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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張怡松何謂「自由」? 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會有不同的定義。我訪問了日常生活中遇見的人，嘗試找出他們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及其共通點。 「有了錢就有自由。」 「能讓我盡情發揮所長，每個人遵守社會的遊戲規則。」 「通過自己努力能達到個人理想的生活方式。」 「可以看自己喜歡的書，能聽到社會各種層面的不同呼聲。」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高於一切。」 「能允許及給我發表對政府的施政提出意見。」 以上的答覆來自家庭主婦、保安員、企業管理者、學者、記者及退休老人。它們或多或少代表了現代社會對自由的某種理解。古今眾多的哲學家、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對自由作了多重的闡釋，自由的概念簡單但容易混淆。在日常的語境中，自由是不受限制或阻礙的自主，再而引伸到思想及政治層面的自由。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指出：「道德依乎我們自己，過惡也依乎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有權力去做想做的事，也有權力不去做。而這種 “權力”就是選擇的權力，有了選擇權力的人才能對所做的事負道德的責任。縱使我們很難界定何謂負責任的行動，但如無這樣的概念，就無法理解自由社會的概念。 馬基雅佛利 (Niccolo Machiavelli) 相信自由意味著能自由地行動，是一項可以無限擴展的目標。只有一小部份想統治別人而擁有自由，「其他眾多人要求的自由，只是為了活得安穩」。個人自由以政治自由為先決條件，免受政府的專斷行為的侵害。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提到：「當法律的保障不起作用時，任何人都可以運用自己最佳的方法來保衛自身」。除了抵抗的權利，人的自由是消極的，當法律不命令也不禁止某種行動，包括任何與和平安全相一致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活動，我們就可以發現剩餘下來的自由。 洛克(John Locke)區分了身體的需求（世俗）和靈魂的需求（精神）、公共的需求和私人的需求，國家和教會的作用。他相信更大的寬容有助於增進公共秩序和社會的凝聚力，並為個人自治與自由提供支持。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在《社會契約論》中第一句話的上半句是「人生而自由」；他所指的是自然狀態中的原始人，是兩種本能所驅使的天真、懶惰的野獸。第一種本能是對自我生命和幸福的關切；第二種是同情心或憐憫，是自然的美德。它反影在對他人所受苦難的關心中，防止那些有著原始本性的人們互相傷害。這時候的人絲毫沒有文明特徵，所有人過著游牧生活，是四處游蕩隨遇而安的流浪者。盧梭由此得出結論：誰都沒有統治他人的自然權威。下半句是「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中」；這裡指的是過渡期人性的出現。原始人建立家庭後繼而結合成部落，男性開始了勞動分工，分成農業和冶金業。語言、話語和理性進入了人類生活。盧梭認為每一項發展對自然的自由都是打擊。 從消極方面看來，文明是由理性、精明、自利的少數精英對多數人造成的陰謀。通過創建政府和法律來操縱大眾，這些法律亦即是文明的規則，取代同情心而成為道德的基礎。儘管法律的制定應平等地適用於每個人，但實際上窮人更經常受到法律的懲罰。過渡期的人完全是由自利慾望所驅使的奴隸；文明將人們束縛在不平等的鎖鏈之上。另一方面，盧梭認為束縛也會成為解放的根源，如科學的發現，藝術創造和工業進步，以及有用的信息傳播，能夠造福所有人，助人改進推理及語言能力，促使人們擺脫文明的鎖鏈，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盧梭信奉社會契約，通過它，所有人都把他們的權利轉交給了公義。盧梭的社會契約並不要求實現全面的平等。所有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在經濟上，盧梭並不信奉平均分配(Identical shares)。只要經濟上的不平等不影響到政治上的平等，不容許較富有者運用財力而獲得政治控制權，那一些財富上的差異是可以接受的。盧梭把人類的自然本質重新定義，指出真正的自由概念是遵從自己規定的法則。 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中提到人類的自由有以下三種領域： 一. 要求最廣泛意義上的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意識的內向領域，思想和感覺自由，對於所有主題不論是實踐的、純理論的、科學的、道德的，還是神學的，絕對的觀念和情操的自由。表達和發表意見的自由，亦等同思想自由。 二. 要求興趣和追求的自由：設計適合我們個性的生活計劃的自由；做我們喜歡的事，並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的自由。只要所作所為沒對他人造成傷害，就不應受到妨礙，即使是他人認為是愚蠢、墮落、甚或錯誤的行為。 三. 附隨個人自由而來，在同樣限度內個人之間聯合的自由：為任何不傷害他人的目的，相互聯合的自由。只要聯合的是成年人，並且沒受到強逼或蒙蔽。 任何一個社會，只要這些自由在整體上未獲尊重，不論它的政府形式如何，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個政府只要沒有阻礙人民，而是幫助和促進個人能力的運用和發展，它的人民則享有最多的自由。 人類對自由的重視，遠遠不及對權力的重視。 一切政府，當它們開始濫用權力時，就成了暴政，即超越了保障人民財產、維護和平以及確保國家安全的必要權力範圍。 回歸後的香港政府人治色彩日漸濃厚，縱使政府堅稱自由民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透過傳媒對政治議題的自我審查，有形無形的打壓已把香港的思想及言論自由空間縮窄。我們看見中國建國六十周年的歌舞昇平，軍事強大；可是那邊廂卻有採訪隊被毆打，異見人士被關在牢裡。合理的生活方式可以是極其不同的；極其不同的政見也可以是合理的。密爾在著作中的最後一章寫到：一個國家，如果為了把個人變成手中更馴服的工具（即便是為了有益的目的），而阻礙它的人民成長，它會發現它不惜一切換來的機器完善，由於缺乏生命力，最終會是毫無用處。
參考書目 約翰格雷著；顧愛彬，李瑞華譯，《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密爾著；於慶生譯，《論自由》，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 萊姆克 等著；陳元 等譯，《馬克思與福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顧肅著，《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
Donald Tannenbaum, David Schultz, Inventors of Ideas: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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