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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資源與視角[1] — 女性主義對鄉村建設運動的啟示潘家恩第一次接觸女性主義，是在一次社會性別培訓會上，除了大部分的女性參與者外，我們四位男同胞被戲稱為“四根草”。既是她們和自己都樂意開的玩笑，也是特殊待遇的體現，雖然是以“少數人”的身份出現，卻沒有感受到歧視與排斥，相反卻能享受到一種特殊的“關照”，以致當時竟有點暗暗的“優越”。同時主辦方也十分高興，因為男性的參與使得培訓有了更好的效果。正是多年前的這一經歷讓我第一次體會到姐妹情誼影響下的培訓氛圍可以是如此的溫暖，同時性別原來與社會是如此相關！ 但隨著培訓所帶來興奮感的消退，通過對自己身邊的觀察，慢慢發現女性主義目前正成為一種“前衛”的學術時尚，它和80年代以來各種從西方引進的學術思潮一樣，在各大高校迅速普及，並成為可以完成學位或申請課題的新興學科。 而在各種實際工作中也逐漸有機會接觸到女性主義，特別是其在社會運動中具體運用的社會性別。但許多時候它卻變成了一種修辭，一個為提高NGO或草根社區專案獲得資助的籌碼，一項民間組織專案申請培訓課中的實用技巧。無論是那些經由各國際組織培訓引導出來的國內NGO從業人員，還是長期和外來項目打交道的社區民眾，社會性別這樣一個角度無疑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它既是專案彙報或驗收時需要著力體現的，更是外來專家快速評估社區專案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總之，對於很多人來說，它已經不加思索或心知肚明地成為當前主流NGO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 具體到社會性別的各種培訓和活動中，很多人更將其程式化、意識形態化、教條化和標籤化。它似乎成為某種程度上的預設性存在——社會性別不是作為一種新的視角或資源，而只是讓我們都加入一場發現性別歧視的“活動”中，既然是這樣的功能，當性別不平等得以指認，“發現之旅”也隨即宣告“成功”。 而對於一些推動社會性別平等的NGO工作者，由於當下中國NGO發展自身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出現了“自我刻板化”的問題——只要一開口，似乎聽眾就知道在講什麼了！這一困境十分“中國特色”地呼應了英國著名文化學者泰瑞•伊格頓所言，“（當前的）女性主義更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模範[2] 。”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歐美女權運動與女性主義理論本來就是作為歐美現代性規劃建構內部的一次“內爆（implosion）”，一次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話語延伸，一次針對著現代化規劃核心、現代性話語的延伸和實踐[3]。它從一誕生就並不如此的“溫和”及工具性，而是十分有力地介入著社會，並不斷的通過自我翻轉、自我批判和自我分裂來一次次重新獲得新的批判資源。 所以，當下我們在“學院裏、外”所看到的女性主義不僅不無遺憾地失去了其在西方語境中的批判力度，也同時脫離忽視了中國的更大社會現實。以致其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示都大打折扣，而似乎只成為某種略顯時尚的包裝和點綴。
具體到女性主義在中國的脈絡、問題與困境，很多方面和筆者參與的鄉村建設實踐有相近之處。本文希望結合各種實踐例子，嘗試做一些比較和分析，以進一步引出一些積極的建設性行動。
中立與敏感 回到社會性別，對於現在很多人（特別是NGO圈內）來說，大家至少在表面上已經逐漸消除了歧視和偏見，擺脫了所謂的性別“盲點”階段，因此自認為已經自然而然地達成了“中立”和“客觀”，並以此為基本的滿足。然而如此“中立”卻仍然可能讓我們掉入另一個更為隱蔽的“陷阱”，它將在“中立”的掩護下在我們身上強化和複製主流社會的更大偏見。在此我將舉三個例子進行說明。 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無疑給了我們很大的幻想空間，它帶給我們技術將可以讓婦女們擺脫沉重的家務而獲得解放這一莫大希望。但正如有學者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中所指出的，“千萬不要被這種狡詐的景象給愚弄了：一個充斥科技裝置的解放未來。這種景象不過是父權體制的詭異。科技當然免除了許多家居和工業勞動的沉重體力負擔，但它從未使女人或男人免於性別角色的桎梏……電子通訊可能替代了面對面的接觸，但可能也再度將女人孤立於家中……女人可能發現她們再度成為郊區鍍金鐵籠中的囚犯，她們的雙足被電纜、光纖和隱形的電磁波鎖鏈所困。此外，利用家用電腦去付賬、訂購食品雜貨和做研究，勢將削減傳統上由女性擔任的付薪工作，包括銀行出納員、雜貨店雇員、記賬員和圖書管理員等 ”[4]。除此外作者還敏銳地指出，建築和空間的安排基本上也是既有之社會秩序的表現。它並不容易轉變，除非生產它的社會有所改變 [5] 。 通過這樣的例子，我們將看到：看似“中立”和“無性別”的技術，可當其內在于並不十分中立的現代父權社會體系中，其將實際達成“有性別”的效果，只是這樣的秘密讓我們並不可以從表面的標籤和屬性中進行指認。 同樣，對於和“中立”一樣充滿神話色彩的“平等”，正如香港學者文思慧所指，“（如果）沒有連線自覺的意識，便難以看清那些淩駕性的權力實體（如龐大的資本結集體），因而會掉進將‘平等’爭取化成讓女性與其他族群一起從屬於那龐大的權力實體，結果是大家一起平等地被奴役……舉個例子說，近年美國教育要大力扭轉資訊科技學習對女學生來說並不太有吸引力的偏差，特別設計了不少讓女學生感興趣和能夠有學習成就感的教材、教學法，主要是要讓更多女性長大後進入資訊科技行業，改善行內人員不足和陰衰陽盛的情況。表面上，這是個‘平等化’的趨勢。然而，這種培訓的目的，不外乎要讓更多女性利用資訊科技，製作更多吸引其他女性使用的商業網站，以促進更多消費……因此，平等機會不是目的，平等機會去做些有意義的事才最重要。[6]” 同樣生動的例子，它就像“蒙太奇”所造成的“1+1>2”效果一樣，提醒我們不得不保持充分的“敏感”與自覺。除此外，“敏感”的必要性還隨處可見於我們的各種農村工作中。筆者所接觸到的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第三期青年實踐者劉敏，曾回憶自己一次十分有趣的經歷： “我（青年實踐者）和另外一個同事去一個專案村做三年規劃，開會期間一位村裏的婦女A提出了想識字的渴望，她說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有這個機會。會後我、她、還有另一位村裏婦女B聊天，這位婦女B參加了我們機構在桂林的一次社會性別培訓，我把當時拍的一些照片拿了出來，其中有一張是我們在演小品，B演做針線的奶奶，我演寫作業的孫子。在隨後的會上，提出想識字的這位婦女A說自己不喜歡這張照片，為什麼我們就做針線，你們寫字，為什麼我們不寫字？…… 經過了這一尷尬的場景，我（青年實踐者）自我反思：‘在此我想說需要對工作中的細節加強敏感，我真的沒想到照片場景對她會有那麼大的觸動，我們需要對一貫的思維定勢與角色定位保持敏感！[7]。” 這樣普通的案例其實在我們的實際工作及生活中經常發生，它值得我們去不斷反思社會秩序在自己身上的內化與痕跡，以及“我們”作為攜帶著項目並受過較高教育的外來者和“他們”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當“我們”在與“弱勢群體”一起工作時的一言一行，表面上可能只是遭遇了熱情或者冷漠，但背後卻一定是無數村民/幹部們很“敏感”地在觀察/試探我們，而我們自己，則經常不自覺的複製著社會主流的性別/權力角色，所以我們的確需要注意細節，更要十分敏感地警惕自己的習慣。 除以上三個例子，從更大處說：女性可能可以暫時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一旦社會危機發生，最先犧牲的還是女性，無論是國企改革時期的下崗還是當前金融危機下的裁員，因為作為社會區分和矛盾轉移的基本邏輯及標準沒有發生變化。同時我們需要承認，很多新的歧視已經不是發生在個人之間，它已經深深地成為包含你我在內的某種集體文化。所以，在這樣一個父權已經內化於社會各個角落及包括女性在內的社會成員時，所謂“中立”不過是一種託辭及自我安慰甚至自欺欺人之舉。 那我們要“敏感”什麼？一方面，它要求我們自覺於其間交織的各種利益關係，看到現實社會中複雜的經濟/文化/政治面向以及強大的主流觀念影響。因為性別問題從來不會單獨存在，我們不能抽離各種背景、社會脈絡，男女關係而孤立地談女性。 另一方面，就如學者陳順馨所指出的，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差異”是一個比“平等”更為重要的概念[8]。我們還需要“敏感”地去發現的，正是在平等和中立的掩護下，“差異”所可能遭遇的漠視與強化。 而就在這些同樣需要“敏感”對待的群體裏，女性或許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被主流固執地指認為弱勢群體的符號，“她”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任何一個長久地被無視、被輕蔑、遭放逐的社會群體[9]。 當代鄉村建設實踐中又何嘗不同樣面臨著相似的處境與複雜之利益關係。比起女性被作為“自我的他者”而進行內在建構之不同，農民和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從一開始就被排斥於現代化之外，農民一開始就作為“他者的他者”，從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要摧毀和克服的事實，正是有了對“農村、農業及其所帶出的傳統生活方式”之排斥，才有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之興盛。 而無論是建國初年的工業化原始積累，還是為提高效率的“甩包袱”改革，農村和農民無疑都是犧牲者中的“第一梯隊”；同時，當推廣生態農業或生態建築時，我們需要“敏感”於其間已經固化的商業利益；當全社會都掀起“三農”熱的時候，我們仍然需要敏感於其對“苦難”的批發和零售；當我們談鄉村時，更需要“敏感”於整體社會脈絡和此消彼長的城鄉關係。 再進一步說，我們需要以同樣的敏感，對村莊的各種權力關係，對社會對待農民態度的變遷，對社會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對社會思想界及全球資本與社會運動的互動，對國際發展理論的殖民脈絡與後冷戰背景……
反本質？策略性的借助本質？
而這些“敏感”也同時伴隨著對所謂“本質”的不斷質疑與挑戰。這樣的質疑和挑戰不止于對女人，同樣也適用于男人，更確切的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各種批判理論基本都是一種“反本質主義”，它有力的質疑和顛覆了傳統的話語秩序。 但在幾千年逐漸形成並由現實中的各種利益不斷加固的社會主流面前，如此的質疑與反抗立場，比起其間某些“平權”目標本身來說，無疑更具威脅性。 既然“性別”作為某種少數人或次要問題的指稱，它可能經常需要面對這樣的一種指責——“沒有站在全人類的高度，沒有從整個文明的角度出發，只關心女人的問題！”。正如戴錦華教授根據自己作為一位元女性學者所親身體認而指出的，“在所謂‘啟蒙’時代或人道主義時代的文化邏輯中，女性主義的立場，意味一種偏狹、‘偏見’，一種拒絕超越、或無法超越的‘少數人’的‘一己之私’[10]。” 而當男性學者站在自己性別立場上發表相近言論時，決不會遭到類似的指責，因為“男性話語和父權制結構也始終是以‘人類’的形象出現[11]”！而且，從某種角度說，從來沒有人能代表全人類！ 更值得深思的則是其中可能包含的那種邏輯，推到極端可能是——如果我們都容忍同性戀、女性生育自主，那麼如何保證生育率，如何確保富國強兵和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 同樣的邏輯也發生在人們對鄉村建設的揣測與誤讀中。當我們開始反思現代農業對環境和生態造成的破壞問題，並嘗試做出一點改進時。就馬上會被問到，如果按照你們這樣，全球會出現多少災荒？且不說剛剛打開的空間將馬上被以全人類的道德高度及各種正義名義所包裝的線性思維所迅速關閉，提問者其實心目中早已有答案，除了不可能花基本的耐心去調查研究其間的各種可能性外，這樣的提問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十分明確的態度——這裏不可能有另外一種“別樣選擇！”（there is not alternative,在西方批判理論中縮寫為“TINA”） 而“反本質主義”的立場和傳統無疑給予女性主義在如此“犬儒”的社會中的某種批判位置，並讓女性主義在不斷反身中完成自我解構成其為可能。然而這樣的“反本質本質”也面臨著新的內在困境，因為比起第二波女性主義之前的“平權”目標來說，前者的訴求和立場無疑更為清晰簡單，而後者不僅立場和訴求多元模糊，它無疑更擾亂了社會常年形成的秩序、習慣與常識，其必將遭到更為有力的反撲與放逐。 同時，我們更要警惕在當前複雜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如何防止如此“反本質”成為一種“姿態”而重新僵化並陷入另一種的自我本質主義陷阱？正如香港學者文思慧所指出的，這樣一種“以重新發現女性的特有觀點與角度為運動根基、正面彰顯女性各方面的思考及表現的特色，又是否跌入將定型化的女性特色作為遮掩其他壓迫（如階級、種族壓迫）的工具，以單一的女性身份去隱瞞女性中也有壓迫者[12]？ 我們需要改善女性的位置並讓其擁有實質性改變自己生活的力量，而不是教條似的“清高”及以追求所謂“純粹”為目標的道德自戀。也即，我們需要利用“反本質主義”去開拓和創造，而非一種自我設限。 從另一角度說，對受壓迫的人而言，很多時候“本質主義”更易建立弱者的內部認同，也不失為一種強有力的資源及反抗手段。那麼，如何讓看似矛盾的“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都能成為我們尋求“別樣選擇”的武器和資源！ 為了回應全球範圍的這種兩難困局，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斯皮瓦克創造性的提出了“策略性的借助本質主義”，她同時還指出本質化與非本質化可以並存——即女性作為擁有某些特質的主體，是一個可以被“實化”的族群，這種“實化”其實是建立（向主流的霸權力量）抗爭的重要力量所在，這個意義上的本質主義並不排斥對某一項本質化的批判。換言之，女性主義的本質主義，應有可能成為批判與再批判的原則與策略[13]。 在此，我們嘗試以在女性主義內部多被歸類為“新本質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為例，討論如此“調和”的有效與限定。 就像有論者所指出的：生態女性主義作為生態思想與女性主義的連結，包含了不少新運動領域的開拓[14]。這無疑也是它對社會運動的重要貢獻之一。 但生態女性主義者與主流環保人士之不同在於，對生態女性主義者而言，我們不應視自然為相對於人類的存在，而使之淪為環保英雄投射浪漫之愛或者拯救保護的物件，她們認為人與自然乃至一切生命形式都息息相關，難以分割，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因而不能容許任何形式的壓迫……所以，生態女性主義不僅關心公害防治與生態保育，更進而探討女性與自然雙重被宰製之間的意識形態關聯性，以此企圖拆解所有的宰製關係，追求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15] 生態女性主義給我們的另外一個啟示即其對“二分法認知”的揚棄。因為二分法非僅抹煞了差異物之間的連續性，更將對立二元層級化，使之具有排斥而非包容的效果，甚至建立宰製和敵對的關係。它賦予雙方中的某一方有優於另一方的特權，如男性優於女性，文化優於自然，科學優於魔幻[16]。正是在這種二分法的認知架構下，人與非人亦一分為二，因此它才有助於合理化人宰製“非人”之行為。[17] 同時，生態女性主義其可能存在的自我限定也是十分明顯的：和其他大部分女性主義思潮難以擺脫的宿命一樣，它更容易滑向西方發達國家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用以強化女性特質，以爭取更大權力和社會空間的手段，然而同時，不斷凸顯“推搖籃的手拯救地球”這樣的新型神話也掩蓋其他的不公與壓迫。正如臺灣學者鐘秀梅所指出，“生態女性主義內部也存在著很多的差異，建基於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和哲學基礎之上的自由派生態女性主義以自身利益的權力意識為重要考量，她們不反對市場與父權資本主義，並用理性與科學的觀點來經營生態。而文化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父權文化定型化了婦女與環境的關係，由於二元論的價值觀，認定男性聯結理性、心靈、文化，女性等同於情緒、肉體、自然，後者是屬於較低等的，因此，文化生態女性主義自然化了婦女與環境與社會的關係[18]” 所以，生態女性主義一直是某種難能的突圍，但一張更大的網或許早已設好。 再聯繫到“三農”問題與鄉村建設，如果說“反本質”讓我們看到所謂“女性特質”不過是男權社會特殊考量後的有效建構，那麼長久以來的農村或農民形象難道不也是一種更為複雜的建構？ 農民是否有本質？無論是晏陽初先生當年的“愚、窮、弱、私”四大歸納，還是社會主義寫實文學中農民的創造性與革命品質：目光遠大、吃苦耐勞、大公無私等（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或是現實生活中“狡猾”、“自私”、“狹隘”、“封閉”等“品質”，這些無非都是對農民群體中十分複雜性格的一種“盲人摸象”式解讀，它同時忽略了其所處不利環境和極度有限資源對他們“生存策略”所產生的互動式影響，因此農民顯然沒有一成不變的單一“本質”[19]。 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無論是強調平民視角和草根實踐的鄉村建設實踐者，或是服務特定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學，還是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經驗總結，雖然通過不同的敍事表達，但為何可以達到如此一致的“本質化”效果？ 如果說“策略性的借助本質主義”是一種在實踐層面上爭取更大空間的手段，那麼不應把手段當成目標本身則是我們同時應該隨時警醒的另一方面。 例如，當我們面對當前瘋狂工業/資本化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時，作為一種策略，我們可能需要借助人們對傳統農業的想像及對前工業時代那“田園風光”的鄉愁式懷念，以突顯出農業的生態環保功能，並促使人們對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思。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對傳統農業和農村進行無限的“浪漫化”與“美化”，同樣美好靜謐的田園鄉村很可能是極度的父權與家長式統治，也很可能潛藏著多少小腳女人的血與淚……所以，當我們進行“策略性”的使用時，還需要自覺地扣聯到更大的社會脈絡，進一步看到讓這樣的“反本質”敍述得以有效開展的限定所在——當所有資源和眼球都朝向城市時，我們所希望具有鄉村視野的空間在哪里？
主流化的突圍與誘惑 出來吧!為什麼不呢！——既可能是“外面人”溫柔的期待，也可能是不無譏諷的怨氣和指責，更可能是社會運動內部矛盾與不同思路之所在，由此產生的焦慮和壓力，部分成為了內部分裂與內耗的動因，無疑是十分值得痛惜和遺憾。 當然，“出來”之後似乎可以理所當然地擺脫“小圈子”式自娛自樂，可以擺脫自憐自戀的悲情出路，更似乎可能像一些由明星大腕成功運作的公益事業一樣獲得資本、公眾、政府、媒體等在內的皆大歡喜。 NGO內部，當然也絕非“淨土”，外面社會存在的形形色色問題其間自然也不能倖免，略顯特色的則是其間所形成的一套自我封閉式話語體系，不僅有各領域或機構內部的“專有名詞”，更有各種基本共識。好的方面說，如此的一些共識多為堅持社會公義，為弱勢群體說話，因此才易以“志同道合”聚起一批原來散落於社會各角落的理想主義者，並形成一種共同但於主流相異的文化。但不甚好的方面，這些人如果離開這樣一個圈子的保護，將很難“適應”社會，同時這樣的圈子久而久之，將“自我實現”為某種略帶浪漫色彩的“烏托邦”。 且不說類似“內-外”二元對立的劃分已經是本文立場所要質疑的所在，討論NGO的“內-外”問題、是否要及多大程度上“農民化”更不是本文討論重點。 我在這裏只是想討論，是否NGO/社會運動的“主流化”會是如此的簡單和單純？更準確的說，需要進一步追問——什麼是主流？是否只是“少數-多數”/“組織者-廣大公眾”/“試驗-推廣”的分別？是否只是組織者願不願或能不能挑戰“清高自戀”這麼簡單？ 現實經驗告訴我們，作為“主流”的社會現實是如此的複雜，它包裹著如此多的社會文化衝突及不同群體間充滿矛盾的利益訴求，因此需要進一步對這一社會環境進行分析。在此，我們先以女性主義自身的脈絡為例。 如戴錦華教授所指出的：伴隨著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歷史進程，歐美女性主義理論逐步被引進中國，然而這樣的引進卻沒有任何第三世界或歐美少數民族的線索與脈絡。僅僅被指認為、事實上也的確充當著城市知識女性的一種文化資源與文化行為，一種話語形式與表述[20]。而另一個有趣的同步現象還在於，當中國知識女性所代表的女性群體作為抗衡敍述再度浮出水面，同時發生的卻是中國勞動婦女群體的社會生存圖景漸次沉沒于文化地表之下[21]。所以，在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重建過程中，對女性群體來說，則經歷著或緩或急的群體分裂。女性群體不再是一個在無階級的社會現實中可以相對簡單、清晰整合的社會群體：一邊是‘外來妹’，另一邊是女企業家協會，一邊是全職太太，另一邊是下崗女工掙扎在貧困線下的艱難生存[22]。與此同時，具有某種社會主義傾向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的階級議題、庶民研究中的性別議題、少數民族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論述，則幾乎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討論中的完全空白。[23] 而進入90年代的中國，其繁複的文化格局則被戴錦華形象地稱之為一處“鏡城”，一處文化的“共用空間”：國家、跨國資本、中央、地方、企業、個人，在極端不同而間或共同的利益驅動下，彼此劇烈衝突抑或“無間”合作[24]。與其說大眾文化或大眾傳媒開始形成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不如說它比其他領域更為真切地展現出90年代轉型期中國社會、文化特有的“共有空間”特徵[25]。 因此，在前後兩個時代的互動與詢喚下，“如果說八十年代，只是多少削弱了女性主義自身的社會批評力度與文化顛覆性，那麼，進入九十年代，‘呼喚並構造中產階級’，則令女性主義成了主流社會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成其為有效介入社會階級分化過程的合法化話語，用以淡化或遮蔽正在加劇中的社會矛盾與危機[26]。” 除此中國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外，女性主義自然還需要面對著更大的“主流”——“全球女性主義自身的機構化、學院化、‘NGO化’，以及遲到、卻相當迅速、有力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精英化與啟蒙姿態[27]” 為體現上述引文中的各種“空白”——具有反省的女性主義直接介入社會議題，以實踐對抗社會主流的定型化想像？本文以一場尷尬的遭遇為例。也正因為筆者曾以志願者身份部分參與這場一直持續至今的真正公益活動，才認為如此一個生動豐富的例子，值得中國的社會運動內部深入的反思並獲得啟示。 雖然德高望重的高耀潔教授一直為本人所十二分地尊重，但我還是遺憾於——她竟如此武斷地認為“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純屬一場騙局或鬧劇[28]。原因是其及助手[29]質疑此舉可能是借機拉點國際國內贊助，或利用自己（高耀潔）的名字行騙，更可能是那些公眾從來聞所未聞的人物因獲提名這樣的殊榮而捐點錢。[30] 在另一份嚴正聲明中，言者無疑忽略該活動本身試圖重新定義“和平”與“平凡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貢獻”這一可貴努力，充滿挖苦與嘲諷地認為“帶領村民自發建立起文化宣傳隊和秧歌隊竟然都能獲得提名去評選諾貝爾和平獎，實在令我大跌眼鏡”！當大學生志願者出來澄清時，更進一步被這位自稱為“高耀潔聲明記錄者”譏諷為“這些大學生志願者被人當猴耍了，卻還蒙在鼓裏一個勁為耍她們的人辯護，我真的覺得她們可憐”[31]。在第三份聲明中，索性直接以“推選妓女評獎是對諾貝爾獎的嚴重侮辱”為標題，聲明中更充滿了如此的憤怒“……名單中竟然有一名妓女！我及中國區另外 106名婦女是與一名妓女並列在同一名單中去參評諾貝爾和平獎的！……而這樣不僅是對我個人的人格和尊嚴的侮辱，更是對當年設立本獎的諾貝爾先生本人及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的人格和尊嚴的侮辱！因此呼籲其餘的106名入選的中國婦女及評委中不願與妓女為伍者同樣發表聲明退出該活動！[32]” 雖然在網友和輿論的壓力下，論者在隨後一份澄清中認為自己不是歧視妓女，只是歧視將其合法化。且不說臺灣“公娼運動”的是是非非，當我們在不很清楚的情況下，斬斷他們特定的社會運動脈絡，按照我們的標準，如此粗暴地進行審判本身就是問題！正如有網友進一步的質疑，“……如果有人以她（麗君，就是那位被認為‘恥辱’的原‘性工作者’）推動妓權合法化而與她並列為恥，我懷疑其根源還是基於麗君是個妓女，而不是因為她的任何意見，否則有人會以與其他主張妓權合法（比如：馬英九、龍應台或其他很多大學教授都有和麗君相近的觀點）的人士並列為恥嗎 [33]？” 如此的“敏感”與歇斯底里無疑讓我產生了如此之感觸——在當下中國，所謂志願者精神和社會運動的土壤還遠沒有形成！ 重要的不僅是在“質疑”行為本身，更為意味深長的是，這場持續風波的“行為發出者”卻是一直以來被我們尊敬為正義象徵，為弱勢群體奔走呼號的“中國抗擊愛滋病第一人”——高耀潔教授，她同時也被出面澄清事實的當事人趙玲（志願者）尊稱為“高奶奶”的社會運動前輩！一種“底層關懷”為何會對另一種同樣關注和支持草根實踐的行為給予如此大的不寬容與攻擊？是什麼樣的環境產生了這樣的衝突和想像？又是什麼樣的社會輿論環境放大了如此的矛盾？它滿足了什麼？順應了什麼？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參照系統？ 正如香港媒體所指，“千名婦女爭評和平獎”這一活動實際上同時開拓了兩個戰場，一個是挑戰男性主導的社會秩序與價值，而同時又不知不覺地挑戰了婦女內在的秩序觀和價值觀[34]。 除此外，它更無意地挑戰了佔據主流思想文化界的新意識形態以及我們對傳統社會運動的想像。 所以其引起的討論，不僅攻擊到只因發表討論“和平”文章的《讀書》，更有人將這次活動稱之為“批判知識份子的超級幻想”，仿佛他們才立足於真正的“現實”。然而，就像一位哲學家說過的那樣，在這個世界裏，當有些人告訴你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幻想”的時候，他們不過是告訴你：什麼也不會改變，什麼都是不可能的，你們歇著吧[35]！ “他們”為何會如此的憤怒？為何在如此炙熱的批判聲討中，卻幾乎不觸及活動舉辦者反反復複所強調的議題——如：底層婦女、婦女與日常生活、社會運動與“差異”、“和平”的真義……不僅這些核心議題被遺憾地逃脫，它們更被認為比起那些在沒有任何調查和證據前說是否“貪污”、是否“騙錢”或是否有更大的“陰謀”來說，是“避重就輕”！！！ 一方面我們十分理解當現實社會中有如此多形形色色的騙局，社會運動內部也充滿種種“偽善”“腐敗”與無奈的“運作”，如此的推測與質疑也幾近“正常”。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如此的遺憾，連社會運動人士都如此缺乏寬容、對事情所必須的起碼調查和耐心、互相攙扶的同道精神，我們還可以去哪里尋找那“希望的土壤”？ 在如此之主流與社會環境裏，大家都已經習慣於去廉價地質疑一切，無論那是一種職業習慣、個人偏好，還是一種客觀表述。以至於它充滿矛盾的構成了這樣的一個“荒謬和顛倒”的世界——人與人的基本信任必須靠證明；立足於最大的實際反可能被譏之為“烏托邦”；最質樸的表達也需要媒體來包裝；最真心的感動仍可能成為另一個炒作的理由或罪證……更為可悲的是，比起“貪污、私利”來，“清白、無私”反而需要不斷的自辯與自我證明，試問這樣的“證據”從何而來？ 而如此之“敏感”除帶來“揭露者”之快感外，是否可能因如此的“質疑精神”讓我們慢慢培養難得的獨立思考與反思能力？我認為並不樂觀，因為如此提問方式、所需要的“證據”及質疑理由已經被主流高度“同化”和“庸俗化”了，我們不難發現其間充滿著主流的想像與矛盾，其所借助的只是“質疑”這樣一種皮毛的形式，它同時也“替代”和“消解”了對社會和自我的真正批判與嚴肅反思。比如這場“騙局”風波的質疑者們一方面質疑為何不夠“正規”——為何很多獲獎者平時都名不經傳？為何沒有被媒體關注？另一方面又質疑為何過於“正規”——為何有很多獲獎者是基層的政府人員？背後是否有官方背景？…… 相比較起我們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時，面對各種來訪者和志願者，我們最經常被問到的無疑是：你們為什麼這樣做？（潛臺詞：是否有什麼特別的目的？或者是特別的道德高度？我們其實特備想反問：你們為什麼不這樣做？）你們還能“活”多久？你們為什麼能活？你們憑什麼活下去？你們能改變中國的大環境嗎？（潛臺詞：如果不是，就是烏托邦！）…… 就像有人在前述“妓女可恥”討論中所提出來：假如妓女的存在是可恥的，值得羞愧的是這個社會，而不是任何弱勢者！當面對如此多的問題時，我們為何不應該去問問社會或我們自己怎麼了？ 而實際上很多質疑者或提問者心裏早就已經有了答案，與其說是提問，不如是一種對自己觀點的再次驗證！——“別跟我談什麼價值/理想/正義/公正，反正都一樣。”剩下的只是那更加渾濁的污水！ 正基於此，我們必須清醒，當社會主流已經把許多東西汙名化或同化時，我們還能天真地夢想“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嗎？當然不能，因為人民群眾沒有更多機會與資源，他們能接觸到的只有主流資源[36]。 通過這樣的例子，我們還需要看到傳統社會運動所建立的身份認同，既是有效但同時也是有限的。因此，還需要檢討我們該如何想像並對待這個充滿差異的社會運動及其間的多元訴求？社會運動應該如何認識差異和內部矛盾？如何面對“他者”？如何避免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需聯繫到複雜的社會整體脈絡？更為重要的是，傳統社會運動的分析視角和判斷標準需要改變！ 如果沒有一種創造性的語言和資源，不管是女性主義還是鄉建運動，其因接受主流的召喚誘惑而被吞沒的可能性無疑是巨大的；如果沒有不斷的反身與有效的批判武器，其不僅成不了一種新的社會改良力量，更可能在當前犬儒主義和消費文化盛行之下，連原有的反抗資源都被徹底的吸納和消解。 仍然需要再次說明，我們對主流社會的批判與警惕，並不等於另一種本質化的反主流；我們對主流社會仍然保持期待，同樣並不等於“主流化”。如果遺憾地被誤讀，恰恰成功地再次落入“主流”的邏輯和想像之中。
作為“戰場”的日常生活 而女性主義在這個時候給我們另一重要啟示，就是理論和實踐始終不分離。其之所以是理論，因為它要對抗一種敍述；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實踐，因為它要改變那樣的一種現實！所以，當我們在前文引述中發現中國脈絡的女性主義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它也絕不能靠“繼續引進不同脈絡的女性主義資源或曰補足女性主義的全球視野、或者簡單地加入階級或種族維度，便可能予以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命題[37]”。更重要的是，需要恢復其理論與實踐的有機互動關係，通過真正的實踐，讓婦女不止于獲得平等權利或滿足於別人的訴說，而是讓她們獲得改變自己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們需要關注並重新發現女性的日常生活，這既是她們真正熟悉的抗爭“主場”，更是我們真正全面地發現她們之入口。如果說，對於時尚的城市中產階級來說，日常生活可能是大型購物商場與郊區別墅；那對於筆者更希望關注的中國當代普通勞工女性（包括農村婦女）來說，從廚房到市場再到田間，無疑將是她們的日常生活，正是這樣的新空間將是我們突破前文所述各種女性主義困境的新可能。 而這也正是“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發起人維爾莫·文高博士在訪問中東、中亞、非洲多個曾被戰爭衝突蹂躪地區後的驚覺——富裕安逸的歐洲人，不是要居高臨下賑濟可憐的難民，而是要向災難處境中表現堅強生命力的無數婦女學習！無論是戰前戰後的蹂躪，還是長期困厄的折磨，社群得以存活下來，靠的不是國家元首、政壇權貴、富商巨賈，而是默默無聞的平凡婦女那看似微弱卻鍥而不捨的努力[38]。 遠的不要說，且看看我們的父母一輩如何在物質缺乏和只能“以勞動替代資本”的年代中生活，其中包含著同樣的尊嚴、樂觀、堅韌以及生活中互相幫助的溫情，它無疑同樣有力的讓我們對那些現實生活中冷冰冰的“底層”敍述產生懷疑。 同樣作為“戰場”的日常生活還將改變傳統對社會運動手段及所需資源的想像！我們既可以向外申請資金，也可以通過重新建立社區內部信任以從內部獲取資源；我們既可以因為反對外部共同“敵人”而走在一起，也可能只是為了改善我們自己的生活而共同購買，在消費上實現互助……正是在這些新的認同與實踐中，它將讓我們反思——當不認同某種東西時，“反對”是否是一種最好的形式？ 進入日常生活，本身也是將“我們”與“他們”放在相近位置的一次調整，它試圖扭轉長久以來社會運動中始終存在著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代言者-被代言者”、“服務者-被服務物件”、“領導者-追隨者”在內的種種不平等關係，在調整中不斷地反身和挑戰自我，並重新連接起社會運動的理論資源與本土實踐。
後記：走出“悲情” 而筆者認為，當我們必須仰賴“悲情政治”來完成某種動員或自我認同的建立，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更為強大和說服力的一套說法與邏輯可循，更核心則是缺乏一套不同的價值觀、對運動的態度及評價標準。 那麼如何可以拒絕悲情，創造出另一種述說或實踐方式，更準確說，即重新定位和認清我們的位置。墨西哥這場“蒙面運動”領導者馬科斯所說的似乎可以給我們一定的啟發——他說自己不認為瑪雅原著民就是革命的力量，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在做一場革命，那他們在幹什麼呢？他們正在做一場使革命成為可能的革命！換句話說，一個文化的革命，一個每個人用平常心、用平常事、用自己的方式去參與改變這個世界的努力，而這樣的一種革命，才使得變革社會的革命成為可能[40]。 因此，在某些時候，當我們 “左右開弓”的時候，不僅僅是獲取一個必需的批判姿態，更是為打開一個新的空間與自我想像！ 雖然一邊不斷進行“無情”和深刻的“左右”批判，但戴老師仍然堅持女性主義可能作為一種批判、實踐或自省資源的價值，並給予了很高的期待，她希望在當代複雜的全球格局與現實文化政治地形之中，“女性主義，或許正是作為一種亞洲對話中或可借重的、他者/自我的語言，一種警惕、批判形形色色的霸權與男權的民族主義規劃的批判利器，建構出一種不同的亞洲視野和亞洲想像[41]”。 原來聽說“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感覺很好笑，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後現代的“學科遊戲”。但是認真想來，既然社會矛盾高度混雜，其對應的分析工具和思考武器又豈能偏執于一方！而“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較有批判性的看待社會生產關係與環境的關係，其社會運動主體是自下而上的，同時這樣的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與理論思辨還帶出——尋求另類的發展模式及尋求社會主義實踐策略這樣兩重的意義 [42]”它無疑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多維空間的反思與實踐。 回顧自己接觸女性主義的歷程，原來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明確安全的位置，如今發現這種期待本身就是問題。正如洪子誠教授在總結戴老師為“在不確定中尋找位置”中所言——“‘女性主義’的身份、視域、理論，目的是要通過自我解構，來培育一種內在的、‘邊緣化’的，不斷發出‘異己者’聲音的力量[43]。” 而社會運動的生命力正在於其不斷與社會進行的互動與鬥爭中，任何思想資源和社會行動都不可能在“畢其功於一役”中安享曾經的“戰功”！
注釋 [1] 本文深受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女性主義與文化政治》的啟發，並由陳順馨博士提供和平婦女“騙局”風波的部分資料，在此特向任課教師陳順馨博士、戴錦華教授深表謝意！ [2] 泰瑞·伊格頓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臺北：商周出版，2005年，頁26-27。 [3] 戴錦華，《性別中國》，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19。 [4] Weisman, Leslie Kanes（韋士曼），王志弘等合譯，《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年，頁233-234。 [5] 同上，頁253。 [6] 文思慧，〈女性主義與運動連線——必要與實行〉，《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頁69。 [7] 參見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第三期青年實踐者劉敏2009年1月月度報告 [8] 陳順馨，〈女性與差異政治的實踐〉，《讀書》，2006年5月。 [9] 戴錦華，〈溫柔的挑釁——象徵與真實的行動〉，《讀書》，2005年10月。 [10] 戴錦華，〈歲月留痕——西蒙那·波伏娃在中國〉，《書屋》，2007年第10期。 [11] 賀桂梅，〈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 [12] 文思慧，〈女性主義與運動連線——必要與實行〉，《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頁65-66。 [13] 文思慧，〈女性主義與運動連線——必要與實行〉，《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頁65-66 [14] 同上，頁67。 [15]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出版，1996年，頁262-267。 [16]（美）羅斯瑪麗 派特南 童著，艾曉明等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72。 [17]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出版，1996年，頁271。 [18] 鐘秀梅，〈生態是永恆的經濟〉，《讀書》，2006年5月。 [19] 吳志峰，《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敍事——知青文學（1966-1986）研究》，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頁457-458。 [20] 戴錦華，〈歲月留痕——西蒙那·波伏娃在中國〉，《書屋》，2007年第10期。 [21] 戴錦華，《性別中國》，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24-25。 [22] 戴錦華，〈階級、性別與文化表演〉，《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頁279。 [23] 戴錦華，〈歲月留痕——西蒙那·波伏娃在中國〉，《書屋》，2007年第10期。 [24]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 [25] 同上，頁37。 [26] 戴錦華，〈階級、性別與文化表演〉，《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頁282。 [27] 戴錦華，〈溫柔的挑釁——象徵與真實的行動〉，《讀書》，2005年10月。 [28] 更多資訊可參考陳順馨主編，《多彩的和平——108名婦女的故事》，2007，中央編譯出版社及網上關於這場“騙局”的各種材料，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具體判斷，本文暫不詳述 [29] 在多份聲明中，始終有一神秘的“高耀潔聲明記錄者”，一方面不願透露姓名，另一方面不僅記錄高教授本人言論，還以“記錄者附注”的形式自己發出更為攻擊性的言論。它無疑產生了混淆具體發言者的效果 [30] 參見《新語絲》網站2005年10月10日，《高耀潔的第一份聲明》 [31] 參見《新語絲》網站2005年10月14日，《高耀潔的第二份聲明》 [32] 參見《新語絲》網站2005年10月14日，《高耀潔的第三份聲明》 [33] 金色泡沫（網名），《一個臺灣人對高耀潔先生“恥于妓女為伍”的看法》，2005年10月27日《新語絲》網站 [34] 潘潔，〈“婦女爭評”活動的意義和教訓〉，《信報-財經新》（香港），2005年10月27日。 [35] 汪暉，《讀書》編輯手記，2005年11期。 [36] 戴錦華，2006年8月22日夜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演講錄音，《遲到的分享——《蒙面騎士》導讀》，黃國良整理 [37] 戴錦華，《性別中國》，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23。 [38] 劉健芝，〈在尋常中閃耀的和平的希望——婦女的不言之教〉，《讀書》，2005年10月。 [39] 戴錦華，2006年8月22日夜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演講錄音，《遲到的分享——《蒙面騎士》導讀》，黃國良整理，參考主要觀點，有刪改 [40] 同上 [41] 戴錦華，《性別中國》，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26。 [42] 鐘秀梅，〈生態是永恆的經濟〉，《讀書》，2006年5月。 [43] 洪子誠，〈在不確定中尋找位置——“我的閱讀史”之戴錦華〉，《文藝爭鳴》200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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