. 節減成本,集中精神於核心業務,善用資源;
  2. 改善現有服務,應付服務需求增長及新增服務要求;
  3. 提高效益及效率。

然而,外判制度雖有上述的好處,但同時亦帶來不少負面的衝擊。在資本主義下,它成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藉口,進一步呈現資本主義中的霸權意識,變為資本主義的附產品。

一體化下的外判潮
外判制度橫掃各行各業,而一些被視為較低下、毋須學歷和技術的工種就首當其衝。至於誰是實行外判的先鋒?那自然是香港特區政府。政府先將部分部門的工種,如清潔等一些非核心工作,外判給有關公司負責,這不但拉遠與大眾的距離,而且會模糊了「公」、「私」之間的界線,更甚者會把核心的事務都進行外判。政府揮動外判旗幟,目的只為減省開支,但這變相是剝削了工人的利益,同時更彰顯政府不負責任,以及罔顧社會道德的一面。政府推行外判後,不少公、私營企業紛紛仿效,形成「外判潮」。

「外判潮」的出現,不少人認為與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後,經濟不景有關。香港特區政府的弱勢管治,故然責無旁貸,但更深層的,是香港社會和經濟出現結構性改變,而背後的關鍵便是「金融風暴」和「全球一體化」。「金融風暴」是一項經濟活動、地產和經濟泡沫爆破,但背後牽引著它的卻是「全球一體化」。

德國的福祿(Frobel et al)認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的運輸業發達,加上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打破了地域和國界的限制、組織及成本的問題,令生產過程可以分拆至地球任何一個角落。

「全球一體化」的雛型出現,可見於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至一九八六年,那是資本主義的再度轉型。當時全球的股票、商品期貨和債務市場出現,加上現鈔及利息的轉換,還有地區資金的調動,造成資本及信貸供應的單一市場,繼而產生全球化的經濟體系。

現時的全球一體化,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同形式的演變,從而出現兩極化的不公平發展。新的兩極化,是基於核心擁有多方面的壟斷,當中涉及科技和世界財經市場的控制。世界一體化,分別呈現在生產性質資本及金融性資本的活動上。情況有如現時香港的廠房,將一些工種分拆出來,轉移到低工資的地區負責,進而變成今日流行的「工種外判」。

另一次的經濟轉型
事實上,這種「外判」的文化,並非在九七年後才出現,金融風暴只是加劇了外判文化的衍生。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英、美等地都紛紛將生產工序分拆為不同部分,並將有關工序分布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地方,而早期香港的工業得以發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昔日的香港以工業為主,屬於「工業型社會」,但隨著時代的轉變,工人薪金上漲,加上地價昂貴,令成本上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便開始有從事製造業的公司將生產工序遷往大陸,留下部分前線的工作在港。這種模式,彷彿就是「外判」的雛型;而這種「分工」的做法,亦解釋了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慢慢步入另一個轉變。

雖然,當時香港的製造業北移發展,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未受太大的影響,市民的生活仍可提昇,每年的工資仍有上調空間。由於工人的工資增加,消費力亦自然增強,至後來金融風暴席捲全城,工人工資下滑,消費力大減,生活不穩。這個情況猶如「福特主義」至「後福特主義」的轉變。

「福特主義」下,資本家只要將產品大量生產,並不斷被大眾消費者吸納,即使是工人的薪金上升,亦能營運下去,原因是工人同時付出代價,就是「消費」。然而,當大眾的消費未能穩步增長,經濟放緩,甚至是倒退時,市場便隨即出現生產過剩的情況。如此一來,資本家必須減產,而「福特主義」亦會隨風而散。這種欠彈性的營運模式被「淘汰」,接下來出現的就是「後福特主義」。

經過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一役後,福特「再生」成為「後福特主義」。它重視彈性和資訊科技,並獎賞開創和研發資訊科技。在這種情況下,低薪的工種相繼出現,高薪的工種增加,從消費面來看,它只會開闢高薪人士的消費市場,鼓勵高薪人士消費。

九七年後香港的資本家生產的產品滯銷,泡沫經濟大大增加營商壓力,甚至出現倒閉情況。為了維持本身利益,資本家進一步剝削工人利益,不單削減工人薪金,更陸續將工種外判,並高舉「知識改變命運」的旗幟,提倡「終身學習」。對於香港而言,九七年就像一個分水嶺,把昔日「工業型社會」與「知識型社會」明顯分野,並清楚呈現資本主義再進入另一個階段──「知識型社會」。

增加社會矛盾
「知識型社會」提倡個人彈性、知識、技術、創意等。在這個大趨勢下,工人紛紛進修,以「知識」維持以及換取「生活」。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曾指整體經濟發展的趨勢將由科技帶動,而「後工業社會」將從生產為主導,轉變為以服務為主導。社會經濟發展強調知識、技術及創新的同時,對低技術的人和勞工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就如香港,擁有高學歷以及高技術的人自然得到「保障」,但低技術、低學歷、較年長的人,就進一步被兩極化和邊緣化。因為他們條件有限,可選擇的工種不多,只能被迫接受不穩定的工作,如外判工。

起初,外判工作只出現在一些低技術的工種,如清潔工等,但二十一世紀後,以往被視為「專業」或「服務性」的工種,也逃不過「外判潮」,如地鐵客戶服務中心外判、電訊公司的客戶服務外判、電視台電視劇外判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本港的電視劇幾乎全部都是「土產」,同時亦孕育大批演藝人才,包括一批新浪潮的導演。他們的出現,令香港的電視及電影事業推至高峰,帶來不少別具創意和反映社會現象的作品。然而,踏入九十年代後,電視台便開始購入台灣電視劇,至近年情況更為嚴重,如早年大批日劇、韓劇、國內電視劇等的出現。這種「買劇」的行為,其實亦是變相的外判;電視台以成本效益作大前題,一味外購電視劇,播放一些非本土文化的劇集,一方面未能反映香港的社會文化和生活狀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甚至是間接扼殺本土創作的空間。如此一來,如何建構香港的創意產業和文化?

以往幾乎每一所公司都設有「辦公室助理」一職,它可說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中五畢業生從事寫字樓工作的必經之路。「辦公室助理」一詞,美其名是助理,實質是公司的「打雜」,主要負責速遞工作。然而,隨著外判制度的出現,不少公司都將辦公室助理外判,聘用速遞公司承包運送信件和物件的工作,致使今時今日大部分公司已取消了辦公室助理一職。

外判制度的出現,不單呈現資本家進一步剝削工人、將低技術的工人邊緣化、增加弱勢社群、拉闊貧富懸殊、造成社會分化等現象,還加劇工人和資本家的緊張關係(如「紮鐵工人事件」)。馬克思在一部手稿中曾經提出四個「勞動異化」的層面,最後一種叫「人類作為物種的自我異化」,當中提及人類成為物種的敵對現象,而這種現象會顯現於不同的社會關係中,如資本家剝削工人、工人要維護利益而出現「資本家敵對工人」的情況,以及工人在失業率高企下自降身價,出現「工人敵對工人」的局面等。

「工人敵對工人」出現於利潤極大化的追求下,資本家剝削工人,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工人會在勞動市場中拼得頭破血流,有些工人更會降低自己的工資水平,以求得到工作,以致其他工人亦只能跟隨其做法,最後導致工資水平的整體下降。情況有如本港的清潔工人,工種被迫外判後,薪金愈見低落,更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分化局面。在二零零四年「樂施會」一項名為「房署監管失當,外判製造貧窮」的調查中發現,私人機構的清潔工人平均時薪為港幣二十六元八毫,而房屋署的清潔工人時薪,約為港幣十八元一毫,兩者每小時差距八元七毫,每月相差九百三十二元正,佔工人整體月薪兩成多。

公共事業外判
外判的出現,不單改變了私人機構的運作,更甚的是公共事業的外判,對社會和民生造成更大的衝擊。

二零零七年六月,醫院管理局(下簡稱醫管局)表示,因公立醫院的眼科上年度的流失率達百分之十一點八,創下歷年新高,情況令該局憂慮白內障手術服務的排期將進一步延長,故考慮與私營醫療機構研究,外判白內障手術,而其中一個方案是由全港眼科私家醫生包辦該項手術。另外,當局又考慮向私營醫療「買位」,若公立醫院的病人願意負擔部分費用,即可獲津貼到私家醫院/診所就診。

「醫療」本是民生最重要一環,醫管局的醫生嚴重流失,這是一個現象,背後的問題是,當醫管局的管理和行政出現問題,該局不但沒有對症下藥,反而用「外判」的手段,將問題推出去,並推卸責任給病人和私家醫院。

另一個與醫療有關的「外判」例子,便是食物環境衛生署(下簡稱食環署)的清潔外判。這一直被「自由市場」及政治體制視為最微不足道的工作,由於工人低學歷、低技術,故被社會標籤為低下工作。然而,清潔工作者正是「維持」公共衛生的先鋒,惟食環署卻將工種外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街道上的垃圾箱非常骯髒,滿佈污垢及痰漬,食環署把清潔街上垃圾桶的工作外判,而外判工人在清潔時,態度馬虎,只是用抹布一抹了事,故清潔過後,污漬依然存在。另外,垃圾箱上的煙灰缸,清潔後仍然有一大堆煙灰,經過也會嗅到煙味。

至於環保回收垃圾箱方面,食環署由始至今也沒有徹底清洗和消毒,全只靠外判工人一支細小的清水來洗擦。垃圾箱有可能因此長期積存病菌,危害大眾的健康,加上食環署未有嚴格監管外判公司的清潔運作,令問題愈見嚴重。

政府兩大衛生部門──醫管局和食環署,也分別硬將工種外判。外判的原意是將企業或公司,一些「非核心」業務,下放給專門營運該業務的外間第三者,惟政府卻將市民的「核心」公共事務都外判出去,令外判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保障市民大眾的健康?

另一例子則是在教育制度方面,政府於二零零一年實行「一筆過撥款」,美其名是善用資源,增加學校的自主空間和彈性,骨子裡又是外判,間接令學校變為商營機構。

教育統籌局(後與教育署合併,現改稱為教育局)於二零零零年推行「校本管理」,其中一部分為「一筆過撥款」,當局按年將學校營運的資金撥給學校,雖然有指引和資金運用守則,但如何運用和運用的權責,則由學校負責。學校是一個教育和學習的地方,校董和校長都應以教育為己任,但「一筆過撥款」的出現,卻令他們需要「兼顧」資金安排。惟校方一直都是依靠教育統籌局安排分配資源,故他們缺乏這方面的行政管理經驗,加上出生率下降,令學校出現縮班壓力。結果有校長以「調配資源」為理由,縮減清潔工友的人數,剝削職員福利。

工友被剝削,就連教學助理也逃不過這關口。由於教師工作量大,所以許多中小學均會聘請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處理文件上的工作。在二零零七年,教師薪金起薪點約為一萬六千元,教學助理則平均為八千至九千元。至於常規教師,亦要兼任職責以外的行政工作,以致缺乏時間關心學生。學生方面,因學校要鞏固校譽,於是一味鼓勵學生要參加課外活動和校外比賽,致使學生除了應付日常功課外,還要應付父母和學校安排的活動,完全失去個人空間。學校彷彿不再是「教與學」的地方,而是一個商營機構。

事實上,這不單只影響中、小學,連大專院校和大學也難逃厄運。教育統籌局於二零零六年,為了每年節省七百萬開支,建議將「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由現時負責的學生資助辦事處,改由外判的私營機構負責。建議一出,隨即引起各界非議。當時有學生團體認為,學生貸款紀錄將成為個人信貸資料庫的一部分,日後或會較難申請低利息的借貸。最後因建議不獲通過,最終被迫擱置計劃。

除了醫療、衛生和教育外,香港的房屋問題,亦是外判洪流之下的「犧牲品」。房屋署請來領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下簡稱領匯)「管理」屋邨,變相亦是外判屋邨管理。

領匯於二零零四年上市,它將本是村內為居民服務的「屋邨商場」,來個翻天覆地的大革新,目標是成為一個消閒娛樂的地方。領匯的做法,改變了屋邨商場的性質,形成了一種矛盾。

昔日的公共屋邨商場聚集了不少公公婆婆,他們一方面可以在那裏談天說地,另一方面可以在夏日炎炎之時,享受空調來消暑。商場內的商店店員和老闆好像是街坊一樣,這與大部分的商店運作都屬於家庭式經營有很大關係,所以員工流失率低,且人情味較濃。至於食肆方面,同樣以家庭式經營,以家常小菜為主,雖然款式不多,但勝在有親切感。

屋邨商場是居民與商戶共同塑造的生活空間,可是當超級市場入侵後,一間又一間的連鎖店接著進駐,一方面扼殺了士多和雜貨店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亦間接減低了居民的選擇性。超級市場跟士多和雜貨店的差別,是前者有開揚的空間讓居民選擇貨品,後者由店員遞來貨品。表面來看,前者給予居民主動權去選擇,後者的主動權則在店員身上,但事實上,超級市場背後有種霸權意識,當居民進入後,便失去比價的權利,你只能選擇買或不買。反之,在商場或街市有多所士多和雜貨店,你可隨便比價,選擇性較大。

商場大革新後,難以找到昔日供公公婆婆坐的長椅子的蹤影,公公婆婆被迫離開商場,屋邨商場再不是居民的空間,而是被霸佔的空間。在領匯管理下,商場只是吸引消費者消費的地方。

政府以所謂「用者自付」的觀念,放入公共醫療、教育、公屋、公屋服務等範疇,認為市民是理所當然負擔全部或大部份的成本,忽視大眾利益和社會責任。

市民生活的變奏
外判制度的出現,不單對香港人的經濟和社會造成衝擊,更對市民的生活模式和意識形態,造成變奏。舊日「在公司一輩子打工」的概念,受到衝擊,人人自危,於是盲目地「自我增值」。銀行將客戶服務外判,顧客致電查詢銀行事項,回答問題的職員竟是身在廣州,模糊了地域界線;匯豐銀行將電腦的資訊管理,調往印度處理,香港的電腦業工作者空間收窄,對本港的資訊科技發展及培訓有關人才造成衝擊。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宣布,考慮將部分電腦硬件工作外判,以增加成本效益和服務效率,並指這是銀行界普遍的工作模式。然而,電腦的硬件儲存大量客戶的資料,銀行能否百份百保證資料不被外洩,以及保障大眾的私隱?這亦是令人擔心的問題。

又如二零零四年星展銀行的「保險箱」誤被壓毀的事件,該銀行的美孚分行,在裝修及進行擴建工程後,原意是把九百二十個空置保險箱運往外判的管理公司銷毀,但分行經理卻在未有遵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指引,當場監管工作,而令搬運工人意外地銷毀八十三個有客戶租用的保險箱,部分更壓成廢鐵。表面看來,是分行經理的疏忽,但更深層的,是事件背後反映了分行經理被「外判文化」影響,他不單將搬運空置保險箱的工作外判,同時亦將監管的工作一併外判出去。

事實上,外判文化已滲入社會大眾的意識,即使是父母管教子女和教導功課的責任也交給補習社,用金錢去「解決」教導子女的問題,一方面是「消費主義」,另一方面亦是將教導的責任「外判」出去。

除此之外,外判潮的出現,亦帶給社會大眾的「不安」,感到朝不保夕。香港工會聯合會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一日,就「『合約制』、『外判制』、『無償工時』對打工仔影響」進行一項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七百八十五名十五歲以上的被訪者中,有六成表示因擔心生活不穩而不敢結婚生子,間接令香港以往由「兩個夠晒數」,變為今天的「不育」。

結語:
香港的「改朝換代」發生於一九九七年,泡沫經濟過後,接二連三傳來外判的消息。「外判」本意是將非核心的工種,下放給專業的第三者處理,但最後卻成為資本家剝削員工的手段,甚至被政府利用作為其推卸責任的方法,其背後的意識,是一種霸權主義的膨脹。

漸漸,外判成為一股風氣,一種文化,上至公共事務,下至大眾市民都被它潛移默化,它不再單純是一種商業活動,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無形地操控大眾日常的生活。

這種霸權的出現,灌輸了另一種消費概念給社會大眾:只要願意花錢,問題就可以解決。但事實上,無論是公營或是私營機構在處理和對待崗位上,都有當中的「職責」。「職」是本身的職能、業務和工作;「責」是本身的責任,對崗位的承擔。外判只能將工種,即是「職」給第三者負責,但「責」始終要由當事人來負的,這是每個人,包括公、私營機構和市民大眾,在社會上的「職責」。當「責」也外判出去時,社會將會怎樣?且看今天在「改朝換代」下異化了的香港,便可略知一二。

參考資料:

  1. Chris Barker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錢》。五南愛化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2月初版。
  2. Amin S,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1997.
  3. 蔡建誠:《聯陣》,第十期。
  4. 李劍明,黃洪:《全球化下被社會排斥的香港邊緣勞工》。
  5. 劉自荃:《譯介的思潮:九十年代初期中台  兩地的後現代文化》
  6. 弗洛姆著,孫愷詳譯,王馨缽校:《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聯出版公,1988年版。
  7. 龑立人:《後九七香港夢幻生活 回憶、符號與空間》。VIOCE出版社,2007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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