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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打手槍』惡作劇開始思考人文社會──談漫畫《槍王黑澤》

黃拱章

近日香港專業教育網公佈有關大學排名及大學畢業生工作態度的民意調查,傳媒將焦點放於網站總編輯時美真及人事顧問公司經理蘇偉忠對後者的評論:大學畢業生欠缺良好工作態度,只關心玩樂多於工作[1] 。姑勿論此調查過程及其評論是否經過嚴謹的學術審思,兩人根據研究所得的評析及傳媒對調查的焦點也是一有趣課題:大眾似乎普遍接受「大學生(及其青少年群體)的工作及生命倫理應受質疑」這一論述。當然,筆者並無意否定調查中列出的所有可欲的工作倫理(包括尊重工作本質的精神、善意理解不同工作崗位面對的困難,以及對社會的承擔態度等),只是當主流的管理學普遍將「個人態度」及「個人態度培養」視為一種完全內在的、個人的、並將之並置於對社會(或市場)的「固體化」、「客觀化」(以至非人化)想像時,筆者不禁懷疑,「要求自我培養良好的生命態度」究竟是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良方,還是增強當代青少年對社會疏離感的推手。

並置閱讀往往是文化評論的拿手好戲:將兩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看出其背後的文化關連,從此敞開當代社會文化多種閱讀可能的大門,分析的文本愈不相干,愈是風馬牛不相及,愈是過癮。日本漫畫《槍王黑澤》(下稱《槍》)描述了當代日本正面對和香港情況相近的社會格局:社會主流批評青少年「自我沉溺」、對社會欠缺投入感。透過對《槍》的分析並將之並置於香港的具體脈絡作比對,或許能帶領我們重新思索此民意調查背後的視域限制與思想困境。

『打手槍』與珍貴的人文資產
(註:此部分含有大量情節,如沒興趣閱讀漫畫的朋友,可直接跳至下一部分:香港和日本:超穩定政經結構下的超不穩定新生代生活

《槍》為伊瀨kashira所作,是由一日本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漫畫。有趣的是,該漫畫如果要被分類,它似乎並不屬於「色情」漫畫一類:漫畫中描寫女性肉體被主角於腦海中操弄的片段少之又少,甚至連女性裸露場面亦欠奉。它竟屬「勵志」漫畫類別!

漫畫內容講述一名日本初中生黑澤翔,外表冷酷但機智,被班中同學視為「宅男」的一分子,然而他卻極力否認。黑澤平日對身邊的同學毫不理睬,每到放學時間,便偷偷走進女廁一廁格內對班中女同學進行「制裁」──以班中女同學作為性幻想對象並自瀆。班中一位女同學北原綾常常被同學欺負,但偶爾發現了黑澤在女廁中的行為,於是向黑澤提出「交易」──不告發黑澤的「猥褻」行為,但要求黑澤向曾經欺負過自己的同學進行報復:把精液塗在同學的文具、課本、書包甚至校服上。最初黑澤對這些無聊的惡作劇感到厭惡,不過其後黑澤發現自己喜歡的女同學瀧川和自己一直鄙視的同學長岡相戀,情緒開始崩潰,於是完全遵從北原的指示進行「報復」。最後,黑澤偷看了瀧川的作畫,知道瀧川重視和長岡的戀人關係的同時,更珍惜跟黑澤、北原和其他「宅男」一起相處的友情歲月,珍惜跟班中所有同學一起相處的記憶,令黑澤重新審視自己,最後獨自一人承認錯誤。其他人亦同時付出無比勇氣,重新理解及接受黑澤。

的確,以「打手槍」(自瀆)作漫畫題材無疑十分「趕客」,如果讀者以主流的結構視角閱讀,其「帶出的意義」甚至和《真情》無異,無非是鼓勵人積極擁抱世界,了解世界。平心而論,如果以此標準作為閱讀的唯一可能,《槍》根本毫無價值可言;可我們再推進一層,承認自己在閱讀漫畫時的投入感、閱畢後的溫暖感受,及感到在紛雜凌亂的都市人思緒當中找到的一絲實在感(縱使一瞬即逝),並由此開展理論思考,其效果可能跟向自己提問「為甚麼自己喜歡看獎門人」一樣,充滿驚喜。

從漫畫題材而言,對「打手槍」進行探討的構思的確十分基進,這並不表示這題材挑戰了社會道德界線云云(自瀆能挑戰得了甚麼社會道德界線?),而是近年眾多探討日本青少年與主流社會疏離現象的媒體創作當中,《槍》更進一步進駐青少年最私密的場域,探討自瀆與權力、慾望、形像想像等關係。主流論述中青少年上網與自我孤立的行為互為表徵,甚至連動畫和漫畫愛好者也被視為孤僻、欠缺人際關係技巧的異類。電影《電車男》打破此迷思,讓觀眾看見網絡世界中另類的人際互動,以及此關係網如何改變現實世界對人際關係的想像。而《槍》更進一步,承認此關係網在日本脈絡的普遍性,更承認日本青少年普遍仍對社群生活抱強烈質疑。因此,黑澤經常強調自己身處幽暗狹小的女廁廁格中,強調自己「能在狹窄的空間中,觸碰到原本不能觸及的人,創造和他人的關係」,甚至對不同女同學進行「制裁」──重新掌握正義的話語權,並從法制手上奪回對不公義進行審判的實踐。但黑澤深知這種「制裁」不能被認受(unauthorized),因此故事中有數段描述黑澤隔著廁門偷聽女生的說話、和經常被欺負的北原進行「交易談判」,就是要和外間聯繫,也必須處於絕對安全的、不被監控的環境中;否則一開廁門,只會展露了他們不欲被外界審評,但卻先自評自認為醜惡的自我形象。

《槍王黑澤》中的主角黑澤正是日本(或香港)當代青少年自我形象的映照:被大眾忽略,但這種「忽略」並非純粹意指他們的存在,而是指主流社會欠缺認真審視青少年擁有的珍貴特質,例如對世事的洞見與觸覺。他們的差異性被壓縮,被強制收編(categorized)(故事中主角認為自己和班中的「宅男族」不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地與他們接觸,但卻被其他同學視為「宅男的一分子」);對「外界」的道德操演失去興趣,但他們並非完全漠視外界對他們的價值判斷;他們的價值觀並非完全跟主流所持的相悖,展開對話的空間也並非不可能;他們擁有比上一代人更多的人際衝突與內心的思想矛盾,而且認為一向自以為無所不能的建制(及其背後所持的理性主義意識形態)根本無力協助他們解決問題。以至黑澤本身因不被社會理解而產生的孤獨,也是現實社會中大部分都市人的精神感受。

可這並不表示黑澤完全沒有跟外界(不論是波畫世界還是現實世界)對話的空間:他看不順兩位欺負北原的同學須川和原田,趁她倆換了衣服上體育課時,在她們的校服上進行了「報復」。黑澤擁有和我們相近的價值觀,都對人際間不可理喻的衝突嗤之以鼻,當今自命公正萬能的社會建制(例如學校老師、校規、執法人員、法律)卻在此表露偏私無能的本質,可我們(包括黑澤)也沒想過要奪取他人生命,只是做些小懲大戒,警告他們下次不要再胡作非為,自己也過把癮就算了。就此維度而言,黑澤的價值觀,或許和電影《蝙蝠俠》中蝙蝠俠的價值觀,以及閱讀黑澤和蝙蝠俠的真實讀者而言,很大程度上都是一致的(或許觀眾喜歡蝙蝠俠多於黑澤的原因,是因為近一百年的電影語言中,向壞人射子彈往往比射精液更合理)。

假若我們能看出黑澤及當代日本與香港青少年共同擁有的社會感通,打開了漫畫人物和現實讀者的對話空間,我們或可倒過來,學習欣賞黑澤擁有的珍貴特質,而這些特質也伴隨擁有者本身,一起被社會忽視及遺忘──正如我們所擁有的、不被社會承認的特質般。在當代社會的高度規管下,人民被全天候監控,甚至自身也成為對自己進行監控的共犯,人們因此訓練出敏感、細緻觀察的能力,或者協助進行更鉅細無遺的監控,或者在現代性密室找尋逃逸的通氣口。黑澤也擁有對自我及他人的敏銳觸覺,而這些觸覺令他們比常人都更易看見「人」的可能性。他觀察到北原意欲向他人報復背後負載的堅毅精神、肯定了她面對穢物時展露的害羞本性;閱讀出欺凌者須川的脆弱,並承認了脆弱背後其實出於對自我保護的無力感(最後黑澤與須川更成為情侶);最重要的是,他看見了瀧川的畫作中表達的夢想:好好珍惜現在的青春歲月,珍視對錯分明,但整個社群都普遍對是非觀看輕的混沌歲月,珍視在這段歲月中所有的陌生感、不確定性,但當中充滿強烈的擁有感,他從畫中讀出了瀧川對身邊一事一物的重視,更閱讀了自己對瀧川造成的傷害(瀧川小時候和黑澤一樣,都是一位性格陰沈的小孩)。

黑澤同時亦發現了在廁所裡製造的「夢」本身的死亡性:它不是「創造性」本身,而只是「創造」在一特定時空底下的固定模式,它已被決定,已經不可被延展,已經死亡。黑澤開始關注「人」作為「創造」的主體的可能性:人際關係並非如主流社會閱讀,乃一種穩定社群關係的緊箍咒,又或是提高生產能力的工具這類固態想像;人及創造本身充滿多樣性(不確定性),它是一光滑的平面,或一任由馳騁的大高原,人既可「塑造想像」,同時更可「挑戰想像」。他對自己的想像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向身邊的人提出挑戰(他積極改變北原,向須川釋出善意)。因此黑澤最後向同學招認了一切,並忍受了以後同儕對他的鄙視、侮辱、排斥。

但我們亦須明白,如果將此漫畫純粹閱讀成主角的「個人成長史」,似乎忽略了漫畫背後意欲築構的一個社會圖像:互相寬容、珍視個體自主的人文環境。漫畫中班主任野宮老師對黑澤道歉行為的肯定及寬容,長岡和瀧川的敏銳感通通促使他倆更能閱讀黑澤的內心掙扎,並在關鍵時刻原諒黑澤,最後須川的直率本性也令她體會黑澤因其敏銳的觸覺而能展現出比他人更細緻的關懷。作者直認對黑澤的寬容並不會為他帶來更好的將來(相反,野宮老師直認黑澤的將來會比道歉前更崎嶇,而黑澤亦承認事件的困擾一直延至高中),但他(甚至讀者)也十分珍視一個願意謙卑理解當中個體,包容過失,並嘗試讓個體自主發展成長的人文環境。《槍》能夠令讀者投入其中,除了是因為它描寫了「是他也是你和我」的青澀成長歷程,更點出了日本和香港兩地青少年(或三十出頭世代)對自由、謙卑且寬容的人文環境的渴求。

香港和日本:超穩定政經結構下的超不穩定新生代生活

日本

如果《槍》算得上是當代日本(甚至香港)年青一代青澀的成長故事,而且我們亦享受閱讀這公式化但溫暖的結局,那我們下一步便要去問:主角黑澤所面對的問題,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日本現今的社會現實境況有何接軌之處?更甚的是,故事中「寬容」、「承認新一代的創造力」的主題對當代香港脈絡有何參考價值?或許一切皆可由日本和香港於知識型經濟轉型下年青一代(二、三十世代)的生活為切入視角。

日本九十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終身僱用職位被大幅度削減,大部分工作皆轉為「非正規僱用」(兼職),伴隨八十年代末對廿四小時連鎖便利店僱員、肉體勞動(如建造業工人)和夜間執勤員的大量需求,大多數青年畢業後亦只能進入以上低薪低技術市場。朱凱迪於《[G8直擊系列] 窮人大反擊──東京高搹x「素人ソ亂」》[2]一文中除了介紹日本「素人之亂」社區組織外,亦同時介紹了該組織衍生背後的社會情景。朱介紹了「freeter」及「派遣工」兩項名詞,解釋日本青年在經濟結構上如何被褫奪向上攀升的機會。Freeter除了是指一些為了個人興趣而放棄進入傳統企業找尋穩定工作(即終身聘用制)的人外(但這部分人只佔少數),亦包括「moratorium」(即意指接受完教育以後但決定暫時不進入市場工作的人,在香港亦有不少這類的大學畢業生),以及一些想找尋穩定工作,但在激烈的競爭中落敗,只能找到一些低薪合約工的人(當中人數在freeter中佔相當比例),最後包括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而派遣工則指一些受僱於職業中介公司,但被派遣到大企業工作,當中薪水一部分被扣到中介公司的僱員,但當中大部分僱員,都是到大企業進行低薪低技術工作(包括在工廠、快餐店、超級市場和加油站的工作)。朱氏指出,日本的散工和派遣工人口已達到勞動人口的三分一,即一千六百萬,在十五至三十四歲的年輕工作人口中,散工和派遣工更佔一半。朱形容,這兩批勞動人口「其人數的增幅已經到達動搖日本社會根本的程度[3]

這些freeter和派遣工只能執行企業最底層的工序,資歷難以積累之餘,人事晉升方面亦完全無法與正規僱員競爭(甚至在企業扁平化的大趨勢下,高級管理職位亦大幅減少),因此他們很難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宛如永無翻身之日。可是,日本社會階級的最上層卻並未受重大影響:日本各大企業仍然壟斷市場、人事擢升仍然論資排輩、上一代的管理者仍江山不倒,受苦的也只是中層管理人員和最下層的僱員。此外,日本傳統工會和左翼政黨等社會改革團體強調成員統一綱領,政府對公民活動大加限制(例如高度限制公共空間的活動如禁煙;吸納日本的非政府組織以減低其對政府的衝擊等),人民更不見公民性的、由下而上的變革可能。大部分青少年在政經領域內看不見其他出路,除了少數青年能將個人活力轉化為社會改革創意(例如朱氏介紹的「素人之亂」社區組織),絕大部分青少年都活在「看不見出路,或跟從社會安排的道(死)路前進」的精神壓力下,甚至拒絕跟社會對話(反正只有一種「對話」可能──順從)。《槍》的主角黑澤正是日本現實青少年的反映:對改變現狀感到無能為力(因此才任由他人欺負北原,而他自己亦進入了他不願意進入的宅男群體中),因此才將注意力轉移向自己,在幻想的國度展示在社會中失去的自主性和創造力,築構另一套的價值實踐邏輯(對須川等欺凌者進行「制裁」)。

香港

我們不難發現(尤其是二、三十世代的青年),上述日本的政經狀況,以至青少年對社會的想像似乎和香港的非常類近,或許這令我們理解時美真和蘇偉忠口中的青少年態度,究竟在回應著怎樣的社會問題。許寶強的《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副局長和爬水渠的兒童[4]參考了Richard Sennett和Carl Honore對當代社會的觀察,指出香港父母為了迎接新資本主義中「注重短期效益、重視淺薄潛能、將欠缺耐性制度化」的轉變,紛紛為年輕一代設計全面的、淺薄的、割裂的、短期的及職業導向的學習進路,使孩童比以前更早投身種種「職前」培訓。更重要的是,年輕一代失去了評價及肯定自我的話語權,落入了家長、僱主以及社會手上。而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5]一書中,提出了脈絡化的觀察,和許的見解遙相呼應。呂認為,香港的政經結構最頂層仍為「戰後嬰兒潮」一代人所掌控,他們不只佔據了社會階梯中最頂層的位置,更掌握了文化話語權,種種社會價值,皆由這一代人決定。其實呂氏的「世代分類法」並非完全以出生年代為分界線,而是該出生年代背後的社會背景。就以「戰後嬰兒潮」一代為例,呂指出這一代人甚少得到政府的協助(和干預),同時,他們成長的社會求材若渴,只要他們肯捱肯做,老闆既不計較過去履歷,也不介意晚成之大器;反之,當這代人到達社會階梯的上層時,卻很重視計劃。這一代人對下一代的任何一個小錯漏也不可容忍,務求在任何失誤出現之前,已立時作出相應對策,將之矯回正軌。當中最受此世代影響的,便是這代人的子──「二、三十世代」,即七十年代以後至九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人。

近來管理學提出的「風險管理」學說便是以這一整代青年作為白老鼠。「風險管理」被現代管理學閱讀為一排拒任何「萬一」的學說。它不是「和風險共存」,而是「否定風險」,其監管過程必須是全天候的、萬無一失的。青少年不允許大錯,或者說,成年人會比青少年自身都更敏感地對青少年的些微舉動作出分類和反應。青少年一早被告知對錯,被編排好所有需要學習的東西、令他們麻木的模擬面試技巧訓練班及會議技巧訓練,這令他們失去了自主的體驗,甚至連他們的人際網絡也被一早安排好(因此有說孟母為現代生命管理學之母,所言非虛)。不只如此,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一早被外判至成年人定論,全方位的個人評核與其說是對個人特質與潛能的肯定,毋寧說是全面的歷史定調與「風險評估」。時美真和蘇偉忠的分析,似乎並非用以喚醒大眾對青少年面對困境的關注,而是套上「戰後嬰兒觀」的意識形態,為青少年的個人素質定調並作出及時的相應對策,滿足一代人的掌控慾而已。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相信包括「戰後嬰兒」一代,如果他們不因漫畫的題材而否定其意義的話)讚頌漫畫的主角本身的堅毅及關懷本質,那麼我們又有沒有一個如漫畫般的人文環境,對他們予以寬容,守護他們自主體驗的自由,以及歌頌「放下身段,接納他們眼中世界的謙卑」呢?

結語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黑澤的例子發生在香港:一個青少年做了一些傷害他人的惡作劇,最後站出來承認,最後他會落得甚麼下場?大概,老師將會以『承認他的勇敢』作為開場白(而非思考的起點),然後作出理性而專業的『風險評估』,強調他『重犯』或『心理不平衡』的可能性,然後轉交予負責社工,學校亦會不點名對事件輕描淡寫,但再次重申「學校將不會姑息這類事情的發生」,展示一下沒有學生會感到有興趣的「校方權威」。當然校方亦會通知其父母,鼓勵家長「好好留意子女的一舉一動,有任何異樣歡迎通知校方,校方會作全面配合」。

黑澤最後「從良」,雖然心裡充滿猶豫、掙扎及不確定,但依然勇敢地和不良少女須川一起。黑澤學會了承認未來雖不能掌控,但充滿塑造可能以及自主的希望。他了解青澀的感情是脆弱的,但他亦同時珍惜少年情愛的溫馨回憶。佇立廢墟之中,承認腳底下一切根基的脆弱與虛無,承認眾生皆無法計算眼前紛亂多變的現代生命,他牽著她的手,默默看著一整代人的陽具崩塌。他比我們都謙卑。

 

注釋

[1]蘋果日報:< 16%受訪者認為 大學畢業生工作欠認真>,2008年07月29日。

[2]朱凱迪:「[G8直擊系列] 窮人大反擊──東京高搹x「素人ソ亂」」,香港獨立媒體,2008年07月27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632

[3]Capitalism was a natural phenomenon with which a new dream sleep fell over Europe and with it, a reactivation of mythic powers.

[4]許寶強:<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副局長和爬水渠的兒童>,明報,2008年6月28日。

[5]呂大樂(2007):《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參考資料:

呂大樂(2007):《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蘋果日報:<16%受訪者認為 大學畢業生工作欠認真>,2008年07月29日。
朱凱迪:<[G8直擊系列] 窮人大反擊──東京高搹x「素人ソ亂」>,香港獨立 媒體,2008年07月27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632
許寶強:<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副局長和爬水渠的兒童>,明報,200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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