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ism

為什麼我們還要研究“大眾文化”?

黃微子

當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思索為什麼我們還要研究“大眾文化”的時候，我仍不免想起去年年初內地一起曠日持久的學界爭吵。爭吵本身本無足觀，但爭吵的末尾竟然牽扯到文化研究，則剛好作為我們這個話題的引子。且讓我摘錄如下——

文化研究是英語化的大眾文化研究或通俗文化研究，它怎麼會成為“文學現象”的“研究範式”？如何讓它成為“觀照文學現象的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手段”？何種“文學現象”？要知道，文化研究不可能成為什麼“文學理論”的“研究範式”，充其量也只能成為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範式”；文化研究更不可能成為“觀照文學現象的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成為“觀照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的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手段”。我研究的是中國現代思潮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問題，與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可謂風馬牛不相及，鐘華竟然能夠生拉硬拽地湊到一起，本領的確高強。（藍色著重標記為原文所加）^[1]

這段話至少告訴我們兩個事實。第一，這位作者認為文化研究（“充其量只能”）是研究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而不可能“觀照文學現象”。第二，這位作者急於撇清自己和文化研究的關係，“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倘若果真風馬牛不相及，那麼以上無非是一個外行人關於高雅的文學研究優於通俗的文化研究的陳詞濫調。然而不幸的是，這位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季廣茂教授，曾經翻譯過哈特利（John Hartley）的《文化研究簡史》（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2]，也正好在去年出版。雖然季教授自己並不認同于文化研究，但既然他以譯著介入國內文化研究的話語實踐，有理由相信他對文化研究的理解也（至少部分地）來源於他所參與的國內文化研究的話語實踐，甚至反映了這種話語實踐的（一部分）現狀，因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固然，文化研究和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有著毋庸置疑、無需避諱的密切關係，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必然僅僅只能“觀照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是否絕不包括“文學現象”，卻正是本文想要追究的問題。

什麼是大眾文化：過去的實踐

主編“大眾文化批評叢書”的著名批評家李陀在叢書序言裏面這樣界定大眾文化：“它主要是指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因此往往必然地與當代資本主義密切相關），並且以工業方式大批量生產、複製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形式除了必然地與大工業結成一體之外，還包括著創造和開闢文化市場，以公司規模的行為去組織產品的銷售，以及儘快獲得最大利潤等經濟行為。這使得暢銷小說、商業電影、電視劇、各種形式的廣告、通俗歌曲、休閒報刊、卡通音像製品，MTV、營利性體育比賽以及時裝模特表演等等，不僅構成大眾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成為只有在買與賣的關係中才能實現自己文化價值的普通商品。”^[3]

這套叢書是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最初幾年間國內知識界最重要的叢書之一，它的作者包括戴錦華、王曉明、包亞明和南帆等等國內文化研究的旗幟性人物和活躍的批評家。我並非說李陀對大眾文化的理解便完全代表了他們的想法，但反觀九十年代以來“大眾文化批評”的實踐，研究和批評的對象卻的確以“暢銷小說、商業電影、電視劇、各種形式的廣告、通俗歌曲、休閒報刊、卡通音像製品，MTV、營利性體育比賽以及時裝模特表演等等”為壓倒性多數。而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之下，“大眾文化批評”幾乎等同于文化研究。儘管李陀恰如其分地介紹說：“大眾文化研究是這研究領域（筆者按：即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雖然至今還是其最重要的部分”，^[4]但是，他同時又強調：“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文化……是與今天市場經濟密切聯繫的商品文化，特別是與工業生產方式緊密聯繫的大眾文化。”^[5]李陀進一步說：“一般來說，現在我們所說的‘大眾文化’是從英語詞Popular culture譯過來的，但有人把它譯為‘民間文化’，而把Mass culture譯為‘大眾文化’，可是又有人把Mass culture譯為‘群眾文化’。”^[6]他的描述實際上提示我們，在國內的文化批評實踐中，popular culture和mass culture兩股話語是交織在一起的。

回顧國內文化研究的歷史，文化研究作為一種資源、一個視角、一股思潮進入中國之時，也正是九十年代初“大眾文化”風起雲湧之際。“大眾文化”風起雲湧，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無法對它繼續保持可敬的緘默”（戴錦華語）。這部分知識分子之所以轉向文化研究，與1989大失敗之後知識界反思八十年代的理論和視野有關，與1992年以後中國社會出人意料地大踏步走向消費主義這一“政治迫切性”有關，也與知識分子自身地位的變化有關——他們中的許多人將大眾文化看作是官方政治和商業主義的合謀，放逐了原本處於聚光燈下的知識分子。出於這種切膚之痛，或許也由於以往所浸染的理論脈絡的影響，令他們更容易認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阿多諾（Adorno）等人對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就是為什麼國內的文化研究會漸漸走向“大眾文化批評”，走向阿多諾式對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意識形態批判（儘管往往變成對阿多諾的簡化和斷章取義）。雖然費斯克（John Fiske）關於大眾文化的理論在國內也有譯介，但討論大眾文化中的抵抗（resistance）卻絕不是國內文化研究或大眾文化批評的主流。

由於在過去十幾年的實踐中，國內的文化研究的確是以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大眾文化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以至於會出現我們在本文開頭所看到的那樣，並非對文化研究毫無接觸、毫無瞭解的季廣茂教授，在反駁一名叫做鐘華的教授時言之鑿鑿地宣稱文化研究“充其量只能”研究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而不可能“觀照文學現象”，並強調自己“研究的是中國現代思潮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問題，與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在國內，文學研究之所以會成為文化研究最主要的敵人，也正透露了國內文化研究學者大都出身于中文系的事實，攻擊大部分來自於那些堅持“嚴肅的”、“經典的”文學研究方式的昔日同行。文化研究在他們看來，就只是研究時髦的、速食的、不入流的大眾文化而已。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攻擊者的偏見，但另一方面，也不妨可以是我們文化研究者自省的一個契機。不可否認，許多文化研究的學者，大概是由於先前學科訓練的慣性，每每只是把研究對象從“嚴肅的”“純文學”換作商業的大眾文化文本而已，缺乏方法論上的自覺。由於他們研究的“大眾文化”實際上是流行文化（pop culture），時下一些活躍的文化批評家，總是很及時地對當前的文化熱點（比如某部票房高企的大片、某個媒體廣泛報道的電視節目）進行“文化研究”，進行“解讀”，結果與其說是“大眾文化批評”，不如說是以學術話語對流行文化進行再生產，變成文化工業的一個環節。因為其背後沒有更深層次的關懷和問題意識，反而被媒體工業和流行文化設置了議程（agenda）。體現在文化研究的成果上，我們看到為數眾多的單篇文章或文章結集，而鮮有像《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那樣的專著。

我並不是說國內從事文化研究的每一個知識分子皆如此。事實上戴錦華教授就積極投入“和平婦女”、“新農村建設”等社會運動，並持續關注和介紹拉美的社會革命。但這似乎更體現為一種個體的選擇和實踐，而沒有成為國內文化研究的傳統或趨勢。在大陸，她本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仍是對電影文本的分析。

何種大眾文化：再思索

我無意指責國內文化研究事業的先驅者，我相信阿多諾式的“大眾文化批評”成為文化研究的基本樣貌，一定是某種歷史耦合（conjuncture）的結果。但是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或許也是時候對文化研究和大眾文化作出重新思考。

法蘭克福學派式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批評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伯明翰學派對“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理解及寄託其上的期許。儘管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湯普森（E.P. Thompson）等人也批判美國文化工業生產的大眾文化，但他們最深具影響的工作實際上都在尋找和發掘一種“真正的”（authentic）大眾文化。這種大眾文化是和大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是大眾的活生生的經驗，正如威廉斯在《關鍵詞》裏所說的那樣，是“真正由人民為他們自己所生產的”（actually made by people for themselves）。^[7]

雖然由於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在中國即使是最偏僻的山鄉如今也很難找到一種完整的“真正的”大眾文化。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就不能從伯明翰學派的早期實踐中得到啟發。文化研究所研究的大眾文化，仍然可以是遷徙的三峽庫區人民、返鄉農民工以至於在快速變化的社會面對自己就讀過的小學消失不見的每一個普通人，他們在日常經驗中以什麼樣的信仰、儀式、文化形式以至情感結構來面對異化了的處境。

李陀說：“我們在做大眾文化研究的時候，應該主要依據我們自己的情況來定義它，而不必過於關心它還有個‘洋出身’。”^[8]固然，我們的確可以依據自己的情況來定義它，但是它的“洋出身”——如威廉斯在《關鍵詞》所追溯的多重涵義和多樣可能性——未必就對我們毫無用處。儘管李陀承認“大眾文化”這個概念“有它在漢語中過去的歷史”，^[9]卻沒有對這歷史進行有效的梳理。在我看來，這“過去的歷史”還遠沒有過去。關於“大眾文化”和“大眾”，有三種主要的話語活躍於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裏。其一是發軔於五四時期並在八十年代迴響的啟蒙話語，其二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話語，其三是改革開放特別是九十年代初以來的消費主義話語。儘管這第三種在目前取得越來越顯著的地位，但是由於五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成長和成熟於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重大影響，由於目前我們仍在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前兩種話語也並沒有失效。只要分析一下文化明星如余秋雨和易中天的自我辯護，就可以看見這三種話語如何交織在一起。（對這三種話語的歷史回顧及其在當代文化生產中的“使用”請參見我的論文 ‘Uses of “the People” i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elebrities’）。^[10]

至此，我們再回頭去看季廣茂教授的言論，就會發現“文學現象”與“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對立是一個荒謬的偽命題。且不說當代大量的“文學現象”與生產“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的文化工業（特別是出版和傳媒工業）有著明顯的、不可切割的聯繫，就以季教授研究的“中國現代思潮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問題”來說，也想必要處理到周作人的“平民文學”觀念、鴛蝴派和新感覺派的實踐、三十年代左翼的刊物《大眾文藝》以及毛澤東提倡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等等一些有關“大眾文化”的“文學現象”吧？

實際上，文化研究絕不僅僅研究大眾文化。即使是最“高雅”、最與大眾無涉的文學，我們也可以研究它的製造機制，研究它的獎賞法則，研究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在其間怎樣生產和流通。這是文化研究一直都在做的事。文化研究甚至可以不研究“文化”（如果文化指的是文學和藝術的話）。原則上說，文化研究可以研究任何事物，它並不像傳統學科那樣以研究對象來設定自己的邊界。文化研究是以某些視角（比如著眼於權力關係）、某些價值（比如社會介入、同情邊緣人群）、某些立場（比如反對本質主義和還原主義）來標識自己的身份的。

怎樣研究大眾文化：立場和方法

既然如此，文化研究為什麼還要研究大眾文化？研究何種大眾文化？怎樣研究？

現在國內“大眾文化批評”中有一種常見的立場，我會稱之為“政治正確的精英主義”。這種“大眾文化”的批評者，自己在情感上絕不欣賞“大眾文化”，他們最得心應手的就是對“大眾文化”的消費主義層面進行撻伐。但他們（或他們中有的人）也知道就文化研究所信守的價值而言，他們“應該”（在某種程度上）站到“大眾”的立場上，因此他們（有時候）也會努力發掘這些大眾文化文本中一點點“抵抗”的因素和積極的意義。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大抵是對這些大眾文化文本從符號學上進行“細讀”（close reading），從而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由於要及時回應流行趨勢（他們以為這便是“社會介入”），他們通常做不到福柯式的（Foucauldian）帶有歷史和制度面向的話語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

在我看來，這樣的“大眾文化批評”的成效十分有限。大眾文化之所以值得研究，乃是源於一種理論假設，即它是葛蘭西（Gramsci）所謂“爭奪霸權”（hegemonic struggle）的陣地。因此，不同話語之間的鬥爭十分重要。在國內研究大眾文化，如果只著眼於它消費主義的層面，而無視啟蒙話語和社會主義話語共同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沒有撓到痛處。何況國內目前的大眾文化也並非反映“霸權”的絕佳樣本。因為“霸權”實際上是在民選的政治體制裏面所進行的民意操弄，它的重點是同意（consent），但在國內當前的政治體制下，行政權力可以進行赤裸裸的意識形態審查，可以剪除掉大眾文化裏面的種種異見。這不是說大眾文化中就不存在抵抗的可能，而是說，你不能單單從符號和文本的層面去理解大眾文化，它未必準確反映大眾所衷心相信的意識形態，而是官方在它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所控制的意識形態。這兩種意識形態雖不至完全對立，卻也絕非完全等同，畢竟這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再加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越來越犬儒的社會。犬儒的問題不是無知，而是無恥。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意義究竟有多大，是很成問題的。

於是回到那個問題：為什麼我們還要研究大眾文化？

我認為，那是文化研究的社會擔當所決定的。如果我們棄大眾於不顧，那還是什麼文化研究呢？但是我們要重新界定大眾文化。究竟什麼才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大眾文化？如果僅僅研究目前由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大眾文化”，實際上不一定能真正抵達大眾。因為以國內的社會現狀來說，有能力消費這種“大眾文化”的，主要是小資和中產階級，這些人在統計學上和政治上都不構成真正的“大眾”。況且，在後福特主義、知識型經濟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趨勢下，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並不必然指向“大眾”（mass audience），反而越來越多地指向各種“小眾”，市場越來越細分。“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邊界也越來越模糊。《論語》可能是“高雅文化”，《于丹<論語>心得》可能是“大眾文化”，但後者是被當作“高雅”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走近經典的脈絡下被接受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我們研究“大眾文化”，不必拘泥於它是否是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不必在乎它是否擁有大量的受眾，更不必是流行的熱點。一切涉及大眾的利益或興趣，且影響深遠的，都可以我們研究的“大眾文化”。舉例來說，一些獨立藝術家的藝術實踐，站在大眾利益的立場上，但因為掌握不了傳播渠道，所以無法抵達大量的受眾，這是我們可以去關注和研究的大眾文化；國慶閱兵，吸引了大眾的極大興趣，卻可能損害了大眾的利益，這也是我們可以去關注和研究的大眾文化。

我以為我們研究大眾文化的時候，不必先在地擺出一副否定的姿態，以為不這樣就無法彰顯批判知識分子的身份。不妨以一種更為謙卑和開放的態度在每個具體的語境下對大眾文化所包含的複雜關係作出盡可能仔細的梳理，再分析問題的癥結所在。例如對于丹的文化研究，如果僅僅就她所生產的文本而批判其為“食利者的快樂哲學”，^[11]實際上很難具有什麼現實有效性，既不能解釋于丹這樣的文化明星何以能夠生產出來，又不告訴我們這個消費于丹的社會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況。高喊“于丹有害”對她的受眾而言並不具任何說服力，它只是成全了批判者的自我身份確認而已。

我並不排斥文本分析的方法，只是說它不能夠成為我們做文化研究，特別是研究大眾文化時，唯一仰仗的方法。它有它的功能，但它不是全能。為了更好地理解大眾文化，更有效地介入社會大眾——例如為了回答于丹這樣的文化明星何以能夠生產出來，這個消費于丹的社會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 我們要借用和調動一切可能的方法，無論是文學的、歷史的還是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去考察大眾文化的機制（mechanisms）和制度（institutions），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和政治的面向。這當然不是說，對文化的研究要回到經濟決定論上，或回到為政治服務的上綱上線的解讀；而是說，文化並非自給自足的符號體系，它有物質的形式，也必然牽涉到權力關係，正如經濟和政治必定處於一定的話語系統和價值系統之中，因此具有文化的面向。文化、經濟和政治是互相構成的，這是我們研究大眾文化時必須牢記於心的。

這樣的實踐可能是在我們原有的學科訓練之外的，是我們不熟悉的，也是困難的。但正因如此，才更值得我們去探索、去建設一種新的對大眾文化的文化研究。

注釋

^[1] 季廣茂。《【稍息】駁鐘華:(13)且看拙著與“文化研究”之關係》。“jiguangmao_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8hn9.html），2009年10月14日訪問。

^[2] 約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簡史》。季廣茂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

^[3] 李陀。《序》。收入《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戴錦華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序第3頁。

^[4]同上，序第5頁。

^[5]同上，序第7頁。

^[6]同上，序第9頁。

^[7]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37.

^[8]李陀。《序》。序第5頁。

^[9]同上。

^[10]HUANG Weizi. ‘Uses of “the People” i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elebrities’, presented at Inter-Asia Cultural Typhoon in Tokyo, Japan, 5 Jul 2009.

^[11] 陶東風。《食利者的快樂哲學》，收入《會診<百家講壇>》。張法等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4-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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