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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許鞍華訪問 / 整理：趙綺鈴、黃海榮、楊美儀、朱純儀
或許這是一次姍姍來遲的訪問吧!由去年初開始，我們一直打算訪問許鞍華導演，但自從她以一齣低成本製作的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以爆出「小冷門」的姿態一舉摘下了金像獎殊榮後，許導演既忙於為她的「天水圍第二部曲」《天水圍的夜與霧》宣傳，也要籌備和拍攝講述女同性戀者愛情故事的新片《得閒炒飯》，所以訪問計劃唯有暫時擱置。 直至《得閒炒飯》接近煞科之時，我們終於能夠聯絡上許導演，也慶幸她終於「得閒」接受訪問。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她原來頗為厭倦那些「每年做一百次的電影訪問」。當她得悉我們是來自文化研究系的時候，她反而很有興趣想知道文化研究是什麼一回事。於是，我們決定放棄了問那些很細緻、很「電影」的問題，拘謹嚴肅的訪問變成了一次充滿笑聲的閒話家常。 許鞍華和文化研究有什麼關連?表面上兩者好像「大纜都扯唔埋」，但如果說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於能夠讓我們認識和理解我們周邊的世界，即使是平淡無奇、點點滴滴的日常生活經驗，文化研究帶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野。至於許鞍華，也許是當今香港導演中最具人文關懷的一位，可以説是一位導演中的公共知識分子。 [1] 她的影片反映了她的人文關懷 — 對社會歷史的關注、家國情懷和人性之間的細膩描寫，這和文化研究的立足點可謂不謀而合。 「我想我對文化研究有一定的概念，也了解其方向，但實際上文化研究讀什麼、怎樣研究就沒有什麼頭緒了。」許鞍華說。 於是她問了我們很多有關文化研究的事情(有點反客為主吧)，例如文化研究是一個怎樣的學科、有什麼意義?然後她會問及有關文化研究碩士的事情，例如開了什麼課堂、有什麼名人或同行就讀?我們當然不會吝嗇機會向她解釋，而且不會「隱惡揚善」。
「我有一個修讀人類學的朋友，曾經做過有關印尼華僑的研究，以及寫過日本戰後孤兒身份問題的文章，研究他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等問題。為了了解他們對自身的看法，他也做過一些實地考察。這樣聽下去，好像與文化研究有幾分相似。
也許是兩者的立足點有點不同吧！」
「我認為以理論基礎去了解身邊的人和事是很好的，因為我們總會有不知道怎樣看待事情的時候。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也太快太多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了解事情的角度和根據點。」 訪問期間，社會上因為興建高鐵和清拆菜園村事件而鬧得火熱，一群「八十後」示威者更成為各界的焦點，我們也藉此問及許導演的意見，畢竟早在電影《千言萬語》中，也穿插了不少社會抗爭的影像。 「我沒有特別注意他們的動向，我都是從新聞片或報紙上看到的。基本上我對這反高鐵示威者的印象頗正面，我認為他們的示威很有創意、很特別，跟以往的遊行示威有很大分別。他們打鑼打鼓，在示威場地擺賣食物，好像嘉年華會一樣，這樣的構思十分有趣，充滿幽默感。或者以往也有請願人士曾經有一些很幽默的舉動，但這次的感覺來得非常獨特，是一種不一樣的sensibility。其實這樣也很不錯，不用聲嘶力竭的叫喊，而以另類的手法去表達不滿，給市民和政府展示一個更好的面向。我從來沒有想像過遊行也可以是這樣的。」 她最為深刻的，就是有示威者以苦行的形式表達他們的訴求。 「做苦行本身已很有詩意，而他們這另類的請願方式，令整件事情變得更豐富和動人。我也很好奇這次事件的領導者，是如何帶領示威者創作出這樣的請願行動。可能我這樣說有點不負責任，他們正認真地向政府宣示他們的訴求，而我卻用一種欣賞的態度去了解這件事情。但我真的認為他們的做法是非常有意思的，或許這終歸只能是一個過程而已，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可以做得到，但這樣的示威，卻能夠教化其他不太了解這事情的人，令人有所思考和啟發已很足夠了。我認為他們這樣的抗爭方式並不是一種潮流，也許這正是你們讀文化研究要研究的課題。如果他們純粹想創造新的潮流，就不需這樣做了。」 我們問她會否有興趣以「八十後」或社會抗爭為題材拍攝電影，她斬釘截鐵的說:「現階段沒有這樣的打算吧!」 如果說文化研究的積極意義，並非是專注在一般人刻板印象中「象牙塔裡的學術研究」，而是它一樣可以很生活化。「The Way We Are」，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 「The Way We Are」 ，不就是《天水圍的日與夜》的英文譯名嗎?去年，許鞍華以極低成本拍攝的《天水圍的日與夜》，除了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協會頒發的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演員(鮑起靜)三項大獎外，更於電影金像獎中獲得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最佳女配角(陳麗雲)以及最佳編劇(呂攸華)殊榮，比起億萬製作《赤壁》，這套富於小市民人情味的寫實小品似乎獲得更多頭讚譽，好一個「蔗渣價錢，燒鵝味道」的活生生例子。 原本許鞍華打算以2004年發生於天水圍的一個滅門慘案為題材拍攝一齣電影(即後來的《天水圍的夜與霧》)，為此她還在當地做了半年的採訪和資料搜集，但由於故事實在太沉重，故此遲遲找不到投資者。 「那時候王晶打算開戲，有工作人員提議我找王晶談談。起初我們拍了一個半小時長的電視電影，效果理想，大家都想繼續合作，可是因為故事的複雜性及資金等問題，心想不如索性把故事轉變成電影。我與王晶的合作及《天水圍的日與夜》，就是因此而誕生。 」幸虧有王晶出手投資，我們才不會錯過《天水圍的日與夜》這齣優秀的電影。 《天水圍的日與夜》的劇本，其實是幾年前一位許鞍華從不認識的大學生寄來。「這劇本寫得很好、很感動，不過與天水圍完全無關。」因為這個劇本也是圍繞屋村的人和事，許鞍華就把自己在天水圍的感受加了進去。 《天水圍的日與夜》這名字，是由許鞍華想出來的。「因為這個故事是講述天水圍的日與夜，就是這麼簡單。」起初王晶嫌名字太長，提議用《貴姐》或者《母親》，可是最後還是沿用了《天水圍的日與夜》，他也沒有再反對。 樸實無華、平淡中卻道出五味人生的《天水圍的日與夜》，成功令許鞍華的事業再闖高峰。目前拍攝中的《得閒炒飯》，許鞍華再次與「晶哥」攜手合作。 「我有七個關於女性的故事，《得閒炒飯》就是那七個故事的其中之一。其他故事尚未完成，有些更只有故事大綱，沒有劇本。因為《得閒炒飯》已有劇本，剛好被王晶選中，那便能夠開始拍攝工作。至於餘下的故事，或許有待其他合作機會吧。」 不過無論是「晶哥」也好，其他老闆也好，許鞍華堅持拍攝屬於「許鞍華」的電影，保留一貫的真我個性，從不喜歡跟電影老闆討價還價。 「我從來都不會嘗試說服老闆，我只會告訴他們我想拍一個怎樣的故事。他要就要，不要的話，我就不知道可以再說什麼了，也不會嘗試說服他們。有時候，老闆對於故事或劇本希望有一些改動，可以的話我會繼續拍攝，不然的話，我會介紹他給別人。或許是我製作的電影成本比較低，他們(老闆)也不敢給予太多的意見吧。」 許鞍華說，相對於香港的老闆，跟內地人合作就沒有那麼順利了。「我們有過一點磨擦，不過這也是正常的。我認為老闆投資給我拍電影，他們自然期望他投資的電影可以為他帶來得益。如果他們認為值得投資便會投資，不然的話就會拒絕。他們都是聰明人，要不然都不會比我富有，即使我說話再天花龍鳳，他們早已心裡有數。」 「正因為大家是一種合作關係，我從不希望得到老闆的同情或嘉許。有幾位老闆待我特別好，合作非常愉快。好像找我拍攝第一套電影《瘋劫》的老闆胡樹儒，他除了教我拍電影，還給我很大的創作自由度，也很尊重我的決定。至於第二位老闆蕭芳芳，我們彼此都很欣賞對方，這實在是難能可貴。」 許鞍華不諱言，因為她的個性過分率直，不懂得討價還價，可能因此比較蝕底。 「在一般情況下跟老闆合作，我只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大家不拖不欠。不過有時候，我也會認為自己太過率直，不懂得討價還價。好像與老闆談論製作預算時，我總會在開始時已告訴他們我的底價，也許他們都笑我不懂計算，容易吃虧，但我真的不懂，也早已習慣這樣談生意了。」 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情，往往成為許鞍華電影創作靈感來源。她也喜歡閱讀，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好的書本可給她一些啟發。「我很喜歡看書，雖然只是看翻譯本，但我主要看日本作家的作品，包括村上春樹、川端康城那些。而我尤其喜歡明治時期的日本小說，好像夏目漱石的，寫了很多關於明治維新時期的人物心態，所以只要有出翻譯本，我都會看。」 許鞍華不少電影題材都是源於導演的個人經歷，不過當一個專業的電影導演還是當一個由自己一手包辦的創作導演，兩者其實是有矛盾的。 「如果所有的電影題材都是來自個人的經驗，題材便會變得十分局限。但作為一個以拍電影為生的專業導演，就應該能夠把不同題材和劇本拍至中上水平。我想我的身份有點奇怪，因為我既是以電影製作為生，卻又希望有自己的創作。我沒有刻意把自己的生活和體驗融入拍攝之中，有時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拍什麼，或投放什麼情感在作品之中。在創作與生計之間取得平衡並不容易，為別人製作，根本沒有太多時間和空間蘊釀創作靈感，稍一不慎作品質素會變得參差。不過現實的情況就是這樣，不可能有純粹的個人創作，幸好我對此不太介懷，只要能夠拍攝到七至八分左右便收貨了。我一直想拍攝一些很個人的東西，但我也明白要考慮觀眾的期望，而且，如果能夠找到一、兩個大明星演出，也許這會比較容易找到資金拍攝。」 許鞍華雖然擁有今天的成就，背後她亦嘗過導演的低潮期，但她從沒有想過要放棄執導演筒。 「大概是1992年，由於我所拍的電影反應一般，好像頓時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拍攝的方向，並將過往自己的拍攝方法完全否定。直至我為亞洲電視製作一個名叫《數風流人物》的節目，那簡直成為了我人生的轉捩點。那個節目是拍攝一系列的訪問，當時的受訪者包括黃玉郎、鄧光榮、吳家麗、關錦鵬、何超瓊和爾冬陞等。過往我有固定的製作班底替我工作，例如剪接師、攝影師等，因而使我變得有點依賴。相反在亞視工作期間，由於沒有相熟的助手在旁，經常要跟製作助理一起工作至深夜。雖然一切都要由頭做起，有點像剛入行的情況，但製作出來的作品尚算不錯，反而讓我重拾初次拍電影時候的樂趣和信心。我愈做愈起勁，慢慢地我也從事業的低潮中走出來。」 對於有志以拍攝電影為終生職業的人，許鞍華語重心長的說，成功錦囊只有兩隻字 —「嘗試」，只說不做，那會成功? 「要是你真的很有熱誠去進行創作，那就很簡單，只須嘗試一下不就可以了嗎?要在工作中邊做邊學，在實戰經驗中學習去解決問題，例如你不知道應如何拍攝、拍攝的天數，那就請教別人，這樣不斷努力和嘗試，才會把事情做好，這就是 learn from your job。當你把事情完成了之後，便知道自己是否喜歡做這件事情，不喜歡的話那就不幹罷了！要是只有憑空想像，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一切也是徒然。一本通書怎可學到老?就好像書店中的self-help book，其實沒有太大作用，因為書本中的道理根本不適用於每一個人。有時我聽見有些人說想做導演，我心想，為何不乾脆去做算了，又何必想太多呢!即使是拍電影，現在的科技已很先進，只要省一點錢，儲數千元已可以拍攝一部低成本的短片。只要你有了經驗和心得，更重要的是有了portfolio 後，找別人投資時也有作品供別人參考。即使未必成功，也先要做一件作品出來，才能知道自己有那些地方需要改進。」 除了拍攝電影，去年許鞍華亦首次執導舞台劇，因為她信奉「終身學習」。 我跟舞台劇的演員合作相當愉快。我很佩服他們的毅力，因為除了焦媛是全職演員外，其餘演員在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卻要連續六星期，每逢晚上七時至十一時進行排練。他們需要練習六天才能有一天的假期，有時甚至需要進行七天的排練。他們既要記台詞，又要記台位，他們站在台上不能NG，幾乎是一個很費心神的活動。將來若果有適合的舞台劇本，我也會考慮再次執導舞台劇。舞台劇比電影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更強，需要設計每個演員的型體動作，配合back story，又要照顧故事節奏與其他演員的交流，比電影的要求更高。這份經驗反而讓我在往後拍電影時更加注意細節，更加全面。拍完舞台劇後，我對自己有一個科學性的要求，就是對白要清晰，型體動作要配合角色。因為拍電影時很容易忘記這些東西，只有在鏡頭拍攝的時候才會注意。相反，舞台劇與觀眾的距離是固定的，與電影語言可以close up等則大為不同。」 成功，是要留給敢於嘗試而又有準備的人。 後記 貴為金像獎導演，現實中的許鞍華沒有給人高不可攀的感覺，非但沒有一點架子而且「豪氣」十足。可能，你、我和她一樣，喜歡逛街煲碟睇戲。雖然不是「犀利姐」，對於時裝她也有一定喜好。「我很少注意衣著潮流，潮流雜誌都是在髮型屋才偶爾看到。我會喜歡看，可是不會常常買，我買不起，也不太適合我，有時候有大減價，我也會去看看。」鎂光燈外，她也不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普通人。 Raymond Williams 說「Culture Is Ordinary」，生活雖然簡單，但依然可以很美。注釋 [1] 蒙鶯，〈東方早報：《天水圍》和許鞍華的生活與生存〉，載新浪網站：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sinacn/20090419/1204161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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