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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崩塌:香港自戀社會的形成與世代比較

蕭俊傑

在不少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眼中,年輕人都令人很頭痛,隨著吸毒、自殺等數字年輕化,頭痛的對象也越來越年少。暢銷書《港孩》很厲害,為高小至初中的學生歸納十大特徵 [1] ,五大類型 [2] ,大概指的是他們不懂自理、沒有責任心、不進取、沒受過苦楚、吃不了苦、十分功利。雖然原作指的是高小至初中的學生,不過各界也一直把同類批評放諸中學生、大學生甚至初出茅廬工作的年輕人。既然對兒童、少年、青年的訓示同出一徹至此,大概以往「青少年」這帶有規訓色彩字眼,要更準繩的說成是「青少童」。

青少年論述發展多年仍是見樹不見林,只建基在家長、教育工作者、社工、僱主的生活觀察,以及過份籠統的社會常識,例如把不懂自理訴諸社會物質豐裕,甚至借心理學的犯罪論述和病態論述,每當提及青少童,都指向某種犯罪或病態的遠因,或防止犯罪或病態的正面樣版。

最令人傷神的是,為何青少年的規訓論述可以如此粗疏﹖即超過百萬人口共有同樣特質﹖如此簡單的性格定型,很大程度是針對「青少童」對社會的個人適應力(self-adequacy)。但據個人觀察,這種論述單純服膺社會功能的意味或實際作用,遠遠趕不上論述強化的心理狀態那麼突出,例如總是超越時空地比較回憶中的自己和當下的「青少童」。可是提到教育「青少童」,便十分虎頭蛇尾,「鷹派式」的回應是「不要過份呵護」,「鴿派式」強調要溝通。是否這種聚焦於個人適應力(self-adequacy) 的比較,才令人津津有味﹖為何會有這種比較的集體心理狀態 ?

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較早期的作品(《再會吧!公共人》)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桑內特整理的是十八世紀至今的公共史。本文借用這本公共史鉅著放在香港社會的狀況,嘗試用由近至遠,先小後大的方式書寫,借用書中對白領工作的分析,簡述香港不同類型職場有關「個人適應力」的狀態。然後由發展個人生涯的角度,回顧香港由冷戰後到現在五十多年間的政治經濟,如何驅使「個人適應力」由「適應力」發展成一種自我陳述,誘導在暴動後至九十年代經歷過成人階段的幾代人,進入一種毀滅性的自戀心理狀態,去肯定自我和看待他者。

工作中的「個人適應力」

桑內特分析美國後福特年代大型科層制中的職場,提及了「人和制度強制結合」的狀態。他指出白領工作中產生了大量「例行工作」崗位,例如檔案整理。這種職場除了看重淺薄技倆外,就是員工性格是否如工作性質具彈性。因此工作的評價轉目至個人特質。在這種多變的工作環境下,員工的性格就是這樣不斷被徵用。當然,至今出現更彈性輕巧的架構,一個崗位要處理更多項工作,工作性質更飄忽,員工多變性格更受追捧。

桑內特引用法國一項關於電腦工程師的研究,形容這狀態不只是異化,更是「人和制度強制結合」。「肉鎚針板上」的員工要適應變幻莫測的工作,一方面要築起心理防衛,採取被動和冷漠(不要那麼「上心」),另一方面又持續被徵用,難免需要在工作中不斷追求自我肯定、調整、否定。桑內特指出人們在社會中的自尊(self-esteem)已被深層次擾亂。結果一方面要「不上心」,一方面又要不斷尋找證明,考驗自己,又無時無刻比較彼此在制度下的生存姿態,比較誰比誰「識走位」,全神貫注於個人適應力(self-adequacy)的問題。在這時刻,自戀的心理狀態便動起來。

以上不單適用香港的金融、銀行、甚至教育多個「白領」行業,在較低層工 作也有適用之處,例如侍應可能要推銷優惠券,老師要推銷學生飯盒,護衛員要兼任維修工作。

自戀的性質

關於自戀,桑內特引用寇胡特討論的「浮誇自我」(grandiose self)和「客體」(objects)的關係,一是以「自己預期的身體和心靈的控制」看待世界,而沒有理會其他人的參與,二是他者是自我的鏡像。這都是自我和他者的界線消失的病徵。

另外,桑內特也指出了當代的自戀有世俗禁慾主義的性質。他解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世俗禁慾主義產生的一種世俗精神,跟現在的自戀狀態呼應,就是「否定世間的快樂,是個人對自己和他人的一種陳述,陳述自己是個怎樣的人」(Sennett 1977﹕P.452)。因此世俗禁慾主義作為一種世俗精神,它的焦點在於世俗式禁慾的行為,是一種自我陳述。

香港歷史中的「個人適應力」

《再會吧!公共人》描寫的自戀社會結構是「由公共向私密退卻」漫長歷史的近代演釋。這種私密性的關注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出現的社會結構,當時工業資本主義和世俗信念的出現,導致社會混亂,使人們認為非個人情境不能找到自我,轉移追求親密性,形成親密社會結構。桑內特指出親密社會結構充滿種自戀特質,就是人際關係的建立,在於互相揭露感情,互相渴望找尋共同性,卻輕視群體利益。

然而,除了職場中塑造的「個人適應力」追求,「個人適應力」在七十年代走過來的香港歷史,以親密社會結構觀之,更是因為社會動蕩迫使幾代人有一種抓狂式的關注。無獨有偶,這幾代人,以出生年份計算,包括「四十後」、「五十後」、「六十後」,正是經歷這些年代,而今天不論甚麼階層,也找到熱衷跟「青少童」進行「超時空比較」的身影。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以下是「四十後」、「五十後」、「六十後」三代人在進入七十年代的最年輕至最年長歲數,及至八十年代完結時的歲數:

四十後:
最年輕的四十後由少年成為壯年(
21歲至40歲),最年長的由青年成為中年(最大年齡由30歲成為49歲),協助理解三代人進入不同年代的人生階段。

五十後:
最年輕的五十後小童變青年(
11歲至30歲),或最年長的由少年變壯年(20歲至39歲)

六十後:
最年輕六十後由嬰兒變少年(
1歲至20歲),最年長的由小童變青年(10歲至29歲)

韓江雪、鄒崇銘在《香港的鬱悶》中提出了由五十年代起的經濟發展「非個人因素」(原文為「腐碌視角」),包括港英政府七十年代社會政策、八十年代工業北移,使資本家成本大大降低。從打工仔角度看,七十年代社會的改革促使工業發展,製造大量職位及散工,幫助四十後、五十後改善生活。

六七暴動後的社會改革,也使不少的六十後成為第一批接受九年強制教育的世代,也是教育歷史性成為廣泛社會階梯的第一代,使他們步進香港的歷史舞台,成為今天六十後講述自己如何勤功苦讀向上爬的主角。

不過回歸帶來的前途問題,卻造成了迷惘的心理狀態。在七十年代開展改革社會行列的許多五十後和六十後,都設法加強香港人的議價能力(包括組織公投)。然而社會進步力量的精力,已花在回應前途問題之上,步進一個較七十年代被動的境地。對社會各界來說前途也是未知之數。對不少正直少壯的四十後、五十後、六十後,以及一些正步進中年的四十後來說,跟七十年代的海闊天空比較,不知是否一種心理轉折?

在這種迷茫的集體心理狀態下,卻出現了六四屠城事件。這個城市的心理狀態大概在這個時候跌進了急流,徹底地混亂起來。不過,六四這次「心理核爆」到了九十年代,才慢慢放出心理幅射。

九十年代:後六四的「心理核爆」

六十後:
最年輕的六十後由少年成為青年(最年輕由21歲成為30歲)﹐或最年長的由青年長成壯年(
30歲至39歲)

五十後:
最年輕的由青年成為壯年(最年輕由31歲成為40歲),或最年長的由壯年成為中年(
40歲至49歲)

四十後:
最年輕的由壯年成為中年(最年輕由41歲成為50歲),或最年長的中年步進老年(50歲至59歲)

對這三代人來說,六四前他們的成長大概是一種線性的發展。四十後和五十後在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緩步向上爬,六十後則第一批享用基礎教育。政治意識上,對很多人來說,六七暴動才是主要經驗來源,而大抵都是恐共。到了八十年代前途問題都在一種擔憂但走著瞧的心理。然而,六四屠城就止住了三代人的線性成長。香港大抵經歷了桑內特所說的親密社會結構。

當在維園和電視機前的憤怒和憂傷退下來,便成了面對前境的日常慌張狀態。面對如此慘劇,難免想像此境會成為自己的將來。移民潮隨即出現,走不了的便是「搏命」,激烈以行動對抗回歸,但這方面卻被七十年代起家、組織香港關注民運的社運份子叫停了。

留下的三代人,普遍面對暗示著血腥的未來,完全無力作出行動,以至九七前對中共血的恐懼只能以對死難者的憤怒和哀傷作出口,及後九十年代的華東水災,更把對中央的恐懼以對同胞血濃於水,找到急速轉移視線和壓抑的合理機會。一切強而有力的廣泛行動一直沒有出現。取而代之,是這三代人為世所迫在零星抗議中由維園徹退,由同仇敵愾的狀態徹退,希望回到甚麼地方去活下去 — 其實他們已沒有地方回去,唯有工作,全力賺錢,希望得到保障。

六四屠殺後的短短幾年間,三代人開始了一場心理大災難,產生了影響今後二十年的關乎「自我」和「社會現實」情感狀態和理解。三代人在七十年代 (六十後正值求學時期、五十後和四十後不少在20歲至40歲間的青/少年時期)到八十年代(五十六十後在青/壯年、六十後剛出身)在人生的黃金階段經歷的線性成長,已被強行終止,需要亂抓對自我和社會的理解回應後六四的「大限」社會。

其中一種心理反應是出現禁慾式的「適應力」。由七十年代三代人的低調配合制度(雖然也有工人運動),默默工作改善生活的一種社會默契,轉化成後六四「個人適應力」和工作竭斯底里的結合。「個人適應力」由一種「適應力」本身,發展成一種社會性的自我陳述。個人在工作上的適應力,竟承擔了一切社會前途的恐懼,而其他情感出口如改良主義(如要求修訂基本法草案等)根本消解不了這種前途血腥恐懼,因此「個人適應力」成了一個需要無盡供款的情感戶口,需要無止境透過嚴格和他人比較和自我修正去「存款」,企圖逐漸的頂住血腥的大限恐懼。

另一種心理反應是在壓縮了的時間觀念上冒險,因為不知將來是何種亂局,便把時間壓扁至只有當下。在這種技藝不會適用的情況下,人格改造、否定過去才是一種識時務的求生技能。三代人中,真的有人在這十年期抓住中共限制港英賣地的機會,囤積居奇,成為今天所謂白手興家的傳奇。

回歸後的另一種混亂:千禧年代

六十後:
最年輕的由青年成為壯年(由31歲變成40歲),最年長的由壯年成為中年(由
40歲變成49歲)。

五十後﹕
最年輕由壯年(
41歲)成為中年(50歲),最年長的由中年(50歲)成為老年(59歲)。

四十後﹕
最年輕由中年步進老年(由
51歲變成60歲),或最年長的 (60歲變成69歲)

九十年代的抓狂狀態並沒有在政權移交下展開轉化,甚至展開大混亂。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彈性資本主義,新政府接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這場後特區大混亂的開始。那是一個勝者全勝敗者全敗的局面,九十年代的大嬴家在後特區時代的彈性資本主義,藉全球的冒險場嬴得更多財富,也藉九十年代土地囤積居奇的本錢在地產賺取固定收入,逐漸掌握更多公共事業。不少四十後、五十後六十後更獲得政治權力。不過這班冒險家把風險轉嫁到由四十後至八十後的中下階層,而草根階層在分擔風險方面固然傷害最大,相對中產階級更得不到經濟利益,包括從五十年代歸根、經歷「黃金七十年代」的中下層三代,也包括後特區時期的新移民。至於「黃金七十年代」那所謂「同舟共濟」的幾代人,現在就正式在新的社會利益瓜分下,完全解體成貧富懸殊的格局。

這種局面下的彈性資本主義,在工作上固然構成了桑內特寫的那種心理混亂,對三代人的性格發展更是一沈百踩。

關於一種抓狂地關注「個人適應力」的態度,九十年代是由政治因素引發,到了千禧年更是工作內容的激烈變化,使「個人適應力」的內容產生根本急劇改變。如前文分析,彈性資本主義徵用員工人格,並要求是身段柔軟配合更多變更零碎工作,關於「個人適應力」的千禧版本大概是更令人無所適從,如服從上司已不足夠,還需要創意、團隊精神。「個人適應力」在貧富懸殊的經濟發展結構下,甚至已跟生存條件產生衝突,如工作跟糊口脫勾。這代表由七八十年代辛勞工作換明天,到九十年代抓狂工作保全家,到了後平穩過渡人人以為一種「抓狂工作為明天」來臨,竟然弄得連基本生存也成問題。「個人配合社會」的個人適應力神話,它在九十年代成為三代小市民的最後防線後,到後特區已進入更徹底混亂的崩塌狀態。

於是後特區年代的「個人適應力」,以九十年代「在大限前活下去」的自我陳述作基礎,演化成「泛個人適應力」。那就是「適應」的對象可以是來自不知何種形式出現的經濟打擊、更可以來自對心底裡對中共的獨裁恐懼。一來完全不可預視,二來也沒有「大限」,結果出現了一種類似禁慾主義的條件,就是強迫人(或自我強迫)不可自滿,永恆憂慮,注視自己的適應力,成了後特區時代精神的一面。可是這又不是世俗禁慾主義,因為特別對有一定能力的人來說,不消費不是美德。而且更講求感性和體驗的消費媒體中互相揭露 「個人適應力」,甚或炫耀消費力已是揭露自己的「個人適應力」才是美德。君不見現在的飲食節目,竟要請來從前的局長來教大家「識飲識食」 ﹖[3]

八十後和九十後的「魔鏡」作用

在這「強迫式泛個人適應力」的心理狀態下,貧富懸殊的三代人在千禧年後遇上八十後和九十後,大概出現有如發現新大陸土著,某種文明發現「未開化」的心理狀況。在動盪的後六四九十年代,部份七十後、所有八十後和九十後仍然在學階段,沒有直接和這種社會動盪硬碰。反之,八十後和九十後要面對的不是後六四主權交接,而是後特區年代。四十後至六十後的三代人,跟八十後和九十後的相遇,是以九十年過渡期的經驗為界線,而七十後則在兩種時代的交替點,暗暗也分擔了九十年代的動盪。兩種完全經驗相異的世代,本來就難以產生有意義的比較,可是偏偏四五六十後在重重動盪遇上八十九十後,發現未他們「未經歷風浪」,是徹底的他者。加上七十年代至後特區年代,關於自我對社會的適應力發展得越來越嚴苛,兩者的遇上便在心理層面產生很大的化學作用。那就是把混亂、恐懼而尷尬的九十年代過濾掉,把今天連上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形成三代人穩定的生涯史。

三代人認為八十後和九十後「未經歷風浪」的認知,其比較的化學作用可能不是指涉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刻困,而是九十年代的大混亂。這種記憶重整的比較,其標準「個人適應力」當然是以他們特有的求生直覺為準,因為「個人適應力」早已發展三十多年,成為一種真實(執迷)。這個比較開始時以自己經歷裡的「個人適應力」做標準,指出八十九十後現在「沒有的」,然後比較「同你差不多大」的那時(七十年代),把那時他們「有的」是甚麼組成歷史(辛苦工作、永不言敗),然後暗暗跳過九十年代的大混亂,線性的剪接到今天(如全靠XXX年輕時不怕辛苦,才有今天的成績)。或者提及不同年代的「挑戰」,但卻隻字不提具體事件和行動,而描寫為以光榮七十年代的自強人格去面對。這種跟八十九十後的較勁,把八十後和九十後當成一種自我心靈過濾的對象。

在這種「超時空同齡比較」中,三代人有關七十年代的自我敘述是種過度再現(over representation),對現在生計和心理深刻混亂、但仍苦修「個人適應力」的三代信徒,七十年代的個人適應力,就是當下泛濫的懷舊心態了。人們在這種社會混亂,關注和比較個人適應力已不能安撫生活和工作的混亂,於是逃到「七十年代」,「想當年」便成為對鏡自可憐,在鏡前想起年輕時充滿希望,來感嘆由九十年代至今天的落魄,又以下一個「非我族類」的新世代作比較,過份吹噓「當年」的美好年華。這種自憐的心理機制是一種沈溺,成功的把人從二十年來經歷的社會混亂,理解成「人生虛幻如煙」,誘惑不少三代人投進「幻影七十年代」的河流(甚至拉上八十後和九十後)。九十年代混亂的來源是甚麼,後特區三代人的大眾和新世代的共同「敵人」,都如煙如霧的忘掉。

「超時空同齡比較」還有另一種心理作用。後特區的嬴家,或至少保持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後六四年代一段以投機、抓狂賺錢轉化前途恐懼的心理不平衡(某程度上可能是不光彩的記憶),便在跟八十九十後進行「超時空同齡比較」中輕輕沬去,把今天的成功和「美好的當年」直接剪接上,更不用談後特區時代的種種政治分贓。

以上的一段橫貫四十多年的歷史,產生了香港社會牽涉幾代人極端自戀自憐的心理狀態。這一種社會混亂的心理幅射,根本使新生代活在更無稜兩可的狀態,一方面本身也要回應當下的個人適應力問題,更要面對上幾代嚴苛的個人適應力比較和「關懷」(「個人適應力」外的要求可能極端放任並稱為「開明」?),以及充當魔鏡為他們把洗滌心靈。這種局面,簡直就是由四十後到九十後,香港數百萬人心理上(也關乎生活)的無間地獄。

 

參考資料:

理查.桑內特(1977),《再會吧!公共人》,萬毓澤譯(2007),台灣:國立編譯館。

黃明樂(2009),《港孩》,<你的寶貝是港孩﹖>,香港﹕明窗出版社。

韓江雪、鄒崇銘(2006),《香港的鬱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注釋

[1]  十大特徵為「1)外表早熟、心智遲熟﹔2)很喜歡玩,但無甚興趣﹔3) 對大部分事情最普遍的反應是沒有反應﹔4)擅於「看見」,不擅「閱讀」;擅於「收聽」,但從不「理解」﹔5) 渴望被注意,但又沒有面對群眾的信心﹔6) 甚麼都不在乎不介懷不思考不要求,典型答案是:不知道﹔7) 沒有責任感、沒有自理能力,同時也沒甚麼好奇心和慾望﹔8)不珍惜學習,不嚮往長大,不怕悶,只怕辛苦﹔9) 精於計算結果,毫不享受過程﹔10) 本性善良,不吃人間煙火,當然也未經任何苦楚及傷害」(黃明樂2009﹕頁1-2)

[2] 五大類型為豌豆公主、發夢王、無「胃」孩子、Hea精、小霸王。

[3] 因此士紳化(Gentrification)也不只在空間,更在大眾媒體,更在普羅大眾的吃喝玩樂,因為人們大都在那裡互相揭露,關於工作多辛苦(但又有才能克服),關於怎樣怎樣上位,一切關於「個人適應力」的炫耀。當然,這種親密社會結構的後特區演釋,有錢的三代人只是其中最耀目的角色罷了。

20001月,香港基督徒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