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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香港的時代精神?

羅永生

香港近年急劇興起關於本土意識的談論,乘著種種中港矛盾的浮現和惡化,令一些人以為本土意識只是針對中港關係惡化而引發出來的現象。事實上,上世紀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是香港本土意識發展的重要時刻。在那些年頭,香港人對自己的生活習慣、思想形態、以致信念和價值等產生了自覺性,並進行深入反思,化之為文化藝術的創作、書寫和評論,成為進一步發展香港本土意識和本土文化體系的重要文化資源。相比之下,近年的本土意識則有強烈的政治訴求和動機,掀起社會運動,也挑出了尖銳的政治矛盾。其背後的推動力,與其說是本土意識內涵的深化,本土文化體系與成就的鞏固,不如說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形態的出現,此即是本文要探討的焦點: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政治可說是一種危機時代的產物。它可以上溯至俄國共產革命前的民粹派(Narodniks),當時的民粹派鼓吹反對沙皇體制、反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運動。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也曾出現農民與大眾在當時人民黨(People’s Party)的領導下,參與反對托勒斯壟斷的民粹主義運動。而拉丁美洲不少國家由於受制於美國霸權,議會民主發育不健全,社會組織四分五裂,也成為民粹主義政治的溫床。民粹主義因此而被認為是偏離自由民主「正常狀態」的「反常狀態」或「不成熟狀態」。在西方論者眼中,這種以民主之名操作的政治,效果往往會破壞自由民主。因此,「民粹主義」一詞常常被用作政治污名化、打擊政治敵手的武器,與譁眾取寵或機會主義同義,缺乏清晰的內涵。

不過,過去一二十年,一向被奉為自由民主體制典範的西方國家也出現種種民粹主義現象,令不少人覺得有需要重新思考民粹主義的性質。他們覺察到民粹主義是屬於一種「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它在西方的興起,被視為是對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最大挑戰,更曾被認為是納粹主義的伸延。今時今日,無論在歐洲還是香港出現的民粹主義,當然和一百年前那些樸素的民粹主義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和納粹主義也還有不少的差別。但民粹主義復興的現象的確令人迷惑,皆因它總帶有強烈的情緒煽動性、反建制、輕視組織、個人魅力主導、方向與路線曖昧和飄忽的特徵。

香港近年出現的民粹主義現象,其實亦有上述的特徵。例如名咀帶動,對政治事務作非黑即白的道德批斷,及至議會內的肢體抗爭表演,以致後來擴散到其他公共場合的「踩場」、「搶咪」、「追擊」,網上的「鬧爆」,以致最近的「打擊水貨客」,都是帶有強烈民粹主義意味的政治方式。這些新的政治方式,與投票、選舉、議事、組黨等這些有規則遵守的主流民主政治遊戲自然大異其趣,但這些反建制的政治,卻又未致要暴力革命、推翻政權,但已引起人們對現存體制處境的不安,懷疑既有的自由民主架構,究竟還能否維持下去。香港無論在九七前後,都是一個半民主/假民主摻雜的體制,人民意志沒有辦法按公正的規則在立法機構有效反映和組織,「人民意志」當然是永遠被懸空。而正因為這個懸空背後的「未真正解殖」狀態,提供了讓民粹主義政治不斷滋生的土壤。

香港和歐洲出現的民粹主義現象,起初的時候都由具左翼政治理念的組織或政黨推動。例如六、七十年代的歐洲的新左派、八十年代的綠黨,他們首先對既有的政黨和議會體制發出全面否定、訴諸「全民」不滿的聲音。這些批判,脫離了過去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正統左派政治,放棄了嚴格的階級分析和意識形態路線,訴諸全民,批判建制,要求實現新的社會生活價值。這些左翼的民粹主義,目標是深化民主。

可是,踏入九十年代,這種批判體制的先鋒角色,往往轉由新興的右翼組織和黨派擔起,形成一股摧枯拉杇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這些右翼民粹運動,往往具備排外的民族主義或族群政治特徵。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下,新興的右翼激進組織反成為民眾代言人,抗議歐洲融合下的緊縮政策,為受新自由主義政經改革所傷的民眾,找到抒洩對現存狀態不滿的方式。一如歐洲,香港也先後經歷過先由左翼批判現存體制,再到右翼把反體制的民粹運動帶向另一個平台,開始族群政治。如果在歐洲,我們看見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反對歐盟的歐洲融合政策的話,在香港,我們看見的是反對中港融合。

在香港,民粹政治的興起和發展,先天地就受到舊有殖民體制在邁向九七主權過渡只能施行半調子的民主改革有關。九七後議會民主發展空間萎縮,議會的體制生態畸型,綱紀廢弛,制度不彰,更助長了民粹主義。九七前後,主流民主派一度以假當真,默守「虚擬自由主義」,直至04年人大釋法後,幻局破滅,民粹主義就更火乘風勢。

2006年是一個香港民粹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年頭。當年觸目的政治事件,一是八十後青年反對天星碼頭清拆,孕育出第一個以「本土」為號,名為「本土行動」的社運組織。另一是第一個以激進抗爭為號,與主流的民主黨有別的新政黨社民連誕生。

「本土行動」推動了不依靠政黨政客的自主社運,並且以「本土」為號,推動一系列城市社運(urban activisms),既為保衛一系列香港公民的「城市權利」,也推動了一個屬於新世代的價值更新運動,逆反過去香港經濟發展至上的價值,推崇嶄新的「後物質主義」,捍衛香港人保護獨特文化身分和歷史記憶的權利。八十後青年的社運熱情,鬆動了主流民主運動中的苟且風氣,衝擊了香港民主派積習的「虚擬自由主義」陋習。然而,真正動搖老民主派領導地位的是「社民連」的崛起。這個新興政治組織要做旗幟鮮明的反對派,要以動員市民參與建制內外的政治為務,並且要當維護市民權益、爭取社會正義的「真正左派」。不過,雖然「社會民主主義」的確是政見光譜上屬左派的意識形態,但它的創黨成員的混雜組成明顯地說明,這個組織並沒有遵從一套嚴格一致的左翼政治路線和分析。結果,其激進的語言和行動風格為民粹主義的發展大開中門,也埋下了這個組織後來多番分裂的伏線。而從社民連分裂出來的黨派,或多或少,或淺或深地都沾上右翼民粹主義的色彩,並且把「本土」議題從城市社運扭轉為族群政治。

2010年五區公投運動失敗所導致的民主運動領導真空,給民粹政治向右轉提供了一個契機。後來出現的「城邦論」,與其說是一套本土主義的政治綱領,不如說是一個推動右翼民粹主義政治的彈葯庫,裡面裝滿的是「修辭的武器」。的而且確,正因為民粹主義政治所依賴的並非嚴緊的綱領,所以民粹主義可以和各式左左右右的思想路線結盟,為各方所用。針對這種浮遊不定的特徵,研究歐洲民粹主義的專家Cas Mudde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意識形態,它將社會看成由兩大同質但對抗性的集團所組成,一邊是純潔的人民,一邊是腐化的精英,而政治就要讓人民的「一般意志」得以表達。根據這一定義,「精英主義」毫無疑問正好是民粹主義的對立面,但何謂精英?卻又是沒有客觀定義。於是乎在香港又見所謂「社運精英」的說法。而又因為民粹主義所指的「人民」是同質純潔的,所以民粹主義也會視「多元主義」為敵。與單一的人民意志有差別的,不是另一種意見,而是潛在的人民公敵。兩大陣營的對抗是黑白分明的對抗,所以民粹主義者不會視他們的對手簡單地是一些和自己有不同的價值或優次選擇的人,而是根本就是邪惡的敵人。

而根據另一位民粹主義政治的學者拉克勞(Laclau)的分析,敵人的想像是民粹主義者想像「同質而純粹的人民」時所必要的,屬於一種所謂「構建性的他者」(constitutive other), 因為共同對抗、扺制、排斥這種他者,才是互相千差萬別的「人民」中間,真正享有的共同之處。沒有這些敵人他者,關於「同質性的人民」的想像就會立時分崩離析。所以,人民的純潔同質,端視乎這種敵對性的修辭能否流通,亦因此,任何民粹運動都不會依靠嚴密的組織架構去推動,因為繁瑣的組織一定會為民粹運動帶來約制。民粹主義那種二元對立的簡化世界觀是非常道德主義的一套修辭,它的目的本來就不是要設計任何可行的政治綱領,所以民粹主義也一定有反智色彩:反對辯論,反對智識,因為這些會帶來猶疑,而民粹主義只需要道德修辭所能喚發出來的熱情和想像,以及對人民自身的崇拜。

毛澤東除了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還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在文革中動員大量紅衛兵加入狂熱運動的巨大力量,除了是基於人們對他的神話式個人崇拜之外,也是他激起了人們對「人民」這個自身理想形象的崇拜。他們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需知道自己反對甚麼,因為對深陷在民粹狂熱的民粹主義者來說,這些阻碍人民去表達自身力量的因素,都是對人民純潔性的威脅。所以,民粹操作的特徵就是永遠在尋找潛伏在人民中的敵人,千方百計要予以揭發和圍攻。民粹主義者深信,找出這些意見不同的敵人後只應狠狠打擊,毋須辯護和討論,因為他們具備了「常識」,這些簡單的「常識」是無需細加討論的。繁瑣的討論,只是有知識的精英混淆視聽的詭計。所以,當左翼分子學自由派一樣要求人民自我反思,要進行意識形態批判時,他們和民粹主義之間的蜜月期就會完結,因為他們要求人們反思行動是否觸犯不夠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倫理底線。他們一旦這樣做就會抵觸人民常識的神聖地位。而民粹主義之每每能在人心不穩的危機狀態下能有巨大煽動能力,正在於它能誘導人們去打破政治正確的禁忌。倫理底線、尊重弱勢等,會被民粹主義者視為約制人民的枷鎖。當年革命的毛派不會理會甚麼倫理底線,今日的「右翼毛派」也不斷在鬆動政治倫理底線,如非乾脆把底線都廢棄掉。

抱左翼價值的人對於社會不滿,怨氣加深,促使人們去挑戰建制的現象,每每視之為人們要求有更大民主參與空間的例證,所以會附和那些不滿,提出改革當今代議民主體制的訴求,例如實現更多的直接民主,支持「審議民主」的實驗、全民投票、或「電子治理平台」(e-governance)等方案。但這些和右翼民粹主義操作所針對的根本是兩碼子事。因為右翼民粹主義修辭所呼召的,並非自信、活躍、進步、受高等教育的人,而是保守、沉默、守法、但憤怒不斷增加的一群。他們眼中,進步派、罪犯和外來的阻生人,正在破壞著他們的世界。他們其實並不期望更多參與政治的機會,而是要有更強的領導,他們不是要改變政府,而是希望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給他們尊重和回應。他們抱怨政黨組織製造同質善良的人民內部分化,但他們不是要改變這些寵大架構。他們不信任一切代表,但他們不是要提供代表制之外的更好制度,而是要求代表們為「人民」發出單一、同質、純潔的聲音。面對這些「沉默大多數」,民粹主義者只會擺出反對一切建制、打倒一切精英的姿態,永遠站在虚擬的「人民」道德高地以掌握話語權,但他們根本沒有真正進行革命的意慾。

右翼民粹主義的這些特徵,和它在實質政治傾向上的可變性,使得它雖然是以右翼姿態出現,但他們其實不一定和分配正義問題上的右派(即新自由主義)主張一致。因此,Cas Mudde在批評另一位作者Betz的時候指,右翼民粹主義不是剛好採用了民粹主義手段的經濟右派,因為民粹主義的核心價值其實不一定是新自由主義,而是本土主義。而依據另一位學者Richard Saull所指,這種本土優先的主張,和左翼的「在地社運」(local activism)不同的是,它多半是伴隨著一種保守主義,也就是美化過去的一種文化悲情,贊揚自然的社會等級秩序,在性別、種族和族群問題上擁護不平等。這些也與主張個人權利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有所不同。

事實上,右翼化了的民粹主義提出的世界觀一定是和保守主義互通聲氣的。香港的右翼民粹主義也充斥著反對政治自由主義與文化進步派價值的保守內容。不單有戀殖、懷舊、甚至「恐同」的傾向,也有帶人神遊華夏,懷想中華故國文化黃金歲月的一些主張,與香港戰後一向追求的洋化、開放、前衛和進步的文化性格實在格格不入。這種右翼民粹主義作為危機時代或可起鎮痛鴉片的短期功效,貌似激進,但性質上更像出於金文泰年代港府延聘的那群遺老。當時英人決意施行殖民傳統主義(colonial traditionalism)以華制華,以傳統中國文化克治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浪潮。那個風起雲湧的年頭,想起來的確是這幫遺老遺民,在殖民庇蔭下反而活得最寫意快活的年代。

(原載《字花》第五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