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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社區與想像共同體 ― 從“網路愛國”到臺灣美濃的返鄉青年運動潘家恩當期待中的 2008 真實貼切的走近並從我們身邊經過時，它註定將給我們留下無盡的思考空間。從奧運火炬海外傳遞所引發“全世界華人聯合起來！” 的悲壯畫面，到促使法籍大財團“家樂福”在“五一”期間用《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心》、《義勇軍進行曲》等愛國歌曲取代平日輕柔悠揚、讓人放慢腳步盡享購物樂趣輕音樂的戲劇場景[1] 。甚至當“三鹿”問題奶粉讓國人從驚恐走向憤怒時，似乎是“多事之春”的慣性使然，我還是在網上看到了這樣的消息：認為這次事件實際可能是“洋奶粉”為了擠垮中國民族產業而別有用心，背後可能有更多的“陰謀”，總之，我們不應該上當，而應該堅決支持國貨，甚至有人還準備發起遊行…… 而在具有國際性影響的“抵制家樂福”風潮中，便捷的網路更讓兩派的戰鬥打得火熱，一派為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憂心忡忡，表現得清醒而高尚，把對方視為“腦殘”者；而另一派則把這些還在“為西方說話”的人稱為“漢奸”。 雖然這些討論，90％的帖子都是口水，但這場由網路所引發的抵制卻遠遠超越了論戰和謾駡，它引起全國各地的普遍呼應。在2008年4月19日的抵制行動中，出於安全考慮，北京中關村家樂福上空竟出現了兩架直升機 ― 而這是北京警方全部直升機的一半。[2] 這場趕集般“愛國行動”的參與者更包括男女老少，就在 4 月 17 日當天，安徽合肥甚至發生了小學生抵制“家樂福”的現場抗議。[3] 作為系列事件的大背景，類似情緒發生在正在“和平崛起”途中，並試圖通過即將舉辦的奧運會來進一步向全世界驕傲地“百年圓夢”，同時洗雪近代以來百年恥辱的發展中大國，屈辱和自豪反復摩擦，民族主義情緒不可避免而又充分悲情地重新點燃，也就不讓我們難以理解了。 既然，種種外在的不懷好意是如此的明顯，所以，作為一種反對的聲音和行動，則自然就顯得那麼的天經地意。就如一位名叫“tangxin983”線民曾經這樣總結的網路“憤青”思維邏輯公式：“我是愛國者；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愛國的、是正確的；誰敢反對，誰 TMD 就是漢奸，是洋奴。”[4] 於是乎，正是“中國人”這個被想像出來的共同體，儘管內部還存在著很多的不公和矛盾，而在這樣的時刻，它卻總被設想成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之所以說它是想像的，因為對於大多數的網友來說，正在被他們掛在嘴邊的“中國人”理應包括 13 億的個體，可他們卻絕不可能認識其中的大部分，或和他們相遇，或真正地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向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5] 對於彼時許多活躍在網路內外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強國夢”、“愛國”的低門檻參與及“快速”表達正因如此的難得而顯得分外重要。而“匿名”的網路更為那些生活在巨大壓力下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發洩的場所，這裏似乎不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似乎可以盡情謾駡，這裏也沒有上司的監視眼睛和生存方面的壓力。從心理層面上看，在“愛國”旗子下，卑微的人則可以瞬間變得“很強大”。它可以讓人們暫時忘卻自己的卑微和痛苦。 因此，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裏，群體們獲得了充分的表達和想像空間，大家都善於用形象來思維，任何事情都可以根據聯想，從抵制法國聯想到抵制法國的大企業——家樂福、LV、各種法國化妝品、一切關於法國的東西。而當抵抗運動起來後，家樂福究竟有沒有支持達賴，為什麼選擇家樂福作為抵制的物件，則成了沒人理會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聯想與暗示之下，群體成員相互模仿，並為自己是其中一員感到自豪[6] 。 和以前很多熟悉的民族主義風潮一樣，本次抵制同樣將問題大大簡化，各種社群內部的矛盾在此時都可以被暫時性地打包並向外轉移，在逐步被淡化遮蔽的過程中直至取消。就像我們可以在抵制風潮最激烈時期的網路視頻中所看到的，當時讓普通平民足以產生各種焦慮而又無法排解的社會內部矛盾 ― 如物價飛漲問題（豬肉、油）、股市震盪等問題都可以轉移為“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新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的一個副產品，或者在它們這些主要矛盾面前顯得可以忽略。 所以，當我們可以通過受害者的身份把複雜的焦慮和怨恨發洩到外部時，似乎同時可以接近它的想像性解決，至少在心理層面上得以舒緩，雖然這種轉移卻並沒有動搖真正的問題所在。 與此同時，為了更有力地進行動員，並為參與者們尋找一個容易跟帖或謾駡的物件，以此才能使火力得以集中並滿足自己成為道德審判官的快感，憤怒的人群不斷按想像快速地“生產”並“命名”著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漢奸”，但看似對立的兩者竟同時又是那麼的模糊。只因指出“家樂福裏面還有很多中國員工，抵制家樂福首先受害的可能是這些中國員工。希望網友慎重對待！”，短短幾天時間，那個在巴黎為捍衛奧運火炬而多處受傷的“民族英雄”金晶迅速而無情地被罵作“漢奸”，十多年來由於“思想敏銳、貼近社會和敢說真話”而深受年輕朋友歡迎的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岩松也成了“白陰松”[7] 。 就像我們在捅破那個“群氓崇拜”、“多數人的暴力”的努力中所指出的：文明的花樣翻新並不能剔除隱藏在人類內心中古老的潛意識，只是理智狀態的個體壓抑了它們，而群體則能將這種個體壓抑心理暫時解除，從而能使潛意識在某些時刻淋漓盡致地以行為表現出來。而“真理”的表達必須是“堅決反對”和“堅決擁護”的旗幟鮮明式口號，不能模棱兩可，只有如此他們才“喜聞樂見”。[8] 所以，抵制行動中的基本邏輯（策略）也應之而生，我們需要將原來各種模糊的聲音和矛盾迅速地清晰化，最好可以形成兩個對立的整體，這樣才既有利於以“全民性/大多數”來包裝代言者自身的訴求和情緒，使發言者個人能在“集體的遮掩”下保有充分的安全並不必承擔可能的道德不安；另一方面，它同時還可以消除無用的差異，用整體洪亮的合唱聲才能充分顯現出“反抗”的力量，不管你的年齡、身份、性別，面對“漢奸”時，你難道要和他們站在一起嗎？作為一名“中國人”，難道你不應該表達點什麼嗎？ 好，有了這些就夠了！而其間可能的種種差異和不同看法，那也只能作為可有可無的注腳而已。 就像任何一次現代傳媒可能追逐熱炒的花邊新聞一樣，“網路愛國”也迅速引起傳統媒體和有關方面的互動。追逐者中有人則方便地利用“民意”，順水推舟和輕而易舉地指出 ― “西方有一類人心術不正，總是喜歡往人家院子裏扔磚頭，而民族主義就是一塊打人的磚頭，所以，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9]。 同時有學者則通過嚴密的論證得出：“網路民族主義的興起明顯具有雙重意蘊，它不僅意味著理性精神和現代公民的出現，擴大了民眾政治參與的新平臺，也意味著其實際充當了聚合獨立個人精神力量的社群組織功能”、 “網路民族主義者即使存在偏激、幼稚甚至語言暴力，但大多是使命感和責任感使然”。[10] 而批評者的聲音也同樣不絕於耳，似乎“一切都是民族主義惹的禍”；“民族主義”甚至是近代中國發展至今的兩大病灶之一；民族主義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可能走向排外鎖國，極端例子就是義和團……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由情緒支配貌似強大的空殼，內在建設性不足，很多時候則多表現為一種情緒和姿態。由於始終缺乏穩定的、持恒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和行為規範。所以結果卻是自身的迷失和空虛[11] 。 針對這些批評，同樣有學者提出質疑：“把民眾對於社會進程的參與和要求，把對於霸權的抗議統統作為“民族主義”或“激進主義”而排除在制度改革之外，這一觀點看似與國家的民族主義宣傳相互對立，但基本邏輯卻是一致的[12] 。” “普通百姓最終還是因為很難出去，對那些禁止他們進入的國家說些氣憤話，被批為狹隘民族主義；而靠批評‘民族主義’發跡的知識份子卻不知道反省自己：如果中國普通百姓也能像這些知識份子一樣，來往於北京與紐約、上海與倫敦，今天還在‘雪竇山下’、明天已飛到‘哈佛燕京’，誰還願意去‘民族主義’？”[13] 但遺憾的是，很多學者卻都有意無意地回避了一些類似的質疑。似乎產生民族主義情緒的社會經濟文化土壤和已經是利益群體一部分的知識精英群體不再是需要同樣深究的問題。而令人生厭的民族主義言行已經構成“自由主義”擁有合理性的充分證明。所以，比起網路上的人身攻擊和狼煙四起，他們更大的擔心則實際是 ― 這樣的可怕思想是否會從學術或民間自發行為轉化為一種國家政策，從而阻礙了自己擁抱藍色文明的發展大計。最後，在充分比較與論證下，還是大團圓式地拋出了心中早有定論的解決辦法——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相反它們是相互補充的。所以我們更應該建構“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14] 。 似乎不管我們個人的觀點、行動和思考有著多麼明顯的差別，而結果卻又往往差強人意、萬法歸宗。從這個意義說，個人似乎永遠都只是歷史（時代）或不同形式大敍事的人質！ 就像任何一次類似行動臨近尾聲的時候，我們當然還可以一遍遍地反思並呼喚著“寬容和理性”的到來。或者完成更帶“實用”色彩的調和 ― 這樣可能兩敗俱傷，而對我們自己（同胞）也不會有多少好處。所以，我們適可而止！ 這些反思肯定重要，而本文更希望關注的則是：當那些網路“愛國者”不斷地強調自己或自己所要評判謾駡的物件是個“中國人”時，“中國人/愛國者”這樣一對似乎本質意義上的“身份/認同”，到底意味著什麼？ 作為一個對照，筆者在主持一次培訓的過程中發現 ― 該培訓參加者為近三十位剛剛從大學畢業並準備前往農村開展一年基層社區工作的青年人 ― 當協作老師讓他們每三人一組，互相訪問“自己的三個身份”是什麼？答案雖然因人而異，但基本卻可歸納為：“自己（名字）、男人/女人、兒子/女兒、社會青年/剛畢業學生、社會工作者/志願者、甘肅人/陝西人”。而當其中唯一的一名同學忽然嚴肅認真地大聲說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中國人”時，會場馬上引來一陣意味深長的笑聲…… 作為在網路上最活躍的一個群體 ― 剛大學畢業的青年人，在其他時候或場合，他們或許正是重要的“網路愛國者”，可為何在這裏，大家似乎都不約而同地現實起來，更多從本土和個人層面上去尋找定義“自己”。 而正是在日常場景中被認為“做作”、“假、大、空”的國家身份，在特定時刻卻可以立即成為無需任何懷疑的首要屬性。可見，“身份/認同（identity）絕不是固定不變的、普遍的、已經完成的本質化屬性，而是在實際的社會歷史過程中被人為地建構起來，是流動和不斷形成的，它內在地重視差異、雜交、遷移和流離[15]。” 就在這份被召喚出來的身份認同和“共同體想像”在網路內外掀起一波波熱浪之際，2008年4月，來自南臺灣一位客家鄉鎮農家子第的歌手林生祥分別在廣州和北京為廣州南嶺雪災後的生態恢復舉辦數場公益演出。經由《南方週末》[16]、《南風窗》[17]、《讀書》[18]等媒體的報導，開始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普遍關注不僅僅因為這位歌手已經奪得四屆臺灣金曲獎，並於 2007 年的夏天，在臺灣“金曲獎”創設18年來第一次拒領“最佳客語歌手、最佳客語專輯民謠”兩大獎項。 更因為其歌聲的背後，竟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臺灣第一場反水庫運動以及當代臺灣的“三農”問題。歌曲故事都主要發生在創作者的家鄉——一個叫做美濃的小鎮，其主人公，正是這個有形社區中的父老鄉親和好山好水，而將所有這一切聯繫起來的，正是他們的身份認同——客家文化、客家語言、農家子弟、家鄉、農業、集體回憶、社區網路…… 所有這些的起因則可以追溯到 1991 年，臺灣當局決定斥資 1100 億新臺幣在高雄縣美濃鎮修建壩高 147 米、距離最近的村莊只有 1.5 公里的大水庫，由於當地的百姓認為此項工程將對農業、生態環境和人們的生存條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美濃的鄉親們和返鄉知識份子一起，組織社區民眾、專家學者、學生團體、返鄉青年等，開始了持續多年的抗爭活動。[19] 就是這樣一個人口只有四萬多的小鎮，竟然奇跡般地挑戰了強大的權力機器和當時號稱“未來亞洲第一大水庫”背後的巨額經濟利益（總預算 1100 億新臺幣，約人民幣 270 億），並獲得了相對的成功。 運動一開始，以“美濃愛鄉協進會”為主的當地抗爭力量開始意識到反水庫決無可能一戰而勝，所以需要尋找長期抗爭的策略。階段性的反水庫成功只能暫時拒絕一次巨大的災害變故，美濃長期的困境與危機，如農業衰退、社會解體、環境惡化及文化淪喪等等，不會因為這種暫時的勝利而消解。[20] 因此他們沒有把反水庫作為唯一的目標。而認為只有自身的壯大，才是這個客家原鄉對抗任何內外部威脅的永久力量。 至今，該運動不僅延伸到了水資源的永續發展、社區文化傳承與再生、有機農業恢復等方方面面的建設性議題，同時還慢慢開始形成了美濃籍青年自願從城市返鄉的民間行動。 在那裏，有當地農民、台大經濟系畢業高材生、辭去銀行金飯碗白領以及在社區大學（美濃鎮）和“愛鄉”協進會工作年輕人等組成的“美濃有機耕作隊”；有返鄉青年為外籍新娘開辦的識字班；有大中學生組成的以延續客家文化為宗旨的“美濃後生會（客家語，指年輕人）”等各種組織。 其中，美濃後生會就是 1997 年開始，由正就讀于大學的美濃子弟所組成，其成員皆是 1977 年之後出生，他們多利用大學時代的假期返鄉，為美濃地區的小學生舉辦生態體驗營，透過田野調查重新認識家鄉的人與土地，用身體和感官去體驗家鄉，拼湊書本以外的美濃，並重新連結起被切割的社會關係。 正是這種源源不斷的努力和新生力量，美濃的朋友們常常會說，這是一場“始於反水庫，卻永無止境的社區運動”。 運動的最早發起者——三位美濃籍返鄉青年之中的兩位，鐘永豐和妹妹鐘秀梅當時年齡都只有 25 歲左右，愛好也接近，在大學時就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對臺灣社會運動的各種手段瞭若指掌，同時又有所批判：“我們在都市看到的社會運動，有幾個傾向要反對。一是情緒化，把物件妖魔化，非人化，這不是開啟對話的方法。二是民粹化，一個人領導，喊口號，群眾在後面跟著走，把一般群眾的智商簡單否定掉。” [21] 以此長達 17 年立足有形社區，扎扎實實的建設性工作為照，這些讓鐘秀梅兄妹二人17 年前就失望而告別的警惕似乎對我們當下的“網路民族主義”甚至主流社會運動都有著很大的啟發。 雖然為了達成“反水壩”這樣一個明確具體同時又難上加難的目標，美濃朋友們當然需要進行廣泛和有效地動員，然而他們的可貴之處正是不僅沒有將內部矛盾狡猾的轉移，而且還誠實地面對了社區內部已有的矛盾和張力，運動的發起者們前期耐心地在社區內部做了大量的調查和聯絡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將社區內部的各種問題和外部問題進行有效的連接，同時還從社區內部大量挖掘資源，用實實在在的方式發動本地人參與，並利用本土的文化傳統，以此建立一種近距離、有形社區內部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 而這種歸屬感正是源自於他們的生活和實踐本身，一個動人的例子則是《我等就來唱山歌》（林生祥和鐘永豐合作創作的第一張專輯）主題歌以及“交工樂隊”的誕生——回憶起 1993 年 4 月 16 日美濃鄉親第一次在臺北“立法院”門口進行反水庫請願情景時，組織者鐘永豐這樣說道：“當我們帶一兩百個農民去到‘立法院’，可以想像，譬如你是河南鄉下人，一去到北京，怎麼會舒服？我們的鄉親在車上還神采奕奕，一下車就變成縮頭烏龜，立法院富麗堂皇，鎮暴員警一出來就是上百人。” 這時鐘秀梅站了出來：“鄉親們，別怕！鎮暴員警這麼多，不用怕！就當作自家的子弟。立法院這麼豪華，沒關係，就當作自家的三合院。我們就來唱山歌，好不好？”於是，會唱山歌的圍成內圈，其他人圍在外圈，歌聲一波傳給一波，越唱越有力量。鄉親最熟悉的客家山歌立時成了挽救自信心的壯膽之歌。此時再講請願內容，個個都有膽。不久，“立法院”刪掉了那年的水庫預算。 山歌可以鼓舞士氣，但山歌卻與現實無涉，“為什麼不能讓我們的山歌也來抗爭？”4 年後，這個想法，最終促成了林生祥通過歌聲來推動“反水庫”運動。而之所以取名為“交工樂隊”：原本指的是美濃當地在農忙時各家交換勞動的互助形式，這也象徵著美濃鄉親對樂隊的支持幫助以及樂隊將來創作的內容和形式來源。[22] 正是他們看重了社區內部的差異和個體間的不同訴求。所以當對外轟轟烈烈、需要高度同質化的反水庫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他/她們卻能發現並開始更長期和更多元的在地工作。 雖然他/她們拿起“客家文化”作為本社區群體所特有的身份和文化來進行廣泛動員，但主事者們卻保有難得的清醒——如何警惕因此將所謂的“客家”身份定型化和浪漫化，而形成另外一種封閉的想像？時至今日，在全球化和現代文化的席捲下，即使是這樣一個相對具體的“客家”文化，其中難道沒有夾帶著或多或少的電視廣告和對“他者”的認同？ 所以，有美濃朋友說，他最討厭“原鄉美濃”四個字，因為美濃人和臺灣島上另外兩千萬人並沒有多大差別。吃人的禮教、醬缸的文化、戒嚴時期的政治迫害，都曾經重重影響客家人的價值觀。過多的期望，傳奇般的遐想，只會帶來錐心刺骨的挫敗。[23] 而這十多年來，社群內部面對困難和誘惑而產生的種種不解、責難、分裂也與其他地方沒有太大的分別。 所以，這些認同還都需要“再生活化”和“再地域化”。既然它是不斷流動的，被建構的，那麼我們可否為之注入更多這個群體自己的故事與喜怒哀樂，為這個本來就被主流文化所標籤化的相對弱勢人群爭奪到更多的解釋權，進而改變主流社會對“我們”的淡漠與想像。 我們似乎不難在林生祥的幾張專輯中找到類似的努力和渴望，它與大陸近年來——純粹聚焦“他者”的苦難與悲情，讓底層成為冷冰冰和絕無希望的角落，讓“關注底層”變味成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和大眾媒體為自己臉上塗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揮灑廉價同情心的佐料，讓底層在被敍述的過程中，像木偶一樣毫無尊嚴地任人塗改和粉飾命運。[24] ― 則存在著斷然的不同。 後記： 當然，比起把我們自己融化進去並從身邊和生活中找到一種普遍的建設性認同，一種因外部的問題或偏見而被間歇性喚起的否定性（對抗性）認同則是相對容易取得並達成目標的。 2008 年 4 月 19 號是林生祥在北京的最後一天。《讀書》雜誌主辦了一場長達四個小時的座談會，學界、評論界、NGO、媒體、文藝青年幾十人黑壓壓地擠在狹小的三聯書店咖啡廳。 林生祥給大家放了一個《穀子·穀子》小短片，是美濃一所小學的代課老師拍的，記錄了學校的孩子們親自耕種、收割有機稻米，並將稻米做成各種食物的故事，這其實更像林生祥現在的生活和心境。 就像他所不斷強調的，音樂不僅僅是社會運動和戰鬥的檄文，更應該去貼近、安慰那些民眾受傷的心靈。我們還是要回到一般人的生活，但這些，遠比一時間激烈的運動更難、更豐富、更寬廣。但畢竟，平靜才是真正的力量。 可在座的人們仿佛更感興趣的是“反水庫”時期的林生祥，更在乎音樂與社會運動的直接關係，在乎人類無法回歸家園的困獸般心境，仿佛一定要從林生祥的背後再榨出一個格瓦拉來。[25] 雖然，就在當天的討論會現場，就有人指出，在林生祥的創作和美濃的反水庫中，找到了一個歸宿，找到了一個“回去”的地方，而大陸這邊的許多藝術家，基本上還處於思考和表現現實生活的階段，差不多普遍沒有一個去處。[26] 找不到“回去”地方的，又何止藝術家？ 雖然，我們也有過一些類似的反抗運動，從全國各地城市大大小小的社區重建及拆遷問題，一直到所謂的“史上最牛釘子戶”，它們之所以進入我們的視野，似乎只因如那位著名“釘子戶”一樣，只有一個人堅持鬥爭的悲壯美學所形成的新聞價值和我們自己的窺密心理。而社區網路的摧毀和被拆遷戶集體記憶、社區認同、公共空間等在全世界範圍內共同的問題（可參考香港 2007 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及“利東街”重建規劃運動）卻被一一忽略，擺在我們面前的似乎只是簡單的“拆遷賠款是否合理？”、其中是否有“貪污腐敗”？…… 面對這樣的一系列問題，除了對個別人及個別現象表達有限的同情外，我們心中是否真的有過“不應該這樣被拆”的理由？或者只是一些“葉公好龍”似的美麗“鄉愁”？ 雖然，讓“理性、寬容”降臨這個有著不斷產生民族主義情緒深厚土壤的民族來說絕非易事，但讓憤怒的人們不再亢奮，讓被貼著“民族主義”標籤的人們在曖昧的現實面前達成暫時的和解，則似乎不難。但在“向前、向前、再向前”的齊步聲中，我們卻也絕然難以聽到美濃客家音樂和五千萬隻黃蝶[27]所產生的平靜與力量。 似乎，這更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
注釋 [1] 金微、王毅，《家樂福風波的迷思》，《大江週刊 (城市生活)》2008 年第 5 期。 [2] 湯湧、陳璿，《一場超乎想像的抵制：從家樂福開始 與家樂福無關》，《新世紀週刊》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176210.html [3] 金微、王毅，《家樂福風波的迷思》，《大江週刊(城市生活)》2008 年第 5t> 期。 [4] 《中國憤青們的真實生活》，選自《瞭望東方週刊》，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5] 參考（美）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第 6 － 7，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年 [7] 湯湧、陳璿，《一場超乎想像的抵制：從家樂福開始 與家樂福無關》，《新世紀週刊》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176210.html [8] 蔡禹僧，《揭穿群氓崇拜與大眾民主神話——關於勒龐的<烏合之眾>》，摘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9] 許博淵，《民族主義是一塊打人的磚頭》，摘自新華網 2008 年 4 月 25 日。 [10] 吳學兵，《當代中國網路民族主義的社會政治功能透視》，《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 12 月。 [11] 任丙強，《 90 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2004，選於《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2]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紀的終結與 90 年代》，151 頁，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13] 盧周來，《關於民族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劄記》，《天涯》，2005 年第 1 期。 [14] 任丙強，《90 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2004，選於《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5]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字》，第 28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8] 《歌唱與民眾》，摘自《讀書》，2008 年第 10 期。 [19] 《林生祥：我就是一個唱山歌的人》，選自《南方週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4094 [20] 張偉，《一個小鎮對抗“國家”的戰爭---臺灣抵制美濃水庫運動簡史》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77008010008qm.html [21] 程綺瑾，《唱起山歌用美學方法來挽救運動 來源：http://www.fj.xinhuanet.com/zhkjw/2008-04/24/content_13075613.htm [22]
寧二，《讓我們的山歌也來抗爭》，來源：《南風窗》 [24] 劉繼明，《我們怎樣敍述底層？》，摘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25] 《林生祥：我就是一個唱山歌的人》，選自《南方週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4094 [26] 《歌唱與民眾》，摘自《讀書》，2008 年第 10 期。 [27]
美濃鎮的黃蝶翠穀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生態型蝴蝶穀，1986
年，曾有大發生期產生五千萬隻蝴蝶的世界記錄，連外國人都千里迢迢來到這裏觀賞，而水庫的興建將淹沒這座珍貴的生態型蝴蝶穀。引自張偉，《一個小鎮對抗“國家”的戰爭---臺灣抵制美濃水庫運動簡史》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77008010008qm.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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