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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店和出版前言自從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出現了明顯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文化和經濟的界線幾乎不再存在，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或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成了一個社會是落後於形勢還是領導潮流的指標。對從事文化研究的人而言，資本主義經濟的文化轉向的最大意義是清楚無誤地說明文化不是一種獨立、自存和自足的體系，文化和社會上的不同領域都存在著各種千絲萬縷的關係，探討和分析某個社會的文化必須從這些千絲萬縷關係著手。 書、書店和出版原是分析文化和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千絲萬縷關係的理想媒介，書、書店和出版三者和文化的關係十分緊密，亦十分明顯，但三者都不單是文化現象或文化產物，也同時是經濟現象甚至是政治現象。自從書籍面世以來便不斷有禁書，像由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錄音整理而成的《改革歷程》，在中國大陸便是禁書。可以說，書、書店和出版三者的戰略意義極高，是探討某個地方的文化的必由之路。 這一期選的三篇專題文章便分別討論書、書店和出版三者。在香港，每年推廣讀書、促進閱讀風氣的活動不算少，一年一度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書展」更被本地的不同媒體廣泛報導。雖然「香港書展」的入場人數屢創紀錄，但不竟像年宵市場一樣，一年只是舉辦一次。從推廣讀書、促進閱讀的角度而言，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裡，至少有三百六十日照常營業的書店其實更為關鍵，但香港的媒體對這些幾乎每天都營業的書店卻毫不感興趣，就連香港的學術界或文化界亦不曾深入分析香港書店的生態和運作模式。今期的專題文章選了朱焯信的〈澳門二樓書店研究〉，文章談的雖然是澳門，而且當中談及的部份人和事已有轉變，但仍具參考價值，尤其對香港而言。香港的二樓書店己出現了差不多有半個世紀，但香港二樓書店的研究卻一直欠奉。澳門近年不但在經濟發展上優於香港，文物保育的工作更令香港失色，是時候向澳門學習。 香港的媒體重視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原因無非是因為「香港書展」已像年宵花市一樣成了一年一度的盛事。但跟世界上一些歷史悠久的書展相比，成了盛事的「香港書展」簡直難登大雅；即使跟鄰近的城市，如北京或台北，舉辦的書展相比也有所不如，為甚麼仍可以成為盛事？張秋玉的〈閱讀．香港書展〉是解答問題的開始。專題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許惠敏的〈初探「可持續發展」概念雜誌的持續出版〉，雖然文章討論的是一本已無法繼續以紙張印製的《SEE》季刋，但一份小眾刋物由創辦到艱苦經營，掙扎求存到最後不能再活現於紙上的過程恰好道盡香港出版刋物的生態。人人都會同意一個只有《壹週刋》、《東週刋》、《明報週刋》而缺乏各類小眾刋物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更遑論是一個文化活潑多元的社會，但要達到任何文化成果則必須從書、書店和出版的最基本狀況著手，「文化是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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