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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遊樂場

馮凱頌

遊玩本平常。遊樂場,這個很西方的「兒童遊玩地方」,在每一個屋村長大的人記憶中都有一兩片痕跡 是跌傷的痕、可能是爭玩盪鞦韆的抓痕。回想起來,在遊樂場的蹓躂時間一定都比看電視的少。不過,這丁方兒的範圍是誰、又因何界定? 發展至現在的幾個塑膠組合,盛載了多少歷史的轉變? 從前是怎樣理解遊樂場、其使用者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兒童遊玩在香港歷史中是什麼一回事?本文主要討論香港公屋之發展及有關遊樂場設施之演變。除了希望解答以上問題外,亦圖從第一個遊樂場的興建至今的種種變化,看香港歷史中的何為「兒童」的遊戲、娛樂,及在時代變化中,所謂「成年人」的角色。

孩子在那裡「玩」? – 休憩用地之變遷
戰前香港

二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清貧的年代,兒童缺乏保護和照顧,棄嬰、雛妓、失學兒童及隨處遊蕩的街童到處可見,當時政府處一較被動的角色,當時社會上許多設施與社會福利皆為官民攜手推行。直至1947年立城市設計委員會,與此之前並無長遠前瞻性的城市規劃。[1]1928年社會只有供成年人享用的體育設施,九龍居民協會代表布力架邀請潔淨局(前立法局)華人代表曹善允為建築兒童遊樂場進行研究,其報告因而刺激起政府在翌年成立「遊樂場地委員會」,專責籌建遊樂場及球場。最後於1931年了上環卜公花園運動場及灣仔運動場。

當時的遊樂場地均以體育運動為主,多舉辦兒童運動比賽等,推動者主要為有國際背景的扶輪社和香港青年會。1933年遊樂場協會成立,正式把政府批出的兒童遊樂場地撥歸一個團體接收和管理,其中協會的幹事、主席等,全為當時社會上有名望的紳士名流(修頓、曹善允、麥花臣)及放洋海外的華人(羅文錦)。另外,還有一批土生土長的體育團體,如南華會亦響應參與增建兒童遊樂場的計劃,直至戰前。

戰後至1953年石峽尾大火

戰後香港留有大量戰時逃難的內地移民,當中包括海南、珠江三角洲等的富商,亦有很多身無分文的小市民。大量人口擁入、經濟不景、失業人數眾多,父母為口奔馳,街童、失學兒童、童犯的問題嚴重。民間、官辦的組織除了重修遊樂場外,亦開始有計劃地加強社會服務,如位於灣仔的國殤紀念福利中心、及旺角的伊利沙伯二世青年遊樂館。當時灣仔區為貧民集中地,修頓場極需重建,因此兒童遊樂場協會提出建築福利大廈的計劃,目的為兒童提供遊樂及健康的集體生活。還有灣仔兒童福利會、紀念殉戰烈士福利會等,都是以福利兼行的機構,更提供飲食、洗濯設備、閱覽室、房間、休息室等。1951年年香港政府頒布了第三十一號「兒童遊樂場會條例」(Children’s Playground Association Ordinance, 1951)[2],規定兒童遊樂場協會為立案法團,目的是「因本港現尚無適當兒童娛樂場所設備,故其目的特注重此點加以設立,並普遍改進其福利」。其中修頓除了提供體育設施外,晚上更變身為平民「夜總會」。其中被稱為九龍各街童最大的樂園為麥花臣福利大廈,它提供兒童遊樂設施如鞦韆、兒童嬉水池等,面積約二百八十六呎。大廈內有14,400平方呎的大型藍球場,高達40呎,可容納觀眾2,500名,亦設有網球、羽毛球及晚間比賽設備[3]。這些福利會提供了不少免費娛樂予貧苦大眾,如歌唱表演、節日慶祝及宴樂等。

進入公共屋年代

四十年代的戰後重建中,香港政府開始意識到需有一長遠及整體性的規劃大綱,可是當時所指的整體性只是指「市區」,未有包括新界區域[4]。不過,1953年的一場石峽尾大火,促使政府發展公屋。當時第一型的徙置大廈,工字型平面設計,附設公共浴室設施,只為災民提供最基本的居所,並需在門前煮飯。[5]人均居住面積成人為2.2平方米,兒童1.1平方米。孩子們都會在居住的地方或附近玩耍,如走廊、樓梯、大廈的周圍、山坡和屋村外圍的空地。

除了徙置計劃外,政府不久於翌年成立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發展質素較好的房屋予中低收入的家庭。早期發展的屋村包括北角邨、西環邨、蘇屋等等。每單位皆設有獨立廁所、廚房及露台。[6]這些單位的實用面積標準是每位成人3.3平方米。1958年竣工的北角邨被譽為日後公屋的範本。「整個屋邨提供了大量的、幾乎覆蓋了一半地盤的活動場地和花園。同時,大多數大廈的底層在下雨天時都可成為有蓋的活動場地。」[7]北角邨按估計平均每人佔有0.9平方米的休憩用地,當中不包括大廈底層有蓋活動場地。

六十年代由於嬰兒出生率上升、難民問題等,香港兒童人口增加至四十多萬。當時各樣社會設施均嚴重缺乏,不少兒童成了童犯,六三年記載,少年犯罪紀錄達4,868宗,平均每五宗案件,便有一宗是十六歲以下青少年所犯。[8]政府亦注意到新生一代的問題,因此,隨著各區街坊福利會的角色漸被志願團體取代後,以聯合國「難民年」的捐款,也首次開設了三間社區中心,深水開設了第一間青年中心。在1965年香港政府在首次發表的社會福利計劃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中,提出「青年服務的目的,在提供正當途徑給青年人,以發洩其精力,因為多餘的精力不獲正常的發洩,極易構成一種摧毀性的力量。」[9]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更叫政府全面檢討其福利政策,認為問題原因乃政府與市民溝通不足,及青少年缺乏合適的康樂活動所致,便起草及全面計劃對兒童、青少年、老人、棄嬰及傷殘人士的福利事業。開辦青少年中心、舉辦暑期活動,便為了讓學生於暑假中有所寄託,[10]而在房屋政策、社會福利等亦有所配合。

七十年代

建成於1971年的華富邨,是「第一個具有全面社會和康樂設施、並被視為是一自給自足的社區在規劃中,社會及康樂設施集中於一個市中心,它是一個集市民活動與商業為一體、由休憩用地所包圍的綜合建築物」[11] 而且,亦已規劃了加入青年中心。儘管如此,華富邨整個可用的休憩用地只有大約每人一平方米。「休憩地方為鋪有混凝土路面的偌大而平坦的空地,只有非常少的景觀和少量標準長椅,以及用有色水泥或金屬等耐用材料製成的康樂設施。整個設計完全遵守以耐用及便於維修為首要條件的經濟規律。」[12]這種設計廣泛地應用在政府廉租屋邨和房委會早期興建的屋邨,以致1970年代及198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到了1974年,邨內的社會、康樂及各類設施已包括公共圖書館、青年中心、小童活動中心等等。香港遊樂場亦因而得以隨著公共屋得以興建發展。

八十年代後

在社福界逐漸專注以前線、實驗性的青少年工作針對不同「青少年問題」與現象後,影響全港超過半數家庭的公共房屋在休憩空間、遊樂場建設上起了決定性的角色。鑑於社會環境不斷轉變,1987年,政府就「全港發展策略」中,提出「都會計劃」,建議市區增加八百至九百公頃的休憩用地,連同正在使用和已劃入發展的,共達1600至1700公頃,如在九龍城和觀塘,將興建大型公園各增闢大量綠化土地;並興建一條長達三十三千米的海濱長廊,提供靜態和動態的康樂活動。在市區邊緣地帶興建公園,甚至成為主題公園 (Theme Park)[13]

香港自1982年之後,正式奉行的規劃指引,在建造公屋時必須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要求,在現行第四章的「康樂及休憩用地」中提到,兒童遊樂場被列為16項主要活動之一,供應遊樂場人口比例為﹕每5000人提供400平方米,即每人0.08平方米。因此在每人獲分配一平方米的戶外空地下[14],遊樂場只佔百分之八。

另外,第四章1.9.2節提到「鄰舍休憩用地主要作靜態康樂用途,包括兒童遊樂場,因此,動態與靜態休憩用地的比率並不適用。[15]不過,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公共屋邨或綜合住宅發展的人口水平,導致需要提供若干康樂設施,則鄰舍休憩用地的部分範圍需要撥作動態康樂用途,以容納有關設施」。[16] 縱然於1995年城規會曾委聘顧問進行「休憩習慣與康樂喜愛研究」,以分析市民的消閒 習慣與康樂喜愛,但並不包括公眾對遊樂場的素求及想望。自八十年代後,園林建築師開始參與靜態及動態休憩用地的設計。最初他們處理景觀的問題,從90年代開始,他們已全面參與屋邨休憩用地設計。

遊樂場的發展

三、四十年代的遊樂場絕大部分採用混凝土作材料,這段時期為稱為「混凝土管時期」。[17]這段時期的遊戲設備以攀爬為主,設計上較單調及重複。近代的遊樂場多建基於新的理論上,在提供遊戲設備之餘,亦不乏鬆散之物料給兒童提供創作的空間。另一個發展的方向是使用遊戲組合,它好像砌積木似的用幾件預製組件拼合。由於使用塑膠組合,設計的彈性亦大為提高。[18]為配合市場的需要,主題式的遊樂場亦成為今天爭相仿傚的設計模式。雖然,這樣的設計被評為預先設定了特定的遊戲方式,而忽略了兒童遊戲行為的多變本質。[19]

香港的免費遊戲環境主要分為幾個類別) 私人屋苑樓宇 ;二) 由房屋委員會和房屋協會等興建的遊樂場;三) 由文化及康樂事務處規劃的戶外遊樂場及室內兒童遊戲室;四) 學校及醫院內的兒童遊戲設施。 相對於世界主流遊樂場發展而言,香港可說「另類」得很,絕大部分的遊樂場均提供從外國進口的設備,而且多有重覆。[20]新一代的公屋、以致居屋偏向探用一般私人屋院的設計模式,有關的兒童遊樂設施大都設在屋院的平台花園。[21]而私人樓宇差落可以很大,在一些具規模的大型屋院,可設立多個不同類型兒童遊樂設施,面積可達數十萬平方呎[22];但一些處於人口密集地區的私人屋院,如旺角,提供的設施則可能只有平台花園的零星遊戲組件。

小結

如按照並忠於「歷史」所描述的,遊樂場在香港早期是匡扶幼小,讓他們不至「流離失所、無所依靠」的地方,是「充滿救濟式」的開始,其後由於社會狀況改變,遊樂場挾集許多社會福利原素在內,成人、青少年體育成了主線,而遊樂場往往只成了「甜品」,佔有用地最少。這些所謂的遊樂設施在當時香港來說只有寥寥數個,乃至進入公屋階段,政府正式有計劃有策略地進行城市規劃時,遊樂場設施才真正廣泛地、大規模地滲入香港的居住環境內。與此之前,香港大部分人口不是在木屋區、便是在寮屋,或艇上居住,因此,說遊樂場為七十年代以後的產物也不為過。

進入公共房屋的時期,休憩用地成了設計與規劃中的指定項目。不過,遊樂場一直隱沒於「鄰舍休憩用地」、「都會計劃」、「主題式公園」中。遊樂場的歷史記載亦比「青少年工作」、「老人服務」的為少 正如兒童的歷史一樣。外國三、四十年代採用的組件,香港七十年代才採用,這樣的「落後」,是香港遊樂場發展最顯見的地方;至少,跟整體只有前進的大趨勢來了個唱反調。

遊樂場是什麼?

為什麼二、三十年代「兒童缺乏保護和照顧,棄嬰、雛妓、失學兒童及隨處遊蕩的街童到處可見」,興建遊樂場便可解決? 為什麼戰後「大量人口擁入、經濟不景、失業人數眾多,父母為口奔馳,街童、失學兒童、童犯的問題嚴重。」,重建康樂設施也是「迫切」的? 但凡服務,必定「迫切」;也正如社會有問題,說有關解決方案就是有效一樣------縱然其原因引申的結果是如何荒謬。要興建一些設施,然後圍上鐵絲網,總比改變一種政策、以金錢救濟為容易,也更容易「看」到。是他們的「炫耀性購買」(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每個進入丁方寸格的兒童,猶如進入「安全網」,走入「正途」,也是走入「可被觀察」的地方,相近於邊沁的監獄理論,甚麼行為有一目了然,其後玩得放聲大笑,在亂世中,營造一片可控制、安全、安逸、愉悅之景,豈不是「物有所值」嗎?

無論如何,遊樂場就是「安全網」,也是嬉戲的「標準」地方。在城市裡,成人劃出一個「遊戲」的地方,展現了控制,也相反地表達了哪些地方是不容遊戲、玩耍 正是整個城市,也仿佛說中了班雅明說成年人「操控」“domination”[23] 的特質。遊樂場,是成年人與兒童階級分野下的產物,也表明了「成人」與「孩子」之分隔、不同。雖然自公共房屋開始規劃以來,每個成人及兒童都獲分配不超過一平方米的休憩地方,似乎是有意識地讓休閒活動佔一位置。不過,這個一平方米是怎樣計算出來? 代表了什麼? 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改變的數字又說明了什麼? 休憩地方是什麼? 是必需在眾人目光下規劃的地方才為休憩,因此,才多了「不可喧嘩」、「不可在此進行球類活動」等標誌的地方。在德國最新的遊戲環境規劃指引中[24],遊戲環境中最基本的原則在第三章的定義部分,在最接近住宅或房屋的地方給予學前兒童;在住宅區內給學童提供遊戲用地;並在一個地區設置不同年齡居民使用的遊戲環境。該章亦建議應提供一些「不在規劃指引下」的遊戲機會或地點,如門前空地及樓梯;並設立自然區,提供天然遊戲及以天然物料作遊戲完素的地方等;也需要設立一些由教育工作者看管的場地,如歷奇遊樂場。至於面積方面,對正式遊戲空間及非正式遊戲空間(即在指定遊樂場以外可供兒童玩耍的地方)也分別有所界定。我不敢說這樣的規劃是否等於完全明白孩子的需要,只是,最少也表達出一種以兒童需要的意識。含混的一平方米,對小孩子甚至成人,只是表達了成人眼光的規劃。對遊樂場而言,成人不止在空間上的「操控」,也是在決定「孩子需要」上的「操控」。

挪用西方的遊樂場進入東方的城市,借用Anthony Giddens[25]的說法,可能就是「國際本地化」 “Localizing the global”的開始。他說「國際化」 “globalization”是 “the intensification of worldwide social relations which link distant localities in such as way that local happenings are shaped by events occurring many miles away and vice versa.”作為一個殖民地,早期的香港,小孩「流離失所、衣衫襤褸」,在西方人的眼中可以是多麼的可憐又值得同情。在西方,遊樂場可能只是有閒階級帶他們子女玩樂的一個地方。這下子遊樂場的「本土化」挾了不少賙濟與穩定人心的作用,尤其一直來說都是以運動為先每次青年人在體育館中「正當」地消耗多餘的體力;每到節日在球場內派飯菜免費表演大家盡慶一天;偶爾吃一頓正常飯餐等等,都是多麼的賞心樂事。

在亂世中,遊樂場也有著班雅明形容有如 “the act of flaneuring” 的狀態[26] 孩子在遊樂場中,如入無人之地,雖不是較人超越,但總比每天需在為口奔馳,在街上行乞、加入勞動市場而沒時間遊戲的小孩幸福。他們在玩樂的時間,能忘卻現實生活中的殘酷與飢餓。那些能在有蓋體育館如修頓內運動的青年人,當然更為「高人一等」,得以在一個完全密封的環境內,享受跟街外截然不同的運動快感。有了遊樂場、體育館等,是一個「進步」的表現,無論在政策管治上、時代上,均是一前進的表現;亦只有前進,增加了政策,才令所有在城市中的人(包括管治者)都安心,也堅信前進的力量及其帶來所有結果,與「後果」。

在留下主要土地予工商業發展及買賣後,政府得處理大批無力自置物業的人口,公屋也由十七層愈起愈高。事實上,從1958年興建的公共屋村北角,跟一1968年第一個私人屋苑美孚新村外型之相近,便知政府確實不會再重蹈覆轍,以北角邨為標準。早期公屋,還有十分受歡迎的鞦韆和滑梯但把設計遊樂場的任務交在園林建築師的手下,休憩設施、遊樂場被「挪用」的目的更顯而易見。他的工作,是在稠密的公屋居住環境中,締造「居民應可觀賞到悅目的景致」的空間,也是「佈置城市」。[27]加上按照四個標準「合適的技術、方便使用、安全和易於維修[28]」,由外國入口、顏色繽紛、易於組合的遊樂設施,會突然出現在公屋群中,三層停車場的頂部[29];又或者,在公屋群的馬路邊,突然有一個小型、沒有網繩的網球場,就是為了讓公屋居民大家享有「悅目的景致」。「看」到便已足夠? 對於香港整體外觀上來說,把休憩地方、精力,集中在主題公園、地區公園,豈不更好,正如Jim Mcguian所提出,有些國家如Rotterdam等,會以投資節日、表演場地、改善建設等來達至 “City Marketing” [30]的目標。這些建設對外來的專業人士可能是一個吸引之處? 更叫香港跟國際城市接軌乎?

兒童、青少年、成人

工作、工業化除了使我們多了「休憩」時間這一環節外,也使成年人的世界「發現」了兒童和青少年。早年小孩多與父母一起工作(如在農地),他們很早便被訓練成得力的左右手,並常以成人標準待之。不過,當他們成了社會問題,或成了多餘的勞動人口時,便得以相應的對策應付,在九年免費教育推行之前,鼓勵他們多參與消耗體力的康體活動便最好不過。因而一直以來,體育活動都較遊樂重要。[31]兒童的需要是什麼,可能永不用答案。在社會上,是由哪些成年人決定兒童是什麼的模樣?不同時間對兒童之標準總有一種標準。是紳士及政府的眼中,在遊樂場內,愉悅、易於滿足的小孩才有幸福? 還是在亂世中,福利機構在設立遊樂場時,希望孩子可建立德、智、體、群、美的美德,才是真的把遊樂場「伊甸園化」,拒絕相信在遊樂場內也可學壞,因此認為孩子本身也可超現實地「天使化」? 則師、園林師的想像兒童,也許只是認為四歲以下的小孩才有遊戲的需要。只需要看看那塑膠遊戲組合,只可容一個三、四歲的穿過便可知了,更有可能的固然是基於經濟原因! 但一個在街頭替人擦鞋的小童,賣身的雛妓,總之若承擔了成人般的責任,就沒有「童年」可言? 在街上遊蕩的,便是「流離失所」。那知他們遊玩於城市、山水之間是如何的自得其樂! 小孩只是有孩童之角色,彷彿成不了大人的幫助,也剎了其內裡「小大人」的本質和可能性,也可以為成人學習之。至於成人,筆者認為在許多行為和表現上雖然不如小孩般孩子氣,但也並非全然如Grame Gilloch所說, “The unfulfilled aspirations and hopes of the child….are repressive and forgotten in adulthood”[32] 。成人可以是收藏者(正如「御宅族」形容成年男子喜歡收藏玩具等);也可以是模仿者(如「Lolita」形容一些喜以漫畫、卡通人物作模仿對象的成年人);並不時挑戰城市不同的框框(如飆車)等。只是我們不會稱小孩為「收藏家」、「模仿大師」吧了。小孩內裡的「小大人」得尊重,正如成人內裡的「小孩子」也同樣伺機出來透透氣。

進步?需要遊樂場嗎?

童年玩耍的時候,多在家中。對幾個幼稚園、小學生來說,街上不是有壞人、就是太「長途跋涉」了。雖然八十年代的公共屋邨一家五口住四百多呎的單位,但家中玩兒也多著﹕把「碌架床」的下格佈置成一格格的房間,成了「酒店」,跟姐妹玩出租房間;又把「毛巾被」的兩端縛在木間房的門楣,這樣一個 “U”字型垂下來,便成了一個鞦韆;把摺桌反轉便成了「一艘船」。又把媽媽車衣剩下的碎布收起,用針線縫出一件洋娃娃穿的衣服;檢回來的紙皮製成洋娃娃大屋等等玩意。

除了屋內,最懷念的是在居住那層各戶共用的空地。對要到空地玩的要求,父母親多不會拒絕﹕一來就近,往門外一叫一看便找到;二來全都是鄰居坊里,也不會壞得那裡。一眾小伙子玩「家家酒」、「狐狸小姐幾多點」、「紅綠燈」,交換貼紙等。有時夠運,可能會在垃圾房附近撿得一張人家丢出來的舊床褥,馬上集合全層的小孩分組,舉行摔跤比賽。或只當彈床跳也非常開心。

遊樂場是公公偶然帶我們去的地方。鞦韆和滑梯是最喜歡的遊樂裝置,在現今眼光來說這些設備都十分危險鋼架是高高的,掉在水泥地上可以骨折;鞦韆坐位一條木上站兩個人,或一站一坐也行,小孩子也爭著玩,冷不防被高速盪墜的鞦韆撞上便可以頭破血流了。不過,這都彷彿是平常事。上了中學,幾個娃兒可獨自「走」遠一點,到大廈底層的青年中心參加暑期活動、興趣班,又或者一大伙兒去野外活動中心宿營、遊遊主題公園。

班雅明所提的,小孩玩樂如Play as transgression, Play as mimesis, Play and collecting[33]全都在了。舊式的公共屋邨提供了如德國遊戲環境規劃指引的「可到達性」,就是其在每層的公用空地,可給6歲以下的小孩自由出入玩樂。[34]反之新型公屋、居屋、甚至私人屋院卻為了保持私隱,把這些公眾空地取消,消滅了兒童的玩樂地方、所謂社交機會、甚至鄰里關係。現時的房屋設施,反而倒退了。

現在,對小孩的注意是加重了,愈來愈多研究發現「玩耍」對小孩的重要。連嬰兒要爬行也有一大堆理論在背後。於是,對小孩的需要可以細分[35],遊戲也分類,也有目的。在規劃下、安排下舉行小組、群體活動,在特定時間、地點、組合,讓自己的小孩子跟其他選定的小孩子見面。遊戲,正確來說會「引致發出笑聲、叫聲」的「正統」遊戲地方(即沒有「不准喧嘩」等標誌的地方)跟住的地方愈來愈遠,「它們」大多「收藏」在室內,或寧願長途拔涉至主題式公園、甚至濕地公園,又是於室內空調展覽館去「認識」大自然,整個城市跟孩子隔絕,孩子又跟大自然隔絕。整個城市「靜」起來。

現在的小孩子很快便參加遊玩班(Playgroup),之後便上幼稚園。然後自懂得使用電腦後,便投入在電子遊戲的虛擬世界中,跟父母朋友斷絕。可能,門前多一點空間,多一兩個合適的遊戲地方,鄰近多一兩個山野遊樂地方,多一兩個隔鄰的小朋友呼喚一起玩樂……如有這樣的「進步」,遊樂場,還需要嗎


[1] 盧惠明、陳立天《香港城市規劃導論》香港:三聯 1998年,頁3

[2] 郭少棠著, 《遊樂顯童眞:從遊樂場到社會服務》, 香港香港遊樂場協會,2003, 頁81。

[3] 同上110。

[4] 盧惠明、陳立天《香港城市規劃導論》香港:三聯 1998年,頁4。

[5] 同上126

[6] 同上128

[7] 同上129

[8] 郭少棠著《遊樂顯童眞:從遊樂場到社會服務》香港香港遊樂場協會2003年,頁171

[9] 郭少棠著《遊樂顯童眞:從遊樂場到社會服務》香港香港遊樂場協會2003年, 頁165

[10] 同上166

[11] 盧惠明、陳立天,《香港城市規劃導論》, 香港:三聯, 1998, p.12

[12] 同上13

[13] 同上166

[14] 據規劃處20027之最新資料,有關第四章《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的1..8.4  中﹕「在  全港各公共屋和綜合住宅發展,鄰舍休憩用地的供應標準是每人1平方米」。

[15] 有關動態與靜態休憩用地的比率,在第四章1.9.1中﹕「在提供土地作公眾休憩用地時,必須明確區分作動態及靜態康樂用途的用地。一般來說,地區休憩用地的動態與靜態用地比率應為3:2,以提供土地進行戶外的主流康樂活動和靜態康樂活動。」

[16] http://www.pland.gov.hk/tech_doc/hkpsg/chinese/ch4/ch4_text.htm

[17] 陳汝達編著《香港遊戲環境設計初探》香港海國遠圖出版社,2005年,頁9。

[18] 同上9

[19] 同上35

[20] 同上35

[21] 同上38

[22] 私人屋院如維景灣畔提供多種遊玩設施,並邀請專責開發兒童遊樂的團體為其設計適合不同年齡需要之遊樂活動。

[23] Grame Gilloch, Myth &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 the C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6, p.86.

[24] 陳汝達編著《香港遊戲環境設計初探》香港海國遠圖出版社2005年,頁16

[25]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64.

[26] 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 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NLB 1977, 1938

[27] 楊汝萬王家英合編《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138

[28] 同上138

[29] 此為將軍澳坑口和明苑

[30] McGuigan, Jim,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07.

[31] 一如上文所說,如體育活動範圍不敷應用,遊樂場此等「靜態」康樂活動便得讓出地方。

[32] Grame Gilloch, Myth &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 the C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91.

[33] 同上84-91。

[34] 若遊樂場地是給12歲以上的兒童或成人,其與住宅距離則步行1000米為限;612歲則400米為限;6歲以下的幼童則是在住宅可見,及可呼喚的200米為限。

[35] 維景灣畔提供三大遊戲區域,旨在達到「智能、群體、啟發」之目的。http://www.oceanshores.com.hk/phase2/club_c.htm


參考書目:

盧惠明、陳立天《香港城市規劃導論》香港:三聯 1998

郭少棠著, 《遊樂顯童眞:從遊樂場到社會服務》, 香港香港遊樂場協會2003。

Grame Gilloch, Myth &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 the C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6.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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