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LN

 

Download

選秀問題:知識分子和廣電總局

黃微子

題記:

2005年湖南衛視第二屆《超級女聲》火爆非常以來,大陸流行文化領域儼然成了一個超級秀場,不僅《超級女聲》聲聲不絕,湖南衛視更是趁熱打鐵推出姊妹品牌《快樂男聲》,而上海的東方衛視也有一檔定位相近的《加油!好男兒》,此外北京電視臺的《紅樓夢中人》選秀亦反響熱烈。“超女”一夜便有數百近千萬的場外短訊投票收入,引得各級電視臺蜂起模仿,類似節目層出不窮。所謂“超女”現象,已經成了一種知識分子不可不知、無法沉默的“時事”。2005年就有許多評論,以為“超女”模式是“娛樂民主”或者“演練中的民意指向”或者乾脆是“庶民的勝利”,當然也爭議不少。直至今年夏天,大陸重要的專欄作家許知遠仍在《亞洲週刊》的專欄上討論以“超女”為代表的選秀節目。許知遠代表的是另外一種知識分子立場,非常精英主義。而不久之後的9月中旬,隸屬於中共中宣部的廣電總局就發出一道禁令,對選秀節目進行了非常細緻乃至於“苛刻”的規訓,由於廣電總局總攬大陸廣播電視行業內的生殺予奪大權,這道禁令事實上宣告了現行選秀模式的終結。而廣電總局素來被認為和中國中央電視臺親如一家,是後者在政治上的代表和保護傘,而中央電視臺目前最強有力的對手不外是總部設在香港的鳳凰衛視和長沙的湖南衛視,因此,廣電總局相繼推出的一系列政策都被坊間解讀為是替央視出頭打擊對手。

八月初我在貴陽做客的時候,主人抱怨說鳳凰衛視忽然間被停,不明原因。而據我所知,當其時鳳凰的節目並無越軌之處,而且為了打拼大陸市場,鳳凰其實已經在自我“規訓”。我想到,或許它被“懲罰”的唯一原因正是它所彰顯出來的拓展的野心。

回到香港以後,看見《亞洲週刊》(今年的第三十三期),仿佛印證了我的揣度,在“專家們”的分析中,這是一個“市場競爭,政治解決”的事件,表面上“打政治牌”,暗地堙宋漈g濟賬”。

我們滿意於這樣的解釋,以為看透了事物的本質。所以當這一次廣電總局出臺“進一步加強群眾參與的選拔類廣播電視活動和節目的管理”的“措施和細則”時,我們習慣性地想到這大概也是一場“市場競爭”,披著“政治解決”的外衣。畢竟央視沒有在這場由湖南衛視領跑的地方電視臺組織的“全民”選秀運動中分到一杯羹,是一個顯見的事實。帶著這樣“陰謀論”的假定,我們很容易就將目光停留在“不得採用手機投票、電話投票、網絡投票等任何場外投票方式”上,並意識到它的經濟意義,誰不知道短訊一塊錢一條呢?所有場外投票等於多少利潤,我們在電視屏幕上選秀的現場有直觀的體認。

但是且慢,這種穿透現象的本質論似乎走得太快,以至於在草草獲得了這樣一個結論之後我們就可以不再深究其它的意涵。事實上,任何現象都不會有一個最終的可以簡單歸納的本質,它要複雜得多。廣電總局的禁令是否有這麼“經濟決定論”,大概還是值得推敲的,畢竟作為一個“上層建築”實體,它施加的最大、最直接的影響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況且,我們似乎可以不必太在意禁令發出的所謂“真實”動機,也可以不必憂慮地方上星電視臺是否被擠佔了市場——君不見在報道中各相關地方媒體負責人都嚴格遵守而各懷算盤?他們當然比我們更瞭解他們自身的生存之道。

把禁令純粹視作是不同的媒體利益集團之間的傾紮和博弈,是一個危險的事情。這就等於遮蔽了禁令在文化上產生的後果。而事實上,一個事件重要的不是動機,而恰恰是後果。

因此,我們要把禁令還原成文化生產和消費的規則,著眼於它所依憑的價值體系和管理手段。

我們很容易就看到一條相關鏈接,在中青報的調查中,“廣電總局叫停低俗節目,獲得96.4%的民意支持”(我們姑且不論問卷是如何設置,樣本是如何擇取)。也許我們不必拘泥於具體的數字以及它得來的方式,對選秀節目的不滿,其實是我們俯首可拾的經驗性事實(當然更多的情況是,邊罵邊看,生怕落伍)。

讓我列舉一條經驗性事實,那便是我所閱讀到的許知遠專欄(《亞洲週刊》今年第三十期)。在這篇高度地批判“自我沉溺的社會”的文章中,許知遠毫不留情地指名道姓地批評了選秀節目的兩大巨頭——湖南衛視的魏文彬和上海文廣的黎瑞剛。對於他們所主導的選秀,許知遠說:“令我沒法忍受的是這些節目的壞品味。那些姑娘、小夥子像是缺乏生命力的玻璃、塑膠;他們經過設計的衣著與動作,毫無和諧的美感;他們所作的表達,則又千篇一律,將蒼白當作單純,將濫情視作真情。那些評委的點評則是一場看誰更愚蠢的比賽。”“這類節目吞噬了中國媒體的主要金錢與能量,敗壞了它們本就不多的創造力。”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媒體機構甚至比傳統教育機構肩負著更重的教育使命。”因此,對於像魏文彬、黎瑞剛這樣“正在把握中國媒體話語權的一代人,如果他們不是鼓勵年輕人更廣闊、深入地探索世界,去認識生命豐富,而用淺薄的‘一夜成名’來誘導他們,不加克制地鼓勵他們拙劣的模仿與愚蠢的自我沉溺,並把這種愚蠢的放縱轉化成自己的收益,這種行為顯然令人憂慮。”

不難發現,在這篇早於禁令發出的專欄中,許知遠所展現的道德高度和廣電總局幾乎是一致的。比如在禁令中,我們看到選手“不得製造噱頭、刻意煽情和渲染悲切情緒”,而“評委、嘉賓要具有良好的社會公德、個人品德和文化涵養。評委、嘉賓點評要公正、專業、恰當、簡短,要引導觀眾提高藝術鑒賞水平,不得談論與選拔本身無關的內容,不得利用評委、嘉賓身份張揚自我,著裝、髮型等要得體”等等,似乎正在呼應著上文所引述的許知遠的批評。

那麼,精英知識分子和國家管理機構達成共識了麼?仿佛也不儘然。假設他們在選秀問題上共享了價值觀,那麼他們顯然有著不同的方法論。

對於廣電總局來說,一種以國家的名義作出的文化宏觀調控,是通過一紙事後追懲的禁令來執行。有理由相信,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也許不久之後我們就將看到許知遠所指責的“壞品味”和“把愚蠢的放縱轉化成媒體的收益”的模式,很快有了一具不同的肉身。等到廣電總局注意到這些畫皮的借屍還魂,媒體巨鱷們已經足賺了一陣。在這個意義上,禁令總是來得太遲。

而許知遠寄望於媒體從業者,特別是個別領軍人物的良知。然而,在許先生自己所描述的這個“工具理性戰勝價值理性”的今日社會,恐怕連他自己都會同意,他開出的這副道德靈藥很可能也是單純得近乎蒼白。

至於我,我當然不會相信選秀是所謂“娛樂民主”的神話。全民(何況還不是全民,而基本是承擔起時間和費用的年輕人)加投票(投票的權力不是來自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公民權,而是一塊錢一條的短信費)不一定等於“民主”,倒比較有可能等於“民粹”。這一點,許紀霖教授和崔衛平教授已經爭論過。當然,“娛樂”和“民主”抑或“民粹”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無比的議題,我們姑且暫放一旁。

其實這樣一種由概念出發的爭議(即先有一套對於“民主”和“民粹”的觀念,再檢視“超級女聲”到底能不能裝進抑或要裝進哪一隻觀念的襪子)是過於輕易而意義甚薄的。“超女”創造了許多新的社會流行語,諸如流傳甚廣的“PK”(是所謂Player Killing而不是Dr. Po-keung Hui),到底有著怎樣的詞源學,而其指涉的一整套殘酷的淘汰機制又有著怎樣的意識形態後果,為何此詞一出就被到處借用?“超女”在大陸培養或者建構起一套不同以往、非比尋常的“粉絲”文化(fans culture),凡此種種,又有誰深入、用心地研究過?在“超女”這個新潮的龐然大物面前,大陸的知識分子顯示出問題意識和方法學的陳舊。

在對選秀問題進行務實的研究之前,我不應該憑個人好惡對它下太多判斷。但是,請允許我假設,假設許知遠先生和廣電總局在此問題上有著正確的價值立場,那麼好,在方法論上,我相信教育,而教育是一項長期並且系統的事業。所謂“現代社會媒體機構甚至比傳統教育機構肩負著更重的教育使命”是一句陳詞濫調,事實上,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所受到的教育並不可以割裂開來,沒有哪個機構比另外一個機構肩負著更重的教育使命,如果我同意許先生說這個社會正在變得自我沉溺而不健康的話,那麼文化和教育是一個綜合的體系,傳媒並不能孤立改變什麼。

對精英知識分子來說,高度的批判是一種過於輕鬆的優雅,也可能是一種自我沉溺的危險。和禁令沒有兩樣,是對權力的迷戀。然而它解決什麼?

如果說,年輕人不應該期待“一夜成名”,那麼我們同樣不應該期待“一紙風行”能夠醫治痼疾,無論是一紙禁令,還是一紙專欄。問題是應該進行刻苦而長遠的制度建設,這種制度建設必須始於嚴肅的研究而不是空談,你必須真正理解為什麼“超級女聲”會紅火至此,而不能於于家長式的挑眉瞪眼命令道不應該如何如何。

廣電總局的禁令一下,問題彷彿迎刃而解,或者選秀作為一個時髦的話題已經過氣,我們再難見到平心靜氣的分析,正如我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樣,大家滿足於這是一場“利益衝突”、“經濟糾紛”,便將其輕輕放過。

而在我看來,或許選秀已死,蓋棺定論,正是時候進行科學的文化政策研究和建設。

928日初稿

1019日修訂

 


本期文章

回頁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