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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建設、別樣選擇與我

潘家恩

2009年年末的一個清晨,忽然收到一封來自北方同仁的郵件,說即將在北京舉辦鄉建十周年總結交流會。恰值學期末,無法與老朋友們面對面的分享種種艱辛與難忘,但心裏卻仍然有一些異樣的變化,原來一直都認為“鄉建十年”只是對民國期間的敍述,竟然不知不覺間,這樣一個同名的運動也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

希望它不是一則新聞,也不僅是一個慶典,更不是鄉建同仁們的自我設限,希望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認真反思與總結,為新的開始定位好方向。

自從多年前接觸“鄉村建設”這樣一個嶄新的辭彙始,它吸引我的一個關鍵點是——這場運動中始終有“人”的影子。且不說,給予這場運動以啟發的,正是無數被重新肯定為“腦礦”的普通華工;而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也是希望能讓長久以來被視為政治穩定“工具”或統計數字的無數普通人能減少被剝奪,能在改善最基本條件的同時還能獲得尊嚴;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從不掩飾運動組織者、推動者的興奮、煩惱、思考、痛苦與自我反省。既是那麼的真實誠懇,又是那麼的飽含熱度,它讓我們重新思考長期以來被認為本應隔絕的“象牙塔”與“泥巴牆”。

無數人在運動和反思中成長,而這場運動也同時以“人”的思考作為某種流動的發生載體。作為一個呼應,本文希望以一個運動參與者個人的經歷和視角,嘗試對本場運動進行某種微觀的總結與反思。

一. 從城市看農村
就我個人來說,鄉村建設始於我大二的某個夜晚。
當是恰值新千年的前後,全社會都在分享著千禧年的狂歡與期待。作為“以農為本”的農業大學校園裏,一方面,與正處在產業化轉軌的其他高校一樣,考研、四級、校園戀愛無疑成為大學生們的真正主旋律;但另一方面,當時的“三農”問題和社會矛盾又是如此的嚴重,每寸空氣裏似乎都充滿了憂慮、憤怒、焦急與熱切。既然高考時就已經鐵了心報農大,直至將幾乎所有志願都填上不同的農業大學。我一入學,帶著無比的熱情和對大學的浪漫想像,在社團還未正式招新就“托後門”加入了已經有著
6年歷史的學生社團——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

相信與很多新加入“支農”社團的朋友們一樣——一夜之間,忽然發現原來自己並不孤獨,來自全國各地似乎都懷著相似理想與經歷的我們走在一起,“抱團取暖”所帶來的熱度與相見恨晚的感覺讓我們十分的興奮!海闊天空、秉燭夜談、通宵達旦那是常有的事。剛從十多年應試教育的牛角尖中鑽出來,最讓我們發自內心並全身心投入的,與其說是我們對社會問題的理解有多深刻,不如說是對青年人奔放理想的一種必要安置。因此,氛圍對我們來說更為關鍵。在這裏,雖然我們做不了什麼,但我們至少嘗試去關心,雖然我們可能什麼都沒有,在參與中可能出現很多今天看起來明顯幼稚的地方,但激情、對現實大膽的評論與嘗試介入的熱度,似乎已成為對無聊大學生活巨大同化力量的有效防禦。

自然,在周圍同學、室友和老鄉的眼裏,我們都是“怪怪”的一群——離群索居,不能與身邊的同學打成一片,不好好學習,一點都不現實……,然而,當我們離開那個充滿“愛情童話”與壓抑電玩聲的宿舍時,我們卻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認同與適合自己的空氣。面對那些時髦話語我們可能“土”的掉渣、無言以對,但當我們回到社團那個狹小辦公室,卻能滔滔不絕的上下五千年,同時還能在社團的“農研日記”上嘗試讓自己沉澱下來,與其他同仁分享自己的觀察、困惑和思考;我們可能不“認真學習”,或許因為“不務正業”,但更是由於對那些在“專業”包裝下遠離實際及“三農”真實需求的所謂“知識”之天然厭惡……正是那些“課堂”、“老師”、“同學”離自己期待中的“農業大學”還有如此之落差,讓我們成為別人眼中的“壞學生”,但我們卻對另外一些“不入流”的知識充滿了無限的熱情,我們可以利用所有的假期、抓住一切機會“下鄉”,組織“業餘農校”、“三農角”,打破院系和年級的限制,自己尋找一些與“三農”直接相關的老師並組織討論/辯論,還組織了一個初具規模的自行車隊,到北京的各高校間遊學,希望能真正的打開視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所以,本應該很痛苦、很抑鬱的我,非但沒有,還比其他同學多了一些直面冷嘲熱諷的不甘與韌性。這段時光還給我一個重要的啟示,一個人的動力再大、能力再強、想的再多,在人群中也會孤獨的被淹沒,要讓“怪”的人/想法/做法得以真正存在,只有找到更多的“怪”,這樣才可以“見怪不怪”。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只有發現了他們為什麼認為“怪”?我們“怪”的價值在哪里?我們才能真正的獲得自信與坦然!

今天回過頭來,這個“怪”可能也就是某種另類(Alternative,因為在中國當代的語境下,這樣的辭彙已經被更多與小資品位或時尚時髦聯繫在了一起,所以我們也可以譯為“別樣選擇”),而這些“別樣選擇”只能是從主流社會中生長出來,它才具有及時準確地回應和對抗“主流”之現實意義,但也因此,它必然在主流話語與目光的重圍下痛苦的生長。如果沒有積極的評價體系、缺乏合適寬容的土壤環境,我們如何免疫那無處不在的自我懷疑?我們如何抵禦那溫柔美麗的誘惑與“收編”?

我們身邊不斷出現新的“怪人”,也不斷有“怪人”恢復“正常”,這本來很正常。但最令我痛心以致需要保持警惕的是,剛剛的“正常人”轉身會輕鬆而又意味深長的將“往事”歸為年輕時的不成熟,似乎當年自己的各種嚴肅思考、不含掩飾的清晰立場都只可能是某種以供懷舊的“青春舊夢”或未來面對更為年輕朋友時“以老賣老”的資本。

我們當然需要理解其中的無奈,但更重要的是要敏銳的發現——產生如此影響並極易被輕輕略過的時代背景與主流論述。

讓我們產生如此關注“三農”的熱情和氛圍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呢?那是李昌平喊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時刻,那也是無論《黃河邊的中國》、《嶽村政治》這樣的學術書,還是《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調查報告都一樣全國暢銷的年代。同時它還聯繫著更為久遠的社會歷史脈絡——與我們這群“80後”幾乎同齡,中國1978年的當代改革史讓全面高速發展的富強主題和“現代化敍事”成為了主導各種領域的強力威權,並將沿襲百年的“危機”意識、對西式現代化的想像和文化精神層面上的普遍焦慮同時結合起來 [1]

而進入激進全面市場化改革的90年代後,問題似乎變得更加複雜。有別於80年代,90年代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進而導致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生活之間,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了“斷裂”,城鄉差距急劇拉大,這場“馬拉松式”的改革更不斷將越來越多人甩出去,社會中開始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弱勢群體,廣大農村和農民無法跟上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進而進入一個表面多元的“斷裂”社會。而在這樣的社會裏,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差異有時會達到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2]

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時代特徵外,那個年代對於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小城鎮,然後到大城市上農業大學的人來說,還意味著:周圍充滿對“農”的不同層面的偏見,既有家人朋友因為“受夠了!”而讓我們儘快逃離“苦海”的煞費苦心;也有“城市中心主義”餵養出來的城市大學生對來自農村大學生低劣的歧視與可憐的無知;還有更讓我們失望與憤怒的,是包括自己的學科在內,幾乎所有的一切都類似乎以“學農”為包裝和掩護,而讓我們更快更好的“去農”,社會到處還彌漫著以“為農服務”的名義,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坑農”之目的。

這些都是當時我的憤怒與無奈,更是促使我將鄉村建設與別樣選擇結合起來的基本原因。正是那樣一個“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讓我有了一個接觸鄉村建設的偶然機會。

那是一個深夜,因為學生社團的工作而不得不到半夜才躡手躡腳的回到宿舍,為了不影響室友們的休息,在微弱的手電筒光下打開一本自費印刷的《告語人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對晏陽初的訪談錄),那是在北師大“農民之子”初識邱建生時他送給我的。正是那本書帶我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既是因為那段一直存在但卻並未被我們所知的歷史,也因為一下子為晏先生所取得的成績和光環而震驚,更重要的是:晏陽初的人生經歷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同樣都是從志願者開始,同樣都是建立一個社會團體以彙聚力量,同樣都認為必須回到民間,而且向平民學習,但這種平民學習又不是簡單浪漫化的“抬高”或“一廂情願”,而是基於自我反思和重新調整我們與他們、理論和實踐等在內各種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其中的困境及背後的原因,並終其一生保持著不變的熱情、行動力與平和心態。

晏先生還說“人的熱情是可以感召的!”,那一晚恰如其分的感召了我,將年輕大學生“自以為在開創歷史”的小小“自負”續入那場雖然充滿差異、也絕不像後來者敍述中“再現”之輝煌,但卻充分體現著知識份子理性自覺的動態運動中!同時它讓夾雜著盲目自信與彷徨矛盾的我,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奢望於想像與口頭中偉大完美的社會改變,而是從自己的反思和改變中去積聚與發現那些零散微弱但卻不可輕視的建設力量!


耶魯大學畢業的晏陽初博士騎驢下鄉


30年代的全國鄉村建設討論會,包括梁漱溟、晏陽初等各地鄉建團體負責人

今天回想起來,之所以自己沒有像周圍的很多朋友一樣成為流行而又廣泛分佈的“憤青”族,同時也沒有順著社會運動的主流邏輯而進一步成為“行動主義”者,而始終堅持著閱讀、寫作和思考的習慣,這始終離不開鄉建前輩給我的某種示範——激情和平和是可以共存,做“小事情”和想“大問題”從來不應該矛盾!我們評判甚至厭惡那些躲在“象牙塔”中自說自話的“知識分子”,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繼續處在“二元對立”的陰影中,我們心有“不甘”,不是希望讓“不甘”將進一步的思考與更為深入的行動“打發”,而是希望我們可以更給深入的“紮”下去,通過自己得出答案——事情真的像自己想像的那麼簡單嗎?

當然,“一本書改變人生”的敍述更應該是神話或故事。前晚的感動和激動很可能輕易的被“今天”的現實與身邊依然如故的目光所教育,但那些啟發還是讓我可以較為從容的思考校正自己的起點與未來方向。

剩下的大學幾年,很幸運的認識了溫鐵軍老師、劉健芝老師、劉老石、邱建生等同仁,因此加入了更為廣泛的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特別是初期的醞釀階段,期間幫助《中國改革(農村版)》搞過發行,接待過上訪農民,參加過20031月就開始的各種鄉建培訓班。

今天回過頭還發現:雖然從小生活在南方小鎮,但我真正認真思考自己的生活和“三農”問題卻是在到了城市之後;雖然至今我仍然不掩飾自己對於城市生活方式略帶厭惡的陌生,但真正打開我們事業的起點卻也是在城市。與其說那裏擁有更為方便的交際空間與資訊,不如說,正是在那如此鮮明的對比和差距中才更讓自己心中“平等、公義、勞動光榮”等抽象觀念在“不甘”的刺激下顯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建設始終是一個“回首”和“反觀”的實踐。也正因於此,鄉村建設從不應狹隘的在參與對象與發生場域上作出規定。

而透過鄉村建設,我們或許才看到“三農”原來是在城市現代化洪流的充分裹挾之下。表面上看似充分自主,然而卻是雙重“失語”。既使我們很多人來自農村,從小生活在農村,那又怎樣?可能從小就開始遠離自己村莊到遙遠的鄉鎮上寄宿小學;可能我們的老師雖會標準英語、但卻不會講我們熟悉的方言更不瞭解也不需要瞭解我們的生活;可能那些和城市小學一樣的教材可以讓我們更為羡慕嫉妒外面的生活,但卻不能解釋為什麼90%的我們只能是“陪讀”、為什麼初中畢業的我們只能以“打工”的身份和艱辛去感受那童年時就種下的“城市夢”……

我們可能會更加努力,但是為了對農村生活的厭惡與生我養我村莊的逃離;我們可能也有夢想,但那夢想的真實意義卻是讓夢想成為可能的夢想;我們來自鄉村,但卻不屬於鄉村,更別奢談為了鄉村!我們失去了認同,我們甚至不再有童年“閏土”般的無邪與快樂,我們的根已經被割斷;我們的生活經驗背靠鄉村,但我們的想像圖景和考慮方法已經與城市無異!

然而尷尬的是,我們熟悉並陌生的鄉村畢竟也不是那些“擠地鐵/喝污水”現代城市一族疲倦之後“農夫、山泉、有點田”般的牧歌想像;就在電視廣告的轟炸與以消費論英雄的新意識形態滲透下,外表寧靜的傳統鄉村卻處處彌漫著不甘寂寞的騷動,“鄉村”不僅真的只能成為現代都市人的遙遠“鄉愁”,更幾乎成為同樣遮蔽農村人自己深入認識家鄉的“真實謊言”。

因此,在這個階段,我基本上是並且只能是從城市看農村,而這樣急切而遙遠的眺望勢必包含著自己的童年記憶及更多的想像。然而,一遍遍的“下鄉”當然滿足了自己“硬把他鄉做故鄉”的彌補心理,對著偌大的中國地圖,已經在超過一半的省份留下自己不深不淺的足跡,但也同樣積累了一些空虛的心態與抽象的概念。“眼”高了,可“手”在哪里?年輕人所特有的“個人英雄”心理在一定時間內挺起了自己的信心與勇氣,然後也迅速的被另一個“自我”所厭惡和懷疑——它多麼希望自己能有一個更為徹底的改變。

總之,在那貫穿我大學四年的階段始終心中有“火”。然而鄉建是什麼?對於這個階段,它先是年輕人急切需要並且可以用來自我證明的“光環”。然後它也是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的某種“包裝和道具”,同時它還是對未來充滿焦慮與躊躇的我們及時打開的視野,以及讓過度的激情得以平衡的平和心態。

而“別樣選擇”,則複雜的包含著:某種對理想的偏執、不願隨波逐流的“不甘”與人生起點的重新校對。

    

             “趕科技大集”——早期我們的“下鄉”形式            北京高校大學生騎自行車到定州翟城村

二. 從農村看城市
2003年,因為“非典”的到來,讓我們史無前例的躲過畢業答辯,但各種騷動仍然彌漫於整個校園。似乎大家都“看透”了人生與生死,但卻更為投入的加入到包含“打牌+殺人遊戲+網路遊戲”等在內的更大虛幻與狂歡中。而“死亡”可能帶給我們的嚴肅思考,或讓人臨終前產生為社會或他人超常規的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在我而言,開始變得不再鏗鏘有力了!如果彌漫於這個世界每個角落的的“犬儒主義意識形態”沒有獲得改變,死亡本身不就是遊戲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心中如果沒有更為豐富的苦難或快樂,讓位於恐懼和“對恐懼的恐懼”那不是再自然不過嗎?

空蕩蕩的公車與難得不再堵車的北京交通,讓我可以每天騎車穿過大半個北京城,往返於學校與實習單位。但已經可以正式留下來的這家部級直屬事業單位還是讓我厭倦,我逐漸明白了為何會有那麼多富有才華、想像力與社會理想的大腦會變成當初自己都鄙視的官僚。

2003719日,請假參加了心儀已久的晏陽初鄉建學院揭牌儀式,既因為它位於定州翟城村這樣一個歷史鄉村建設的發源地,更因長久以來那就是大家心中的一個共同期待——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紮根農村的真正實體。回京後沒幾天,我很自然的辭職了。在行動援助的支持下,作為鄉建學院理事單位的派駐代表,和《中國改革》的邱建生及香港CSD的袁小仙一起,開始這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


辦在村裏的免費農民培訓學校

說是已經揭牌成立,那不過是處於實踐一線的人們在現實壓力中形成的策略選擇與辦事風格——我們需要關注,這樣才有可能引來最為缺乏的各種資源!然而各種工作基本上還是完全的空白,大隊人馬與熱鬧之後,留下了無數的期待、部分的讚賞與更大的壓力。

開始時,我們三個人都還只是兼職,最早是邱建生與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朱小娥搬到村裏,開始了最為艱苦的開拓——那是一座建於50年前並已廢棄多年的老鄉村中學,破敗漏風的窗戶、不穩定的電壓、特別是第一個沒錢買煤的冬天……根本就不是我們媒體報導中的明亮色彩與華麗開篇,晏陽初與鄉建當代復興實踐的光環沒有能夠給我們帶來實質的溫暖,有的是更多是“不冷眼”的旁觀與略帶熱度的精神/口頭關注。雖然如此,熱情的村民和至今依然被我們銘記於心的部分志願者(團體)給予了我們“雪中送炭”的幫助,讓我們走過了創業的艱難。

     

              破敗的教室              70多歲的老志願者龍量才老師在整理部分剛捐贈圖書


村裏小朋友在學院圖書館學習

到了20043月,我和小仙都感覺這樣遠端參與遠遠不夠,所以我們也決定搬家了。於是,先是“人”搬,然後就是讓我痛苦的三大架書籍,只能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一本本一箱箱的分批次落戶,最後就是鐵路托運那輛大學裏騎了三年的二手自行車。

如此搬家,既讓我十分深刻的從物質層面上瞭解到“北京-定州-翟城村”這樣三級區域在交通等硬體方面的巨大差異,更讓我經常性的在半天內從一個能夠舉辦“奢華奧運”的驕傲空間迅速轉換到T型台的幕後或豪華大餐的“後廚”——分佈廣泛又普普通通的村莊。我也才真正體會到當年的“大海歸(龜)”晏陽初及平教會的“洋博士”們舉家遷往定縣,是需要多大的決心與放棄。

開始到村裏開始生活了,才發現還只是“走近”農村,而遠遠不到“走進”農村!大學社團裏滔滔不絕的“三農”理論(或想像)在現實面前是如此的蒼白、狹隘與“花拳繡腿”!原來在讀鄉建前輩文章時,表面上我們似乎都懂了,既沒有艱深的理論,也不需要過多的立場調整。然而在鄉土中國的實踐中,面對那些完全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我們斷不可根據已有教育習慣進行概念化的處理,而是要將其“還原”到實踐中,看到其在現實中有著什麼樣的張力?其背後的“立場”又是如何得出的?而真正具有解釋力理論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經得起“還原”,正是這種“還原”及與現實互動中所顯現出的張力才能夠給“後來者”以真正的啟示。

如果說搬到定縣有什麼最為直接的衝擊?那無疑是心態上的!飽含熱度而又錯綜複雜的現實讓我們收起“削足適履”式驗證,不管是什麼理論什麼原有經驗,在這裏都要求先通通放下,而是回到理論和理念的原點——“發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敏感的把握調整自己所處位置,清醒的意識到:“農民”不該只是我們想像中被動的“物件”,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有著喜怒哀樂;“農村”也不該是我們可以自欺欺人的加以“一言以蔽之”,每個村莊都有著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我們才來了多久?我們怎麼“敢”狂妄的自認為已經真正瞭解,並試圖改變它?我們要處處留心,不僅要“發現”村莊貧困背後的權利關係,同樣也去“發現”一個與傳媒及課堂上千差萬別的“底層”;我們還發現,雖然比起城市白領來說,村民可能收入低的多,但他們竟也是我們的最初資助者和志願者之一,50多歲的大娘乒乓球打的竟然比我們都好,村民為了學電腦可以是如此熱情——沒有電腦,竟然在自己手繪的紙鍵盤上秉燭練習……

    

        農民朋友們的學習熱情深深打動了我們         帶著自己的“孩子”來聽課


村裏有各種各樣的能人

如此“發現”,不是傳媒小報式的獵奇,也不是“學術販子”們的“販賣”,它真正讓我們有可能把腦中抽象的概念與肩頭“唬人”的理念暫時放下,更為自覺的“走近”他們,但又保持自知自明與充分警惕——我們不可能真的是他們!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不再“天真”,不再用或冰冷或浪漫的語言來包裝他們,不再將他們靜態的凝固在那裏,以學術的“邏輯嚴密”與“客觀中立”為名義,對他們進行“寫生”般的敍述與加工!

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鄉建“原教旨主義”所可能同樣產生的路徑依賴。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理解了陶行知說“創我者生,仿我者死!”時的良苦用心與意味深長。

在大學階段,雖然知道鄉建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也竊以為鄉村建設,就是按照“定縣模式”所說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合起來便是整個鄉建。而到了現場,發現鄉建絕不該是“雜貨鋪”,重要的是背後需要有一個與讓“鄉村未被建設”不同的圖景和想像,進而產生相應的策略、主次、主線等。

因此,我發現鄉村建設絕不可被狹隘的理解為“鄉村的建設”,它更為深層的聯繫著對發展模式的“別樣選擇”,同時還攜帶著從實踐出發的社會批判!

而對於我自己,“籠鳥歸林”所帶來短暫興奮之後卻是長期的尷尬!北京和農業大學接受過的現代專業教育也不可避免的給了我某種“光環”,似乎讓我具有某種權威而得到老鄉們的尊重與喜愛。然而這裏真的不需要我長篇大論的“推銷”抽象概念或社會危機,我自己卻扎扎實實的不會種地!雖然在家理應是有這樣的機會,但和無數來自農村的同齡人一樣,“農活”因只是未來沒出息“差學生”的預備職業,而無需我們染指,它也或是全家人為了讓我們具有和城市裏一樣好的讀書條件而做出的某種“補償”。因此,就在我們為“閏土”同情鳴冤的讀書聲中,我們已經再也無法感同身受“閏土”的遭遇與掙扎。雖然在號稱為“農大”的環境呆了四年,但學科彼此的隔膜讓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農學相關專業同學下地;雖然當了幾年的“三農”社團負責人,我們對學生領袖的想像與期待讓我似乎只是多積累了一些組織活動的經驗與“黑板養豬”般的技巧或建議,它甚至讓我變得毫不羞愧的不懂裝懂,因為每次下鄉都不需要太久,也不是自己的家鄉或熟悉的地方,我們已經收穫了見識和調查報告,激情和熱情也已得到充分的揮灑,似乎就足夠了?……這樣的尷尬難道僅是我個人?當整個社會都對“三農”困境手無足措時,我們還能要求年輕的學生更多嗎?

起初階段,我就是遭遇了類似的尷尬、自我懷疑與自責。幸運的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團隊,一群80後在分享同樣的困惑與問題時蹣跚前行,而純樸的村民給了我們最為珍貴的寬容和耐心。

    
全體志願者到村裏免費發年曆             2004年的農民合作社培訓班

鄉村的點點滴滴,讓我們的工作和生活融為一體,也讓我們這些工作者成為這個農民培訓學校的第一批“真正”學員。現在回過頭去,還可以回味很多當時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比如從村裏老人口中得出翟城原來街道的名稱不是現在的“東、西、南、北”實用叫法,而是充滿儒家意味的“仁、義、禮、智、信”,還有村莊中的各種儀式:趕集,廟會,老鄉們最快樂的集體做手工月餅場景……翟城村成為了我最為經常的夢境所在,同時它也已不知覺的成為我今天看問題的某種參照座標。

而鄉建學院的工作,仍然充滿艱辛和希望的逐步開展著:農民培訓、大學生志願者交流營、生態農業、生態建築、翟城及全國各地的村級試驗區、幾乎每天都要接待懷有不同目的的來訪者和媒體……但人群散去,校園安靜下來,呆呆著注視著那些充滿著一個村莊半世紀歷史記憶的舊建築,我忽然想到:鄉建學院難道不也是中國時下熱鬧無比“三農”的縮影嗎?它不斷在鎂光燈下被聚焦,但卻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即使努力的發出不那麼動聽的聲音,也會不斷的被滔滔不絕的主流聲浪所誤解和嘲笑;我們如此期待著一個小小的民間學院去載起“三農” [3],正如我們同樣“恨鐵不成鋼”的期待著農村為何老這麼“有礙觀瞻”,為何不能“自我修復”以致我們的內心可以減少點“不安”?

“活著,就是勝利!”這句略顯悲情的話,既是我們當年“自嘲式”的玩笑,也是從另一個角度幫助我們更對準確的理解所處之困境和定位。我們不該“道德自戀”,也無需悲壯的“自憐”。但我們卻仍可以通過這句話來理解主流的強大以及當代“犬儒”意識形態籠罩下做任何小小改良行動的艱難。所以,我們既需要保持著另類選擇的自覺與堅持;同時也要看到,在“千人一面”“萬口一辭”的大一統下做出任何一個不同於主流的小小努力,都自有立此存照的獨特意義。

    

          大學生志願者暑期交流營              編印給農民和大學生的讀物與教材

在那難忘的三年多時間裏,從翟城村出來的我們,真的很“土”!不管是“留洋”回來、還是“地道”的香港人,穿著13元一雙的村裏大棉鞋,手裏經常還拎著自己地裏產的農產品,每次進人民大學都要被保安不斷盤查……除了不方便外,我們從來沒覺得什麼不妥,也不需要什麼“農民化”的化妝,還切切實實的感受到老鄉們“進城務工”的待遇。

然而,有一次到北京開會,卻讓我們忽然震住了——當看到不管是在寂靜的郊區還是繁華的城區,北京的路燈和各種沒有必要的燈都開得一樣的奪目!我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段時間村裏老停電,連最重要的澆地用電都要限制,老鄉們視之為自然,我們也都被迫習慣了這樣的既定現實。只是心裏在想,為何都完成包括三峽等在內的世界級超巨型水電工程了,還是這樣?

原來,我們的發展永遠是需要有“優先序”和“犧牲者”的,城市和農村也從來都不是可以分割的,正是因為城市的“過度發展”,或城市這種過度耗能生活方式的過度“普及”與過度“迷信”,才產生了“三農”問題,才需要鄉村建設。反過來說,鄉村建設的真正開展是否可能在不對“城市”以反思節制的同時進行呢?當然,農民大叔們半夜就爬起來排隊等水澆地的艱辛是不會被習慣城市生活方式的我們以任何方式想起過不妥和不安!既因為我們看不到,也因為我們“故意”不看,更因為我們即使看到了,按照已有的思維習慣與生活方式,又能怎麼樣?

正是在如此現實的體認面前,我們開始明白,鄉村建設不該讓農村成為拉動內需名義下城市資本的“避難所”,也不是讓農村成為“有閑階級”和城市中產的美麗鄉愁所在或者現代化的另類修辭,我們更不希望以此附庸出對現代社會來說絕對必要又似乎有效的道德姿態。

在那裏,因為腳踩大地,心中雖然充滿了憤怒,但我還是努力的讓自己的心態恢復平和。雖然面對各種不公,但真正生活在“底層”的人們,除了憤怒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仍然有著同樣分量的堅韌樂觀、互相攙扶的溫情及同苦難“共舞”的不放棄,他們需要活下去,而且更需要活好!

因此,我逐漸放棄了學生社團時代的“高調”,讓激情“淬火”,嘗試學會用沉默來感受體認三農的“失語”。而這種失語無疑也被指認為“底層”的共同病症,不僅因為他們太分散,更因為在如此現實化下——他還沒開口,就已然被指為落後!更進一步說,鄉村和“小農意識”在敍述中已經成為現代化的“他者”,只有被不斷的放逐,我們才能繼續在那個“百年現代夢”中自圓其說。這個過程經歷了“五四”、八十年代以來對“前改革”及文革清算、90年代以來激進改革……,從未中斷。

今天想起來,我和我那些80後的同仁們竟是如此的幸運!就在我們還帶著無數美好的社會理想、激情有餘但卻又“兩手空空”,滿腦充滿著不乏空洞但也斷不可簡單的加以“取笑/輕視”的美好願望。有那樣一個地方和不算堅固的“圍牆”做緩衝,既讓我們充分自由驗證無數個來自書本的概念與結論,讓自己充分意識和調整姿態,同時又有空間讓我們去反省修正自己年輕和善意的“無知”,而不像更多同齡人一樣在現實的殘酷面前因太大落差而“繳械投降”。如此充滿“無奈”的結局在我的大學生活中可謂隨處可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當我們的社會和“成熟”的人們可以很輕鬆的去命名指責這些為“秀才下鄉”時,我們無需辯護,辯護無疑只會落入對方的邏輯而讓嚴肅的討論被消解或替代。我只想說,當這個社會連“秀才”都“下鄉”,或連這樣一種越界的“補位元”仍然需要被挖苦和嘲笑時,我們的“社會/環境”怎麼了?

就像我們在種地三年中所認識到的那樣: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植物=健康的食物=健康的人!當我們為人的健康和食物的安全而憂心忡忡時,有多少人真正認真的關心過食物來源與土壤狀況?如果我們承認需要“育苗”,需要“脫毒”(難道那些常年接受以城市為中心教育影響的“秀才們”不需要嗎?),請我們大家共同的來改進“土壤”——創造一個可以被寄託以無數期待的沃土!


 

因為對石油農業的反思,我們嘗試一定 程度的恢復畜力耕作,更重要是引起“爭議”與討論!它也是今日“小毛驢”市民農 園的旨意之一

 

 

然而,我們也不是像不知情的外人所指責的,我們僅在“實驗”三農!這裏,承認是試驗,因為我們希望打破理想化的模型,而在“試驗”時發現那些可重複的規律和限制,更多的從實踐中獲取認識,並讓認識與實踐得以對話。但我們絕不像是自然科學中“白老鼠式的實驗”——我們不希望把“三農”簡單的物件化,既因為推動者也需要反思,更因我們不希望站在“有權者”高高在上的立場上,將百年現代中國的諸多責任推給“三農”,然後再以一個“超脫清高”的姿態進行“客觀中立”的研究。我們希望研究者能夠真正放下“拯救者”的身段,甚至想想,自己可能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本身。

我們希望和農民朋友們共同承擔“試驗”中可能的風險和代價:我們全年就住在村裏,試圖按照村裏的節奏和時間生活著,嘗試學習村裏的方言;我們費勁周折的籌款,為了免去囊中羞澀農民學員們的培訓費用並提供路費補貼;我們和翟城村的老鄉及全國各地的農民學員們共同分享著前行路上的艱辛與收穫,誘惑與互勉,彷徨與堅持;農民朋友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犧牲,而我們也將自己最有創造力的幾年青春放在了村子裏。

   

  溫鐵軍院長與學員們一起勞動        臺灣謝英俊建築師和志願者們一起蓋廁所

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理解到作家莫言所說的——我們要“作為老百姓而寫作”,而不是“為老百姓而寫作!”

如果說上一個“從城市看農村”階段,雖然“滿口皆農”,但卻毫不知覺地將“農”陌生化了——它被化約為某種意義上的“物件”,我們研究它,我們敍述包裝它,我們甚至依賴它以成就我們的學術地位,申請到可以“職業化”自身的各種資助……同時,長期以城市為中心的教育還讓我在“象牙塔”中擁抱著各種迷信:歷史和科技必將帶領我們走向越來越光明和富庶的明天;相信科學和專業人士終將幫助我們克服困難,或許不久會發現新能源,或許海水可以變石油,或許明天有明天的辦法;總之,我還是太相信——在這個危機、眼淚和幻象都同樣可以被製造的現代社會裏——自己的判斷能力了。

而這個新階段,“鄉村建設和別樣選擇”意味著讓我重新認識那些一直被認為“不證自明”的所謂“常識”。腳踩大地讓我開始變的卑微,既讓我能夠近距離體認到“三農”的真正危機與農民無言的艱辛,也讓我看到土地神奇的自我修復能力,更讓我承認我們替代或成為不了他們,去思考“我們”和“他們”這樣區分的背後是什麼?

這些,我至今都認為是把握“鄉建”精神的實質所在!

三. “跨越”城鄉

這個標題,很容易被誤讀為“超越”,雖然它曾經也是我很習慣使用的辭彙。對於類似流暢、整齊的用語,我們似乎都喜歡用,它讓言者具有了一個“超脫”和俯瞰的位置,它更賦予了我們以“一言以蔽之”的某種權力,但它同時也往往簡化了如此紛繁複雜的現實。

而“跨越”,在此我希望剔去其中飽含的“動感/向前”之意,而集中在它所傳達的既試圖超越,但又堅守兼顧在兩個領域中的某種平衡。我們當然仍然需要腳踩大地,但同時也需要在不同的空間和領域中“突圍”。

比起前幾年,這幾年我們的工作更多集中在城市,這既有客觀被動的因素,同時也自然順應著我們工作的推進步驟——早在村裏的時候,就有一些人問我們,你們老說鄉村建設,難道城市就不需要建設嗎?

城市當然需要建設,但需要的肯定不是目前這樣模式的建設。難道不正是那種有問題的“建設”才讓農村的各種資源都單向的流入城市嗎?可正是這種此消彼長的關係,提醒我們注意到,城市和農村從來都不是可以相互獨立的兩類空間,鄉村建設也不可能在“城市外”孤立的完成。

因此關注城鄉,不是簡單說我們的領域轉移或擴展了,更重要的是從“關係”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沒被注意到的許多方面。

2007412日,就在開春新一期農民培訓班的第二天,我們的培訓被迫轉移到北京,而之前各方面都預示著我們的各方面工作將按原計劃順利進行:中央電視臺“名嘴”王志剛在學院做了一期新農村建設專題節目,播出後在全國引起很大的反響,引起包括各地幹部、志願者和企業家在內的新一輪“來訪合作熱”;努力並等待多年的《合作社法》終於出臺;生態建築已經在河南蘭考生根發芽;我們的全職志願者也達到最大規模——常駐人員將近20個;因為各方面的來訪和培訓需要,我們自己動手,手工做了一批衣櫃衣架,把三排宿舍全部改裝一遍,實現了可同時接待100人食宿的最高目標;而1月份我們系統認真的反思總結會剛剛開完,並且為未來的1-3年制定了詳細的發展計畫……總之, 無論是農民/志願者培訓、生態農業、生態建築還是翟城村的各種試驗性工作都在近四年的彷徨和掙扎中逐步清晰了思路並積累下了最寶貴的經驗與團隊;難得回趟家的同仁們剛剛回來,都希望展開拳腳大幹一場。最後,我們還是選擇了離開!

  新修的生態禮堂

    
2007年春節剛貼上春聯的生態廁所           具有鄉土特色的垃圾分類系統 

雖然不知還能不能回來,然而我們還是認認真真的打掃了每個房間,將校園中的幾處小景觀工程繼續做完,堅持好最後幾天的垃圾分類,分頭到給過我們無數溫暖和照顧的村民家裏坐坐,雖然不告別,但希望用我們的眼和心去感謝那無數普普通通的人們。

2007516日,雖然沒有通知,村幹部和老鄉們還是一大早就來送我們。在老書記飽含深情的話後,周圍看了一圈,已經分不清是村民還是我們的志願者,擁抱和淚水之外,就是心裏的一個信念——翟城、鄉村建設,我們的起點,我們魂牽夢繞的地方!

   
20075月鄉建同仁合影                  20075月與翟城村村民合影

這幾年來,我們當然有過因能力有限而不能滿足村民期待的惶恐與焦慮;我們當然也有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與村民們或大或小的誤會;村民們也會在“蜜月”之後有過各種各樣的抱怨;也自然有因部分失望而關於我們的各種謠言……然而,平平淡淡才是真!

至今我們還很驕傲,我們沒有像很多年前自己所鄙視的那些“研究者”一樣,我們和村民絕不僅僅只是工作關係——不管工作多忙,至今我們每年都儘量集體回去給村裏老鄉拜年並送年禮;村裏人至今仍然會給我們發短信;村裏的大爺來北京時也會來新農場找我們;如果有需要,一個電話,第二天翟城村還帶著熱氣的手工月餅就會以成本價送到我們的北京辦公室……

更讓我們感動的是,幾次回去都發現那個充滿著理想和希望的校園除冷清和長高了的草之外,竟然沒有大變!我們工作人員留做個人紀念的鑰匙竟然還能打開房門,走時我披在椅背上的舊夾克一點都沒動,就像某次出差回來的場景一樣。時間仿佛凝固了,還不斷有村民熱情如故的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活著,就是勝利!——原來,翟城村的各種困難還都只是給我們的“適應性訓練”,離開苦心經營多年的實體,十多號人,前途渺渺,除了搬了無數次家的身累外,心累是更大的折磨。因為外部越來越大的壓力而轉移為內部或大或小的裂隙,因多年積累嘎然而止而產生的自我懷疑,因部分同仁暫覓新途而失落惆悵……總之,“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這樣充滿詩意的話,拆開看,竟是多少的掙扎與無奈。

也正是這樣的艱辛,讓我們提前結束了“育苗期”。我們開始被迫學會真正的和公司合作,真正的摁下“偏見”而與城市中產階級交流,我們不僅只是將“外圓內方”變成農民培訓時的教條,更讓它成為自己的組成部分與必要策略。雖然,也有許多友好指責我們因此而變得“不純粹”!為什麼要與當初所批判的資本或中產階級“妥協”?

我們仍然只能報之以笑,就像在鄉建學院時,總會有各種來訪者和志願者問:你們為什麼這樣做?你們還能“活”多久?你們為什麼能活?你們憑什麼活下去?你們能改變中國的大環境嗎?(潛臺詞:如果不是,就是烏托邦!)……其實“問者”心中早有答案,只是需要通過如此的反問,來驗證自己的判斷,然後獲得某種“就是嘛!我猜的對,不過如此!……”式的心安與滿足而已。可重要的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並採取這樣的提問方式?在當前如此複雜之社會文化脈絡與各種利益充分“共謀”下,還有真正的“純粹”嗎?那難道不是更大的自我欺騙嗎?


接待包括學生、志願者、農民、媒體、國際友人在內的各種來訪者

就在這樣的“不純粹”下,我們保持了原班人馬中的大部分骨幹,在京郊的農場上默默耕耘了幾年,頑強的繼續著生態農業、城鄉互助、消費者教育、實習生培養等工作。

   
    200912月新一批鄉建同仁         20101月北京小毛驢社區支持農業交流會現場

  生態建築在四川地震災區

在這寂靜和寂寞的幾年裏,包括自己在內的各種聲音經常會問,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如此低調!

既因為我們希望能把“根”紮的更深,更因為我們試圖在抗拒某種帶著“悲情”元素的NGO邏輯。

在一次鄉建骨幹交流會上,北京大學的戴錦華老師說,世界上大多數的反叛運動與另類實踐,多少都帶著一種悲情色彩,正如有人說現在很多的NGO領袖都是悲情領袖。而她理解的這種悲情包含著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請看一看“我們”的不幸,正是“你們”陷“我們”如此的不幸,“你們”是如此的不義;第二種悲情是,“你們”多麼無恥,“你們”有多少罪惡,“你們”的罪惡就成了“我們”的正義。歷數對手的罪惡以成為一種鬥爭手段,當然可以,但敵手的不義並不自然地證明我們的正義,我們的正義是需要自己去建立、闡述和實踐;而第三種悲情,“你們”看看“我們”做了多大的犧牲,你看看“我們”這些人是多麼的高尚,“我們”做了多少“你們”不能做和不肯做的事情,這是第三種悲情……一方面,且不說在這樣一個極端冷酷甚至不再“偽善”的世界,悲情是否有效?另一方面,一味的展示苦難議題,在某種意義上不僅在不斷複製並“自我實現”著苦難的邏輯,更讓我們悲觀的忽略了苦難中人民的生命與創造。而一個社會理想狀態的出現,從來都不是事先人們構想出來的,基本都是那些在絕望中的人們,或者說不甘心這個世界就這樣下去的人們創造出來的 。[4]

想想自己,大學幾年,表面上自我感覺良好,似乎自己關注弱者的“道德高度”已然讓自己充滿了正義與崇高,內心總被一種犧牲者/先行者的悲壯情緒所激蕩,然而,悲壯悲情的另一面不正是自戀和自憐?“犧牲者”自我定位的另一個面向不正是“受害者”?

“激情”與“悲情”似乎只有一字之差,然而當我們必須仰賴“悲情政治”來完成某種動員或自我認同建立的時候,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更為強大和說服力的一套說法與邏輯可循,更核心則是缺乏一套不同的價值觀與對社會運動的評價標準。難道它不也同時意味著自己對那些主流想像所折射出評價的屈從。它不僅沒有去尋找真正的別樣可能,它還掩蓋了很多新的空間,取消了進一步自我反思和將自己個體的實踐行為與周圍的社會文化脈絡進行扣聯的可能性。

然而,當“悲情”似乎成為弱勢者的最後武器時,我們不應該只是簡單的加以“拒絕”——它無疑更加粗暴的“打發”了弱勢者的最後“據點”。我們更應該重新進入複雜的歷史現實脈絡與社會文化張力中,尋找更為有效的反抗力量和行動主體!

跳出“悲情/犧牲者”還意味著另外一種提醒——我們如何擺脫“好人好事式”的看待鄉建!雖然,正是因為主流聚光燈對那場歷史運動“難得”的凝視,才讓我們有可能續入那段歷史。但也只有先將“光環”拆下、改變那充滿敬畏的仰視,我們才可能真正學會“平視”,才能自覺的抵制主流媒體所強調和複製出的社會結構和等級差異(為什麼是博士“下”鄉?),才能讓我們真正的學會平和而不留戀於曾經的“風光”,才能以此掙脫各種意識形態的陷阱。

拒絕“好人好事式”敍述,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否定或稀釋其特殊意義(相反,越是平和,越能發現堅持中的艱難)。而是擔心因此轉移了嚴肅思考與進一步深度進入的可能性——因為過度的關心“果”,讓我們在不自覺的與“成王敗寇”邏輯相妥協中滑入那個將自己續入現代化進程的“功名榜”,而讓更為重要的“因”得以逃脫!

而鄉建的內在困境及其在矛盾張力處“突圍”的真正價值,卻可能在我們“欣賞/回味”的態度中轉移為某種不堪回首和苦盡甘來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鄉建需要“自我辯護”,不如說鄉建更需要“借題發揮”!因為,鄉村建設的生命力正在於其不斷與社會進行的互動與鬥爭中,而任何思想資源和社會行動都不可能在“畢其功於一役”中安享曾經的“戰功”!

只有這樣,鄉村建設才可能不成為某種片刻的歷史停留!鄉建的真正精神不應只是簡單的優缺點分析,更不是評功擺好、建碑立傳與“邀功迎寵”,而是在挑戰主流社會運作邏輯和評判標準的同時保有某種共同的“不甘”,從而讓我們以另一個角度逆向地發現一部中國近百年來追求/反抗現代化的歷史與遭遇。

反思“悲情”,無疑是痛苦的。它既是自我解剖,也是一種更高的自我要求。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過另外一種同樣有效和隱蔽的消解力量——“犬儒主義”意識形態。

 “不過如此!又能怎樣?……”,它以某種“看透一切幻象!”式的洞察力構建起一個更大幻象——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即“這裏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看似通透,實則取消“反思”,讓我們失去了某種實踐中必要的敏感,消解或消費了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更讓社會運動中的相互攙扶與理解失去了基礎,甚至掉入另一種對既有秩序和權力的無條件承認。

但鄉建首先是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和處理各種關係的新思路。所以,我們只有“跳出”以上包含著各種誘惑的主流邏輯投射,才能真正擺脫這種讓我們日趨無力的話語“遊戲”。

而對於我個人來說,因為在鄉建學院中負責的是各種培訓,離開翟城後,雖然做過一些其他的努力,還是發現短期內無法直接的繼續原有培訓。同時,這麼多年來,我也慢慢厭倦了NGO圈內某種程度上的自說自話、運作邏輯與鸚鵡學舌。花哨的包裝、時尚的流行與眾聲喧嘩般的滔滔不絕,仍然掩蓋不了語言和思想的極度貧乏,鈍於反思、輕視學習,最後只能“異化”為朋友們玩笑般的戲稱——“大白紙+記號筆+NGO話語”,似乎每過段時間都可以在不同的會上碰見很多同樣的朋友,聽著同樣的話,玩著同樣的遊戲,學著同樣的“項目書”寫作技巧……

所以就提前開始了自己心中早已有的計劃——回到“象牙塔”,但同時也在其中開闢另外一個“戰場”,以繼續自己的“不甘”與對另一種狀態的嘗試:在行動上“求同存異”,而在思想上“求異存同”!

於是我來到了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不會粵語、沒有任何文科基礎和“當逃兵”的內心不安讓我在痛苦煎熬中過了前半年,但它也堅定了我的決心,如何珍惜這樣“借”來的時間和空間,認真系統的學習和反思,總結這幾年鄉建同仁們積累的寶貴經驗,為一線的同仁提供一些的新視野和交流資料。

如此工作的第一步無疑是對原來被自己輕易“鄙視”的“學院知識”的認真對待。發現雖然各種與“鄉建”相關研究資料不可謂不多,但其種種表述、歸納和所謂之研究,多落入“改良主義、民粹派、定縣/鄒平、危機-反應……”之類的老套,往往作繭自縛般地將鄉建與鄉建所努力反抗的各種敍述/社會思潮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繫人為地進行割裂,讓歷史鄉建和當代鄉建所提出共同的要害命題(如對知識份子和知識的重新想像、對精英文化的批判、對“非農化”的警醒等)輕易地逃脫,從而使歷史和當代鄉建運動的深刻含義及深層呼應只流於表面與形式,歷史鄉建對現實的啟示似乎只剩下當年具體經驗的重述、對鄉建實踐者精神或道德上的景仰,然後就回到現代社會的處事邏輯,迫不及待、高效輕易地進行了分類打分與成敗論定!

而實際上,鄉村建設實踐一直面對全面都市化、全球化和現代化洪流所產生的各種反應,其對即將被“現代化”摧毀拋棄的傳統/農業文明/文化等元素的處理與陷入的困境,其對另外一個世界的想像和遭遇,以及主流社會對這些另類思路的反應與互動,本身就構成了我們反思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的傳統農民大國面對“現代化”困境的絕好症候(symptoms)

然而,如此以“知識”為戰場的實踐,絕不僅只需要處理知識脈絡本身的問題,更需要面對知識場域之外的問題。——我們如何面對“社會運動”與“學院”長期的相互隔膜與“輕視”?進一步說,如何防止將實踐與理論對立起來而導致“反智”趨向?

我們當然需要一種對知識和知識份子角色的反省,因為面對當下社會,知識份子無論是擺出“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規避和清高,還是懷著對前現代社會自戀式鄉愁和烏托邦志向,都不足以真正地應對問題。但這種反省也不應是“回到一種知識份子原罪式的自我鞭撻中,或重新陷入到一種知/行對立的悖論當中,更不是要即刻做出‘行動,還是思考’的抉擇———這正是現代性話語內在建構出來的困境。而應該對整個我們所擁有的思想傳統和思想資源的一種反省和再度整合 。” [5]

同樣,我們當然要反思和“象牙塔”高度關聯的“城市”,但那並不因為城市就具有天然的罪惡,我們要反思的更應該是那個寄生的、高消費的,同時以自己為參照去剝奪農村,並讓農村因之而衰落的制度設計及價值觀念。而我們首先需要承認,無論現代城市、現代教育、現代知識、知識份子,這些都不應該被簡化為某種“純粹”,它們都生產於“現代化”的土壤之上。知識界和土地,學者與農夫一樣,都是在“生產”;筆、鍵盤和鐵鍬一樣都是工具。重要的不是“產品”的表面形態,而是如此“生產”是怎麼進行的?是什麼樣的土壤孕育了它們?是在土壤改良,還是讓我們的環境日益“沙化”?

如果這樣想的話,我們既無需沾沾自喜清高自居,也斷不可對“誤入”知識圈而道德負疚妄自菲薄!

而鄉建始終就兼顧著理論和實踐這兩層屬性,它更提供了一個載體,讓我們有可能感受理論和實踐中間的灰色地帶。其之所以是理論,因為它要對抗一種敍述;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實踐,因為它要改變那樣的一種現實!

碩士兩年很快過去了,一些偶然讓我留下來繼續完成博士學業,於是我決定更加系統的將當代鄉村建設的總結和反思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並將其放在更為宏觀的百年中國現代化史中加以考察。所以,我給自己定了三個無疑都很有難度的目標:

 一方面,對於資本主義及所派生出來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學科內部無法很好回應的“三農”議題,我們可以有一些什麼樣的新視野?;另一方面,通過重新定義“鄉村建設”,更準確認識中國現代化進程對“三農”的影響及其所產生的反抗/對話?——即“跳出鄉建看鄉建”!進一步反思“革命”、“改良”,同時通過對“鄉村建設”的具體討論以完成對80年代以來中國各種社會傾向的批判(精英主義/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冷戰意識形態/犬儒主義……)

最後,總結反思鄉村建設實踐,在新框架下重新敍述鄉建的歷史、條件、意義與限制,為鄉村建設要個“說法”!此“要說法”,說來有兩重意思:一是,我們需要跳出來,面對各種不同程度的“汙名化”或“好人好事式”庸俗解讀,澄清定位——我們到底是什麼!想幹什麼!這種要說法,不是自我辯護,也不是“邀功立傳”,而是以此才可能在重重模糊的陷阱中突圍!二是,就像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在西方中心話語內部說不清一樣,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也會在現代化主流話語中走形,或只能複製一樣的邏輯。我希望以此為起點,重新建立一套從“三農”或底層為視角的敍述,以質疑和挑戰那些將“三農”邊緣化的現代話語敍述。

而香港嶺南的文化研究系,除讓我在嚴格又寬鬆的學術環境中“享受”思考的快樂和痛苦,她更大大的開拓了自己的視野。

我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學科都是那麼的“偽善”與脫離實際,文化研究的開山祖師們竟清一色從社會運動或英國工人夜校中起家的;我發現,原來大學教授們竟可以完全沒有架子,甚至不需要以年齡、學識和權力來維持強化師生秩序,赤手空拳的和學生們以同樣的姿態站在社會運動的最前線,真正的言傳身教,亦師亦友,甚至直呼其名而不會讓學生們覺得任何不妥;我發現,原來大學同學可以這麼多的來自於社會運動的第一線,課堂上隨時有遲到者,但絕不是吊兒郎當,而是剛從社會運動或工作一線下班回來,拎著晚餐,趕一個多小時公交過來和老師同學們激烈的討論社會問題與社會批判,其中,既有中學老師也有資深社工,既有媒體記者也有電影導演,還有每週從澳門坐船過來……

就在這樣的氛圍下,除了留出1/3時間通過網路為北京的同仁分擔一些工作外,我竟然在香港也搞起了鄉村建設——在自己的住所中嘗試垃圾分類與廚餘堆肥,給香港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們介紹“三農”問題與農業的多功能性……

一天清晨,當我在嶺南校園中看到那些環衛工人辛勤勞動時,我忽然明白:城鄉間的“跨越”,不僅是地域,更是心態,不僅是內容,還是視野!

四. 鄉建是什麼?

經常有無數人問我們,鄉建是什麼?開始時總認為很簡單,就是鄉村的建設!它直接聯結著“三農”問題,它是“三農”危機到了一定時候的必然“反應”。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取巧”,鄉建是什麼可能不清楚,但我們可以知道鄉建不是什麼!——這些在上文中已經多多少少通過反思和批判進行了界定。 但這些,總感覺還是不夠,雖然鄉村建設和本文都無需一個學究式的定義,然而類似的深入思考與準確描述訓練似乎還是很有必要。

個人認為:中國的鄉村建設是在近代史中超越現代化意識形態而延續至今的一種社會運動,是一個原住民人口大國的“三農”在追求快速工業化發展而被迫承接負外部性以及傳統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崩潰的雙重影響下,知識份子與農民結合起來嘗試在環境和資源約束下,尋找非主流現代化、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努力,以及因此而與受到的各種困難和限制鬥爭的過程。

是故,中國鄉村建設正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在追求現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產物/對應物。其同步於現代化進程,但它又是某種另類現代性,與主流現代化有著不同程度的張力與衝突。

而在資本主義內部,從馬克思本人開始至今的各種論述中,“三農”問題始終無法很好的被回應與內在包容,故被派定為一個邊緣化的位置,只能模糊的指稱為“落後”進而以“他者”的身份“轉移”。但其仍需正視農業作為人類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條件,因此一方面通過外部殖民或不合理的世界經濟體系以轉移農業生產壓力及現代社會所產生的過剩人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把希望寄託在“化學農業”、“石油農業”與“生物農業”所帶來的新增長,然而,這些又十分現實的遭遇到“能源危機”、“環境危機”和“人類安全”的諸多限制。

因此,鄉村建設的主要努力即希望改出資本主義體系及現代化發展路徑以及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進而緩解其對“農民權益、農村治理、農業可持續(即‘三農’問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雖然,鄉村建設總體上強調“建設性”的態度與“改良”的行動,但實際卻一直對主流發展模式、現代知識生產體系、“冷戰”前後“二元對立”的社會思維進行著“反叛/對抗”,不僅希望而且嘗試在現代社會各種危機不斷加劇的壓力下,尋找“另類”的發展道路。

所以,鄉村建設代表的不僅是非暴力的積極進取,而且是廣泛合作的進步力量;本應“限定”為——它包括所有站在被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邊緣的弱勢群體一邊,為尋求減少被剝奪的“另類”發展而採用的各種建設性行為!

然而,鄉村建設所帶出的各種相關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按照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而被不斷地再現(representation),正是因為各種現實壓力和現代化的“模糊性”使然,相伴出現了與以上目的迥異但卻以相同名義出現,姑且可稱之為“偽鄉建/反鄉建”的不同力量。雖然表面上兩者互相競爭、此消彼長、“水火不容”,然而在現實實踐內部,兩者卻存在著複雜的“張力”,筆者嘗試大膽的將其都歸為“廣義鄉建”,既可以在比較中讓我們看到“真鄉建”本質與“先在”困境,還讓我們可以更為準確把握“現代化”的深遠影響、其內在限定與可能空間。

人們易獲認同的,往往只是晏、梁等人及當代不同派別(小類型)的“民間學者推動型鄉建”,但“廣義鄉建”所更可能給帶出更為特殊的視野——鄉村建設從來不是孤立和純粹的存在,其緊密的聯繫著社會思潮與文化社會脈絡。鄉村建設實踐雖然一直立足于“三農”,但卻並不拘泥自限於單一的社會實踐/目標,它始終平行內在於百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直同步並置身於各種社會改良思潮/困境/爭論的前沿。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建設不是一種先在的預設、理論的俯瞰,而是一種在地的實踐,深刻的體認和自我的反省。

要回答鄉村建設是什麼,也可以說鄉村建設改變了參與者什麼?在這改變過程中存在著什麼樣的衝突與困境?

像我這樣的參與者雖然進行著鄉建,但卻仍然長期身處“反鄉建”的環境之中,依然帶著“反鄉建”的諸多元素。

比如,多年現代教育讓我們的“主體性”似乎得到完全充分的彰顯,飽含的激情與能動性讓我們努力執著的追求答案!重要的是,我們都相信這個世界上某處存在著某個給定的準確答案——比如,既然當前社會危機重重,肯定就存在著一個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自然將迎刃而解……鄉村建設也因此被建構成一個看似無矛盾的整體,經過了歷史和時間的“化妝”,那個曾經充滿著無數矛盾、偶然而又複雜的社會實踐,今天被包裝呈現的如此整齊光鮮,進而可以被簡單的命名與分類。

可這種思維定勢卻大大妨礙了我們聆聽鄉村建設的內部“細語”(small voice)與差異(difference)

所以,我們既要質疑和挑戰這種唯一答案般的思考方式和評價體系,更要從各種“反鄉建”中開發培養鄉建的真正主體。

仔細說來,我的2000-2009就是在不斷的解構和建構著這樣的“新主體”。而鄉村建設和另類選擇是我最重要的兩個領域與緯度,前者給了我基本的活動空間,後者則時刻提醒著我不斷反思之必要。

2010年,我注意到的第一個文化現象無疑是《阿凡達》的全球震撼,不僅是又一部以環保為題材的“政治正確”電影在全球如此之賣座,也不僅是據稱可以刷新世界電影史的3D視覺奇觀;相反,刺激我的反而是許多來自環保界的叫好聲:似乎借助好萊塢的強大力量,環保議題、對現代城市文明的反思以及那句“no home, no hope”的經典臺詞已經讓全球觀眾自覺不知覺的關注著環境與人類貪婪,而這,是多少民間組織和環保團體日日夜夜的夢想!

然而,“野蠻-文明”二元對立的思維再次揭露了我們的貧乏想像力;片中的各種外來者,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難道能改變其作為不同時期不同方式的殖民邏輯本質嗎?它卻如此有效和狡猾的通過消費、科幻和另類結局的呈現而讓人們在想像中抹去那現實存在著的美洲500年殖民史。

如此的“想像性解決/拯救”必須依賴高科技才能成功,逼真的效果毫無疑問贏得了我們認同。然而,隔著眼鏡,我們卻是絕對安全的,坐在高檔舒服的豪華影院,吃著爆米花可口可樂,我們接近真實,但卻不會傷痛——就像現代高科技戰爭輕鬆乾淨按下按鈕的瞬間永遠不會有舉刀殺人的夢魘與內疚一樣。或許我們天真的期待如此的“寓教於樂”會讓環保議題老少鹹宜,但我們不要忘了,耗資數億的影像奇觀、重建3D影院需要以砍伐多少棵樹,耗費多少能源為代價,我們還可能如此樂觀嗎?

《阿凡達》時代談鄉建,無疑讓我們看到:當前各種消費和消解的力量正以各種包裝名目有效迅速地參與到種種“隱形書寫”中,以實現某種呈現中的建構。而“別樣選擇”從來不代表著在一片嶄新的空間中重新來過!它一定是更為現實的從已有社會文化結構中生長出來。

似乎,勝利從來不會隨大隊人馬蜂擁而至,也斷不會有一個“2012”般準確的到臨時刻,更重要的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是那部災難片中如此幸運的主人公,我們只屬於那些“背景般”買不起10億歐元船票的普通人。

而當下鄉村建設的舉步維艱與處處陷阱,或許因為:它根植於現實,但卻屬於未來!

 

注釋

[1] 楊念群,《“危機意識”的形成與中國現代歷史觀念的變遷》,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2] 孫立平,《關注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的新變化》,《社會科學論壇》2004.1

[3] 譚翊飛,《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載得動三農幾多愁?》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6899

[4] 戴錦華,200682日夜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演講錄音,《遲到的分享——《蒙面騎士》導讀》,黃國良整理,參考主要觀點,有刪改

[5] 戴錦華、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錦華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06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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