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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后頭上動土:菲傭在皇后像廣場的日常生活實踐

張小鳴

摘要
中環是香港的金融和商業核心地帶,極大程度上象徵著香港的權力所在。然而,中環,特別是皇后像廣場一帶,每星期起碼有一天,因著菲律賓女傭的嘉年華式聚集,已變身為「小馬尼拉」。本文嘗試勾劃菲律賓女傭怎樣在中環這個地方(place)闢出了如此空間(space)[1],和她們在其間的操作,且嘗試借用法國學者Michel de Certeau的著作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2]中日常生活政治的理論,來梳理這周而復始的、片段式的、以弱勝強的現象。

前言
毋庸置疑的是,香港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不少人來說,香港的資本主義文化極之霸道,有如暴君;對關心文化的學者而言[3],香港的資本主義文化,不容爭議地,已形成一種排他性的霸權(hegemony),香港的大大小小事情,幾乎都無法掙脫資本主義文化的主流論述宰制,不論大至市區重建與發展,小至小孩的教育,皆有如純良羔羊,任由宰割。簡言之,主流論述強調的,除了經濟效益的計算外,餘下的還是經濟效益的計算。

然而,若穿越宏觀的霸權論述,仔細檢視香港文化的光譜,特別是大眾文化的面相,不難察覺這排他性霸權巨人也有其限制。它因著體型過於龐大,笨手笨腳,常有失守的空間,也有讓人乘虛而入的隙縫與漏洞。若從日常生活政治的角度切入,不難發現的是,在香港這個極度一元的資本主義文化中,竟有人會像堂吉訶德[4]般苦戰風車,也有人像聖經人物大嶸趥揖岫a戰勝巨人歌利亞[5]。這些「無名小人物」有如狐狸般狡黠,運用無數行得通(making do)的方法[6],一再以其獨特的方式改造、挪用,因而抵抗了「商品」的既有用途與意義。這些不為主流文化熟悉、甚至被霸權論述妖魔化的「小人物」,包括在街上非法擺賣的小販、棲身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露宿者,以及每逢星期日及假期在中環皇后像廣場聚集的菲律賓女傭。

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每逢星期日,菲律賓女傭便聚集在中環一帶,把象徵香港權力的金融和商業核心變成了她們的家——另一個遠離自己家鄉菲律賓的家。她們周而復始短暫地霸佔中環皇后像廣場一帶,在那裡相聚和吃喝玩樂,不單在假日為死氣沉沉的金融和商業區增添生氣,還開拓她們的文化空間,把香港人視為「落後」的菲律賓文化引進中環這地方(place),把中環變成洋溢著菲律賓文化的空間(space)——「小馬尼拉」。

菲律賓女傭的實踐,不單顯示了無權無勢的一群,可以怎樣在主流文化的「地方」開拓她們「消費」的「空間」(space),還為香港的日常生活政治開ㄓF一扇窗, 讓我們看到消費者可狡猾地擺脫主流文化的宰制。本文嘗試借用Michel de Certeau的觀點,詮釋菲律賓女傭在皇后像廣場闢出空間(space)的操作。de Certeau的著作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最突出的地方,便是提出了以弱勝強的日常生活政治理論。他著眼於行走於無數街道上的尋常英雄、無所不在的角色。他認為,個人是在一種不一致、矛盾的關係裡進行任何與行動有關的決定。因此,他視個人為日常生活中的游擊者,且強調以小博大、以靜制動的潛在力量。著名傳播學學者John Fiske在其著作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曾如此扼要地勾劃了de Certeau理論的假設:強者是笨重的、沒有想像力的和過度組織的;弱者是具創意的、靈巧機智的和富彈性的。因此,弱者能夠運用游擊戰術(tactics)對付強者的政策(strategies),不斷在文本與架構中侵佔(poaching),以及在系統中施展詭計。[7]

皇后像廣場變天的歷史
菲律賓女傭在香港出現,與香港上一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那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越來越多本地女性加入工作大軍行列。為數不少的女性加入了工業及服務性行業大軍;越來越多家庭也開始倚靠夫婦兩人的薪金,才足以維持一定生活水平。因著女性出外工作,很多家庭需要留宿的家居女傭服務。可是,本地及內地來港的女性大多不願投身家庭傭工的工作,即使有樂意擔任女傭工作的,大多也只是部分時間工作及不願留宿的。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香港惟有向外求,開始輸入菲律賓女傭,以填補女傭市場的不足。在1975年,頭一批為數1000名的菲律賓女傭抵港。菲律賓女傭絕大部分擁有高中或大專以上學歷,不少來香港前還從事過護士、教師等職業,非常適合照顧嬰幼兒,護理老弱病人。她們能夠操流利英語,能與有較高要求、且同樣能以英語溝通的港人雇主溝通,因而深受香港雇主歡迎。自此,香港便不斷從菲律賓輸入女傭;至1998年,菲律賓女傭人數已達140,500名。[8]據菲律賓海外就業署的資料,菲律賓女傭今天在港工作人數已達二十萬左右。換言之,菲律賓女傭已成為了香港的重要外來社群。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置地[9](Hong Kong Land)為著促進商魕掛Q的生意,倡議遮打道(Chater Road)在假日設行人專用區。香港置地從沒料及的是,自此,每逢星期日及假期,菲律賓女傭便聚集在商髐孜〞漱H行道和馬路,把那兒當成了自己與同鄉好友相聚的家。她們機智地善用那裡的資源和空間,在那裡相聚和吃喝玩樂。她們吃地道的菲律賓食物,讀菲律賓的報刊雜誌,購買來自菲律賓的產品,還載歌載舞。因著菲律賓女傭的周期性活動,中環的景觀和文化也就更形流動和多元化了,每星期起碼有一天會出現一種與其他日子有差異的文化。無可否認的是,那是一種外來的、有異於中環文化的菲律賓文化,是香港人,特別是中環人,也就是大部分菲律賓女傭的僱主,從不曾在自己住所中目睹的文化。

中環是什麼地方(place)
中環,從地理位置而言,是香港的心臟地帶,也是港島開埠後最早開發的地區。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及戰後初期,香港島北岸的中環已經是當時香港的主要商業中心。上世紀19701980年代,隨著香港經濟起飛,中環的發展進入全盛時期。當時中環不斷興建多層式摩天大廈,當中包括了各銀行總部。金融市場開始興旺,主要的商業活動均在中環進行,以致不少香港人都以在中環上班為榮。[10]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其網頁中如此介紹中環:

中環是當今政府的所在地,亦是香港的財政金融中心以及摩天高樓叢立、 燈火閃爍通明的都會區,隨處可見大理石打造的購物商城。此外,還有景觀宜人的民眾公園,與迷人群集的殖民建築,不僅讓中環自豪,更教人驚嘆![11]

更有趣的是,或應說更堪玩味的是,香港旅遊發展局還在網頁中向海外遊客介紹了香港的現代地標,而大部分地標都座落在中環一帶。這些現代地標包括中銀大廈、國際金融中心二期、長江集團中心和交易廣場等。

若仔細閱讀香港旅遊發展局就現代地標的介紹內容,讀者不難發現,在香港旅遊發展局眼中,建築物的高度才是最重要及「最吸引」的特色此外,反光玻璃帷幕外牆的設計也是另一特色所在。當然,四通八達的交通也造就了這些地標的可觀性。

香港旅遊發展局對現代地標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再現了中環這地方。那是一個什麼地方呢?在中環,建築群高聳入雲,且鋪上了耀眼的反光玻璃帷幕。中環的硬件的高度和璀璨明亮所再現的,一再凸顯高高在上和拒人千里的冰冷感覺,以及其極度理性的齊一化開拓及管治理念和原則。這正是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就文化的產品所要說明的,文化的產品提供一個理性操作的擴張區域,使工作可以透過分析(如切割工作)、組織(做成表格)、總計(概化)等方式管理。[12]面對如此刻意展現權力的「地方」,一般「小市民」只能按照規劃者的操作去仰慕和遠觀,難以登堂入室。

「中環價值」的宰制
旅港學者龍應台曾在「香港,你往哪裡去?」一文中如此再現她認識的香港。她說,香港自我標榜為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她也看見了香港地面上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還看見了名牌銀行林立。她說:「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接著,她筆鋒一轉:

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堸l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13]

接著,龍應台洞悉「中環價值」壟斷所衍生的社會問題,進而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批判「中環價值」的盲點。她指出,「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黤韝W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她且殘忍地指出,香港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和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差不多。她雪亮的眼睛早已看清楚,「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可是,她又一矢中的指出,「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14]

在香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是經濟效益,唯一的意識形態是開發。經過別有用心日積月累效果,這邏輯已成了一種霸權,以致香港人已不懷疑或追問它的合理性,而整個城市漸漸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動彈不得。在中環價值的論述下,舊天星碼頭於是落得煎皮拆骨,屍骨無存的下場[15]。一位在中環工作的博客曾在其網誌《中環博客》如此分析天星碼頭事件:

雖然舊天星碼頭建築並非甚麼維多利亞式建築,但中環一直都頗為欠缺一個大型商場,一個有舊時代氣派,作為名店的容身之所。其實,若果仿效新加坡的做法,將舊天星碼頭執靚,變成一個高級海景商場後,相信可以極高的租金租予名店,實行同置地爭一日之長短。[16]

很明顯,他支持保留天星碼頭,可是,支持他的論點的卻是典型中環價值論述。

日常生活中的游擊者:菲律賓女傭
儘管菲律賓女傭在港的人數達二十萬左右,但相對香港約七百萬人口而言,事實上,她們只屬少數族群。另一個不容爭議的事實是,她們全都是遠涉重洋、離鄉背井的傭工,在香港,因著工作性質,她們只能寄居在催僱主家中那狹小的房間或床位,又或朝開晚拆的睡覺空間,那就是天天守著的唯一屬於自己的空間。一星期六天,她們全時間聽人差遣,無論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不得不服膺於僱主過著的港式文化,吃的是港式的中國飯菜,看的是香港的電視節目,連日常說的話不外是英語,便是廣東話。換言之,因著家庭傭工的身分,她們差不多是全時間活在異地文化中。作為少數族群,菲律賓女傭在港已處於附屬的位置;而她們的家庭傭工身分及工作性質,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從屬的位置。菲律賓女傭在香港的地位,很多時候讓她們任人抹黑,身處不利位置,卻無從回應或反駁。

一家為香港僱主物色家居女傭、名為「華校僱傭中心」的公司,在其公司網頁中設有雇主貼士一欄,而其內容就曾如此「介紹」菲律賓女傭:

隨著菲傭在港人數越來越多,容易受其它(他)「鄉里」影響,處處講求合約條款,服從性有所下降,兼且部份菲傭非常熟悉香港勞工處及入境事務處的運作,以及勞工法例及出入境條例的灰色地帶,加以利用,出現「扭計跳槽」及「揀僱主」的情況。所以部份(分)僱主轉而聘用服從性較佳的印尼女傭。[17]

在香港的互聯網論壇上,其中一條廣為流傳的IQ題為「星期日邊度最多菲律賓人?」有些網民就借題發揮,針對星期日把中環據為己有的菲律賓女傭留下負面言論:「我覺得問題係我地唔係太接受到佢地一D慣例,例如佢地會霸住一D公共地方……例如坐係天橋,坐係地下……」「佢地係唔係犯法呢??」「我覺得是否真的可以安排個地方比他們聚腳,唔洗坐晒街&天橋。話晒中環都係香港的高級商業中心,遊客見到都驚啦。」[18]或者有這些看法的香港人只屬少數,然而,某程度上,以上言論正好再現了香港人對菲律賓女傭的定型(stereotype)看法。在香港人眼中,菲律賓女人幾乎等同家庭傭工,家庭傭工也就等同菲律賓女人。

菲律賓女傭背井離鄉,遠離親人,生活在異地,她們已因著與香港主流文化所形成的差異而處於劣勢;而她們在缺少關懷和理解的情況下,卻仍要忍受部分香港人的歧視和白眼,這叫她們的景況雪上加霜。客觀的條件再加上和自身的體驗,菲律賓女傭可說是處於劣勢中的劣勢。不過,事實上,菲律賓女傭每周在皇后像廣場的嘉年華式活動,卻又顯示出另一幅圖象,她們不盡如想像中完全處於被動的位置。她們定期在中環聚集,正好讓天天身處異地的女傭重拾社群及文化上的正面感覺。

戰術vs. 政策:以弱勝強的空間
毫無疑問,在地產發展商過去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的私相授受的認可下,中環已被規劃為滿佈甲級商魕M名店的地區,一再向香港市民展示其源自經濟的權力。

然而,若以de Certeau地方(place)和空(space)的概念看中環所代的政策(strategies)和菲律賓女傭所代表的戰術(tactic),我們看見的卻是另一幅畫像。de Certeau以地方(place)和空間(space)的概念看空間,他指出,地方和空間(space)兩者概念相連,而是相對的。他認為空間(space)是暫時性的權力空間,是戰術(tactic)所爭取的。戰術的空間是他者的空間。[19] 戰術必須在外來力量強加於其上的地域實施。戰術的行動是像突擊隊那樣的,沒有界限明示任何它/我之間的完整區隔。換言之,空間的差異在於主體的行動、權力的行使,且是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而不是在空間本質裡。de Certeau的概念正好與法國理論家Michel Foucault彼此呼應,Foucault指出,權力從不停駐(reside)在某一點上,而是散佈(diffusive)在空間之內。雖然權力會帶來壓制(constrain),但同時是極具創造力(productive)的。

儘管代表中環價值的政策有著壓制性的權力,但菲律賓女傭在那個它空間(space)絕對不是束手就擒的。在那個權力關係的空間(space)中,她們可以是握有權力的主體,她們的權力極具創造力,且可見諸她們運用的戰術中。換另一番說話去演繹,我們可以斷言,菲律賓女傭是日常生活中的游擊者,且在中環權力關係的空間中以弱勝強,以小博大,以靜制動。

若非香港置地(Hong Kong Land)為著商業利益,倡議遮打道(Chater Road)在假日設行人專用區,菲律賓女傭在中環皇后像廣場一帶聚集所衍生的角力歷史也許無從開始。上世紀,中環一帶在假日非常冷清,有如世界其他大城市商業區那般死氣沉沉。香港置地為了搞活中環的人流,進而促進遊人購物,在1982年提議把遮打道作為行人專用區。這樣的安排沒有為香港置地帶來心目中的顧客,反而騰出了交通四通八達的地方,讓離鄉別井、長期寄居「異地」、散居全港的菲律賓女傭,在香港的中心地帶的掠取解愁的空間(space)de Certeau指出,日常生活政治所關注的是「強與弱之間的戰鬥和遊戲,對弱者而言,行動永遠﹔都是有可能的」[20]。越來越多菲律賓女傭到中環購物和消費,不過,她們不是光顧置地旗下商鱆漫掛Q,反而是主要光顧環球大廈(World Wide Plaza)一帶的商戶。再者,她們不止是購物和消費,還在皇后像廣場一帶停留上一天半天,塑造自己相聚、聊天和吃喝玩樂的空間(space)

有趣的是,她們平日在香港人的家工作,而她們的僱主則在中環上班。她們過著港式的生活,完全隔絕於家鄉的文化。因此,很明顯,她們一星期起碼有六天都沒有家。只有在星期日和假期,她們的雇主大多回了家,在家休息時,她們卻可以在雇主工作的地方(place)盡享同鄉情誼,沉淫在自己打造的菲律賓文化空間(space)中,重拾在家的感覺。每星期起碼一次的走向中環皇后像廣場,就是她們的回家(home)之旅;身處皇后像廣場這「家」,她們的鄉愁(homesick)才得著慰藉又或宣洩。因著這個「,她們作為菲律賓人的身分才不致被香港的主流文化磨蝕掉。

每逢星期日,高高在上和冰冷的中環,標誌著「經濟」、「致富」、「效率」和「發展」等指標的中環,一下子就成了菲律賓女傭的遊樂園。de Certeau曾指出,在現實世界中,理性的、以擴張為主的、中央化的、壯觀的及喧嚷的生產(production)正受著另一完全不同的生產的對抗,那生產稱為「消費」(consumption),其持徵為詭計(ruses)、斷裂(環境所產生的結果)、侵佔(poaching)。[21]簡言之,這種消費的特質不會在其產品上呈現出來,而是在於善用強加於身上的那種藝術。菲律賓女傭在中環的活動,有如雪白的浪花在早已成形的岩石之間流動那樣,她們在流動,有進有出,既淹沒一個強加於身上的地域,也在其上漂流。[22]對菲律賓女傭要滲透的、且在其中因應自身的不同興趣和欲望,而施行狡黠詭計的中環而言,她們這些橫斷的(traverses)人物仍是異質的。[23]事實上,在一個強調拚命「經濟」、「致富」和「效率」的地方,菲律賓女傭卻反其道而行,漫無目的地「謀殺」(kill)時間,享受閒暇的生活。她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以報紙、塑膠袋鋪地,互報家訊,或換相片,或玩牌娛樂,品嘗自製的家鄉小吃。她們還有創意地做出許多有趣的事情,如利用露天卡拉OK,或彈起吉他一起高歌,自娛娛人;[24]又或者搞選美活動;又或者辦宗教活動。

菲律賓女傭的操作與行動,完全與中環所設定的操作南轅北轍。她們成為了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消費的形式不斷變化,且和環境摻雜。據de Certeau所言,消費不是在產品中現身,而是在使用的過程中出現,它可經由它的花招、挪用,甚至隱密的性質再現,就如一個在作業簿上塗鴉的孩,以一個作者的方式,在作業簿上建立了一個屬於他的空間,間接宣示了他存在的事實。[25]此外,他也指出,消費可引發社會的倒轉,如被西班牙殖民的印地安土著,在消費過程中保持了他們的不同。[26]在這個既是消費又是「文化侵佔」(poaching)的過程中,菲律賓女傭也在香港的權力核心,既凸顯了也保持了她們的差異性。

菲律賓女傭充分演繹了de Certeau所提及的「行得通」(making do)戰術,她們依靠環境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她們採用的戰略,甚至不遵守中環皇后像廣場那「地方」(place)的法則,也不被那些法則認可。她們的行得通的方式,與中環皇后像廣場的環境息息相關。除了相聚和聊天外,也有菲律賓女傭「違反」法例,做「無牌」街頭小販。她們預先做好大量的家鄉小菜,在廣場內向其他菲律賓女傭兜售。這可讓菲律賓女傭在異鄉品嘗到家鄉美食,暫解鄉愁。在香港,在髮型屋理髮起碼要數十元,金額幾近她們大半天的工資。於是,她們正好利用星期天在中環皇后廣場聚會的時間來互相剪髮。她們使用中環皇后廣像的方式——又或是再使用(re-use)——隨著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現象的延伸而倍增。[27]

政策企圖掌握資源,建立起進入門檻,以永久為目標、鞏固排他性的資源利益;戰術則是游擊戰,在借來的空間裡點燃火花,持續性的突破重圍。在菲律賓女傭的戰術干擾下,置地等高級商廈管理者對菲律賓女傭表現得極不友善,如把大廈外牆圍起,不許她們靠近外牆,還不時有商廈保安驅趕在那兒準備用膳的女傭。名店負責人不斷投訴菲律賓女傭製造噪音、亂拋垃圾及非法擺賣,以期藉著負面的描述,把菲律賓女傭逐出該區。香港置地在1992年甚至作出建議,建議重開遮打道讓車輛行駛,並同時「鼓勵」菲律賓女傭在地下停車場集會。此外,政府也加入建立門檻、鞏固排他性資源利益的行列,派出小販管制隊更大力掃蕩,盡力趕盡殺絕售賣衣服及食物的小販。然而,菲律賓女傭工會、本地菲律賓社群,及當地部分從菲律賓女傭身上得益的小商戶香港人,齊心反對,香港置地建立門檻的排他性建議,遮打道照舊在星期日成為行人專用區,繼續成為菲律賓女傭的暫借的家和遊樂園。其實香港置地的做法不難理解,誠如de Certeau所言,政策必然會地把地方(place)區隔及歸為自己的範圍,以致地方能成為其基地,用以駕馭外來的目的及威脅(顧客和競爭者、敵人、包圍城市的郊區,以及研究的目標和對象)所形成的關係。再者,從管理角度而言,每一個具「政策」性質的理性化說明首要尋求的,便是從一個「環境」中區別出它「自己」的地方,即是它自己權力和意志的地方。[28]換言之,香港置地只是忠於在這權力關係中政策的角色,一再以權力和意志,企圖凸顯整個中環商業區在其控制範圍之內。

儘管戰術不能保留贏取的[29],然而菲律賓女傭的長期操作,導致地方和資源出現了變化。由於菲律賓女傭需致電給菲律賓家中親人,電訊公司見有利可圖,甚至特地增設臨時國際長途電話亭供菲律賓女傭在星期日使用。他們星期六下午裝上電話亭供菲律賓女傭使用,星期一上午便搬走。此外,名店林立的置地廣場對面的環球大廈,由於是分層出售的,商場難以控制其租戶,以致這個位於中環心臟地帶的商場,在菲律賓女傭的長期「霸佔」中環皇后像廣場一帶後,竟成為服務菲律賓女傭的店鋪集中地。若遊人星期日身處其中,肯定有著走進馬尼拉商場的感受。[30]

結語
龍應台曾批判「中環價值」的盲點,指「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黤韝W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在星期一至六,菲律賓女傭都隱沒在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中,很明顯,在那些日子,她們都是「中環價值」所看不見的一群,也可說她們屬較弱勢的一群。不過,菲律賓女傭的經年累月、周而復始地霸佔中環皇后像廣場,已使她們由「不被看見」的一群成為了「被看見」的一群。菲律賓女傭創造的現象已成為了香港的文化部分,甚至有不少遊客專程在星期日去看她們聚會。久而久之,菲律賓女傭的日常生活實踐已把中環皇后像廣場化成了一個平台,讓「不被看見」的一群「被看見」,讓「被看見」的一群在不公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出乎預期地得著爭取到她們應該享有的成果。[31]

誠如de Certeau所言,菲律賓女傭(消費者)的積極消費,對抗了中環價值(書寫者)的意圖和制度性的聲音。她們片段的方式插入在中環皇后像廣場的空間(space),且持續地操作事件,讓事件發生,以便能夠將這些事件轉變成為更進一步的「機會/資源」(opportunities)。無可否認的是,菲律賓女傭成功演繹了弱者以弱勝強的藝術。

 


參考書目: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Law, Lisa “Defying Disappearance: Cosmopolitan Public Spaces in Hong Kong ,”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Sydney : Unwin Hyman, 1989.

馬國明,《路邊政治經濟學》(香港:曙光圖書,1998)

 


[1]為了讓讀者識別文中所採用的「空間」一詞所指涉的內容,文中若套用de Certeau的「空間」概念,「空間」一詞會用英語space一詞補充,且以括號括著。

[2]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 龍應台等曾一再撰文批判香港的「中環價值」,且指出這主流文化對香港人文質素及文化所造成的禍害。

[4] 《堂吉訶德》(Don Quixote de la Mancha),或譯《唐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賽凡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兩部分岀版的反騎士小說。故事背景是個早沒有騎士的年代,主角堂吉訶德幻想自己是個騎士,因而作出種種匪夷所思的行徑。堂吉訶德這人物經常被用來比喻敢於衝擊社會不合理現象的人,敢於堅持自己觀點到底的人,或不自量力的人,脫離現實的人。

[5] 大衛以機弦甩石子,擊中歌利亞的額頭,把這個欺壓以色列人的外族巨人歌利亞擊倒,成了民族英雄,後來更做了以色列人的王。

[6]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p.29

[7]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Sydney: Unwin Hyman, 1989, p.32

[8] Law, Lisa “Defying Disappearance: Cosmopolitan Public Spaces in Hong Kong ,” Urban Studies, Vol. 39, No. 9, 2002, p.1635.下載日期為2006112日。

[9] 上世紀七十年代,置地已是亞洲最大的地產開發商,旗下擁有中環多幢著名物業包怡和大廈(Jardine House)、交易廣場第一期(One Exchange Square)、交易廣場第二期(Two Exchange  Square)、交易廣場第三期(Three Exchange Square)、置地廣場(The Landmark)及公爵大廈(Edinburgh Tower)等。資料來自置地網頁:http://www.hkland.com/home/home.html下載日期為2006年12月26日。

[10] 資料來自Wikipedia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92%B0)。下載日期為20061226日。

[11] 資料來自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http://www.hkta.org/tc/index.jsp。下載日期為20061226日。

[12]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0

[13] 龍應台,「香港,你往哪堨h?」收於《文化起義》(香港:Cup出版,2004。),頁91-2

[14] 龍應台,「香港,你往哪堨h?」,頁99-100

[15] 天星碼頭的討論,除了中環價值外,當然也不能忽略同樣重要的後殖、解殖與再殖論點。

[16] 文章來自《中環博客》:http://centralblogger.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21.html。下載日期為20061226日。

[17] 資料來自該公司綱址:raharja-hk.com。下載日期為2006124日。

[18] 內容摘自「路進會」網頁:http://www.roads.hk/b5/forum/message_list.asp?toId=32&tdId=111。下載日期為2006年12月26日。

[19]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37

[20]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4

[21]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1

[22]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4

[23]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4

[24] 內容引自《時代潮》(2001年第十一期: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3/3610/448351.html)。下載日期為20061226日。

[25]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1

[26]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1-2

[27]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0

[28]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6

[29]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頁37

[30] 資料來自wikipedia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7%90%83%E5%A4%A7%E5%BB%8820061226日下載。

[31] 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地家庭傭工工會組織曾為著家庭傭工的權益,在皇后像廣場舉行過大型抗議活動,如在1999年,她們便成功阻止有關當局通過剝奪她們產假權益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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