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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嶺南 第六期 2007年7月

 「抗拒宿命 女性可創造十萬種可能」---

訪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
採訪/整理: Chris/李嘉言/小島/海榮

 

「古今中外很多女性不斷與惡劣環境鬥爭,在身體、身份、精神等方面的剝削」,無不在她們身上刻上一道道傷痕……」

 

戴錦華老師小時候也受到性別問題帶來的困擾,致使她對女性主義產生了興趣進而研究。在接受我們訪問當中,戴老師述說了她個人和女性主義的關係,及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時代脈絡下的發展和轉變。八十年代,她曾說「我身為女性怎能不是位女性主義者?」今天,戴老師在訪問中回溯走過的女性主義道路,近年她積極參加的「和平婦女」活動,繼續介入婦女甚或社會議題。

 

訪問由她年青時經歷談起。

 

誰說「女子無才便是德」?

「我十二、三歲時候就已經有1米73的身高,或許這個高度今時今日不算是一個問題,但當時我卻比一般成年男人長得更高。於是,在我成長過程中碰到不少可稱之為「傷害」的經歷。」戴老師說,就是因為她長得高,別人會跟她說「怎麼辦呀,妳將來一定嫁不出去了」,甚至帶攻擊性地說「妳根本不是女生」、「妳長得多麼像男人」,這些莫名其妙的指控,一直困惑著年青的她。她不斷反問自己,「究竟我做錯了什麼?」、「到底我是怎樣一回事?」、「什麼是女人?」,這些始於她身高和性別的問題不斷在她的腦海浮現。之後她便不其然地將這些傷害內化,覺得人們的批評是因為自己生得醜,不夠女性化,甚至就此認定自己不會有男人喜歡,一定很難找到幸福,心裡總是責備自己,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

 

像「女人嫁不出便沒有幸福」這些纏繞著她的觀念,因為她偶爾出現的一個奇怪念頭而得到解脫。當時中國社會上還流行「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些說法,她卻選擇了讀書。「既然我本身長得這麼難看、又不性感、不溫柔,那就一定要好好讀書才行。」戴老師說,但有時又會反過來想,擔心「如果我讀書讀得這樣好,不是更糟糕了嘛?」現在回想起來,一切已微不足道了。

自身的成長經歷,和那要加倍用功讀書的這個傻乎乎的出發點,讓她開啟新角度的探索。

 

遇上震撼的《第二性》

上了大學,戴老師忽然遇上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對她的學術研究路途帶來了衝擊。

八十年代初,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開始傳入中國,不過當時中國才剛剛開放,學術研究風氣不盛行,在大學的圖書館裡偶爾才會找到一本有關女性主義理論書籍或文學作品。然而,接觸到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後,帶給了戴錦華老師學術上和思想上的啟蒙。「我當時看到那些理論特別興奮,好像終於為一直困惑自己的東西找到了出路和突破,比如你會發現一章叫「身高與權力」,然後你也會發現社會存在的父權結構、父/男權時代呀!不單令女人受困於定性化的想像中,我看到其實男女兩性也同樣生活在暴力的規範之下。」對她來說,那時候傷害最深的不僅是對於女性的定型,也在於男權結構主導底下對男性的固有形象。「你有危難時總會想像有男子漢大丈夫跳出來保護你,也會有男性挺身而出為你主持公道,然後你或許會感到十分失望,為什麼那個「他」並沒有出現呢?」戴老師笑說。


女性主義理論變得「本質化」、太單一了

在這二十多年來,戴錦華老師一直從事電影、文學及大眾流行文化領域的研究。然而女性主義理論深深影響著她。可是,近年來,戴老師對流行的女性主義保持著某種質疑的態度。

 

她的第一個質疑是,在中國的論域當中,女性主義好像只談論女人權利的問題。戴老師覺得,女性主義並不只與女人相關,也關乎社會結構的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婦女在平權、制度上、法律上都受到保障,確定男女平等。可是在如此天翻地覆的改變下,卻沒有一個如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革命伴隨著,平權制度如是出現了,人們的精神文化卻沒有重新思索男女的新定位。在八十年代,婦女地位空前的高,婦女對性別意識也空前的高,表面上男女是平等,同工同酬,可是對女性的定型仍根深蒂固,矛盾處處。還記得我唸大學時候,我去指揮調配男生做事,基本上好像沒有甚麼問題,但到後來同學聚會時才知道同學們都會罵他們,說怎可以給女人指揮,好窩囊。」

 

「那時,婦女心理要承擔的壓力更形沉重社會上表面是男女平等,社會分工都是一樣的,不會有招聘廣告寫「只請男生」,可是一回到家,老公是老公,老婆是老婆,一切照舊。那年代老公大都不常照顧孩子、幫忙家務,女性下班回到家一樣要做好老婆的角色,繼續在家裡勞動,肩負兩份「全職」。那種壓迫感與沉重表現在女性自責感特別強,她們總責怪自己不是一個好妻子,不是一個好媳婦。可是她們沒有空間去想像或理解到,她們已經扮演了男性角色,做了丈夫的工作,一邊要打工養家活口,一邊要在家裡相夫教子。」

 

戴老師認為,婦女的問題常被簡單說成是階級和政治的問題。「改革開放後,婦女的問題和性別身份就好像消失了,大家以為婦女都擁有應有的權利了,結婚離婚自主權、投票權、墮胎權,你要的都得到了,所以他們常問「你還要什麼?」,演說婦女問題的空間就這樣被剝奪了,若你還是要說婦女有問題,那就變成政治可疑態度了。」政治完成了婦女的解放,同時也封閉了婦女去了解和討論她們的社會性別身份空間,也包括了男性去認識社會結構、分工變化的空間。戴老師說,在大時代的變遷當中,每個人,不論男女,也應該去重新認識社會結構。

 

至於她的第二個對女性主義的質疑,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不自覺的選擇引進西方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到中國,並採取了這單一的女性主義來批判和分析婦女問題,等到中國發生了更急劇的變化時,這種「補充性」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在面對基層勞動婦女的問題時,就顯得十分蒼白和無力,這點也是戴老師後來才意識到的。以前她還以為男女平等是基本事實,不會變樣,我們的社會發展只會越來越健康。但是,中國向外開放引入了資本主義後,婦女的地位下降是跟資本主義和經濟分化的過程一起,到那時候戴老師才意識到她倡導的女性主義實在太單一了。而就當今中國的情況而言,在某程度上比較之下,城市擁有知識的女性基本上仍是社會變化的獲益者,而其他的勞動婦女、基層婦女,則整體上成爲這一過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被犧牲群體。

 

「在婦女問題中,基層婦女地位下降這問題比較複雜,簡單的說,在毛澤東時代,農村勞動婦女還算是政策和法律的集體受益者,受國家或權力的壓抑的反而是城巿的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她們追求愛情、自由、個性發展空間。但整個1950至70年代,那些空間都很小,知識女性是受害和受壓抑者。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實用主義變成主導,中國勞動力出現過盛。不論在哪個地方,當勞動力過盛,婦女都首先成為被犧牲或排斥的對象。中國最突出的問題是女工下崗,表面上是城巿的工人下崗,但實際上是城巿婦女下崗。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婦女湧進了血汗工廠工作,甚至女童工問題,這顯然並非只是女性就業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在農村和基層婦女被邊緣化、被剝削,大量的婦女仍被拐賣同時,城巿的知識女性卻擁有更多更大的空間,如就業、公開性取向、讀書、旅遊等等;情況是一邊打開了自由空間,一邊則向更深處墜落。主體性的呈現和尋求是一個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得面對嚴酷的現實問題。於是當我們在說中國的女性問題時,我們得說清楚是哪一個問題對象是哪些女性當我們討論關於女性身體的自主時,對於那些被困在工廠而燒死的女工的焦灰的女性身體而言,又該怎樣討論?女性問題變得如此複雜和嚴酷,我便反思當年我們不自覺地選擇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也不自覺地讓思考角度變成得單一。現在我則希望能夠談性別議題時又談階級問題,而不是,也不必互相取代。」


抗拒本質化的論述,女性主義者應該利用其經驗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激進領導者,與生態主義、反跨國企業運動、酷兒族群或是其他弱勢運動主體結合。[注釋1]而事實上,籌劃「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活動和《全球千名和平婦女》(以下簡稱「和平婦女」)的出版,正是戴錦華老師對單一女性主義質疑的回應。1000名來自基層的婦女,成爲一個充滿差異的個人組成的集體,發聲對許多主流觀念作出挑戰。

 

這不單是「夢想」,而是把「夢想化作現實」。

 

「和平婦女」 --- 夢想化作現實

 

戴老師說,她的夢想就是擁有夢想,和平婦女的出版當然是擁有夢想的一個例子。

「我以前非常厭惡「夢」、「理想」這些詞彚。在我的成長年代,接受的是一種追求「夢」、「理想」的教育,正因為「夢」,讓我們經歷了殘酷的過去。以前我們就是來反抗「夢」、「理想」這種語言和表述,可是漸漸地,對抗主流反成為主流,面對物質主義的世界,夢想、希望反而能夠安撫人們的心靈,於是我決定重新去理解「夢」。」

 

「夢的意義在於打開理想空間,它並不是虛假的東西,而是願景,是烏托邦;它打破主流規定,打開可能和不可能的範圍。「和平婦女」這項工作,一方面對於別人來說是種夢想,夢想如何在嚴峻的情況中活過來,但另一方面又是現實。「和平婦女」告訴了我們,夢,是可以實現的。「和平婦女」這件事的意義在於讓世界「看見」我們草根婦女,讓大家「看」到不同的現實情況,另一重要是也讓她們互相「看見」。」

 

自從1995年(在中國舉行)世界婦女大會以後,「女權是人權」終被承認和確立了,女性議題終於進入主流了。[注釋2] 但是,當討論空間被打開以後,反而走向自我封閉,婦女議題重新回到比較經典範疇如婦女的生育、健康、女性保障、性暴力等。雖然這些關乎女性生理的都議題都十分重要,但情況卻漸變成唯一,變得本質化了。

 

婦女往往是社會最後的支撐者,在最困難、資源最短缺的時候,婦女都守到最後。可是戴老師說,「和平婦女」並不只是寫她們在受苦受難和爭扎,而是去了解她們實際上就已經在創造,那可能是一種新的方法,而成為新的社會資源,那種為生存下去,為解決困苦的創造力更形精彩,更應「被看見」。


父權結構把婦女間隔開來,包括婦女自己的自責心態,她們都不禁認為大家都是孤獨的命運,而「和平婦女」的意義就是讓她們互相「看見」,讓她們知道她們並不孤獨,而特別重要的是在互相「看見」之中得到支持和力量,互相分擔。「我知道她們也開始互相聯結了一起,譬如是城巿的專業人員把技術自願的轉讓和介紹給農村婦女,構造了一個很不一樣的互動關係,不但是跨越年紀、生命經驗、種族、階級、地區等,而是分享或轉讓資本知識。而更有意思的它打破了現代主流觀念,超越了一般的以金錢來衡量關係、利益考量,打開了解決世界問題的可能性。」

 

當這些婦女相互「看見」的時候,她們能夠創造出更多的辦法,所以她們的意義不光對於某階級,也不光對於女性,也不光對於中國,她們創造的力量是可以讓世界看出一些創造可能性吧!

 

戴錦華簡歷

 

戴錦華,曾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現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從事電影史論、女性文學及大眾文化領域的研究。主張對第三世界現代化進程反省、批判性思考,同時保持著對中國社會現實和其中複雜的權力結構的清醒認識。著有《浮出歷史地表—現代中國婦女文學研究》(合著)、《電影理論與批評手冊》、《鏡城突圍》(論文集)、《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拼圖遊戲》(隨筆集)、《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性別中國》等書籍譯有《蒙面騎士》

 


注釋

[注釋1]李靜怡,〈垃圾武俠片、流竄的農民工還有打不死的反抗家──訪問戴錦華教授〉,載《破赧》網址: http://www.pots.tw/node/1666

[注釋2] 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
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首次在北京舉行,通過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以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

 

 本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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