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ism

我們的「奇里斯馬」走失了嗎？

賴家瑩

適逢黃金三月，眼下不少文化研究畢業同學沒有工的找工，有工的跳槽，跳槽的又發牢騷，對新工舊工似乎都不甚適應；有的，甚至覺得以往所學無用武之地，十分錢只換來一分貨，心有不甘。數數指頭，畢業快一年了，期間也討過兩三份差事。對文化研究畢業同學進入建制後那龐大的落差感，鬱悶之餘，也有點激蕩。

曖昧的革命性
最近和文化研究畢業同學聚首，談起工作，無不滿臉愁容或語帶無奈，少有眉飛色舞之態。話，沒錯，是滔滔不絕，但內容，不是同事間挖苦批評，就是老闆的惡貫滿盁。回想剛過去不久的大學時光，我們白天在長桌討論傅柯四處游走的權力關係與知識網絡；傍晚初識薩依德而為他那對時代的尖銳批判動容；晚上跟德希達一起自我放逐，曖昧嬉戲；三更半夜直落狂煲《精裝追女仔》、《買兇拍人》與《標殺令》，還可以放聲論辯爛片的美學，推敲導演如何在既定成規中，發揮令人意料之外的點點創意。說了甚麼，當下已幾乎忘記，可是我們卻清楚記得我們的「奇里斯馬」（或者是馬，或者 Charisma）。

我們的「奇里斯馬」很難捉緊，不羈難馴，可是也因為這種游移不定的性格，特別好玩。他們社會面向廣，不會被特定權力鐵籠鎖死，反而透過靈敏的跳躍保持自己的邊緣性。他們有的，從中大建制走出來，「劈炮唔撈」再闖江湖；有的，由火紅年代金禧、艇戶到今天的保育運動，激情依舊；有的，叫我們摒棄一切先驗結論，向兒童學習；也有媒體戰士與街頭藝人，靠革新公共空間「搵飯食」。多年過去，「奇里斯馬」依然不減激情，未因時間而變得世故。三年來，我們也習慣了「奇里斯馬」這種解釋不來的速度力量，對世界有種革命性的想像。

由激情、煽情到無情
可是，甫踏入社會不到一年，激情變得煽情，尖銳論辯也變成尖酸詭辯。我們似乎再找不著「奇里斯馬」。社會革命顯得不切實際，玄之又玄；取而代之的，是漂亮得體，但內容空洞的公關技巧。

曾聽過一位從事教育的文化研究畢業同學說過，他在會議上表達意見時，最後一句，必須清楚地詢問其他與會者：「我的意見有沒有清楚地傳達給你們？」也曾聽一位加入了行政行列的同學說，工作時，他要常常守住他的「底線」──這「底線」不是別的，正是公司的既有規矩，牢不可破。做秘書的同學曾一而再地重申老闆要求她說話「簡而精」，蠢問題最好吞回肚子裡。從事顧客服務業的同學更覺得自己是一枚「異化」了的「螺絲」，對公司運作過程一無所知。再以我從事圖書出版的經驗為例，「採購」新書計劃、「管理」作者、設計師、製版、印廠各方的進度、「驗收」不同階段的項目成果等，都是不時在空氣中爆破的話語。

改變游移不是罪過
也許，我們對社會曾有種近乎虛妄的期待，所以對框架病態地敏感，總想把它移走；移不動便很易感到沮喪，覺得社會不如自己預期般熟悉。因為陌生，所以我們動不動便向社會問問題，向老闆問問題── 一如我們的「奇里斯馬」在課堂上對我們作童稚式的提問之餘，也容許我們對「常理」一問再問。於是，我們大膽地向社會問問題，而這些問題，很多時會被當作「蠢問題」或者「挑釁」。箇中原因，是我們習慣以文化研究的語言來表達觀點，而忽略了以個別群體的語言（譬如管理學）來陳述自己觀點的重要性。那，既然框架移不動，為何不自己四處走動？

在這游走在學科邊緣的三年，文化研究交得最足的貨，或者是驅使我們敢於改變──正如我們不怕策騎跳脫的「奇里斯馬」──不論在教育改革、裸照風波還是西藏起義的日子。

早該醒悟了。醒完就要笑。放棄政治潔癖，玩玩角色扮演，模仿個別群體的話語模式，把疏離說破，可以不是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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