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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的文化與秩序的渴求

許寶強

2009-04-05

【明報專訊】三名中一學生的「炸藥事件」,又一次引出了香港社會對網上資訊的擔憂;立會「疑似粗口」事件,則觸發輿論對「激進」言行的恐慌。兩則新聞,其實都反映出 我們社會的焦慮和欲望﹕對「人性」和「未來」失去信心、對「秩序」與「既有」熱切維護。中介和散播這些欲望和焦慮的,除了官員政客、教會學校以外,自然還包括我們無遠 弗屆的大眾傳媒——小報時代的媒體要求的是「每天給我一件謀殺案」。而產生的效果,則是英國的社會學者富(Frank Furedi)所謂的恐慌的文化(culture of fear)。

恐慌的文化

「炸藥事件」的新聞標題,包括﹕「中一生製恐襲炸藥 3人被捕」、「自製恐怖分子炸藥 警引爆『火藥庫』」、「自製超級恐怖炸藥」; 新聞和評論的內容則是﹕由於青少年容易「沉迷打機」和「睇鹹網」,「沉溺其間,無法自拔」,因此教師、家長有必要教子女正確地批判「又黃又暴力」的資訊的「危害性」; (《新報》社評, 2009-03-31,A04);而網上「不良資訊濾不勝濾」、「陷阱防不勝防」,除了成年人中招受損「屢見不鮮」外,青少年「誤交損友、上當受騙,更見怪不怪」; 加上製造炸藥這類的「極具危險性的資訊」可「輕而易舉」在網上找到,不僅「威脅」社會、更「荼毒」青年(《明報》 社評2009-03-31,A04)。

有關「疑似粗口」的報道,則警告在議會中採取「極端行為」、「語言暴力」、「粗野言行」,會「令到很多香港市民失望和憂慮」,擔心「議會的有效運作正受到少數人的威脅」、「嚴重影響青少年的道德價值觀」。

炸藥不止「恐怖」,還得加上「超級」;如果儲存幾瓶藥粉就能夠成為「火藥庫」,在議會中大聲責罵官員自然更是「粗野極端」的「語言暴力」;假若網絡真的「陷阱」處處,成年青年受騙「屢見不鮮」,那麼「少數人」也許真的可以令議會不能「有效運作」,並「嚴重影響」下一代的道德價值。然而事態真的那麼嚴重、危險、恐怖嗎?

富(Frank Furedi)寫於上世紀末、重版四次的《恐慌的文化》(Culture of Fear, London: Continuum, 2006 edition),描繪現代人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如何日益沉緬於恐慌、怯懦的文化﹕既憂心全球暖化、禽流感、致命疾病的突然襲來,又慌張於食物和藥物安全的危機;既視少數族裔和同性戀人的差異為「威脅」,又愁困於子女的學業和退休後的生計。恐慌文化讓我們焦慮末來、害怕失去、懷疑他人、遠離冒險、恐懼孤獨、擔憂衰老。所產生的後果,是不信任未來、科學、知識、政府、議員、醫護、保母、子女、學生、青年、成人、路宿者、陌生人,進一步強化公眾的無力感,助長萎縮不前的人格。


人性的懷疑

對人性的懷疑,催生出各式各樣的對個人思想和言行的限制和監控, 也造就反恐部隊、語言警察、網絡警察等新興工作崗位,同時又要求家長教師不斷審視改正子女學生的言行、為公眾提供娛樂的藝人充當青少年模範、監察政府的議員反過來接受道德 監察。

富認為,英美等地的恐慌文化源於國家、政客嘗試放大人民的焦慮,以推動各種政治目標。不幸的是,一些民間力量,包括教會和非政府組織,也有意無意間助長恐慌文化的泛濫。富指出,恐慌文化建基的並非是事實,而是一種「以善良目標來合理化不良手段」的邏輯﹕倘若失實誇大的謊言能提高我們的危機意識,那麼把恐懼傳給公眾,也不是壞事。於是,儘管我們現在比以往的時代都更有能力控制疾病的散播、兒童的生活環境比以往都安全、物質財富比以往都豐裕、玩炸藥的小孩只是極少數、議事堂上的「粗野言行」大多是極有限度,但政府、傳媒、教會、學校、非政府組織等卻仍樂於散發各類「恐怖故事」——過分強調疫症、自然生態、食物安全、網上資訊、非主流社群言行的危害,同時又誇大我們(尤其是青少年)心智和能力的脆弱,讓風險不合理地膨脹,把例外事件轉化成為常規新聞。

鼓吹恐慌文化也可以成為政客、官員和各類組織機構的免責聲明——於是喜愛行山的人便看到愈來愈多的「此路不通」、「山路崎嶇」的告示,在金融海嘯下也經常聽見看到「更壞的還未到來」的警告,甚至出現美國的衛生部門曾建議人民囤積食物、食水、藥物,以準備大型流感到臨的「極端言論」。

系統的暴力

對人性和未來的恐慌,很容易轉化成對秩序的渴求。恐慌愈烈,對現存秩序的依賴也愈偏執,對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和諧穩定的「激進」、「暴力」行為,也就愈加不能容忍。然而,什麼是「激進」、「暴力」?我們又在維持些什麼「秩序」?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其小書《暴力》(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中指出,現代社會除了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例與戰爭、殺戮、辱罵以外,還有一種並不容易覺察、但卻廣泛存在的系統性暴力,(systemic violence),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主要加諸於無權勢者的暴力,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所產生的極端貧富懸殊和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又例如不民主的政治結構和單一過時的社會規範所要求的「秩序」對無權勢者所造成的傷害——想想紮時代的婦女、15至16世紀堅持日心說的科學家、「六四」中死去的學生市民、800人「選出」的特首、一半成員由功能團體組成的立法會 ,我們或許會較容易理解齊澤克所指的系統性暴力是什麼,也可以更明白為什麼對大部分的無權勢者而言,既有的「秩序」,有時也可以是十分激進和暴力的。

如果合理的憂慮應依據事實,那麼理想的社會秩序也不應建基於系統性的暴力。問題因此是﹕我們擔心的危機,真實嗎?應追求和建立怎樣的「秩序」?排拒哪類的「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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