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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討論的倫理與民粹主義的不經意後果 — 回葉蔭聰

許寶強

早前發表的《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下簡稱《民》),主觀的想法是對「回歸十年」的香港社會文化脈絡,作一些十分初步的診斷,以刺激更為深入的討論。然而,回響不是沒有,但卻似乎並不集中討論《民》對香港社會的初步分析,而更多是在一般的理論層面的回應,這大概也是一種不經意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吧。不過,如果《民》引起的討論,讓讀者有興趣閱讀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著作,筆者倒是十分樂見的。

亳無疑問,理論的澄清是十分重要的。不過,正如葉蔭聰 (下簡稱葉) 也十分明白, 「香港報紙評論版的空間及『預期讀者』」,似乎並不特別有利於深入的理論分析。因此,報紙文章的書寫,很難全面展開複雜的理論討論。《民》自然也不例外。也許由於這個原因,《民》的一些未能全面展開的論點,導致了一些誤讀,筆者是應付上一定責任的。因此,借此機會,我願意花點時間,進一步澄清一些想法,祈待更有建設性的討論。

拉克勞的「原有關懷」
葉指出,《民》的其中一個主要關懷,是嘗試「推論『民粹主義邏輯』各種可能的不經意後果」,這大致是準確的。如果要稍為補充的話,也許只需加上「在香港的社會脈絡中」。然而,葉由此推論我的「野心要比拉克勞大得多」[1],並「有意無意間偏離了拉克勞原有的關懷」,卻有點奇怪。由於香港不同的社會脈絡,包括報章「預期讀者」的限制,《》的關懷自然不大可能與拉克勞的學術著作的「原有關懷」完全一樣。不過,我仍然認為,《》參考引用的拉克勞有關民粹主義邏輯的觀點,並沒有「偏離了拉克勞原有的關懷」。

拉克勞書寫On Populist Reason一書的目的,是嘗試分析集體身份是如何建構的。他以「民粹理由」(populist reason)來描述這種打造集體身份的性質和邏輯,當中的核心是以命名(naming)來建構一種不可能的統一體(unity),而在這過程當中,情感(affect)、修辭(rhetoric)、演練(performativity/practice)遠較邏輯/概念(logico-conceptual)重要。拉克勞嘗試提出一種有別於過去關於民粹主義的論述,除了是一項澄清概念的智性計劃以外,還包含了回應精英主義/理性主義和傳統左翼(包括新的版本)的政治考量。

拉克勞之所以要討論民粹主義,並非是想簡單否定它(或贊同它?),而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它的操作。對拉克勞來說,了解民粹主義的操作,是打開理解當代政治運作的鎖匙。與大多數僅僅是基於民粹主義當中的含混性質(“imprecision” “vagueness”)而簡單否定它的說法不一樣, 拉克勞並不認為民粹邏輯中的含混性質是「邊緣」(marginal) 或「原始」 (primitive)狀況的結果,而是刻鑄在政治的核心性質之中(“ inscribed in the very nature of the political”)。換句話說,缺乏了含混性質,民粹政治也就無法操作演練。(pp. 96-99)

拉克勞所針對的,除了是那些嘗試完全以行政(administration)取代(或吸納)政治的精英主義思維,以及社會科學中徹頭徹尾的理性主義以外,還嘗試批判傳統左翼(包括他所指責的Zizek)的黑格爾式的 歷史命定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拉克勞否定嘗試完全用行政取代政治的精英主義思維和蔑視民粹的社會科學理性主義,但恐怕他也不會完全否定行政和理性的重要性;同理,儘管他正視民粹邏輯的操作,但也不代表他會亳無保留地接受任何形式的民粹政治。

拉克勞確實並沒有從民粹邏輯中推論犬儒反智,我也從來沒有說他有這種推論。但對於那些充滿正面情感、滿足狂熱但當中的意思變得越來越不清楚 (或含混)的概念,例如某些西方左翼經常提出的「階級鬥爭」和強調「應以無產階級作為社會運動重心」(在香港的脈絡中又會是一些什麼概念?)儘管它們在論述上的吸引力並沒有消退,但拉克勞還是不以為然的。

我同意葉提出拉克勞的一個重要的「原有關懷」,是在於了解政治的本體論構成。On Populist Reason所展現的,恐怕還包括了作者對政治/知性計劃(intellectual-political projects)的倫理的關注,以及對理性工作的重視。

對拉克勞來說,智性工作(intellectual work)必須要建基於以下的倫理:要避免字詞的恐怖主義 (“the terrorism of words”) 和不應以道德的譴責取代理性分析。拉克勞並非否定道德譴責,而是強調不應以它來取代理性的解釋。因此,對於甚至是法西斯主義 (或近日曾蔭權衝口而出的「文革」) 這些現象,也應置放在現代社會所容許的內部可能性中去理解。因此,拉克勞的智性計劃,是希望超越「以道德譴責取代理性分析」。這大概可看出他對反智的「關懷」。

拉克勞也許沒有直接談及(民粹)政治的倫理,但從他強調的智性工作必須堅守Leonardo所稱的「絕不妥協的嚴謹」(obstinate rigour)--尤其是在處理滿載情緒的政治問題時,可以猜想他不會毫不關心(民粹)政治操作過程當中,智性工作者的倫理問題。他不厭其煩地嘗試澄清「空洞能指」這概念,指出儘管這是民粹政治所必需的中介,但卻永遠無法真正統合當中紛雜多樣的需求,只能命名一種不可能存在的完全性。拉克勞這種對澄清概念的「絕不妥協的嚴謹」,所反映的智性倫理(intellectual ethics),與某些民粹政治操作當中有意或無意把「空洞能指」轉化為現實世界的真確反映,恐怕是不一樣的關懷。

另一方面,儘管拉克勞承認民粹主義的必要的含混性質,L調政治不應完全由行政取代,提出政治的「不穩定性」和「不完成性」,重視修辭、演練和情感在民粹操作中的角色,但他似乎也無意否定理性在任何政治/知性計劃(intellectual-political projects)的重要性。事實上,從他的著作中對澄清邏輯/概念的執著和重視,從他明確地反對以道德譴責取代理性分析(或字詞的恐怖主義),可以猜想他大概不會對(民粹)政治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所可能產生的不經意後果(例如犬儒反智)絲毫不感興趣,尤其是當反智是指「以道德譴責取代理性分析」,或完全否定對邏輯/概念(logical-conceptual)工作的執著和重視,或把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或「資本主義」等在社會運動中經常用作來統合不可能統合的紛雜需求的「空洞能指」,理解為當代香港或現實世界的真確反映的時候。

「空洞能指」這概念本身也許「不能導向儒犬與反智的結論」。然而,缺乏其輕視邏輯/概念、強調修飾表演和實踐操練的性質,民粹主義也就難以演練。因此,按「拉克勞的用法」,「某些『民粹主義邏輯』」是否一定「不能導向犬儒與反智的結論」,我也不敢肯定。

兩種誤讀
引用《民》有關「含混的空洞能指」的一段話[2],葉嘗試推論我誤解了拉克勞的「空洞能指」概念:「觀乎許寶強以上的一段話,所說的能指中介,應為「含混能指」(ambiguous signifier),大概是一種浮動(floating)能指。」

葉的這種推論,恐怕是有點急促和跳躍。事實上,《民》使用的「含混的空洞能指」當中的「含混的」,只在於形容「空洞能指」的一種屬性,也就是拉克勞在書中所用的帶引號的vaguenessimprecision,而非把「空洞能指」轉化為ambiguous signifier[3]或「浮動能指」(floating signifier)[4]

「空洞能指」在嚴格的意義上自然是指為無法完全統合差異的「不可能的完全」 (impossible fullness)命名[5],但拉克勞似乎也沒有否定它包含了意義含混的屬性。他在提出一種對民粹主義的另類理解時,明確指出不應質疑其意義含混的屬性,而是要指出意義含混並非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相反,意義含混正是民粹政治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缺乏了「空洞能指」所帶有的含混性質,民粹政治恐怕也難以演練。因此,葉認為我「的理論要成立,需要有別於拉克勞的『能指理論』,特別是含混能指」,恐怕只是一種誤讀的結果。自然,倘若筆者在《民》中稍為展開對「(含混的)空洞能指」這概念的討論,儘管可能會顯得繁瑣,且恐怕對大部分預期讀者意義不大,但也許能有助避免類似的誤讀。

葉的另一個評論是指《民》所用的「演練」概念,「似乎不單單是指涉/意符化過程,根據中文的字面意思,可能包含了「表演性」(performativity)及「實踐(practice)」,這是沒錯的。不過,葉認為把「可能包含了表演性 (performativity) 及『實踐』」的「演練」,「跟拉克勞的理論放在一起,似乎不易辨明」,這評論也有點奇怪。

Performative正是拉克勞在On Populist reaon書中多次採用的概念(p.18, p.97)。他指出,「空洞能指」主要並非是在邏輯/概念(logico-conceptual)的層次操作,而是帶修飾/表演(attribute-performative)性質的。因此,民粹主義依賴的並非是邏輯/概念,而是透過演練來操作。事實上,拉克勞在書中曾清楚地以一種極之失序的社會狀況為例,指出在這脈絡中,人民所需的首要是某種秩序,而非具體能回應失序狀況的安排,因此對類似「秩序」、「公義」、「自由」等概念賦予正面的內容,只是在浪費時間,因為這些能指的作用,在於命名一種不可能存在的完全性。(p. 96)

換句話說,對拉克勞來說,統識(hegemony)的操作,主要依賴的並非是邏輯/概念的聯繫,而是包括情感上的激進投資 (radical investment)[6]。這也許是他重視discourseempty signifiersrhetoric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從中可以理解他為什洶牊鴽漎F治身份的建構過程理解成是先驗決定的,和為什麼會強調扣連時刻 (articulation moment) 對政治操作的重要性。對拉克勞來說,政治身份的建構正是一種帶修飾/表演性質的實踐(practice)

智性討論的倫理
葉最後指出,「我們要爭論的,該是這些概念、理論及政治問題,而不應落入『民眾動員』與『悶足二十年』那樣的對立,這對我們的社會投入(social engagement)沒有幫助,對辯論及溝通沒有益處;我想不到有任何理由要二者選其一,我相信,小西與許寶強也沒有此意,我們又何必讓討論停留在這個層次呢?」奇怪的是,如果「小西與許寶強也沒有此意」,那洵O誰(或更準確來說,是那一種論述框架)製造「『民眾動員』與『悶足二十年』那樣的對立」?然後要求或否定「需要二者選其一」?還是這也是一種不經意的後果?而這不經意的後果又是如何在編碼和解碼過程產生的?如果我們不想「討論停留在這個層次」,建造或強化簡單的二元對立,真的有幫助嗎?

對於想進一步了解我的「智性計劃的政治意含」的朋友,我是十分樂意交流的[7],而辦公室的大門也常開。我感興趣的問題,並非是一般地討論甚洵O「解放政治」,或要在「普遍性」和「個別性」中二選其一[8]。相反,我在《民》提出的問題是:在「民粹、犬儒、反智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理性的文化批判是否仍然有效?有意義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 projects)又應該如何展開?」過去十年的香港,在傳媒、公務員系統、教育、宗教和政界等不同領域,如果真的愈來愈充斥茈褽擛F治,產生了犬儒和反智的文化效果[9],那麼提出『民粹主義邏輯』可能會產生或強化犬儒和反智等不經意後果,儘管也許不全是拉克勞的「原有關懷」[10],但是否仍然是一項值得有興趣閱讀拉克勞的朋友進一步討論的智性計劃?


[1]我其實不太明白「企圖推論『民粹主義邏輯』各種可能的不經意後果」,為什麼就代表「野心要比[嘗試了解政治的本體論構成途徑的]拉克勞大得多」。

[2]「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干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 

[3]他所用的ambiguous signifier,是指 “ that either an overdetermination or an underdetermination of signified prevents it from being fully fixed”(見Laclau 的Emancipation, p.36),當中採用了精神分析的一些技術性概念。 

[4] 拉克勞是這樣描述浮動能指(floating signifier)和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的分別的:“…the categories of ‘empty’ and ‘floating’ signifiers are structurally different. The first concer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pular identity once the presence of a stable frontier is taken for granted; the second tries conceptually to apprehend the logic of the displacements of the frontier.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is not that great. Both are hegemonic operation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referents largely overlap.” (On Populist Reason, p.133) 

[5] 拉克勞強調民粹政治中採用的能指的空洞特性,在於說明社會需求的紛雜性質(heterogeneous),是無法完全統合為一的。然而,嘗試建立這種不可能的統合,卻是建構統識性的(集體)身份(hegemonic identity)所必須的。而這種既不可能但卻是必須的操作,只能透過空洞能指這中介來完成。

[6]拉克勞所謂的“radical investment”,是“making an object the embodiment of a mythical fullness. Affect (that is, enjoyment) is the very essence of investment, while its contingent character accounts for the ‘radical’ component of the formula.” (On Populist Reason, p.115). 換句話說,他指的投資(investment),是從精神分析的意義來使用的,指向的是像愛和恨一樣的屬於情感的層次(the order of affect),而radical的意思則指向這種投資的偶然性質。

[7]自然,如果讀者願意把《民》置放在當代香港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或像葉處理拉克勞一樣「細讀」我「之前的著作」,更讓我喜出望外。事實上,一位朋友的電郵把《民》置放於我近年與「自封的自由主義」辯論的脈絡中,我是十分感激的。雖然另一方面我也同時在回應香港一些教條左派的老調。 

[8]關於這問題,可參考拉克勞有關「普遍中的個別性」(the partiality of the universal)和「個別中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artial) 

[9] 我正書寫有關香港公務員和教育系統的民粹政治和可能產生的文化效果,期待在不同領域有更多關於民粹政治的經驗研究。

[10] 坦白說,是否偏離拉克勞的「原有關懷」,恐怕並非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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