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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驢、傳統和雪災

潘家恩

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

——瓦爾特.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2]

引言

2005年春天,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內部有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大家前前後後討論了半個多月,為是否要養一隻毛驢。

支持者認為:學院需要發展有機農業,而其中畜力是個很重要的方面,它既可為學院翻耕農地提供持續的動力,完全不需要石油,也不會有污染,更不用依賴外界市場。又因學院是個公眾平臺,經常有各種人前來參觀,一隻驢可以成為目前石油危機下思考另類出路的很好教材,這樣可以用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來表達我們的聲音,提醒更多人反思。同時,這也是我們追求所宣導的“中間技術”和鄉村文化復興的重要環節。

反對者認為:養毛驢是一種倒退,目前村民都不養而改用拖拉機了,而且成本過高,還需要專門有個人來飼養,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辦博物館,這樣是否會過於極端,把可持續理念僵化,並遭受村民及外界的普遍不解和攻擊。

雙方僵持不下,村民得知後,意料之中地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和不解。最後,溫鐵軍院長支持購買,同時由他妻子個人出錢認養,才平息了這場風波。[3]

從那以後,這只頗具爭議的毛驢一方面勤勤懇懇地為清理校園搬磚拉瓦,在拖拉機進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另一方面,也繼續成為一個飽受議論的活教材, 很多在都市中呆膩了的參觀者,很新鮮地觀看並評說著毛驢,連同那些召回毛驢的青年志願者們。當然,它同時也自然更是這批「秀才們」脫離實際的又一力證。

本文不想被捲入那些以“環境保護”為名義的各種爭論,因為既然被加之一頂頂極端環保主義者不切實際脫離國情帽子是那麼的容易和一捶定音,同時又是那麼的擁有道德優勢,好像反駁者都已經站在人類的利益和立場一邊,而被反駁者都是以人類為敵——如果按你們說的,會造成多少人餓死啊,那麼,還要再說下去嗎?……

難怪全球「綠色革命之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布勞格博士也憂慮:這些極端環保主義者會不會通過「反科學」、「反技術」的「嚇阻行動」而允許新技術(生物技術)由潛力轉為現實。[4]

好像經這些「極端者」「不切實際」地這麼一說,全球上上下下的化肥商、種子商、農業高科技園區、靠不斷更新農業技術以換取更多的位子和票子的全球農業科研推廣系統,就會回應感召而暫時停下,於是,世界「又」開始了饑餓。

什麼觀點,只要被加上「極端」,自然預告著不戰而敗和不得人心,可是當越來越多的現實告訴我們,「極端者」並非讓人回到原始社會,「極端者」也不是因為一己之心底陰影,「極端者」表達的只是一種憂慮,而這種憂慮卻正逐漸地被證明著。或許,我們是缺乏把話聽完的耐心。

「極端者」之一大罪狀,就是在所有善良的人都在「明天會更好」、「一切向前看」、「隨著科技的發展,會……」的合唱和憧憬時,刺耳而缺乏足夠證據地提出了一個個的問號,打斷了大家對「明天」和「科技」的美夢。自然,比起「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發展高科技」來說,「本土經濟」、「適度發展」、「中間技術」、都顯得如此的不夠刺激。然而,不要忘記的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發展最快、科技最日新月異的二十世紀。而我們現在引以為豪的網路技術、通訊技術、化學農業、核能不也都脫胎於這兩次世界大戰嗎?

「極端者」可能被質疑和標籤化的,不是他們的擔憂和警告,而是他們宣導的東西,似乎意味著讓「現代人」們回到過去,是一種充滿著「懷舊」和「鄉愁」的毛病。然而,為什麼 過去就一定代表著落後不可能該被淘汰為何它會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和計畫討論的前提?我們又為何會如此的敏感和條件放射

本文希望跳出主流討論中的簡單化傾向和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思維,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毛驢爭議與傳統消失、石油危機、氣候暖化等全球性議題的不可忽視關聯。而正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和現代性邏輯,成為產生我們種種常識和幻象的土壤。

毛驢與三農問題
毛驢,一直以來,在河北定縣乃至整個華北平原都十分的普遍,它是小農經濟和傳統中國農業的象徵。然而,今天整個河北保定地區,除了特色小吃——驢肉火燒外,已經很少有人會去過問這個物種的其他價值及歷史了。

雖然,我們以它為本文的開始,但這堳o並非就是論事地討論毛驢本身,因為任何單方面的討論,都可能落入不屑一顧者們設計好的陷阱——在現代技術的對比下,我們是否能用有力的證據證明毛驢比取代它的拖拉機好?如果不行,毛驢的弱點,已經足夠成為被淘汰的理由,連同背後一整套的傳統農耕文化及鄉土技術。總之,我們要跳出這樣的邏輯本身,從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上展開一些討論。

而現在,毛驢除了滿足我們的口腹之欲外,還能讓我們想起什麼:慢、效率低、太麻煩、平常都要養著、有風險(可能生病甚至死亡),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方面:沒有技術含量、不符合現代化的整體趨勢、不符合我們對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的努力方向。正因為這種趨勢,很多駕驢技術已經逐步消失,即使我們想養,也有困難。總之,它正是中國傳統自給自足農業,甚至是傳統農耕文化的一個縮影。

但如果我們大膽地讓發展巨輪暫時停止甚至後退片刻,這個被視為落後象徵的毛驢實際上有很多重要道理在媄銦G 『農業的基礎是依靠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陽能轉化為人類所需要的食物和衣著原料。人畜以植物為食,綠色植物對人畜等是食物鏈的起始鏈,但人畜對其食物中的能量並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廢棄物中包含著的能量,若讓它們回到土壤中,經過微生物分解,就可以釋放出能被綠色植物重新利用的營養物質,「餘氣相培」實際上就是指這種情況。傳統農業還善於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養關係,利用人類不能直接食用的農作物秸稈糠s飼畜,畜產品除供人類食用外,其糞溺皮毛骨羽用於肥田,還可利用畜力耕作……』[5]

而從物質再生產過程看,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重要區別在於,傳統農業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較簡陋的農具和農家肥,農業生態系統的物質迴圈是一種內迴圈;現代農業大量使用機械、電力、化肥、農藥,故農業生態系統的物質迴圈是一種外迴圈,就是現代農業需有外源的能量(石油)投入,正是由於大量的外源能投入,現代農業才能大幅度提高產量和勞動生產率。但現代農業和現代生活方式也因此而過分依賴外源能。有資料顯示,美國家庭每消耗1卡食物能,要消耗9.8卡石油能,約1比10,相應的熵值為6300千卡,無效耗散係數高達90%。[6] 中國科學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也指出:現代農業變得更加開放,開始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循環系統。其帶來的結果是:高投入、高產出、高成本和高資源環境代價。耗散係數高達90%。[7]

現代技術(能源開採、化學工業)的發展和交通上的突破,使得這種外源投入型的現代農業成為了可能。於是拖拉機取代了畜力,農民不再飼養大牲口,但同時,有機肥來源也越來越少,造成化肥用量居高不下,土地越種越「瘦」。更重要的是,由於隨之帶來的糧食增產、農業成本看似下降,似乎已經給人們以這種「化學-石油農業」必將取代傳統農業的公論。

面對這樣一個理論上有所推論但急需實踐支撐的比較,我們不妨以兩個非常具有可比性國家的農業危機為例,他們的情況無疑具有某種預演性意義。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前蘇聯集團的解體以及世界範圍內針對古巴和北朝鮮的貿易禁運,北朝鮮和古巴過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產量峰值。在危機面前,北朝鮮試圖盡可能延長其原有工業化農業的正常開展,而古巴則實施了一種旨在發展可持續農業並實現自給自足的政策。結果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前者面臨著國際矚目的饑荒,後者卻實現了糧食自足。[8]

由於突然遭遇石油禁運,兩國來源於化石燃料的農業投入(石油,化肥,農藥等)一半以上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不見,石油及其衍生品的價格逐步而穩定地提高,使得傳統化學製品的使用日益變得讓人負擔不起。所以,朝鮮遭遇了持續至今的糧食危機。雖然一般人都將其歸因於政府,但這一具有意識形態意味的指責卻掩蓋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工業化的化學農業的失敗。

正如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糧食計畫署於1998年11月聯合發表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北朝鮮高度機械化的農業面臨著一種嚴重的窘境,因為其4/5的機動化農業機械和設備由於缺少配件和燃料而無法使用。……事實上,由於找不到運輸卡車,已收割的糧食被長期堆放在地堙C」[9]雖然,1989年以前的朝鮮,糧食已經基本實現自給自足。

而據估計,古巴一直以來有57%的糧食要靠進口,在蘇聯解體和美國加緊其禁運之後,古巴的貿易損失了85%,有些地方,每天的糧食配給量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兩片麵包。[10]

按道理,這些都將使古巴面臨更大的危機,但完全不同的做法是,古巴竟然把全國農產業的主軸,由原來走了三十年的、以外銷蔗糖為主的現代大型耕作,轉為一半耕地以照顧百姓糧食為主的中、小型有機/半有機式農耕,而且努力做到自給自足。在缺乏石油、農機零件狀況下,各地畜牧場紛紛設立,以牛只代替機械耕種,或運送作物。並重新製造與動物耕種、運輸相關的器材。至今為止,古巴不僅順利渡過了石油和糧食雙重危機,其有機農業技術也在全世界位居領先。

這無疑是個令人歎為觀止的成績。而其中主要的推手:1993年成立的「古巴有機農耕協會」(GAO)也於1999年獲得瑞典頒發的「另種諾貝爾獎——正確生活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s)」。[11]

今天,雖然我們不太可能類似古巴那樣因突發的巨變而被「逼」採取減少外部石油依賴,但我們卻更應對造成朝鮮人道主義災難的原因有深刻的反思及警醒——那看似方便背後的軟肋,如果沒有石油或油價太高,拖拉機就等於一堆廢鐵。

類似的內部迴圈被打破,又何止農業?經濟學家溫鐵軍指出,相較於80年代,90年代出現尖銳的「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業三要素(資金、勞動力、土地)不斷外流,以城市為導向的金融、教育等制度更像強力抽水機,使農村中的資金(存易貸難)、人力(所謂精英的大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農民工)等單向地流向了城市。而作為回饋,不再是傳統文化中的「告老還鄉、回報桑梓、落葉歸根」,而是遠為優越的城市文化的衝擊和誘惑,於是鄉村整體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態迴圈也被打破。除了希望、逃離和童年記憶外,很多農村剩下的只是38(婦女)61(兒童)99(重陽節,指代老人)部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留守群落。

而使農業技術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條件之一,就是使農民的心理狀態和生活狀態也工業化和現代化。因為塑造農業社會及代表農業社會存在的政治組織如不被催毀,則工業化和現代化是無法推行的。[12]所以有國外學者指出,農耕正漸漸僅成為謀生方式,而非生活方式。[13]當我們一年四季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和喜好而自由的進行「反季節」栽培時,同時「反」的,自然還有我們的口味、千百年來以「天時、地利」為準則的生產原則、以及我們對生活方式的適應和限制。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的農村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分裂——它為我們提供基本的食物來源,但城市才我們提供更多的其他需要;它可能是我們生產的地方,但卻不是我們期待著的生活樂土;它是將來不再年輕力壯者競爭失敗者們不得不回來的地方,但城市才是他們年輕時所嚮往的地方;它可能是我們的童年和老年(城市和與之相應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自然無法為這麼多的人口提供養老保障)所在,而城市才是我們的青年。

總之,曾經高度統一的生產和生活,生產和消費都不同程度地分離著。「身土不二」似乎成為一個高速發展進程中不乏浪漫但卻略顯奢侈和無實際可能的生活狀態。所以,學者汪暉尖銳地指出,生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生態問題,而是整個發展模式的問題。[14]

當然,很多東西也已經分不清哪個是因,哪個是果了。也可能因為原來的男勞動力都出去打工了,半勞動力自然只能選擇相對節約勞動力的化學農業;農業收入本身就只能占將來開支中的很小部分,自然不值得像祖先們一樣去精耕細作;或許只有出去打工,才能支付那些主要依賴外部購買的農業資料、醫療服務及將希望播散在遙遠城市的子女教育。那些被稱為理性小農的農民自己,自有自己的智慧和選擇理由,絕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被動。既然大家都在線性發展的「現(線)代化」中,努力看清「因/果迴圈」——是否本身就沒有多少的實際意義。

化肥,理應肥田。從短期看,確實也可增加土壤肥力, 使農作物茁壯成長。但從長期看,施用化肥卻造成了土壤板結、肥力降低、保水性差和耕作困難,更造成了農產品品質明差下降,同樣的農產品卻失去了以往的滋味。

同樣的邏輯,難道不已經成為我們判斷和行動的基礎?或許,當我們懷著真誠和期待去關注農民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各種問題時,卻在用對待毛驢和肥料的態度來看待我們的發展,或用對待發展的態度去看待毛驢,而表面看來,兩者似乎沒有關係。

你可能不知道的綠色革命

與拖拉機取代毛驢同時出現的,還有很多如化肥、良種、農藥、除草劑、大規模單一種植等等,他們都被歸類於一個很好聽的名字——綠色革命。

關於綠色革命,我們已經被告知和證明了許多的標準答案,它通過神奇種子的改進和傳播,工業和農業創造性地結合(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等),滿足了人口增長對糧食的客觀需求,為人類贏得了時間!

所以,當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時,一種很有代表性的「鳴不平」似乎具有非常大的說服力,不平者們樂觀地認為:當前世界包括我國農業生產中化肥對作物產量的貢獻率至少在一半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把化肥灑下來就無異於把一半的農作物產量灑下來……化肥讓人們吃飽了肚子後得到的不是理性的認同和感激! 而是無端的指責! 化肥如果能言語! 能不大呼冤枉嗎 ?[15]

這確實是非常典型的以經濟增長和工業邏輯看待農業的思路!但似乎並不如善良人們所認為的那樣,不僅糧食問題遠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全球因饑餓和貧困每天都吞噬著25,000條生命。每5秒鐘就有一名兒童因饑餓而失去性命。[16]那些正在受綠色革命影響的國家,饑餓人口更是從1970年代的5億3600萬上升至1990年代的5億9700萬,升幅達11%,而非洲——我們印象中最主要的饑餓集中區,原來只占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不到四分之一。[17] 隨著近期全球糧價的飛漲,許多地方更是面臨著大面積的饑荒,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示,當前的糧價危機如果不及時解決,將會使國際社會過去7年堛熔瘜h努力毀於一旦。[18]

如果再看全球氣候的暖化,難道我們還能如此自信地說自己贏得了時間?雖然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影響,但全面採用依賴石油的化學農業,以及給人所造成明顯優勢的幻覺,自然起著重要的影響。而可能更大的間接影響是,它以勝利者的姿態和優越在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摧毀了大部分以其為依託的農業人口的傳統生活方式。

或許,我們有必要去重新探究那已被加滿無數「光環」的「綠色革命」另類歷史及其易被忽略的影響。

這個全世界範圍內廣為傳播的技術革命是在什麼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學者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指出:綠色革命是在美蘇兩大帝國較量這種背景下炮製的。為了爭取第三世界的人心(更不用說市場和資源),食物就成了重要的武器。……1941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斯泰克曼、布拉德菲爾德、曼格爾斯多夫等三人,經過一個 夏天的田野調查後,為該基金會的墨西哥農業計畫撰寫綱領。十年後,他們為該基金會寫了一份檔,其中一段就是反映了典型的冷戰思維:饑餓的人易受各種諾言的誘惑,但實際行動可以把他們爭取過來。共產主義為饑餓的人提出了美麗的承諾,民主不但要提出同樣美麗的承諾,還要實現承諾。[19]

而整個氮肥工業則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彈藥生產擴張而附帶出現的[20]。因為氮肥的生產工藝與製造炸藥相同,並且戰爭結束後的軍工產業表現出巨大的氮肥生產能力。而農業化學與軍工產業的聯繫就更為密切,農業使用的許多殺蟲劑(除草劑)最初就是用於軍事的脫葉劑和神經性毒劑。[21]

同時,外部的高投入和對灌溉等方面的高要求,使得綠色革命增產成為了可能,作為綠色革命的發源地——墨西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成功引進綠色革命,玉米產量確實增加了近三倍,其他農產品如小麥、稻米和大豆產量的增長同樣可觀。但大量種植生產也降低了市場價格,種植成本則因為使用化肥、農藥而上升,農民所得的邊際利潤大幅下降。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生產成本已大大提高至農場收入的一半到八成。[22]

而且這種增產往往只局限于大規模單一作物。同樣的墨西哥,人們通常認為其南部恰帕斯州的瑪雅農民生產力低下,因為他們那每英畝土地只產兩噸玉米。但要是把這塊土地上生產的豆子、南瓜等其他蔬菜和水果都算上的話,每英畝的總產量可以達到20噸。在爪哇,農民自家菜園堹鉆F到607種植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家庭主婦能在商品作物的間隙中種植120多種植物,作為家庭主要食品來源。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的進一步調查顯示: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小型農場,食品產量能比大型工業化的單一栽培農場高出數千倍。[23] 生態學還告訴我們,不僅這種大規模的單一種植在抗風險方面較為脆弱,同時正是這個看似豐產的進程,把全球範圍內不同作物的成百上千個品種最後篩選剩下了幾個全球推廣的「超級良種」。如在目前正在遭受嚴重糧食危機的菲律賓,農民過去培植了數以千計的傳統稻米品種,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兩種綠色革命改良品種就佔據整個稻米生產區域的98%。[24]

在印度,農民在過去五十年種植了超過3萬多種稻米,這些不同品種的稻米剛好配合不同地域的土壤、天氣和水源。可是綠色革命卻完全改變了這種習慣,估計在2005年,全印度75%的土地只剩下約十種的稻米。若遇到重大的蟲害或病原入侵、氣候變化等,這些品種很容易因為缺乏適應能力,抵抗不了外來物種侵襲,而產生嚴重後果。一個實際的例子則是,美國七十年代的一種玉米因可以抵抗多種疾病而風行一時,但卻欠缺了抵禦某種菌類的基因,但這種菌類橫行時,全國四分之一的玉米田因此受害。[25]

這些做法,一方面當然便於對生產進行集中控制,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但也因摧毀了生物多樣性而造成生態的極度脆弱。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製造出了一大批的悲劇:「新的雜交糧種易受蟲害襲擊,所以需要更多的殺蟲劑,極度貧困的農民以貸款的方式從同一家企業購進糧種和農藥。當作物因嚴重蟲害或者大規模糧種失效而歉收時,很多農民只好服用這讓自己陷入債務的農藥而自殺,在印度Warangal地區,大約有400名棉農因為1997年的作物歉收而自殺,1998年,更有數十倍的人自殺身亡。」[26] 因此,當2005年12月香港反世貿大遊行吸引了全球眼球時,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衝擊大家的,竟是通常被認為最為保守的(韓國)農民。

而對於不到世界耕地面積10%的中國來說,短短幾十年,全國的化肥使用量已經占到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一,並且成為種植業成本中的最大比重,一般都要占到總成本的40%。[27] 農藥施用量則以每年10%的速度遞增,最為觸目驚心的是,其中真正對病蟲害起防治作用的農藥僅占噴施量的0.1%,其餘99.9%都揮發到大氣或淋溶流失到土壤和水域中。[28]

除這些方面的直接影響外,綠色革命還通過改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以產生深刻的間接影響,從「聖牛」到「瘋牛」的這個例子似乎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的宿命。

牛,在印度被認為是聖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徵,和毛驢一樣也是農耕文明可持續性的核心,並且還有宗教的情感在堶情C印度牛不需要與人爭奪食物,而且還提供有機肥,印度村莊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來自8000萬頭牛的牛糞燃料。然而,這個對牛的全面利用為基礎的高效食物系統,卻在效率和發展的名頭下遭到了解體。[29]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包括肯德基在內的跨國公司在長期以來以素食為主要飲食習慣的印度進行了各種宣傳——肉食營養好,更容易讓人聰明,雖然深受瘋牛病衝擊的歐洲已經大大減少了肉類的使用。

於是印度人的飲食習慣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增長的需求相應被創造了出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土地被用來種植飼料,越來越多的「聖牛」被送進了屠宰場,而原來提供「畜力、有機肥、燃料」等多功能的「聖牛」被簡化為一台奶牛或牛肉生產機。同時由於這些利用功能單一,以及養殖方式的改變(由分散到規模化養殖),也使牛的總類和就業機會大大地減少了。

類似的種種變化,正使隱喻著生態文明的印度“聖牛”變成了隱喻著與生態文明相悖的工業文明的瘋牛[30]

而對於最大的贏家,綠色革命無疑是資本雄厚農業集團的天大喜訊。這些農業財團具備了綠色革命要求的所有生產條件,財團的規模和盈利因此大幅提高。例如美國農業部稱為的「超級農場」,每年銷售額超過了50萬美元,利潤從1969的16%上升至1980年代末的近40%,這些超級農場則需要不斷擴張、收購、合併、裁員,以維持每年一定百分比的利潤增長。因此美國的農場數目自戰後減少了三分之二,面積卻增加了兩倍。這正反映綠色革命導致貧者俞貧、富者俞富以及市場壟斷的現象。[31]

雙重荒謬的是,綠色革命——從定義開始,就先天性地被包裝成了生命的顏色,同時是多麼的寧靜、平和、給人類帶來活力和希望——但她的最大功勞卻以加快的速度導致大地的貧瘠,一些利益集團從中透支大自然本該慢慢給予我們的未來,而那個真正養育我們幾千年的土地和自然卻成為了比較凸顯這一功勞的工具。

正是在「豐收」的名義下,始終由發達國家所操控的綠色革命,在那些渴盼著與世界接軌的廣大前殖民地或發展中國家所向披靡。同時也正是初始的甜頭讓大家擁抱著增長這個最大的迷信,紛紛興高采烈地調整自己的種植結構和幾千年來的傳統耕種模式,斬斷本土經濟的束縛,更快更直接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而今天,當我們看到隨著油價上漲而帶來的農業生產成本急劇升高、生物能源讓富人的汽車與窮人搶奪口糧、全球新一輪糧食危機全面爆發時,或許數十年前的根源早已埋下。就像耕地成為建築用地後很難逆向轉變一樣,那些已經不知毛驢有何比較優勢的鄉村新一代是否還可能找回那早已失傳的駕驢技藝——以及背後的那一整套傳統、文化及生活方式?

當傳統成為過去
德國思想家本雅明認為記憶創造了傳統的鏈帶,從而把事情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本雅明所關心的不是所謂傳統價值的崩潰,價值既然是抽象的,就不會崩潰,崩潰的是傳統賴以代代相傳的鏈帶。[32] 在《說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認為,與其說講故事人的消失,不如說是傳統意義上聽眾的消失,以及讓講故事這種古老技藝和生活方式成為可能的環境(社會、文化、經濟)的消失,傳統「說故事」之所以能代代流傳,不僅僅因為人們訴說著過去,更因為講故事的人不斷地加入了自己的經歷和對故事的理解,就像手工陶器上佈滿了藝人們的手紋一樣,所以,傳統不是簡單的過去或歷史悠久,而更應該是曆久彌新。

與本雅明所看到的20世紀初歐洲相比,對於我們來說,傳統是什麼?承載傳統的鏈條是否正在消失,孕育並與傳統相對應的環境及生活方式是否已經消然改變?

為研究人民公社與中國傳統村落有著什麼樣的互動關係,當代社會學學者張樂天教授指出:現代化在中國遇到了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這就是傳統的帶著溫情脈脈外觀的自然村落。星羅棋佈的村落具有超穩定性的特徵和極強的再生能力。……它們猶如一個具有強大吸納力的「迴圈的陷阱」,一切進步的因素,一旦進入村落,就被強大的傳統勢力所化解。歷史在村落中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時間不是向前流逝,而是迴圈的,日月的迴圈,四季的迴圈,貧困與富裕的迴圈,生存與死亡的迴圈,這一切構成了村落生活的內涵。……總之,村落制度缺少內在的創新機制,村落的發展有賴於文化的輸入或外部力量的推動。[33] 所以,我們要努力地打破這種「迴圈陷阱」,比如改變村莊的時間,讓農人們不再落後到「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而應該像現代城市人一樣「不斷向前看」。

然而,對在發展主義和全球化這一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在現代化和城市化

的單向軌道中追趕了近百年的我們來說,傳統村落的超穩定性和極強的再生能力

現今是否還存在?卻需要大大的質疑:只剩下留守祖父(母)和留守兒童的村莊,當然不能說是溫情脈脈;面對大門敞開的城市和工廠,那星羅棋佈村落中的後代們,當然不像一些浪漫著田園牧歌的外來者所期待著那樣,恪守著背井離鄉的不該;象徵著進步因素的科技產品——各種電器、手機、電子遊戲,似乎也在購買力範圍內最為快速地更新和搶佔著市場;而對於父母依舊含辛茹苦供養著的一些農村大學生,更青睞的,或許是耶誕節、感恩節而不是傳統的端午節和清明節。

可能,事實已如一些學者和大多數老百姓所期待著那樣,乏味傳統和無望迴圈的魔咒正在被有效地改造著。除創新機制外,外部力量和都市文化已經將村落毫無疑問地推向了現代和城市。

而被推動的首當其衝者,少數族裔文化將顯得更為敏感。可另據學者汪暉發現,一些雲南藏區的藏民現在卻開始重新恢復一些集體模式,因為他們意識到,雖然你現在講生態保護,但你的生產方式已經完全是市場化的,藏族的文化已經被摧毀,而他的文化價值是跟他的集體生活、社群生活聯繫在一起的。[34]

這到底是一種倒退,一種無意義的堅守,還是更為根本的生態保護?

我們可能需要認真的發掘,傳統是如何成為過去?——作為一種參照,在一種對「進步」的定義中,傳統往往被認為非理性、非科學,甚至一文不值。原來悠長的歷史文化,原應能夠令普通人在面對市場、工業、國家的時候,還能保留自尊與自信。但是,在各種的壓力下,普通人逐漸與土地割裂,放棄祖祖輩輩留傳的智慧,淪為工業的工人、市場的消費者。[35]

而伴隨著人類文明的出現就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農耕傳統無疑是最為重要和最富內涵,同時更是一種活生生的傳統,由宗教、祭祀、人倫、社會組織到衣食住行及生物環境都脈脈相連於此。[36]

就像中國傳統農業堛漱藫j或印度文化中的聖牛,自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們的背後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和價值。當我們告別了所有的這些,當傳遞傳統的鏈條和社會基礎不復存在時,毛驢——除了食用價值,就像動物園(其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其更象徵著對越來越多物種的「動物園化」,以不斷鞏固人類中心的幻象,以完成所謂「保護」)堛漕銗L動物一樣,只具備有物種或某些人的懷舊價值了——自然,當再度被現代人與耕作聯繫在一起時,會顯得那麼的不協調與可笑。

在沒有毛驢的耕地上,悄悄變化的,還有主人們的生活方式。終於來臨的現代社會快節奏讓物質和消費成為衡量我們生活品質的晴雨錶,節儉的傳統美德和知足常樂的修身標準在「新世紀的消費理念」和越來越容易的「更新換代」面前,越發顯得迂腐。既然「迴圈」被打破了,科技和廣告也解放了我們,《明天會更好》的歌聲給了我們多麼美妙的心情,為何不多去享受越來越廉價的生活?

在沒有毛驢的耕地上,為化肥鳴不平者同時也非常理性地分析著:年輕一代的新式農民成長起來以後,和有機肥料的感情已經越來越遠了,要他們重新去擺弄那些傳統的有機肥料已是勉為其難了,尤其是在使慣了乾淨方便的化肥以後就更不用說了。[37]

在沒有毛驢的耕地上,那個由世代農民們根據自身與鄉土環境互動中所發展出來的鄉土知識和智慧自然也隨著農民本身地位的日趨邊緣而受到貶抑,而在現代農業的背景下,農民知識就自然無關痛癢了,新的機會需要新的知識。[38]

處於這樣的大時代,我們自然不難理解近期那場簽名取消中醫的表演了[39]。同樣作為農耕文明的產物,中醫以其「自然之物、自然之法,醫自然之身」的生活智慧,護佑了千千萬萬炎黃子孫,讓我們後人驚歎不已!然而,自近代以來,因西方文化的滲透和本民族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淡漠與不自信,中醫和中醫學一直處於被貶低、被否定、被審視、被驗證、被質疑、被改造的地位,加上當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對中醫強有力的行政干預,中醫的處境愈加艱難!散落在民間的傳統名醫日漸稀少、後繼無人,道地藥材賴以生存的原生環境也漸遭蠶食——中醫文化(中醫的哲學體系、醫術、醫德)傳承同時受阻,加上支撐中醫的自然體系的崩潰,中醫面臨瓦解! [40]

我們可能要為這個互相聯繫著的現象付出代價,不僅是一般的生態代價,更是文化的代價[41]

當傳統遭遇雪災
我們在這堣ㄛO要將傳統浪漫化,而只是希望大家能跳出現代性話語(邏輯)、不排斥地將傳統重新作為一個看待身邊各種變化或事情的參照。

雖然越來越少,但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特徵,我們仍保留著目前及將來都不會消失的傳統——比如農曆春節。

但2008年的春節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種尷尬。就在春節前夕,如同以往二十多年一樣,大江南北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暫別先富起來的沿海城市打工地,踏上最重要的歸途,期盼著一年一次的團圓。歸途的擁擠和顛簸,他們也早已有了心理準備,然而卻遭遇了罕見的大雪災,十七省市因輸電系統故障或癱瘓而大面積停電,大量列車斷電停駛。回家過年的喜悅成了痛苦和無奈,甚至有人以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42]

為何喜劇轉成了悲劇?近二十年來,年年如此的農民工返鄉潮被人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定期遷徙,他們就像一群「候鳥」——在城市埵w置不起家,越來越依賴城市的農村老家才是他們最終的歸宿。於是最不環保、最不人性的遷徙就這樣地發生了,而除了春節這個時刻,全年中其他時間在異鄉漂泊過程更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痛苦。

正是這個難忘的春節,再次地提醒我們,近年來幾乎年年都發生著多年不遇的極端天氣,不管是不久前的重慶大旱還是這場前所未有的大雪災。生態環境的變化、全球暖化的影響、能源危機、後毛驢時代的各種惡果已經不再是科幻片中的想像,而實際成為了我們的真實體驗。

同時它也警醒我們,以高科技和方便快捷為標誌的現代社會竟是如此的脆弱。大雪壓斷電纜導致電網中斷,電氣化列車因此無法開行,這又使電廠急需的煤炭無法運抵,以至人員、物資流通受阻,正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亂。公路和機場的冰封,使鐵路的困境更加凸顯。交通依賴電力,電力又依賴能源,能源又依賴交通,而經濟又依賴上述三者的迴圈。[43]在三峽能斷流、神舟能升天的今天,如果沒有了越來越依賴的能源和各種外部條件,現代社會將可能「死機」。

作為那場雪災中火車晚點24小時的「有幸」親歷者,在火車堵車和停電停水的過程中,我觀察到: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身邊旅客是那麼的煩躁和不安,同時又是那麼的自信——自信世界上不可能沒有電,自信越走越快的火車不可能成了一堆只會喘氣的爛鐵,自信技術馬上就要解決難題。然而,一遍遍的抱怨和謾虧寣A最後大家都無奈地安靜了,開始一群一群的完著撲克,然後沉默的等待著那個之前不斷被詛咒的天氣、鐵路部門和搶修工人,雖然他們已經通過短信得知為此已經犧牲了多個電工。

這忽然使我又想起90年代能源危機中的古巴,雖然全國上下都彌漫著痛苦和絕望,但也正是這個痛苦逼著他們不成為被越來越升溫的溫水煮熟的青蛙,而是奮力一跳,一點一滴地找到讓他們持續下去的做法。在記錄片《社區就是能源——古巴如何渡過能源危機?》中,古巴的能源專家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子,如果你在古巴對人說,應該節約用電,可能大家聽後會隨手關掉多餘的電燈,但如果你在美國說同樣的話,得到的反應可能是:為什麼,我付了錢!……

而那暫被困在鐵皮車廂堛漣畯怴A是否會在24小時後大舒一口氣,再次以與我無關的身份去觀看那每日發生的「生態危機新聞」。或許,大家會開始在電視媒體和潮流的吸引下使用環保型產品,吃有機食品,更新環保型汽車,但並不會降低生產和消費水準,因此,資源消耗,廢物增加,環境污染的趨勢並不會因此而停止。[44]

在今天,認為技術天生善良的我們相信,如果能夠創造出某種東西,就應該把它創造出來,而早期社會卻努力瞭解新技術將對其生活方式和地球產生何種影響。我們今天看來簡直離奇古怪的一種固步自封的守舊意識,在當時往往有助於保護社群的穩定性並維持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45]在歷史上,科學和技術實際上曾被某種倫理觀念長期抑制,這一倫理觀念的特點是不圖積累,把經濟和技藝置於社群(包括自然環境)的通盤考慮中。經濟活動及支撐經濟的技術當時僅著眼於社群及其生活方式的存續綿延。中世紀後期,現代資本主義的崛起和市場經濟的成長才解開了技術發展的鎖鏈,釋放了貪得無厭、物欲至上、自私自利這些力量。而資本主義的天生法則就是使經濟活動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籬,不斷求得增長,它的興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務於日益擴張的經濟。[46]而這一切也都只是以距今不算久的近代為開端。

如果沒有發生雪災,相信很多朋友將和我有同樣的感受,回農村老家只成為一個習慣及對家庭的責任和承諾,和全家人一起看一場越看越罵但卻別無選擇的晚會,除此外,春節也可能讓在不同地方漂泊的打工兄弟姐妹們有機會交流外鄉見識,互相吹噓那個彼此都心知肚明的城市生活經歷,卻以次贏來更多的羡慕和安慰。

作為農耕文化中「播種-耕種-收穫-再播種」和四季迴圈新起點及豐收與播種的間隙,春節既是一年辛苦的總盤點,對新一年的新希望,更是全面的休息和整裝待發(所以各地習俗中都有不同的禁忌,以讓勞作一年的人們享有真正徹底的休息)。但如此豐富的內涵,在舉國上下一片被帶領出的倒計時(這些西式對時間的想像方式,正在電視臺年復一年的號召下成為了我們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聲中被淡化了。

當我們的民間可以為韓國人申請端午節為他們的世界遺產而憤怒時,是否有人以同樣較真的態度去關注這些千百年來的習俗是在什麼樣的土壤堨巨|出來的?是否有人在越來越沒有“年味”中做更多的比較和思考?

雪災中,很多受盡委屈的農民工朋友憤怒地表示:過完年後,再也不回這個帶給他們傷心和痛苦記憶的城市。如果我們能放下高高在上的道德評判,我相信大部分的他們是會繼續進城——作為第一代的農民工,比較效益低下的農業和好像沒有「希望(活力)」 的農村環境已經不足以支付越來越高昂的醫療、擇偶、子女教育、住房等成本。為了自己及家人,他們是需要到城市堸Q活。

對於在城市流行文化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第二代農民工,雖然相對年輕的他們可能沒有多少家庭負擔,但農村似乎已經越來越呆不下去了,少了時尚、新鮮和刺激,以及和電視堿好生活想像的直接接觸,生活是那麼的索然無味——雖然對於大多數的他(她)們來說,昂貴的消費體驗也僅僅是個偶然和幻覺而已,掩蓋不了的,是流水線和建築工地上「生產」的艱辛,以及作為體力生產者在以消費為榮的城市中,所感受到的異樣目光。

雪災過後,是否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本雅明所認為其實是永遠存在的 例外狀態,是否真的如我們所期待的——因為例外,而可以離我們遠去!

當警報成為消費
因為觀眾需求和喜好的改變,越來越多的災難片已成為全球商業電影市場中的新貴,從表現自然災害的《未來水世界》、《明天之後》到表現人類整體災難的《末日浩劫》等等。所以,當「911事件」發生時,竟然有路人一直在呆呆的看著,在等待著大團圓的結局,因為我們已經分不清眼前是否正是一部好萊塢超級大片的拍攝現場。

雖然情節和特級效果越來越逼真,但災難片的不變結局總是人類的最後勝利和英雄(通常是英俊勇敢的美國白男人)拯救世界。總是在觀眾驚險連連的同時,不忘讓觀眾最後長舒一口氣,也以此換來高漲的票房。似乎越來越多將來我們可能面臨的災難都已經或正在成為了有驚無險的題材,它從現實和觀眾的日常體驗中尋找著災難發生的合理因素,在獲得觀眾共鳴的同時生產著獲救和勝利的快感而這些也越來越成為現代人——日益依賴更多外在刺激才可保持我們的興奮與時尚——的必要娛樂及生活方式。第二天,原來還飽含熱淚和痛心疾首的影院觀眾依然在水泥森林中穿梭,依然排放和吸收著越來越多的工業尾氣。難怪好萊塢電影導演曾以顧問的形式被反恐策略家請去。[47]

然而,響起的警報是否因此而結束,明天之後大家真的就可以從此過上正常和幸福的生活?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標誌——消費,似乎可以成為緩解現代人普遍焦慮症的一種有效辦法,但當不斷被大團圓結局的娛樂工業所捕獲,原本讓人們警惕和自我改變的警報——是否也可能像狼來了故事中小孩所說出的謊話——被無意地消解了。

而這一切,正在不同方面上被我們接受著,當未來接班人的中學生們在課堂上背誦無欲則剛/知足長樂等傳統價值及古人們的修身原則時,他們正在享受著黃金周的休息/刺激,也以更大的誠意接受著不斷最新的消費觀念,這些看似衝突的一切卻不無諷刺地結合在了一起。

更具悖論的是,作為最為基本的權利——吃上健康和無污染的食品(原本應該和吃飽飯一樣)——反而成為一種奢侈、一種時尚有閑的標籤和有錢人才能享受的專利。而那些有幸可以自留健康農產品的農民則不能如消費者所想像的那樣,把有毒的賣給別人,專留無農藥的農產品給自己。因為其所賣出的有害農產品可能更先讓他們直接地接觸到農藥,讓他們比分散間接接觸的消費者更加難以逃脫。

而我們又不能只對農民談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這些東西,雖然農民懂得這些東西,他們當然看到了幾十年來農村環境發生的變化,但是當全世界都在追求著現代、追求著發展的時候,我們怎麼能期望農民來遭受損失以承擔可持續重任,所以如果要推廣這種方式就只能以金錢為誘餌,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想到了“有機農業”,因為現今有機食品價格高昂,完全可以彌補因為減產造成的損失,可是有機農業其實是一個西方化和商業化的概念,雖然其起源於中國農業的生態迴圈和天人合一思想,但在西方的推廣中它已經被技術化了,必須有嚴格的記錄和認證你生產出的食品才會被稱作有機食品,而農民是沒有記錄的習慣,單戶農民也無法承當昂貴的認證費用,即使把農民組織起來做了認證,我們也無法保證可以按有機食品進行銷售[48]

在這樣的兩難中,「小農」難以持續的「有機」,眼下正被越來越多商業資本所接管,其高昂的價格更讓普通的消費者望而卻步,而其中的價格差有多少是真正支付給作為生產者的農民?這種可能形成的新壟斷正同時讓那些以其他形式恢復有機耕作的農民(團體)面臨更多的障礙。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新興的「綠色生活」正在成為流行時尚——節能汽車、綠色裝修材料、環保型寫字樓,社區內設立回收站(回收後的物品遠運他方,而在該處的再造工廠中怎麼污染就不顧了)。而對於反思汽車文化本身、保護社區文化生態的完整(不讓地產商連根拔起重建,而使原社區居民四處漂移)等更根本的問題卻很少有人問津,這不正符合西方國家及一些財團要推銷其環保科技的新消費潮流,它如何能夠避免綠色環保反而成為富人們更進一步侵佔他人環境空間的藉口?進而成為無產者的任務和有產者的風光。[49]

而也恰恰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另類的聲音和做法顯的尤其無力,它們能跳出消費目光的逼視和消費邏輯的驗證嗎?想跳出,又有充分的注視與投入嗎?

一方面媒體到處都在談保護生態,一方面環境破壞的速度比保護的速度還要快。所以不能只單純地談生態問題,而應關注整個發展模式。[50]那個以「要多、要快、要新、要擁有、要在劃一的標準之下比拼、競爭、排斥……」為標準的發展主義[51]

以科技醫治科技
現代社會不僅帶給了我們便捷快速、高消費、高耗能、高污染的結果,更讓我們形成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當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們不是深入的分析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是依據同樣的邏輯,以可能帶來更多問題的辦法來進行解決。用更多的農藥殺死更多的蟲子而逼出「超級害蟲」是這樣,用更為殘酷全面的戰爭對付恐怖行動而引出更深的仇恨也是這樣,而眼下給人們帶去很大期望的第二次「綠色革命」更是這樣!

科學家慢慢開始承認,第一次綠色革命確實帶來了很多的後遺症——農藥污染,越來越多抗藥害蟲的逐漸顯現。因此有專家開始呼籲借助更為徹底的第二次「綠色革命」來加以解決,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是現任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的英國農業生態學家康韋的「雙重綠色革命論」,其主張在發展中國家既要設法再現上一次「綠色革命」那樣的高生產率增長! 又要能夠維護生態和環境。其手段是大力開發農業生物技術[52]。通過改變基因和注入甚至包括病菌、老鼠、蠍子等基因,而無需外界殺蟲,讓作物自身具有抗蟲性,如孟山都公司(Monsanto)推出種植期間加入蘇雲金芽胞悍菌基因的棉花,目的是加強棉花的抗蟲能力,減少施用農藥。[53]可是事實上,基因改造技術並沒有解決單一品種種植及工業化生產模式所帶來的問題。相反,現時種植的大多數基因改造農作物,仍然要依賴化肥、農藥、大量灌溉用水,並對土壤的肥力造成負荷,還創造出了「超級雜草」、「超級害蟲」和「超級病毒」。英國農藥協會更認為,除草劑的銷量會因為廣泛種植耐除草劑的基因改造農作物而上升。可怕的是那些植入的基因,會轉移到鄰近的作物上,後果難料。[54]

那些從第一次綠色革命獲取豐厚利潤的企業,則又一次發現了生物科技可能帶來無限商機和新的擴張壟斷機會,開始大量投資研究開發新品種,合併收購更多種子公司和化學品公司,以保證利潤的增長。

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則是:在DNA重組技術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現時,這一階段的主要從業者都是大學的科學家,他們自己也呼籲暫停關於DNA重組的研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某些開發基因工程技術的科學家離開大學,開始自主建立生物技術企業。在這個階段,對安全性的考慮在生物技術奇跡的口號下則被擱置一旁了。[55]

根據這個同樣的發展邏輯,還有另外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性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學技術水準的提高,這個問題就會逐步得以解決,也只有在經濟增長起來以
後,對環境和生態保護才能有更多的財力投入。

然而從過去幾十年的情況來看,全世界並不缺乏對環境和生態進行保護的科學技術,全世界的資金也足以用來解決諸如水質大面積污染和大氣工業污染這樣的問題,但環境—生態惡化還是在一步步加劇。這說明,「環境—生態」破壞後面隱藏著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環境—生態」問題決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正是這種代價論的濫用,常常有利於維護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會體制及安排,因為歷史上一切罪惡和悲劇幾乎都可以在代價論的粉飾下獲得其合法性:殖民主義也帶去了科技的傳播,侵略戰爭也促進了工業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官僚集權體制也曾促進了GNP的提高,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視為成績和代價主流和支流的關係,都可以在代價論的邏輯下得到肯定。因此,對「代價論」必須具體分析。問題不在於增長和發展有沒有代價,而在於這種代價是否超過了社會或社會中某些階層可以承受的程度?這種代價是由誰來承受?[56]

無論是前者的以科技醫治科技、還是後者的先污染,再治理,都將現代科技與其背後的操控者及複雜的社會歷史脈絡割斷,包裝成為了中性、獨立的形象。而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則指出:技術的發明既是針對控制的需要,也是針對效率的需要,有時是追求控制多於追求效率。[57]美國學者巴星 .康芒納更將矛頭直接指向現代技術本身——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技術變遷是現代環境災難的罪魁禍首,它占到全部污染物的80%以上」。[58]

當然,我們在這堥禱D對技術進行本質化的理解和歸納,那樣可能既無效而且還掩蔽了更為根本的問題——正是現代社會的特點屢屢引導著人們開發並接受對環境有害的技術。[59]因為,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競爭和積累構成了生活的唯一法則,任何東西,不管多麼神聖或罕見,都將成為市場活動的對象。大自然必定會被當作一種僅供掠奪和剝削的資源來加以對待。自然世界的毀滅,決不僅是自以為是所犯錯誤的結果,更是資本主義的無情生產邏輯所帶來的。[60]

同時我們也看到,科技中心論中那溫情脈脈面紗下的科技並非真的易於接近,其背後都往往被專利權(知識產權)法則所控制。

來制定專利和知識產權規則是為了防止盜版。而現在,這些規則卻成了西方科學家和大企業盜竊第三世界國家窮人傳統知識,並將它們據為己有的手段[61]。羅馬國際植物遺傳資源研究所總幹事傑弗雷 ? 霍亭博士(Geoffrey Hawtin)在此基礎上指出,「專利使得隨便一個發明者卻能夠操縱我們的農田和園圃。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被一場合法化的經濟劫掠行為一筆勾銷。」[62] 而以社群為主體的知識和理念卻被加倍地壓抑,新形式的知識將更為便利地賦予國家和上升中的中產階級控制普通消費者——人民大眾的權力。

當越來越多從海外歸來的朋友們,對比著國內日益嚴重的污染,興奮而不無羡慕地談起「人、鄉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歐洲時,對比著原來教科書中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霧都」倫敦,大有上當之感。殊不知,這正是由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主動成為「環境友好型」歐美的巨大污染轉移場,而全球化轉移後的污染總量及影響卻將大大超過從前。

科技醫治科技也正是這樣一個可轉移的矛盾,但它卻讓我們接受了科技萬能的迷信,給了一個隨著科學的發展,……,所以,我們可以……的危險幻象。

農民的選擇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但農民的選擇卻不斷的減少。可越來越多人認為這些選擇是農民自己的意願,正是他們用腳投票的結果。否則,當初毛驢之爭時,為何是與毛驢最有感情的農民會成為反對你們的最大力量。

類似技術的選擇顯然不是在孤立狀態中進行的,它們受制于形成主導世界觀的文化與社會制度。[63]這種農民自動淘汰毛驢的說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顯然忽視了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國家工業化的大背景。正如我們所知,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條件下,讓小農放棄靈活的牲畜而自動農機化無疑是非常困難,但在當時蘇聯援助重工業生產線上馬的情況下,利用農業合作化體制進行農機化的推廣,本身就和統購統銷及人民合作社體制一樣,都是特殊時期的國家戰略需要[64]

而在化肥的運用方面,雖然目前我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消費國,消費量占世界總量的1/3,並且連續26年以年均30.9%的速度遞增。但之前我國農民在作物生產中都以農家肥為主,基本不施用化肥。[65] 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舉辦的農業交流會上,全國各地的老農回憶了農藥、化肥的推廣過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這些東西的,它們刺鼻的氣味使農民覺得這些是對生命有害(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強行把這些東西扔到農民的土地上,因為他們代表著進步,代表著農業的現代化,如今農民已經徹底地接受了這些東西,三十年前他們覺得「這點化肥能有什麼用」,而今天當我們決定不用農藥化肥時,村堛漲揤A已經不相信我們能種出莊稼……[66]

河北定州市翟城村(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所在地)的退休小學教師米珠貴更詳細地回憶了村堛犒A耕實踐和生活方式是怎樣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改變的:

「村堛漲悀H都還記得在解放前,每家每戶都用騾子或馬犁地,運東西。人們在冬季來臨之前翻耕土地,好在冬天凍死蟲卵。天空有成群的烏鴉在飛,人們可以聽到鳥兒歌唱。
中年人也都記得解放後土地都分給了各家各戶,每家都有驢子或耕牛來拉犁。土地在冬天之前就被翻耕。人們用大的樹枝來做燃料燒飯,小的就用來堆肥。沒有足夠肥料的農民就到處撿樹枝和樹葉。秋天的時候,人們很早起床跟在牲口車後面撿糞。
1958年前,人們以米飯為主食,搭配以其他種類的穀物。那些都是綠色食品。
1985年後,每過秋天,那些種小麥的(農民)就會翻耕土地,不種的則不會。害蟲數量逐年增加,人們開始使用殺蟲劑。棉花都被害蟲吃掉,所以產量很低。村媔惆茠漣瑋N員要求村民們使用農藥殺蟲劑,許多村民農藥中毒被送進醫院。幾年之後,人們已看不到鳥兒在空中飛翔。1996年後,主食仍然是大米,可它們不再是綠色食品了。
為了提高產量,村民使用更多的化學肥料和磷肥,同時為了殺蟲也用更多的殺蟲劑。路修了,煤氣罐被直接送到村民家門口,他們用煤代替樹枝來取暖,燒飯。為了省事,大部分村民不再堆肥。他們很滿足於吃飽穿暖。一些人失去了工作的熱情,即使他們並不富裕,他們每天吃喝玩樂,等待別人的幫助。那些買了拖拉機的富裕農家也不會在冬天土地凍結之前翻耕土地了。
現在的土地是成片相連的,如果你翻耕了土地而其他人家沒有的話,害蟲就會飛到你的田地堙C如果你不用殺蟲劑的話,害蟲同樣也會飛到你的田地堙C現在要產出綠色食品是很困難的……」

這段回憶非常生動地反映出了這些年農耕傳統喪失的具體過程。人們不再把自然當作一個生命體系,而只是靠它來謀生。追趕現代化步伐的渴望取代了對現實生活及土地的關心,但土地卻是農民們僅有可以依賴的東西,他們無疑是對自然集體剝削和掠奪的直接受害者。[67]雖然比起1950年來,化肥和農藥使用量分別增加了10倍和17倍,糧食產量僅增加3[68]但農民們卻有著更精確的計算:如果減少化學投入,農民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勞力來製作堆肥和用生物學方法控制害蟲雜草。如果他們想要節省時間和勞力,或不知道怎樣堆肥,那已經必須購買的有機肥(原來則無需購買)就遠比化肥貴了。採用有機農耕對農民來說意味著要冒很大的風險,而且可能得到的產出水準較低,尤其是剛開始幾年。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有效辦法把分散的有機耕作者和新生的有機食品市場聯繫起來,高產低質及全球市場已經把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壓得很低,真正按有機方式耕作出來的農產品卻可能難逃普通農產品的銷售價格,而分散農民又根本負擔不起政府有關部門收取的高額鑒定費。這樣一來,實踐有機農耕對農民來講意味著高風險和低回報。[69]

所以,我們不能歸罪於中國農民採取不適當的農業生產方式。因為當前我們的人口增長客觀需求和市場經濟初期階段的消費主義已經造成了驚人的浪費,土地資源因快速城市化而不斷被大量佔用,水資源被過量開採,這些當然都使農業資源日益短缺。而經濟規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農業資源短缺的情況下追求農業作為產業的增長,其結果越會導致化學品等各種物化勞動投入的增加,投入產出就越不合理,農業和農村也就越失去可持續的基礎。[70]
顯然,作為全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農民,也只是目前大的發展環境和邏輯下一個受同樣影響的部分。

別的不說,就說2005年那場風靡全國的「超級女聲」衝擊波,全國報名人數達15萬,收視率突破10%,超過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穩居全國同時段所有節目第一名,決賽收視人數更是達到了四億。[71]而這麼多觀眾同樣也可能來自被明星夢工廠所呼喚著的農村,當我們為這場據說可能給中國人帶來民主的練習而歡呼時,對於大多數參加不起的農民觀眾來說,除了發短信和觀看節目以進行遙遠的選擇外,還將收穫一種參與的想像。

同樣的想像,在他們面對形形色色的高新技術時同時具備——尤其當這些技術被與代表著「先進」的廣告/電視聯繫在一起,並由於背後的經濟利益而被供上神壇時。那些遠遠挑戰自己原有生活經驗的「神奇種子」早已讓使用者沒有進行選擇的空間和信心,同樣的「放羊迴圈」故事更被「打工迴圈」所取代(打工為了什麼?賺錢;賺錢為了什麼?娶媳婦;娶媳婦為了什麼?生娃;生娃為了什麼?打工……),作為投入產出比相對不高的弱勢產業,農業似乎更沒有理由成為被選擇的對象。

作為一個可以比較的例子,香港學者文思慧博士對湄公河沿岸六個國家的不同人群進行了調查和訪問,希望能更多地瞭解那些被主流媒體和權力集團所掩蓋的本土居民的聲音,結果指出:說現代化的發展之路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而鋪設的,這種說法明顯地忽視了現代化排山倒海而來的歷程,它包含了宣傳、教育等意識上的霸權主義。[72]這些霸權將可能以大眾文化的名義或包裝而將欲望的生產和再生產虛構為人民的需要,將市場化過程中受資本制約的社會形態解釋為中性和不受意識形態支配的「新狀態」。[73]

所以,在這個失語但不無言的社會[74],曾經有報導說,有農村的母親們在市場上賣掉雞蛋,為了給她們正在上學的孩子購買速食麵,她們顯然認為電視廣告所宣傳的這種加工食品比起自己家的柴雞蛋更有益處和價值。而這樣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在發生,我們還可再充滿自信和天真地認為農民是在理性自主地做出選擇了嗎?

超越二元對立
行文至此,似乎我們很容易地陷入了另外一個困境,是否我們正在美化和浪漫化傳統?我想我們絕非此意,否則如何同時面對歷史上的各種匱乏以及由此所產生出的更多緊張和壓迫。

傳統是什麼?當我們說傳統的時候,又是以什麼為參照?誰在說著傳統?所謂的傳統又是如何被表述、呈現和想像?——似乎更是我們應該關心的。而我們這堜珨〞熄Е峞A不是不變,而是按照當地人與生態的情境而不斷改善,以本土生態為念而長久生長演變下來的。[75]

此文所希望討論的更不是避開檢討和改善種種導致經濟與社會生活扭曲的制度性根源,各打五十大板式地去搞所謂平衡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否則如何能避免不是顧左右而言他,掩飾了真實的問題,還借著不知所云的“環保”道德光環,在這問題重重的建制混水中撈一把?[76]  

作為一種現實的問題和處境,正如《天涯》雜誌所組織研討會上各位學者們共同指出的:環境—生態和發展問題,常常被構造成二元對立和兩難的困境:似乎要發展,就要破壞環境—生態;要保護環境—生態,就只能犧牲發展、忍受貧窮。這種發展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流行話語正在很多人那堣漱あ足Y種「常識」或「共識」,阻礙著人們對發展與環境—生態問題做任何嚴肅而富有積極意義的探討。……但我們關注環境—生態問題,並不否認人們追求日益舒適的物質生活的合理性。人與自然的相對和諧、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護的相對平衡,本來不也是“舒適”的應有之意嗎? [77]

而越來越多類似爭論的背後,都是「傳統-現代」、「鄉土/民間知識-現代知識」、「人類-自然」、「增長-貧困」等對立矛盾。將各種問題訴諸這種二元對立的話語,似乎更成為中國現代化話語在分析中國問題時的最主要特徵。[78]

從另一個角度,卻反映出我們想像力的匱乏和局限!我們希望的不是一種簡單回歸,而是新的建構。既是重視傳統,尤其是孕育傳統的土壤,更是批判,批判那些抽離人們實際生活,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以此希望能打開更大的開放空間。

作為早期發達國家的著名經濟學家和英國政府長期顧問,E.F舒馬赫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對當前的「發展」本身表示了深刻的憂慮,但同時,他更大膽的提出:大量生產幫助不了世界上的窮人,只有大眾生產才能幫助他們,由於「大眾生產」利用最好的現代知識和經驗,因而易於分散,適應生態學的規律,緩和地使用稀少資源,目的是為了幫助人,而不是使人成為機器的奴僕。而「中間技術」則是讓這種狀態成為可能的技術,它大大超過以往年代的原始技術,同時又比富國的超級技術簡單的多,便宜的多,自由的多。……如果當前發展中國家將一千英鎊的技術滲透到本國經濟中去的企圖,不可避免地會以驚人的速度扼殺一英鎊的技術。而我們要推廣的「中間技術」正是一種介乎一英磅和一千英磅之間的技術。我們也可以象徵性的稱之為一百英磅技術,它與土技術(往往處於衰退的狀況)相比,生產率高得多,與現代工業資本高度密集的高級技術相比又便宜得多。[79]

除提出理論,E.F舒馬赫還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進行“中間技術”的現實研究和推廣,其生前創辦的“中間技術”研究中心至今仍然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發揮著作用,無疑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啟發和鼓舞。但要超越各種二元對立,同時需要改變的,還有我們對他們及即將開展工作的定型化和近乎封閉的想像。

2006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開始舉辦生態農業培訓班,學院工作人員嘗試改變傳統的教育模式。新模式是建立在對「生態農業問題的理解應來源於鄉村社區之內而非之外」這一觀念的認同上。因此,生態教育並不是人們接受新概念的過程,而是人們重新發現當地人和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繫。這種聯繫不能通過正式課堂教育由「專家」教授「非專業人員」而得以建立,卻需通過交流和反思,把人們目前的生活與處境,歷史,風俗,禮節等聯繫起來從而獲得對生活的理解。

在這次培訓交流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是普通農民而不是農業專家。他們回憶並討論生活環境的變化,例如:以前村堛漯e水可以作為飲用水,但是現在變的越來越髒。他們一起回憶這幾年村堛熙壅是怎樣減少的,並講述著在使用化學防疫藥後養雞場的雞是怎樣死去。這些都是當地人民重新考察自己的生活,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聯繫起來的過程。在討論過程中,他們開始注意到自己行為與自然環境的衝突,但人們還是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種衝突似乎不可避免,所以人們必須面對並思考怎樣更好的協調解決。

而一旦將「過去、現在、將來」之間建立起聯繫,問題和解決措施也就變的逐漸明瞭。他們回想自己父母/祖父母的實踐,並且認識到這種傳統農耕實踐中所可能蘊含著的智慧。學員們分享著害蟲控制,堆肥,土壤保養的方法。在討論中,他們發現「有機農耕」並不是超出他們理解範圍的深奧技術;他們互相堅定信念:即使不使用化肥他們仍然可以種出比使用了化肥更美味的食物。這些都進一步使學院的工作人員確信在生態農耕技術上農民比他們懂的多得多。

而對於參與交流學習的農民來說,「有機農耕」不再是一個外來的現代理論,而是他們祖祖輩輩發展並實踐過的東西,是他們自己的知識,是被他們忽略甚至丟棄了幾十年的知識——正是由於這種丟棄,使他們對非化學方式的農耕失去了信心,更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在培訓班中,他們有機會接觸並重建與傳統農耕知識系統的關係。通過瞭解這些,農民不僅認識到傳統農耕較之于化學農耕的優勢,而且也知道為什麼傳統農業會有這些優勢。這樣的認識因此重建了農民對自己和自己所做事情的信念。[80]

正是這次培訓,讓我們看到主流論述和自己想像中所簡單化約了的農民——似乎他們都只是忽略自己及消費者健康,不關心或沒條件關心環境,沒辦法與化學農業說的消極被動群體。

雖然有著各種限制,但正是其中的許多學員讓我們看到來自草根的活力及可能性,或許這也是一種來自生產源頭的、不是單純環保的可持續生活實踐。

後記思考與行動

現代社會很大的危機在於,我們不能徹底地思考我們的出發點,比如價值這些問題。[81]或許可以說,從我們決定開始養毛驢那天始,就註定是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作為當年晏先生和老鄉們開展工作的幫手和重要工具,至今毛驢仍在默默地耕耘著,或許當年的晏先生不可能想到小小毛驢能帶出這麼多的問題,能再次作為工具而刺激起我們的討論和思考!但由毛驢所引發的思考卻再次印證了他的那句老話——在中國談農村問題和進行鄉村建設實踐,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82]——雖然這種說法目前似乎正被西醫及實用主義哲學所擊潰。

當作為一個行動者時,我認為「知」易「行」難,正如舒馬赫所說「一盎司的實踐比一噸理論還值錢」[83],既然行動是對群體慣性和眼高手低的背叛,在各種現實困難和不可能中尋找著可能,自然難能而可貴。

而當我暫時能夠更專注于思考時,我發現,一點都不比易,尤其一種更為徹底和挑戰性的,因為它已經被太多的現實和錯綜複雜所包裹。 認真想想,當我們嘗試去反思毛驢、能源和生活方式時,身邊正有多少人正日夜期盼、身心投入的上著熱門「駕校」,他們可能是我的老師、朋友、家人、鄉村建設的志願者,總之,都可能是希望這個世界會更加美好的善良的人們。

魯迅先生做過一個非常精彩的比喻,當你要在一間密不透風的屋子婸‘普}窗戶透透氣,可能要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但這時如果可以宣佈我們要把整個屋頂掀開,「理性」的眾人則或許可以同意那個先前還強烈反對的行動。

的確,當Radical這個辭彙因為革命的恐懼而給大家帶去「激進、不現實、暴力」等想像時,是否還有人去追溯它的本意或另外一層意思——回到事情的根本!因此,有香港學者更準確地翻譯為「基進」。

正當許多類似語言和行動資源都已經被汙名化、蔑視、甚至成功消解時,反思如何成為可能?批判如何還能夠具備改變及建構的力量?行動如何可以成為打開新想像的載體,而不是墮入犬儒主義的泥潭或在為行動而行動中使無力者更加無力!

既然社會運動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自然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如果用一種非平和的手段去謀求一種平和的生活狀態,在我的眼堨縝p同拿著槍去告訴別人不要用槍。[84]

整個社會運動或取也要避免一種先污染、後治理的思維習慣,不是先後的問題,而是需要自身具有一種特別的敏感和視角。今天,我們不是在如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寄託無謂的鄉愁——可能我們都已經喜歡和習慣於對一些不同的聲音做出最快速的評價,就像我們可以從對失敗者的審判中獲得自己所期待的解釋和快感。

我們也不是悲情地為毛驢和傳統農業唱著挽歌,我想我們根本沒有資格,對那個——曾經延續了幾千年的農業,那個養人的農業,那個作為我們整個文明載體的農業!

 

注釋

[1]本文深受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馬國明先生開設的《文化研究與歷史》課程啟發,在此深表謝意!

[2]瓦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譯,1998,《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嚴曉輝,《由養騾子引發的思考》、《為了持續的鄉村》,摘自《田野筆記》,2006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生態農業工作室編

[4]範建,《播綠天下——記「綠色革命之父」布勞格博士》,《科技日報》

[5]李根蟠,《“三才”理論與中國傳統農學論略》,2002年中日韓農史研討會論文

[6]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精耕細作、天人關係和農業現代化》,《古今農業》,2004.3

[7]石元春,《從農業發展歷史看科學與人文的互動》,《光明日報》

[8]文佳筠,《後石油時代的農業展望:朝鮮與古巴的啟示》,選自《三農中國》第11輯,2007年第2期,湖北人民出版社

[9] 同上

[10] 同上

[11]舒詩偉,《我們要綠金——古巴綠色農業的故事》,臺灣北埔大隘文化生活圈協進社總幹事,《青芽兒》主編

[12]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著,蔔永堅譯,潘永忠校,《農民、種籽商和科學家:農業體系與知識體系》,選自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200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53頁

[13] 同上,254頁

[14] 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綠葉》2008年第2期

[15]李棠慶,《為化肥鳴不平——兼談解決化肥污染問題的出路》,《大自然》, 2004年第四期

[16]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http://www.wfp.org.cn/AboutWFP/FactsAndFigures.html

[17]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第39頁

[19]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著,蔔永堅譯,潘永忠校,《農民、種籽商和科學家:農業體系與知識體系》,選自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200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80頁。

[20] 同上

[21](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耿建新、宋興無譯,2006年《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

[22]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第34頁。

[23]Vandana Shiva著,思彤譯,《全球化與貧困》,選自《復活》第202 期。

[24]范達娜·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頁。

[25]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第38頁。

[26]范達娜·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頁。

[27]程式主編,2007,《中國農業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第13卷),科學出版社。

[28]張壬午、張洪生、張汝安主編,2001年,《中國環境保護與農業可持續發展》,北京出版社。

[29]范達娜.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頁。

[30]范達娜·.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頁。

[31]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第34頁

[32]馬國明著,1998年,《班雅明》,臺灣東大圖書公司,第45頁

[33]張樂天著,2005年,《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緒論第2頁。

[34]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綠葉》,2008年第2期。

[35]許寶強、汪暉選編,2001年,《發展的幻象》附錄名詞解釋,中央編譯出版社,第391頁。

[36]文思慧主編,2002,《誰偷走湄公河的未來——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香港:樂施會,第79頁。

[37]李棠慶,《為化肥鳴不平——兼談解決化肥污染問題的出路》,《大自然》, 2004年第四期

[38]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著,蔔永堅譯,潘永忠校,《農民、種籽商和科學家:農業體系與知識體系》選自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297頁

[40]黃志友,2006年,《農業與鄉村生活》,摘自《田野筆記》,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生態農業工作室編

[41]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綠葉》2008年第2期

[42]據報導:有多名電工因連續作業而促電身亡,也有人因車站擁擠而被活活踩死。

[43]戴旭,《特大雪災帶來戰時警示》,《環球時報》。

[44]Liu, Yan. (2008).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aspora, Indigenous & Minority Education, In press

[45](美)丹尼爾 .A.科爾曼著,梅俊傑譯,中譯2006年,《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20頁。

[46] 同上,第23頁。

[47] 尚﹒布希亞著,邱德亮、黃宏昭譯,2006年,《恐怖主義的精靈》,臺北市:麥田出版,第83頁。

[48]郝冠輝,2006年,《艱難的回歸——學院的農業之路》,摘自《田野筆記》,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生態農業工作室編。

[49]文思慧,2000,《綠運天外天——我們不赴迪士尼的約會》,香港:青文書屋,第19、41、115頁。

[50]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綠葉》2008年第2期。

[51]文思慧主編,2002,《誰偷走湄公河的未來——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香港:樂施會,第107頁。

[52]中國農業大學程式教授,《當今世界農業發展狀況與中國農業發展!(上)》,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4年 26

[53]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第56-57頁。

[54]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第58頁。

[55]范達娜 .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3頁。

[56]《南山紀要:我們為什麼要談環境—生態?》,http://www.7139.com/lwzx/shxlw/hjbh/200607/55694.html

[57]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著,蔔永堅譯,潘永忠校,《農民、種籽商和科學家:農業體系與知識體系》選自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274頁。

[58](美)丹尼爾 .A.科爾曼著,梅俊傑譯,中譯2006年,《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17頁。

[59](美)丹尼爾 .A.科爾曼著,梅俊傑譯,中譯2006年,《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20頁。

[60]Liu, Yan. (2008).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aspora, Indigenous & Minority Education, In press

[61]Vandana Shiva著,思彤譯,《全球化與貧困》,選自《復活》第202 期。

[62]范達娜 .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頁。

[63](美)丹尼爾 A 科爾曼著,梅俊傑譯,中譯2006年,《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27頁。

[64]詳見溫鐵軍著,《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65] 顧明,《農業生產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9月。

[66]郝冠輝,2006年,《艱難的回歸——學院的農業之路》,摘自《田野筆記》,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生態農業工作室編。

[67] Liu, Yan. (2008).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aspora, Indigenous & Minority Education, In press

[68]程式,《當今世界農業發展狀況與中國農業發展(上)》,《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4 26

[69] Liu, Yan. (2008).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aspora, Indigenous & Minority Education, In press

[70] 溫鐵軍,《新農村建設與迴圈經濟——實現三農可持續發展的反思與實驗》。

[71]肖慧著,《自我演出 個性經濟:解讀全球化語境下的“超級女聲”和“芙蓉姐姐”現象》,選自《全球化與「中國性」》,宋耕編著,2006年,香港大學出版社。

[72]文思慧主編,2002,《誰偷走湄公河的未來——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香港:樂施會,第89頁。

[73]汪暉著,2000年,《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第69頁 。

[74]戴錦華,1999,《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

[75]文思慧主編,2002,《誰偷走湄公河的未來——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香港:樂施會,第107頁

[76]文思慧,2000,《綠運天外天——我們不赴迪士尼的約會》,香港:青文書屋,第15頁

[77]《南山紀要:我們為什麼要談環境—生態?》,http://www.7139.com/lwzx/shxlw/hjbh/200607/55694.html

[78]汪暉著,2000年,《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第45頁 。

[79](英)E.F舒馬赫著,虞鴻鈞、鄭關林譯,劉靜華校,1985,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04、121頁。

[80]Liu, Yan. (2008).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aspora, Indigenous & Minority Education, In press.

[81]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綠葉》2008年第2期。

[82]晏陽初著,《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選自《晏陽初全集》第1卷,1989,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65頁。

[83](英)E F 舒馬赫著,虞鴻鈞、鄭關林譯,劉靜華校,《小的是美好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第21頁。

[84]黃國良,2006年,《黃瓜的故事》,摘自《田野筆記》,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生態農業工作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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