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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還是知識分子?——莫言獲獎後的爭議
葉蔭聰
轉載明報2012-12-31

 

初中的歷史科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朱元璋把《水滸傳》作者施耐庵關進牢房,大臣劉伯溫是施的舊友,到獄中探訪施並告訴他: 「你怎樣進來,便怎樣出去吧!」施想了一會,便把《水滸傳》結尾改為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於是,施馬上重獲自由。

這其實只是民間傳說,並無歷史憑據。我這位老師像個說書人,把許多歷史人物與事件,混在民間傳說與武俠小說之中,學生如我聽得如癡如醉。事後想起,他沒有怎麼教歷史,卻在沉悶的教室裏延續了宋代以來的民間說書傳統。

也許因為他,令我把歷史當作故事,小說更只是說書的話本。這有點貶低了現代小說家地位,因為有人認為,他們就是知識分子,跟樹下說書先生不能同日而語。我其實也無異議,但直覺上還是認為他們與古代的說書人近一點,包括剛拿了諾貝爾獎的莫言。

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身分定位

莫言的故事,我讀了超過20 年,帶給我許多對中國大陸社會歷史的想像,享受其中的趣味。可是,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他是否夠資格獲諾貝爾獎?環繞他該不該獲獎,以至對他領獎所說的話的評價,有各種爭辯詰難。我個人認為,這些是非,才是令莫言獲獎一事成為2012 年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大事的因素,也令我重新思考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身分定位。

稱莫言為說書人,其實也不怎麼妥當。說書傳統已失,莫言不是坐在樹下的說書先生,而是一年可以收到超過2000 萬人民幣版稅的作家,是作協的副主席。但是,視他為現代知識分子,爭議恐怕更大。正如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與詮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芸芸對知識分子的定義裏,只有一個共性,就是自我定義。我們又該不該把自己定義的崇高標準,套在莫言身上,以至對他的言行作出指摘?

林培瑞與孫笑冬的批評

當然,許多人也認為應該。這方面較完整的批評,可參考林培瑞(Perry Link)在《紐約書評》的〈這個作者有資格拿諾貝爾獎嗎?〉(1)。林培瑞長年關心中國異見分子,早年編過劉賓雁的文集,10 多年前譯過《天安門文件》,今年剛出版了劉曉波的英譯文集,他對莫言的不滿完全可以預計。從文學語言及美學角度出發的, 有孫笑冬(Anna Sun)的〈莫言的「染病語言」〉

(2),亦寫得相當辛辣。

雖然莫言在獲獎初期表達了少許支持劉曉波的委婉之聲,但觀乎他在瑞典的表現,實在比他小說中任何一個窩囊男人更窩囊。他和應大陸官方說法,對中共的唯一反抗,可能只有「忘記」帶備講稿的小動作。對莫言的憤恨,自然跟劉曉波兩年前獲諾貝爾和平獎有關,林培瑞在這點上很坦白,他與劉霞一樣,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太荒謬了。兩年前,中國政府剛把劉曉波判刑11 年不久,卻收到劉獲和平獎的消息,除了憤而大罵西方「干涉內政」,國內封鎖消息,把劉的妻子劉霞軟禁。民間的支持者除了繼續抗議,便只能「飯醉」慶祝。如今,中國政府卻為莫言大肆慶祝,大力吹捧。

我其實不怎麼關心諾獎本身,諾獎充其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中共愛慕兼嫉妒西方榮譽的醜相,也照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處境。期望諾獎得主是值得我們崇敬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人之常情,事實上,絕大部分得主又的確代表了不服於現世權威的道德及美學信念。劉曉波肯定是,但不為中共所容,用鮑曼的話,劉儼如民間立法者,為眾生指出普世的理想方向。莫言不是,他的故事寫得再精彩,如何對中共嘲諷,也走不出施耐庵的困境。

把莫言放回說書人的處境去看

用公共知識分子來作標準,莫言肯定是不及格的。莫言獲獎前不久,參加了手抄毛澤東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其實已足以證明了。嘗試為莫言辯護的學者羅福林(Charles Laughlin)也承認了以上事實,可是,他還特別寫了〈莫言的批評者們錯在何處〉一文(3),回應林培瑞與孫笑冬等的批評。他認為,不能只看到體制外的異見者的悲壯,也要肯定或起碼理解體制內知識人的文化創作意義。這我倒是同意的,不過,我想把羅福林的想法再推一步:要理解莫言,便要把他放回到說書人的處境中去看。

讀過莫言小說的人,即使不喜歡,也會注意到他小說的故事,充滿了「我」與家族鄉里在共產中國大歷史中的小故事,是十分典型的「國家寓言」。例如,早期的《紅高粱家族》有我奶奶,最近期《蛙》的我姑姑。故事人物往往包含國家及黨賦予的歷史任務及角色,卻又有個人自身的渴望、情慾與個性,溢出前者設下的框框。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可是,她不受禮教束縛的情慾與個性,使故事又不太像官方敘事。而《蛙》裏的我姑姑,保留了幾分我奶奶的狂野之餘,是新中國一位鄉村醫生,這個角色設定也太白了。她愛國愛黨,為大量新中國嬰兒接生,卻又要執行國家在1960 年代中之後的計劃生育,迫害不少村民,自己在文革也被迫害,她的人生與信念遭受重重的矛盾與煎熬。這樣的故事,肯定不是黨八股文學,是文化反抗嗎?我也不敢肯定。至於是否如黃秋生所言的「變態、扭曲、極端的性壓抑」?我則覺得太簡化了。

孫笑冬認為,莫言的語言內裏「混雜農村方言、老一套的社會主義修辭和文學上的矯揉造作」, 既平庸又缺乏美學信念(conviction)。孫的批評,同樣是建立在一種立法者式的知識分子的標準上,即要求超脫主導權威的美學政治。的確正如孫所說,莫言是在「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人間中講故事,欠缺偉大的視野。我最近剛好讀他的《蛙》,內裏有一段令人不禁莞爾:1979 年農村生活好起來,一位農民覺得,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要感謝華國鋒主席,他接又說: 「我看得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是主動死了,一切還是照舊呢。」

這是犬儒主義?還是綿裏藏針?

這是犬儒主義?還是綿裏藏針?許子東教授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短評,名為〈莫言獲獎的「幸運號碼」〉,相當能點出了莫言的處境。如今中國創作及思想自由多了(出名如莫言者版稅也多了),但「行為」與「影響」還是被管得很嚴,包括出版或改編電影電視劇。小說家洋洋灑灑十數萬字,在這個講求速度與感官的流行文化年代,影響很有限,很多人還不知莫言是何許人呢!而且,莫言與官大人大概也都懂分寸,只要不改編成電影便比較好辦。莫言其實有點像鮑曼所說的後現代知識分子,是受困或依仗於「地方傳統」的詮釋者,難登普世的大雅之堂。他的地方傳統很有中國特色,有點像《水滸傳》,但可能更受管束,他活在一個由官方限定,破碎又不完全馴服的庶民想像。

所以,諾貝爾獎可能不是評議莫言的最好場合。據說,他的《透明的紅蘿蔔》將來被編入中學教材,讀過的人應該也會很期待,這個說書話本,老師及學生在教室與教材裏會如何讀它?

 

延伸閱讀

1. Perry Link.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dec/06/mo-yan-nobel-prize/?pagination=false#fnr-2

2. Anna Sun.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http://www.kenyonreview.org/kr-online-issue/2012-fall/selections/anna-sun-656342

3. 羅福林〈莫言的批評者錯在何處?〉《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2/17/c17mo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