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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農問題”到鄉村建設 [1]
── 百年“現代夢”在中國農村的現實處境與反應

潘家恩 杜潔[2]

若不是保護主義的反向運動阻滯了這個自我毀滅機制的運行,人類社會可能早就煙消雲散了。
── 卡爾•波蘭尼著,馮鋼 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66

引言:

與現實“三農問題”及實踐行動高度相關的鄉村建設運動,各種相關研究及資料可謂不少,但很多研究多停留在“改良主義、民粹派、西化派/本土派、危機-反應……”這樣的表述和歸納,並多以“效果論”為中心而在“成敗”和“肯定/否定程度”上爭執不下 [3]。許多研究的基本定調仍為“它(鄉村建設)企圖使中國農村匯入現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次可貴嘗試”。[4]  這往往將歷史鄉建和當代鄉建所共同提出的關鍵命題輕易“逃脫”:比如,在對工業化和現代化反思中“另類現代性”的可能空間?面對強大外部主流所產生的“定型化”效果,我們對於知識份子角色和現代知識是否可能有新的想像與實踐?立足鄉土中國這一基本條件,如何保持對各種形式以“城市化”與“非農化”為特點之走向的警醒與批判?

從而使前後兩場運動的內在深層呼應只流於表面與形式,八十多年前的歷史實踐對當下同名運動的啟示似乎只剩下當年具體經驗的技術性總結。“講述者”在對鄉建實踐者的精神或道德進行適度“景仰”後,就快速回到現代社會的處事邏輯,迫不及待而又高效輕易地進行著分類打分與成敗論定。

但前後兩場鄉村建設實踐面對全面都市化、全球化和現代化洪流所產生的各種反應;其對即將被“現代化”摧毀拋棄的傳統農業文明等元素的處理及所陷之困境;其對另外一個世界的想像和遭遇,以及主流社會對這些另類思路的反應與互動,本身就構成了我們反思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的傳統農民大國面對“現代化”困境的很好“症候”。而無論鄉村建設,還是“三農”問題,其也只有與現代化結合起來才可更為準確的看到其限定與意義。

正如美國學者艾愷在他的著名研究《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中敏銳地指出,“如果我們把梁漱溟看為是‘非保守’、‘非傳統’現象——現代化的世界性反應中的一種,或許能看出梁漱溟的真正意義。”[5]

這也正是學者曹錦清也強調的,“單純的個案實證研究,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所以如何把‘三農’問題放在中國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來理解,而且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背景,即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來理解,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6]

但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歷史反思集中於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和為什麼中國未能成功地實現現代化。”[7]  而對現代化本身卻缺乏有效的反思和質疑,即使也有一些略顯遲到的“後現代式”批判,大部分也遠離中國本土的實踐脈絡。

並且,目前對現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多為“二戰”之後,並在“後殖民主義”理論所開拓的新空間中展開,而針對像中國這樣農業原住民人口暫絕大多數的國家,不僅其追逐現代化的歷史遠遠早于“二戰”,其自身的文化經濟脈絡也比單純的“殖民主義”國家要更為複雜。

因此,本文嘗試從“三農問題”、鄉村建設與現代化的內在聯繫入手,結合兩場鄉村建設實踐,將其作為現代化的內在產物與“三農問題”之對應物,以反思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的影響及其產生的反應為述脈絡,將一些看似分割的問題聯繫起來,把它放在整個中國追求工業化的具體脈絡中,嘗試理解鄉村建設作為一種相對於現代化而又立足鄉土的“自我保護運動”,重新思考並挖掘其資源、意義、限定與空間。通過這樣的工作,筆者希望可以在述與理論層面上促進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的進一步展開。

一. 作為背景與脈絡的現代化

1 “宿命”的現代化?

學者康曉光曾經指出“三農問題”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略顯悲觀但不無堅定的認為——“現代化幾乎就是人類(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人)必須承受的‘宿命’。” [8]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從經濟、文化、社會任何角度對當代中國的各種處境與出路進行分析反思,則必然需要置身於百年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努力與困難、現代化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各種影響這一脈絡中。而無論“三農”問題還是鄉村建設,它始終“平行”並內在於百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直同步並置身於由現代化所引發的各種社會思潮/困境/爭論的前沿。

如果具體到歷史和當代的兩波鄉村建設實踐,不僅在產生土壤、內在訴求、與主流社會及其背後“現代性”邏輯所存在的張力及互動上存在著多層次的聯繫,它們還都產生於這樣的雙重“現代”語境——在經濟和軍事上因落後挨打而產生效法西洋東洋或“超英趕美”的“百年強國夢”;在文化上“清算/批判”與告別那相形之下似乎是落後之“根”的農業文明及其背後的文化傳統、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同時,兩場運動似乎又因此凝聚了一批那個時代的批判者及另類思考/實踐,這使得這些運動既對立又統一,既因堅持批判而在根本上與主流格格不入,又因期待產生更大社會影響(效果)而與主流不斷地妥協融合。

雖然從“現代化”思潮進入中國以來的一百多年堙A就有著褒貶不一的無數聲浪,但在1949大局已定,全國上下似乎獲得夢寐以求的“追英趕美”以完成現代化的條件和機會時,對現代化的反思和質疑似乎“停頓”了很長時期,直到社會經濟問題與文化矛盾的重新歸來以及全球理論新思潮的抵達,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開始對“現代性”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與反思。

作為歷史學的梳理與歸納,由多位學者合撰的《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是個跨學科的嘗試,該書開篇即點出:“現代化不僅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進步,它是一個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層面在內的全方位轉型……對於中國來說,現代化的變遷既是古老的歷史在新世紀的驟然斷裂,又是這一歷史在以往的傳統中靜悄悄的綿延。”[9]  ……“現代化的變遷和沿海城市的崛起,使傳統鄉村更加凋敝,幾億農民不僅沒有享受到社會變革的任何益處,反而成為現代化的最大受害者 。”[10] 

如果我們跳出“中國”這樣的基本單位,而放寬視野到整個第三世界,就會看到如大陸及香港學者汪暉和許寶強所分別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目睹一場規模前所未見的大型社會規劃工程在第三世界展開。這些規劃以工業化、現代化或發展等名義進行……其來源可追溯自西方啟蒙時期的倫理及殖民主義邏輯。……在這樣的話語籠罩下,現代性首先是指一種時間觀念,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歷史時間意識,同時也是帶有壟斷性、強制性的大襯(grand narrative),而‘發展’更被視為一種線性的進程,一個國家或民族從‘發展不足’、‘落後’、‘傳統’、‘原始’的初階向前進,直至‘全面發展’、即現代化、(經濟)理性、工業化的終階。這些進化的、進步的,不可逆轉的時間觀和意識形態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歷史和現實的方式,而且也把我們自己生存與奮鬥的意義統統納入這個時間的軌道、時代的位置和未來的目標中。……但是,全球範圍內追求現代化的實際結果也導致各種危機日益明顯,如發展的極端不均衡、現代化與生態災難關聯日增。” [11]

根據這樣歷史及全球視野的反觀自身,“晚期以來以富國強兵為標誌的現代化運動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也是民族國家形式的產物,也是現代性的後果之一。”[12] 

因此,現代化的過程絕不是一個自發的自然過程,現代化是一個社會資源與群體利益再分配的過程 [13] ,也是被動適應世界現代化挑戰的過程 [14] 。它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其是“一種強勢的學術思潮,一種人類近代以來在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全方位轉型,它更是人類在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及其文化制度方面相應的形態變化。”[15]  同時其基本邏輯也深深地內化於中國的整部近現代歷史。

當它具體到對於“中國農村”的影響時,有人則把它概括為“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城市化和價值理性化及其互動過程。”[16]

然而,本文所要躑z的鄉村建設實踐卻擁有一套不大一樣的“現代化觀”:即使面對工業化強國的勝利凱歌、受壓迫民族的屈辱“妒恨”和知識份子“恨鐵不成鋼”般的普遍焦慮,它不順勢或輕易迎合當時以“非農化”和工業化都市化為導向的各種救國主張——無論是革命救國、實業救國,還是教育救國。而把目光和雙腳轉向歷來被視為保守落後及“前現代”象徵的“三農”(農民、農村、農業)。

2 “現代夢”的百年演繹

不管我們是否同意現代化將成為中國這樣農業和人口大國必然遭遇的“宿命”,但將“現代化”作為歷盡屈辱與“落後”折磨之後而進行“全面復興”的夢想方案,卻可以獲得較為廣泛的認可。因此,我們在此對該歷程進行簡單的梳理。

根據經濟學者溫鐵軍和許寶強相互呼應的分析,“二十世紀中國經歷滿清、民國和新中國三類性質完全不同的政府,但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有一點是共同的,就都是被迫追求西方式的工業化。”[17] 而中國百年工業化歷史的背後正是“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或邏輯信念,其基本前提和自身邏輯則是‘非農化’,從而才可以將工業化置於經濟增長以至發展的中心位置。”[18]

具體體現為,以鄉村為本位的物質財富生產和貿易因此轉變為以城市為中心的近代工業生產和貿易。城市和鄉村的關係、國家與鄉村的關係也因此開始逆轉,鄉村衰落與城市擴張則此消彼長。作為一個史實上的驗證,近代史以來中國農村的衰退,幾乎是與以工業化為特徵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無論是產生了歷史鄉村建設的民國“黃金經(濟)建(設)十年”,還是當代鄉村建設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新背景。

在這樣的分析基礎上,溫鐵軍教授進一步提出: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所謂發展,是指在工業化成為全球不可逆轉的趨勢之後,其傳統的資源經濟向產業經濟、產業經濟向資本經濟這三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進步’,及其派生的制度演進過程。而其中,從資源經濟到產業經濟的所謂‘驚險跳躍’,就是發展中國家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不可逾越的、一般都需要從農業提取剩餘的‘資本原始積累。’”[19] 在他看來,這似乎正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必須的發展邏輯。

而從二十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調整後開始加速經濟現代化步伐,“全面高速發展的‘富強’主題和‘現代化襯ヾ戌]此成為了主導各種領域的強力威權,並將沿襲百年的‘危機’意識、對西式現代化的想像和文化精神層面上的普遍焦慮同時帶進了下個時代。” [20]

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勝出”和激進的市場化改革,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有些被壓抑的經驗和問題來自國家的壓力,有些來自市場,還有些則來自國家和市場的結合。更重要的是,根據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的分析:有別於80年代,90年代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進而導致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生活之間,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了斷裂,城鄉差距急劇拉大,這場“馬拉松式”的改革更不斷將越來越多人甩出去,社會中開始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弱勢群體,廣大農村和農民無法跟上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進而進入一個表面多元的“斷裂”社會。而在這樣的社會堙A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差異有時會達到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21] 

也正是在這個高度體現“壓縮現代性 ”[22] ,並被歸納為“失語但不無言 ”[23]90年代,中國開始了對後現代主義的介紹與討論,但不僅沒有如預期般地對 “現代性”展開進一步地討論和梳理,反而“再次輕鬆地斬斷了它在西方思想史、學術史中的理論脈絡及社會語境,成功的剔除了其與反省、檢討‘現代性’相關的話題。”[24] 同時知識界內部,引人注目的“既不是知識學方面更為開闊的視野和更為深入細緻的準備,也不是對種種遺留或新生理論複雜性的批判性思考,反倒是一系列把問題簡單化地進行二元對立,諸如‘本土/海外’、‘國學/西學’、‘學術/思想’、‘保守/激進’等泛政治化的價值判斷與正反命題。”[25] 因此,在這樣知識場域和社會脈絡下所產生“新左派/自由主義”兩大知識陣營的對立與解釋框架似乎仍然不能充分有效地回應如此複雜的社會現實。

如此迅猛的“現代化”追逐過程一直延續到千禧年之後又十年的今天,“中國崛起”的驚歎聲的確讓一部分人感覺到“現代夢”已經實現或只手可待。然而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路愛國研究員在2009年所進行的嚴謹分析所指,改革前30(1949-1979),雖然各方面普遍“落後”,卻曾經有可能擺脫世界體系與殖民化的影響,走出一條“後發現代化”國家真正“有特色”的道路,但近30年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制度、社會經濟特徵等方面越來越類似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也將像絕大多數‘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很難擺脫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及‘繁榮-膨脹-泡沫破裂-衰退’怪圈,即發展中國家在整體上始終面臨的‘後發劣勢’或‘發展陷阱’。”[26] 

當然,也有歷史學者適時地針對中國情況指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窮國都為現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種代價的唯一正當理由是,如果不付出這種代價,情況會更糟糕。”[27]

3 現代化邏輯與“三農”

為揭示現代化的具體運作邏輯,著名漢學家阿堣・德里克和人類學者王銘銘進一步認為:“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假設是:1、傳統與現代之間可以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2、現代社會經濟的建立必須基於傳統社會格局的打破,舊文化意識形態的消失以及新社會格局和理念的形成之基礎上。”[28] 所以,我們一般都用“現代性”和“傳統”這些術語來提出發展問題——“現代社會是這樣一些社會(在歐洲和北美),它們已經從舊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從而創立了理性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傳統社會則是那樣一些社會,它們在文化和制度上仍與過去相聯,從而無法進入現代世界。根據這種區分,落後與傳統幾乎是同義語,發達則與朝著歐美範式方向的進步密切相關。”[29]  而由現代化運作邏輯所製造出的更多共識,則通過國家、知識份子、媒體以及全球資本的共同形塑而得以在各個領域運用自如。

具體到現代化進程與中國鄉村社會的關係上,社會學學者張樂天則認為:“現代化在中國遇到了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這就是傳統的帶著溫情脈脈外觀的自然村落。星羅棋佈的村落具有超穩定性的特徵和極強的再生能力。……它們猶如一個具有強大吸納力的‘迴圈的陷阱’,一切進步的因素,一旦進入村落,就被強大的傳統勢力所化解。歷史在村落中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時間不是向前流逝,而是迴圈的,日月的迴圈,四季的迴圈,貧困與富裕的迴圈,生存與死亡的迴圈,這一切構成了村落生活的內涵。……總之,村落制度缺少內在的創新機制,村落的發展有賴於文化的輸入或外部力量的推動。”[30] 言下之意,我們必須努力地打破這種表面上溫情脈脈的“迴圈陷阱”。

而作為如此邏輯的進一步延伸,同時也是一個正在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所發生著的事實——“為使農業技術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條件之一,就是使農民的心理狀態也跟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同時如果塑造農業社會以及代表農業社會存在的組織基礎不被摧毀,則以上目標也是無法推行的。” [31] 

除此之外,在我們的身邊越來越“常識”的充滿了形形色色類似於“經濟—文化”、“傳統-現代”、“鄉土/民間知識-現代知識”、“人類-自然”、“增長-貧困”等的矛盾對立。而實際上,這種“將各種問題訴諸這種二元對立的話語,似乎更成為中國現代化話語在分析中國問題時的最主要特徵。”[32] 

因此,現代化不僅是背景,也是充滿“誘惑”的路徑依賴,更是“窄化”和處理過後的唯一想像來源,而鄉村建設正是在這樣一個有著高度“現代”意識形態意涵的知識文化場域(field)內展開著。

二. 作為現代化內在產物的“三農問題”

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三農”問題已為學界及政策制定部門所共知,即不止於“農業”或“農業經濟”問題,而應是“農”在三個不同維度上的問題:農民、農村、農業,並且三者以這樣為排列順序也是有其獨特的考慮與主張。拓展這種“立體”概念的同時,溫鐵軍認為產生“三農”問題的關鍵在於:農業三要素(土地、勞動力和資金)大規模淨流出農村。 [33] 

2009年大幅度修訂後的第二版著作中,溫鐵軍在以上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因為資源稟賦制約,中國歷來並無純粹‘農業’問題;我們歷來面對的其實主要是農民權益問題、農村治理問題和農業可持續問題這‘三農’問題。” [34] 

而這樣略顯不同的兩組概念都不僅是領域或角度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其都指出,“三農”問題不僅只是與“農”有關,它更是宏觀問題及外部制度環境問題 。[35] 

以下部分分析正是基於對這一判斷的認同,但筆者認為目前已有的宏觀分析,多停留在經濟角度,或者經濟角度與其他角度(如政治、文化)的分割,彼此之間缺乏呼應與綜合。而且,正如溫鐵軍所反復強調,“三農”問題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因此,下文嘗試多角度的進行分析,並從一個國際視角開始切入。

1 國際視野下的“三農”問題

在卡爾•波蘭尼影響深遠的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作者指出現代化對不同時期不同地方所產生的影響似乎真的具有某種“普適性”: “工業革命堅信只要有無窮無盡的物質用品,人類所有的問題就都能夠得以解決。……這一條件在農業社會中不可能自然就具備;它們必須被創造出來。……很顯然,由這些發明所引發的混亂一定會使人們的關係瓦解,並且毀滅性地威脅到人類自然的棲息地。”[36]  “城市失業的‘社會代價’主要由鄉村承擔,……工業就業的流動和回流與間歇性失業交織在一起,會使鄉村共同體陷入更加可怕的混亂。必須樹立起一座大壩,以便保護鄉村免受工資上漲的洪流的衝擊。” [37] 

如果帶著這樣歷史和全球視野,我們也可以在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著作中找到以下文字:“當霜凍開始時,工人被解雇。季節轉暖時,農場主又來到這堙A把他們帶回家去。農場主把我的房子變成了我們所說的勞動介紹所。潮濕的天氣造成了‘剩餘’,收穫季節又造成了‘短缺’……遷移比抵抗容易。” [38] 

無疑,它如此生動的喚起我們對身邊世界的種種記憶和感覺,如果不是作者在不斷提醒,我們真很容易將這些18世紀英格蘭工人的基本處境等同於21世紀的中國農民工。

無論是18世紀的英國,還是20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工業化過程所造成對“三農”的剝奪以及農村生活方式的徹底破壞,甚至破壞時的暴力表現及所借助的冠冕堂皇理由,都是高度的相似。

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簡單的得出這樣頗為流行的“共性”——這些都只是工業化過程中的必要“代價”。因為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讓我們感覺到如此“代價”只是初期的必要成本,等到完成了“原始積累”,就無需再承擔。然而全球無數發展中國家歷史及近百年的資源環境變化告訴我們:如此“成本/代價”的付出將是個“動態”的過程——它或許可以在部分地區實現以充分“城市化”為特點的新階段。表面看,似乎當年的“成本/代價”已經換來了今天的成就,而無需再次付出新“代價”,然而,新的“代價/成本”卻可能已經悄然轉移到了其他地區或更為“無聲”的自然環境。也即,如果可以把生態環境和全球各地的“發展中國家”都納入我們的視野與分析框架,“三農”將始終作為現代化之“他者”與異質性存在,只是具體的表現程度和階段略有不同。

因此,僅從“田園詩逝去”的角度來看待這一變化卻是十分不足的,我們不是要簡單的出於某種情感上的需要而以“美化”和“浪漫化”來作為對現實失望的“解藥”。但我們也不是因此而輕易的對“懷舊”進行批判與拒絕——當多數時候這樣說時,與其說是對“懷舊”產生後果的警惕,不如說是更為堅定的“剔除”某種深入分析的空間與必要。

既然這樣的兩種常見傾向都可能是需要警惕的“陷阱”,真正重要的就不是作為議題的“三農”本身,而是讓“三農”成之為問題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共同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支撐起如此不同文明形態但卻高度相似的變遷趨勢?

因此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進入歷史,看到深層次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複雜因素與其間的各種張力。

2 “現代化”對中國“三農”不同方面的影響

(1) 經濟方面

正如歷史學家羅榮渠先生所指出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一個農村居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傳統農業國之中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衝擊和滲透,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商品對我國市場的侵蝕和對我國傳統自足的農村經濟的瓦解。”[39]

而根據《中國現代化史》的分析,“19世紀末特別是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被逼進一步打開國門並由外國資本推動的各項‘建設’使中國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格局,新經濟部門的開發在一定程度上掠奪了傳統部門,從而導致失業人口大量增加。例如鐵路的建設,使許多農民失去了耕地,在鐵路通車以後,導致傳統運輸業工人大量失業,而隨後由外資直接投資的現代機器工業排擠傳統手工業的過程更讓中國社會增加了極大的痛苦和壓力……在中國的傳統維生經濟中,許多家庭的經濟本來就異常脆弱,喪失了手工業這一重要經濟來源後,更是從根本上被動搖。……因此,它大大刺激了鄉村人口向通商口岸等城市的過度遷移,被剝奪了大部分家庭手工業收入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多地流往城市去碰運氣,因此導致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過剩人口,加速了城市貧民窟的形成,對農村發展也沒有什麼幫助……(恰恰相反),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也使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提高。”[40] 

這樣的基本判斷也即溫鐵軍教授一直以來所堅持認為的:“1920年代以來,有十多年以工業化城市化為內容的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就在這個時期,農村出現了種植結構調整,商品率提高,小農經濟自給能力下降和收入的貨幣化,這四個重大變化,為工商業和金融資本進入農村經濟,以遠高於地租的剝削率榨取小農剩餘提供了條件。”[41]   ……“所以,土地佔有不平等並不是農村貧困、小農破產的主要原因。從本質上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必然出現的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對小農經濟的過量剝奪,即‘三農’的外部環境才是農業衰敗的主要原因。” [42] 

正是當農業完成了這樣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之後,受市場力量支配,農業剩餘便以工農價格“剪刀差”的形式不斷流向城市和工業。同時,受資本利益的驅使,以及大量外部兵差、土匪橫行、戰亂頻繁這樣外部條件所產生“內部化”後的影響,一方面農村的富人走向城鎮經營生意,一方面城埵鹵人也在鄉間買地,種植工業需用的經濟作物。為了獲取更多的流動資本,也為了轉嫁自然災害可能帶來的損失以抵禦價格波動風險,這些資本擁有者改變了以往的租地模式——租賃農場、富農經濟形成普遍現象;地主經濟發生向工商業方向的實質性變化;地主迅速從“在鄉地主”變成“在外地主”,最大變化就是他更重視在外的工商業收益,而加大了對原來“在鄉地主”時可以“寬容”的那種地租剝奪方式。農村收租由以前的“秋後租”、“分成租”變為“春前租”、“定額租”;對那些租地耕種的農戶,以前可以用收穫的農作物或是以傭工形式支付的地租,現在必須以貨幣的形式交納。因此,農戶的生活也逐漸走向“貨幣化”!一方面,農業剩餘通過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兩大管道不斷的流向城市,農村的勞動力則隨著農戶破產而不斷的逃離農村,農村經濟因此而不斷凋敝;另一方面,導致了高利貸金融資本以及產業資本全面進入鄉村社會。畢竟地主還是要維護和小農的長期關係,而高利貸資本則根本不管。而這兩種傳統農業穩態社會的外部資本力量打垮小農的能力遠勝於地主。它們既打垮了小農、進一步更導致盜匪橫行,傳統鄉村治理方式所維持的鄉村穩態結構隨之徹底破壞。 [43] 

並且隨著傳統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市場化”和“貨幣化”,這也同時讓生產結構出現大範圍的“被動”調整,許多經濟作物開始出現,而這樣的專業化和區域化,對應分散小農來說,無疑是大幅提高了各種風險 。[44] 

關於以上分析,歷史學者張鳴根據許多原始史料所得出的分析則可以提供進一步的佐證:“雖然1928-1937被某些史學家稱為中國近代最有希望的時期,但是中國並沒有在此完成步入現代化順序的過渡,反而日益朝著集權體制的畸形工業化前進……城鄉差別越來越大,有限和可憐的資金都流進了沿海都市,農民陷入商品化的程度越高,被盤剝和拋棄的可能就越大,由國民黨主導的這次現代化進軍,只是再一次加重了農村的破產。”[45]   ……“而農民則被拖入一種畸形的商品化的漩渦之中,比如通過‘經濟作物’鴉片的種植。只有這樣才能換來更多的貨幣以支付捐稅,但這樣的效果卻導致農民和下層勞動者染上毒癮,導致情況更加糟糕。”[46]   

總之,“三農”問題可歸納為經濟基礎領域中的“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淨流出——這似乎是中國在不能對外殖民以轉嫁矛盾的條件下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國際金融資本危機從核心區向中國這樣的邊緣區轉嫁的宏觀環境使然。

(2) 政治方面

根據以上分析,中國的鄉村危機正是不平等發展的典型例證。“不平等的市場擴張通過將農民和土地轉化為半自由的商品,從而瓦解了鄉村社會的社會組織和自我修復能力。”[47]  因此,這樣的影響必然從經濟領域向其他領域進一步延伸。

在杜贊奇的研究中,國家權力向鄉村的延伸和對社會控制的加強是在自覺的現代化過程中實現的,它導致國家政權的擴張和“內卷化”,地方財政陷入惡性循環,似乎只是在養活不斷膨脹的龐大官僚和國家經紀集團 [48] 。這也正是民國鄉村建設興起的時間、背景和原因。

而具體的過程和細節,張鳴教授在《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一書中有大量的史實與分析,作者指出:在清朝帝制解體後,準確說應是清末推行以“地方自治”為標誌之一的“新政”以來 [49] 。“一方面開始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與國家政權建設,特別在庚子以後,帶有一點現代意味的財源關稅也被列強拿走的情況下,推行新政的經費,似乎只能通過直接榨取農民獲得,然而在行政機器效率日益低下的情況下,貿然這樣延伸,勢必還導致行政成本成倍的增加。其間的各種貪污和截留既吞噬掉大部分農民的血汗,更使晚清以來惡化的吏制更加惡化”。 [50] 

張鳴還同時指出,自186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所引發的國家政權地方化以來,各地地方勢力逐漸興起,地方紳權逐漸浮出水面,鄉紳權力不僅大大擴展,而且開始趨於強橫。他們的勢力空前膨脹,從後臺跳到前臺,赤裸裸的掌控著鄉村政治權力,同時這些精英的功利性也大大增強,一方面,他們“在打著現代化招牌的軍事化進程中,原有的民間社會空間受到國家政權的全力擠壓和侵蝕,通過這種擠壓和侵蝕,實現國家政權的擴張,最大限度地將農村的資源集中到國家政權手上,正好借此建立健全了一套全能式的綁在國家‘戰車’上的基層政權體系,無條件地為國家工業化提供所需的一切,以實現所謂‘富國強兵’的目標,與此同時,農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衛以及娛樂的功能大面積萎縮……鄉村社會組織則徹底被淘汰出局,鄉村也喪失了起碼的自我組織、自我調節的功能。”[51] 

另一方面,以上原因導致“傳統的道德權威難以維持,名義上自治機關無所不包的結果,使得它們不得不與地方政權捆綁在一起,借助政府的暴力推行政務;再加上鄉村讀書人中的優秀分子在轟轟烈烈的廢科舉興學堂(比起私塾成本遠高得多的西式學堂,往往只會在都市)熱潮中再也不可能安心於鄉土了,他們被從原本可以留下的鄉土社會中被拉走,否則他們再也不可能出人頭地。就在以上這幾個根本環境的改變下,鄉村精英出現‘劣化’,進而‘劣紳驅逐良紳’可謂顯而易見了……而這樣的地方主義最後終於找到了自己最赤裸也最糟糕的表達——軍閥割據。” [52] 

難怪梁漱溟先生敏銳的指出,他之所以從鄉建入手,而非簡單打倒軍閥的理由——中國危機同時存在於“自毀”與“他毀”!

“所謂自覺地破壞,那就是為外力破壞所引起之幾十年來的民族自救運動。……自救適成為自亂。在這自亂當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強其破壞。……(而這)厭棄與反抗,是中國社會崩潰的真因。引起這厭棄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國文化的真失敗點。”[53] 

“本身無力而過於用力,所以非崩潰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辦新政。”[54]  ……“外力之破壞鄉村尚屬有限,我們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應,自動的破壞鄉村,殆十倍之不止。 [55] 

也即,無論是為了提取更多包括人力和軍費在內的各種資源,還是根據現代化思潮影響下國家政權建設所需完成對基層的進一步控制,此前長期維持農村基層穩定的最低成本“鄉紳自治”制度已經悄然發生著本質和無法逆轉的變化。“那些能夠繼承農業社會道德傳統的‘好’鄉紳,由於不能執行政府對農村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橫徵暴斂,而逐漸退出了農村政治舞臺。” [56] 

同樣重要的是,遍佈全國的自上而下現代官僚和行政體系隨之建立並不斷“完善”與膨脹,也正是“現代化”的需要和想像讓這樣的正規化組織在縣以下各個層面上不斷的自我複製,導致行政和治理成本大幅上升,而如此“現代”成本卻仍將不得不由“前現代”的“三農”全額支付。

這樣的事實與邏輯困境延續到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

(3) 文化社會方面

以上分析中的經濟和政治面向均產生出更為直接的影響,因此也相對容易引起我們注意。但正如卡爾•波蘭尼所指,“導致退化和淪落的原因並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樣是由於經濟上的剝削,而更是被犧牲者文化環境的解體。當然,經濟過程可能為這種毀滅提供了工具,但其毀滅的直接原因並不在於經濟因素;而在於對體現其社會存在的制度設置的致命創傷。後果是其自尊和水準的丟失。” [57] 

十八世紀英國工人的狀態則可以為這一觀點提供案例:“工業化的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它必定會導致傳統生活方式的消逝。這個過程伴隨著異乎尋常的暴力。……苦難的經歷以成百種形式壓在他們的身上,對農田勞工來說是失去公地使用權利、村社民主制;對工匠來說是失去手工業工匠師傅的社會地位;對織工來說是失去生計和獨立性;對兒童來說是失去在家中的勞動和玩耍。對實際收入有所提高的各類工人來說,他們失去的是安全保障和閒暇生活,而且城市的環境在不斷地惡化。……人們失去了玩耍,玩耍的興致也受到壓制。”[58]

而對於中國來說,當西方文化價值的進入並以都市為堡壘確定其主流和“霸權”地位後,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傳統文化隨之衰落、傳統價值失去“信心”,鄉村作為“非現代”和“反現代”的典型,自然需要以現代化“他者”之名而遭到不斷“放逐”。但也正是這種“想像中的‘他者’,正好維持著人們對現代城市各種缺陷的容忍。城市和鄉村在現實中的對立與在文化現象中的補充關係,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下的現代化的必然後果。” [59]

關於文化社會方面的變化,近年來十分強調從文化角度關注“三農”問題並進行鄉村建設實踐的賀雪峰教授曾指出:“農民的主體地位在逐步喪失,人際聯繫解體,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減少。當前農民的苦,苦於正在喪失生活的意義,苦於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苦於人與人的信任在下降和生活方式變化太快。” [60]

也有不同學者則在這樣的文化價值層面進一步提出經常被忽略但卻十分重要的問題,如“無論是科學主義、進步主義,還是消費主義,都在摧毀農民的自信心,給他們一種自卑感,使他們嚮往城市的生活。” [61]“傳統的/原住民的有關發展的知識,備受排擠以至無聲無臭。這種知識的壟斷局面,隨著現代化發展的局限逐漸顯現。”[62]

上海大學王曉明教授則通過假期對中部農村的調查,以見聞故事“白描式”的指出:“三農問題並不僅僅是來自今日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變化,它也同樣是來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變化。這些變化互相激勵、緊緊地纏繞成一團,共同加劇了農村、農業和農民的艱難。”[63]

作為回應,石勇認為,“城市對農村的‘文化殖民’具有一種基於人格不對等的侵略性。它不僅滿足了文化奴役的欲望,使農村的文化生態極端惡劣,而且再次強化了基於城鄉二元體制的‘城堣H’與‘農民’的心理隔離。……這種‘文化殖民’對農民的危害,更重要的在於,它給欲擺脫困境的農民強加了一種精神的焦慮,一種對土地的厭惡,一種對有利於自己生活前景的制度設計的冷漠。它以隱秘的方式瓦解了人們的理性,使幻想中的‘城鎮化’生活與現實苦難的農村生活日益分裂。”[64]

雖然這些觀點不一定直接提到現代化,但它們都是現代化影響下不同形式或不同層面的“後果”。這些來自當代中國田野的調查和思考無疑也是歷史學家們對民國鄉村社會文化分析的某種回聲與延續——“現代化無疑是隱含在農村權力和文化變遷背後的一條主線,現代化過程的拉動,根本性地改變了鄉村的文化與政治地位,並使其法定地處於經濟上附庸和被犧牲的境地。”[65]

而根據《中國現代化史》的分析,“現代化的發展,給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沿海與腹地帶來了一個截然分明的二元化結構……在此之前,中國的城市從來不具有歐洲中世紀城市那種獨立于鄉村的自立性質,城市(只)是官僚和士紳的集中居住地,(但)城市與鄉村、市民與鄉民、商人與士紳具有難以割捨的社會經濟聯繫,其社會心理、風俗習慣雖有差異,卻有著文化上共通的一致性。”[66]

在此之前,中國各階層之間具有相對開放的性質:“通過科舉制,農民在理論上可以躋身於士紳階層;取得功名的士紳入仕之後成為官僚帝國中的一員;官僚告老還鄉之後又重新複歸於地方士紳行列,如此構成一種井然流動的社會關係。”[67]

費孝通先生的分析則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傳統鄉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而且他們發揮作用和工作地方很多還是在原鄉間,並不因為被科舉選擇出來之後就脫離本鄉。這些人物即使躍登‘龍門’,也並不忘本;不但不損蝕本鄉元氣,而且對於根源的保衛和培養時常看成一種責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個成名的人物,接著會有相當長的時期,人才輩出,迴圈作育……。”[68]

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導致“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人生‘正途’被堵塞,整個社會的成就取向發生根本改變。進而導致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社會結構形態出現裂痕。” [69]

行文至此,肯定有讀者會有很多反駁意見,以為筆者要“浪漫化”僵化的“科舉取士”制度,然而這絕對不是以上大幅引文和分析的真正目的。此處分析只是希望以“現代教育”的影響為例,引出更為根本的“方向/趨勢”改變,而不是在“新學堂”數量增長多少倍這樣“量”的層面上進行討論。

正如梁漱溟先生專門指出的,除了那些讓我們耳熟能詳的內容差別外,現代教育與傳統私塾教育的一個重要不同是,前者必須有後者所沒有的單獨校舍、西式教材、通曉現代知識的現代教師、不菲的學費……如果要以上條件通通具備,只有城市和大的城鎮才可能有這樣的教育。而隨著全國蜂擁的“興學堂”成為熱潮,鄉村原有的舊式教育體系迅速瓦解,這讓鄉村教育和人才流向出現了方向性轉變——“所謂新教育便是西洋化的教育,並且是都市文明體系中的一種制度。無論從知識思想,(還是)生活習慣,所以鄉村子弟受教育的那天,便是脫離鄉村的那一天。” [70]

而在《鄉土重建》中,費孝通先生更進行著異常尖銳和猛烈的批判。他認為,正是在損蝕沖洗鄉土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城鄉的“割裂”,那些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鄉村子弟已經回不了“家”了:

“是不願,也是不能。在沒有離鄉之前,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推他們出來,他們的父兄也為他們想盡辦法實現離鄉的夢,有的甚至為此賣了產業,借了債。大學畢業了,他們卻發現這幾年的離鄉生活已把他們和鄉土的聯繫割斷了……鄉間容不下大學畢業生。在學校堙A即使什麼學問和技術都沒有學得,可是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卻必然會起重要的變化,足夠使他自己覺得已異於鄉下人,而無法再和充滿著‘土氣’的人為伍了。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即使肯屈就鄉里,在別人看來也已非昔比,刮目相視,結果不免到家堻ㄕ角F個‘客人’,無法住下去了……”[71]

由此才能解釋,為何無論是梁漱溟、陶行知,還是毛澤東、費孝通幾乎都從不同方面對現代教育所可能產生“不洋不中”、“不城不鄉”及“人財兩空”的後果進行毫不留情的抨擊。

(4) 中國近百年史,一部鄉村破壞史

以上分析,之所以要分成不同的三方面,主要是為了突出和強調一些在單一 經濟(增長)決定論影響下常被忽略的面向。正像波蘭尼所提醒,“任何力量都 不能像經濟主義偏見那樣有效地模糊我們的社會洞察力……恰恰是這種對剝削 的強調往往使得更重大的文化‘退化’問題逃離我們的視野。” [72]

然而就像梁先生所指出的,“中國問題原來是混整之一個問題,其曰政治經 濟文化三問題者,分別自三面看之耳,並不是當真有分得開的三個問題。” [73]

正是這些不同面向的互相形成與相互轉化,讓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去逼視梁先生在70多年前那個充滿爭議,但卻振聾發聵的總結:“一部中國近百年史,從頭到尾就是一部鄉村破壞史。”[74]

作為進一步的辨別和說明,梁先生說道,“任何社會堶情A鄉村都是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我們不能說任何社會史都是鄉村破壞史。說作鄉村破壞史,必須在這一段歷史堶情A鄉村破壞成了一種趨勢……並且鄉村成了絕對犧牲品。” [75]

根據溫鐵軍教授的最新總結,“‘三農’問題是國家工業化形成城鄉二元結構 的制度成本,其制度收益已經被完成了內向型積累的國家工業化及其主要載體——城市所獲得,但成本卻往往由已經為工業化原始積累做出巨大貢獻的‘三農’所承擔。即“三農”問題會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而愈演愈烈。” [76]

但更重要的是,這似乎是“後發現代化”之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普遍困境,越是在資源短缺條件下快速形成工業化,其由弱勢群體和“三農”所承擔的代價就越大。

並且如前文所述,如此“代價”已非“一筆付過”的“創業成本”。相反,正是需要“三農”從頭到尾、徹頭徹尾的為現代化“輸血”,才能支撐起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夢想”。如此“輸血”直至“三農”耗盡自身,它表面上似乎正合某些“消滅農民”論者的下懷,但別忘了,如果沒有數百年血淚殖民、史上最大規模的世界大戰、迅速消失的自然資源與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暫時性的代償”了這些“代價”,人類歷史或許早就煙消雲散了。

也即,現代化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衰落農業、減少農民為基礎的,這是現代化進程的內在要求。所謂“三農”問題,不是“農”自身存在問題,而是現代化的推進將其變成問題。

另一方面,正如羅榮渠先生所指出,“現代化並不是一個單向的歷史過程, 而是外部刺激與內部回應兩者相結合的過程。”[77] 這也正是上文所嘗試強調—— 近代以來的“中國危機”實際包含著“自毀”和“他毀”,同時還包含著更深層 次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秩序改變。

因此,我們不能完全同意西方主流漢學影響下類似於“閉關鎖國、落後挨 打”及“衝擊—反應”這樣單一的“線性”躑z。關於這點,梁漱溟先生對所謂“內—外部”的獨到理解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更為複雜但卻不“去脈絡化”的思考。

通常人們詬病梁先生沒有看到鄉村內部的矛盾及剝削問題。 梁先生一方面正面回應:“鄉村社會的內部,雖然不是全沒有問題,然而鄉村外面問題更嚴重——就是整個鄉村的破壞。所以我們現在必須看鄉村是一整個的,至少我們於中國社會多數鄉村,是必須如此看法。” [78] 與此同時,他還大大拓展了我們一般對“外部”影響的簡單理解。他認為,所謂“外面引發”共有三個不同的層面:“1、受外面的壓迫打擊,激起自己內部整頓改造的要求;2、領會了外來的新理想,發動其對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3、外面勢力及外面文化實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將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渦來,強迫地構生一全新的中國問題。”[79] 

就是說,此處的“外部”影響,絕非簡單的外敵入侵或產品傾銷,即不是一 種“直觀上”的帝國主義,故影響方式也不只是“衝擊”,而是互相誘發,緊密互動。因此其解決也不可簡單照搬“西方中心”思維下的現有辦法。

這也一直是鄉村建設作為本土運動並嘗試真正建立充分“主體性”的基本前提。

三. 作為“社會自我保護”的鄉村建設

正如大衛•哈威在《希望的空間》中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並非是一個單一的歷史進程,而是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因此也充滿了轉變的希望。雖然一方面,“各種躑z及現代性邏輯所具有巨大遮蔽力和吸納性的權力話語,結合著傳統的政治權力,十分有效地阻斷消解著任何另類文化和表達的空間和可能。”[80]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現代性是一個存在著內部衝突和張力的結構,所以,很多對於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恰恰可能從現代性自身中孕育出來。”[81] 

而前述分析已經參考引述的波蘭尼,其所謂“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82]  ”的獨特視野更可以讓我們得到啟發:雖然百年中國已經產生了各種影響深遠的變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破壞,同時它也將催生出中國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

只有帶著這樣的視野,我們才好理解為何在80多年前,在中國各方面普遍危機的時候,既有傳統儒家士紳,也有受“西學”影響的“洋博士”,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創歷史般地集體離開書齋、大學講壇和舒適的大都市,自發形成一場初具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並認為這樣做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83]

而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調查,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後設立的各種實(試)驗區有1000多處 。[84]

80多年後,當中國展開舉世矚目的市場化激進改革並因“中國崛起”而重新成為世界焦點,似乎與自己歷史上岌岌可危的“沒落”帝國形象完全相反,可當代第二波的鄉村建設卻在民間再次“出發”,在“解構現代化”中反復提出“我們到底要什麼?”[85] ,回應著與當年似乎相似的問題:例如,農民地位及主體性、精英知識份子與大眾、城鄉關係、農村改革(教育/醫療等)方向、對知識(理論)/精英文化反思……,並在新時代中增加了“生態危機”等新問題。

這樣一場民間發起的當代鄉村建設不希望讓農村成為拉動內需名義下城市資本的“避難所”,也不是讓農村成為“有閑階級”和城市“中產”的美麗鄉愁所在或者現代化的另類“修飾”,它們更不希望以此附庸出對現代社會來說絕對必要又似乎有效的道德姿態。新時期的鄉村建設以實踐與反思對“現代化”提出不同程度上的質疑,在解構的同時完成可貴的建構。

1 救濟鄉村?鄉村自救?

在媒體的視野中,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或當代鄉村建設運動從一開始就充滿著“傳奇”,許多媒體都以那樣的一個故事為開頭——2003年春節,溫鐵軍時任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雜誌社編輯劉湘波與邱建生帶大學生們去河北定州翟城村調研,因為恰值大年三十,大學生們即興在所住農家寫了一副春聯:“平民教育誠可嘉,鄉村教育慨而慷,(橫批)繼往開來”,這副春聯很“偶然”地被村黨支部書記米金水看見並引起了注意,雙方一拍即合,決心在翟城重續晏陽初的夢想…… [86]

不僅平面媒體對這樣的情節進行了大量的複製與再生產,很多電視臺“紀實”形式專題片或紀錄片都要重新“再現”這樣一個戲劇性場景,編導們重新刷上墨蹟未乾的對聯,可謂用心良苦;觀眾們更看的“如臨現場”,更可謂“效果”不俗。

當然,這樣的情節和表達方式本就無可厚非,但當媒體們反反復複地“選擇性”強調,似乎更預告著鄉村建設的“故事”性質,而這個運動得以發生,似乎就源自不同地域和背景下知識份子與農民的“偶遇” ……[87]

可實際上鄉村建設運動的由來,則絕不像媒體演繹下這般的簡單化、戲劇化和扁平化!以上“偶然”效果無意間遮蔽了更大的事實:“三農熱”是社會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所形成的普遍關注與社會參與,如此“偶然”及後續行動只是它的產物而非原因本身。

根據梁漱溟先生前後思考撰寫多年並多達 400多頁的《鄉村建設理論》之分析,鄉村建設既產生於“各種救亡圖存而要求社會積極建設思潮”之中,也因為 當鄉村破壞成為主要趨勢而激起“救濟鄉村”和“鄉村自救”的不同努力,更源自當千年社會秩序崩潰,但新秩序尚未確立下,某種尋找第三種力量重建社會構造的努力 。 [88]

無論是讓今天的我們聽起來略顯悲壯的“鄉村自救”,還是讓行動者似乎擁有道德光環的“救濟鄉村”,在梁先生對鄉村建設的緣起分析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其可能會是直接的引發因素,但其又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也無法通過它們去把握鄉村建設的真正意義。因為不管是“被救”還是“自救”,都可能因為“救”的緊急性與臨時性而取消我們對發生鄉村建設時整個中國社會近乎全方位轉型的關注,而且這樣的分析,很容易讓我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將“鄉村”議題從整個中國和文化全局中割裂出來,而“放過”更為核心關鍵的問題。

而且,如果我們還是停留在“救”的態度和方式上,它可能恰恰事與願違的把鄉村往深的絕境“逼”。正如梁先生充滿洞見的指出,“在近百年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固然直接間接都在破壞鄉村,即(使)中國人所作所為,一切維新革命民族自救,也無非是破壞鄉村。”[89]

如果沒有新的思路和立意方法,“救”不僅可能不是解決之道,反可能正是問題本身。

2 理想主義?現實主義?

這樣一場“逆”潮流而動,但卻又被嘗試賦予超越“救/被救”意義的行動,其被指為“理想主義/空想主義/烏托邦”,似乎是必然的。

而梁漱溟研究專家艾凱十分富有挑戰性的分析卻讓我們暫時改變那些似乎邏輯成立的“偏見”:“梁漱溟對於自然絲毫沒有那種近乎泛神論的敬意,也沒有作為西方平均地權論特徵的那種審美的田園之樂。……他認為鄉村建設的目標是要實現都市和鄉村的相互轉化,而不是遠古時代那種道家式的烏托邦。”[90]

而梁先生本人,則毫不掩飾的直言,“不是我們選擇最理想道走,而是其餘這一方那一方都橫欄豎截杜塞不通。”[91]

與之呼應,同時作為經濟學家及當代鄉村建設的核心領導者,溫鐵軍教授也不無“遺憾”的提醒道:“一戰”以後,中國還以為可以在巴黎和會上獲得應有的尊重和“戰後利益”,但殘酷的現實封住了這條路。即,不能參與世界勢力範圍的重新瓜分,內部矛盾開始激化,中國沒“戲”,西方列強已經關門了,才是鄉村建設開始產生的宏觀前提之一 。[92]

而根據學者老田的論證和分析,“基於農村不可能在現行的政治經濟體系堶推簳足夠的外部資源,中國農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其滿足方式就必然要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下尋找解決路徑,因此農民就不可能照搬以高資源消耗為基礎的西方現代化方案。”[93]

所以,比起那個讓全世界大多數人或9億中國農民都可以過上美國人現在之生活方式的“現代夢”,哪個更為“烏托邦”呢?

然而,僅僅這樣的反問,似乎只可暫時性的“擱置/替換”了一些同樣關鍵的問題,我們如何可以進一步坦誠的“直面”那些運動內部的“不現實”因素?如此自我要求並非對“對手”的屈服,而是讓我們清醒看到: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代,無論是鄉村建設、還是其他的“另類”運動,在一個“反的政治”主流邏輯堙A走出一條與“對方”不同但又不以“對手”為反身定義的第三條道路,是如此需要勇氣、智慧與堅韌!

首先,我們需要看到並認同鄉村建設實踐中豐富的“差異”,而這個差異既不是庸俗的派別之爭,也不是組織意義上的“分裂”。正如梁先生在很多人質疑為什麼鄉村建設“這麼散”、不能形成“合力”?他回應道,“鄉村建設運動遍於全國,卻非自一個中心擴大起來,而是先後由各地發動的;彼此見解互相接近,而不無出入。”[94] 他認為這正是鄉村建設需要做的——眼光向下,而不是向上,著眼社會,而不是問鼎政治;也是他理想的鄉村建設之可以與主流政治組織所強調“集中/規模”進行區別的“活力”所在。筆者認為,這正是出身“亂世”並對“城頭變換大王旗”“最後的犧牲者,還是農民!”有著徹悟的他能夠達到的另一種境界。而這與印度聖雄甘地的偉大“空想”——“鄉村共和國”遙相呼應。

但這樣的“在地化”絕不意味著單方面的“自我孤立”,它帶出我們同樣需要的另一種警惕——防止將鄉村抽象出來,以將鄉村、農民或農民的生活方式“本質化“,並進一步“審美化”!

因為,長期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現代化和當前迅猛的全球化浪潮,已經讓“三農”不可能外在於這樣的“大局”之中;近乎徹底滲透到每一個村莊的主流文化更讓無數“農村居住者”心甘情願和發自內心的厭棄生養自己的村莊、鄙視那充滿“土氣”的生活方式,恨不得儘快逃離那個“落後的”地方。

在這樣的基本條件下,用一種“外來人”的角度和“浪漫化”的說法去讓“本地人”堅守“原生態”和“田園之美”,且不說如此純粹的以“文化”解決/改變“文化”是否有效?這種由“自我”出發以想像“他者”的“要求”難道不會成為另一種定型化的“偏見”?

正如有分析指出,“不管是將城市與鄉村分別躑z為‘有缺陷和美好的’,還是躑z為‘文明的與落後的’,都陷入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中,根本無法解決城市與鄉村任何一方的問題,因為它們都承認了現實中城市與鄉村的分離,並把這種分離作為思考問題的前提。”[95]

因此我們需要堅持鄉村或農民本位,但卻同樣要拒絕某種程度上的“鄉村主義”。

3 鄉村建設,建設什麼?

據梁漱溟先生所指,“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故需著眼整個中國問題,其實乃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96]

而這一“重新構造”是什麼?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回答中國問題在哪里?

根據這位元鄉村建設實踐自己所“產生”的理論家獨特的角度,他意味深長的說:“有人說中國問題出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又有人說是‘貧、愚、弱、私’;這兩說都不正確。前一說好像中國此刻就多了這兩樣東西,去掉這兩樣東西就好了;後一說又好像中國此刻就在乎這四樣缺乏,添補進來就發了。(然而),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係,而不是一一具體事物。……人生下來一絲不掛,可說最貧不過,但未聞有以為問題者。……今日中國不是貧的問題,而是不能富的問題,是貧而益貧的問題。”[97]

“軍閥不是秩序……不成秩序之軍閥制度固革命的產物,非革命物件矣……其只是消極的存在,完全有待於新的秩序起來以代替之。”[98]“若僅將這些問題看成是平鋪並列的,隨從那處入手皆可解決中國問題,則是糊塗。” [99]

因此,梁先生認為要有更根本和整體的思路,這樣的方案當然要依靠“建設”,但所謂建設,不是建設旁的,是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可這個禮俗決不是我們後來人望文生義的表面誤讀,它當然不是鞠躬作揖這樣的技術性禮節 [100],梁先生賦予它十分豐富的可能內涵——“新社會、新生活、新禮俗、新組織構造”,但核心要義卻應該是一種更能同時適應當時代與鄉土社區的生活方式與秩序 。[101]

而原來的秩序之所以破壞,則因為承載民眾習俗及秩序的載體首先發生了變化,所以鄉建首先要嘗試重建這樣的載體。它的形式可能是多樣的,在梁漱溟的鄒平試驗區,其可能是村學、鄉學;在晏陽初的定縣試驗區,其可能是“表證農家”、“導生制”;而在陶行知各種“生活教育”試驗中,卻可能是“小先生制”、“工學團”……

那這樣的建設為什麼選擇鄉村為主要的切入點或“試驗”空間?

因為根據梁先生的分析,“中國這樣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並以村社聚居為主要生活形態的國家,仿佛是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如果求組織,若組織家則嫌範圍太小,但一上來就組織國,又未免範圍太大;所以鄉是一個最適當的範圍。……為團體主體的多數人既都在鄉村,所以你要啟發他自動的力量,啟發主體力量,只有從鄉村下功夫。”[102] 並且“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並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 [103]

並且從當時的各方面情況來說,農業較工業更有基礎,而當時的工業則是 “外無市場,內無資本 ”[104],並且對於梁先生理想中秩序的恢復和重建,當然鄉村比起都市更有“根”,因為鄉村相對于城市更保有相對完整以承載傳統文化/秩序的生活方式 [105]。總之,既然鄉村建設非簡單的只是建設鄉村,那麼立足鄉村,也自然可以著眼全國。

正是這樣的多重考慮,讓我們對鄉村建設的內涵可以有更豐富的理解,也因此梁先生才說,“故我們的運動,不稱農民運動,而稱鄉村運動;不稱鄉村教育,而稱鄉村建設。既可以表現鄉村的整個性;又可以表現工作積極的建設性;更重要的是表現靠鄉村自身的意思。……農民要隨著鄉村建設而抬頭,鄉村要隨著農民抬頭而建設,兩面輾轉迴圈,向前推進。” [106]

4 鄉村建設的具體內容[107]

歷時十年以上、數百團體參與行動的鄉村建設實踐無疑是很難簡單概括的, 因為筆者較為深入的參與當代鄉村建設實踐, 該團隊曾經共同總結了鄉村建設的三個方面(3P),它在一定意義上似乎也可以涵蓋歷史鄉建的主要內容,在此嘗試以此為基本框架進行簡單歸納 [108]

(1) 人民生計(People’s Livelihood)

鄉村建設關注和工作的物件一直就是社會基本組成的鄉村社區與普通民眾,故主要領域也應為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方面。從歷史上鄉建前輩們教平民認字、刷牙,一直到現在我們正在推廣與農民生活、健康密切相關的生態建築、衛生廁所、常見病預防、生態農業等。

而這些,大體可歸結為“人民生計”。只是在這堙A“人民”不等同於“個人”,它將考慮更多社區和團體的因素。“生計”也不等同於“技術/財富/經濟收入”,後者正是目前主流社會所不斷強調的,但“生計”除包括這些方面外,更重要的是強調一種“好的和可持續的生活”。因此,它需要建立在農民收入和資源分配有限的基本前提下,並且充分保持“可持續”的生態視角——正如前文分析,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和“無言”的大自然(農業生產環境),本來就作為各種危機和成本的首選“轉嫁”物件,其處境在當前的全球危機相互“疊加”與“轉換”面前將更加脆弱 。[109]

結合歷史和當代來說,比如:“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科學”,而當年的晏陽初先生沒有滿足於概念化和精英化的“科學”,提出了“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將其請下了神秘而又高高在上的神壇,以便農民接受掌握。現今,農業技術仍然需要簡單化,但又不能只是簡化。如我們所見,今天大多數的現代農業技術確實得以簡化,以致農民可以習慣並依賴于種“懶漢棉”和“衛生地”,但這卻又有可能引發出另外的更多問題,在“方便”的同時,水源污染、昆蟲“抗藥性”越來越強,各種怪病也隨之出現。而在這看似“方便”的背後,則是被開發商和市場所壟斷控制的技術,它讓越來越依賴于此的農民不僅無法真正的參與掌握其技術核心及成本支出,更不得不為此而付出最為寶貴的資源和健康。

所以,人民生計從來不排斥技術,相反還努力的尋找更多適合的技術。只是這樣的技術和“謀生之道”是真正有利於社區凝聚力提高,對生態環境友好,拒絕少數人壟斷以及普通農民可以參與控制的

這就是為什麼當代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所試驗推廣的鄉村生態建築除利用一些本地生產(減少運輸耗能)、可回收的生態建築材料外,同樣強調“專業下放”——將建築知識“平民化”、使用簡單工具與技術,同時還結合農民合作組織(鄉村生態建築專業合作社),以有效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參與和組織。

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生產生活與可持續之有機結合,以及使需求與生產、適度規模與“外部性”朝有利於“三農”和生態方向的動態平衡,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人民生計”的豐富內涵。

(2) 組織合作(People's Solidarity)

“三農”問題雖然矛盾錯綜複雜,可從歷史至今,如何讓紛紛外流的“三要素(勞動力、資金、土地)”逆向回流則是最為關鍵的出路。

對於市場化進程加速後的當代來說,一方面是“原子化”的個體小農無法抵禦市場風險及已漸成規模的資本集團之競爭。另一方面則是社區凝聚力越來越難以建立,鄉村公共事業多陷困境。針對如此現狀,鄉村建設所強調並實踐的一個基本思路是促進農村社區內部各種形式的組織與合作,恢復/重建讓社區成員走向協作的機制與平臺,通過“互助”實現“自助”,以重新“啟動”農村。如利用經濟合作社解決過多流通利潤被“中間商”佔有和儲蓄資金外流的問題;利用婦女協會解決社區內部的家庭糾紛及社區文化生活貧乏問題;利用老年人協會解決社區養老及道德倫理等“非正式秩序(具有低成本等特點)”失效問題;利用學習小組解決各種經驗(如農業技術、家庭教育等)的交流分享問題;還可利用這些組織本身的內部監督解決“生態農業”的外部監督成本過高問題……

如果我們認真研究整部鄉村建設歷史,將會發現無論是晏陽初、梁漱溟他們開始組織並延續至今的農村經濟合作社、資金互助合作社(金融互助)、鄉村文藝隊(民眾戲劇),還是當代重新開拓的“城鄉互動”、“社區支持農業(CSA)”、“城市消費者合作社”……這些都是在不同條件和環境下開展的“組織化”努力。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組織既是手段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同時也是目的之一。因為擁有“社區感”的新生活方式和更為低成本的良性鄉村秩序本身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進一步說,“理想”的合作組織也是某種產生“新可能性”的保障及可能載體,它某種程度上以“社區的力量”和自我管理的“低成本”嘗試糾正上文分析中“現代化”下移給鄉村所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

當然,就像我們在實踐中反復聲明和強調的,合作組織不可掉入“形式主義”的陷阱,不可“窄化”的理解為這是某一種具體形式的“合作社”。現實問題與各地狀況如此複雜,並且前後左右還存在各種不同的阻礙或改變合作組織方向的力量存在,而每股力量的背後則是強大的利益或權力格局。如果我們忽視這樣的基本限定,天真的堅持“一合就靈”和“萬靈丹/狗皮膏藥”般的“合作社神話”,無疑是另一個十分有害而又充滿誘惑的危險

而事實上,在合作組織的培訓和後續指導 [110] 中,雖然我們不斷提醒甚至警告學員不去碰那些不合作也可以“幹得了、幹得好、幹起來也合算”的事,合作社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但仍然有一部分學員碰的“頭破血流”,這既可以理解為新事物發展的可能遭遇,但也反映了當前農民合作的某種困境——即使我們完全不談,經濟領域(特別是我們不鼓勵的“生產中”)似乎也是農民對“合作”所發生最容易和直接的“想像”。

可是,筆者也不完全同意一些老師和同行們對當前農村形勢下合作空間和收益的徹底否定與質疑 [111]。一方面,既然“三農”一直承擔著國家崛起的部分代價,有條件之後的政府有義務“反哺”農村,而承擔積極健康農村組織的初期成本應成為政府“新政”“投入產出比”較高的一種做法。政府同時應該在此基礎上,放開或“讓出”一些較容易產生盈利的領域,以讓這些組織有條件的實現自我運轉。雖然目前這方面還不理想,但也正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輕易的徹底放棄。另一方面,真正有活力的合作組織,應該要培養並具備自己的眼光與判斷力,在已有的有限條件下以最低成本尋找最適合的形式,最重要的是能讓社區成員自己形成這樣的“主體”,而不是被某種寬泛的說法或原則所限制。

同時,作為外來者的我們也需要自省:在當前大的外部環境下,包括合作組織在內的任何一項提高“三農”地位的做法,從來都需要付出艱巨無比的努力、妥協和耐心,其意義和價值本來就是在各種“限定”下尋找突破。我們既要清醒的看到各種做法所可能存在的問題與限定,但也不能迅速的轉向“實用主義”的主流邏輯和靜態的分析方法,而以“研究者/代言者”為中心/主體,抹殺不同農民和社區中十分豐富和多樣的合作需求、資源與可能性

而且,在這樣的全球化和“開放社會”環境堙A單向的強調簡單“脫鉤”是否現實和可能?因此,我們才不只單純的推動農民合作,同時還需“見招拆招”、“得寸進尺”的爭取村級綜合農協合法化與城鄉互動;並在“合作組織”收益可能被“精英俘獲 ”[112] 的顧慮下,同時連接“社區經濟”;目前在城市所開展的城鄉互動也絕不是以掩蓋差別為目的之“融合論”,相反,而是通過這個過程讓“消費者/城市”進行反省,並鼓勵他們在城市這個新的限定和條件下開創新可能。

(3) 多元文化(People's Diversity Cultures)

這婼穻h元文化,不是一般相對主義意義上的“多元論”,而是更有針對的挑戰那種以都市和消費為中心的“單一文化”——那似乎是這樣的一種悖論:文化現象看似“豐富”的背後,是步步為營般文化資源的枯竭和功能的喪失。

如何能夠宣導一種新的文化,一種真正與大眾生活高度相關、活的、為大眾服務的文化。一種受眾、形式和功能都全面多元的文化,而非那種僅以消費為導向、以社會精英為主要消費對象的“享受型”文化。這也是鄉村建設在文化層面上的努力方向。

而要讓以上批判真正有力,則必須對文化進行重新理解。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文化是指一個團體為了適應處境所形成的一套生活方式 [113]。如此,就解放了我們對文化停留在技術(或文藝生活)層面上的狹義理解。既然是生活方式,那當然不能與經濟割裂開來,這就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們在討論“合作組織”時“要文化?還是要經濟?”“文化組織可行?還是經濟組織走得通?”……類似的對立與緊張。因為對於鄉土社會來說,文化既可以是發展經濟和動員社區的手段,也可以就是經濟本身。——如果文藝活動及新生活方式能給我們帶來快樂和健康,省下的醫療消費不也是新的“經濟增長”嗎?所以,既沒有離開經濟的文化,也不應有離開文化的經濟,它絕不能因為要成為學者想像中“模型”的需要而削足適履。

至於為什麼要強調文化?梁漱溟先生則認為,“鄉村建設實際上大部分都是經濟建設,不過,單從經濟上做功夫,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利,不是不能講,但要在這一面講才行。淺薄的功利思想、反乎倫理的個人主義,只是讓中國人精神更受傷,更氣短,更壓迫得喘不出氣來。”[114] 因為無論一種新的價值,還是適合當代鄉村社會的新秩序,都需要文化讓其逐漸“生根”,並且其也是重新利用起鄉土社區非正式資源(血緣地緣關係、熟人社會/半熟人社會),以低成本形成社區治理的重要載體

而且,文化“戰場”的開闢,也是為鄉村建設爭取更多“自主空間/主導權”的重要領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農民的命名與工人一樣,是一種現代的發明,或者說農民和工人一樣都是現代性躑z的衍生物。”[115] 而在現代化進程中,與工人階級或“現代人”相比,農民很多時候都被認為“保守、分散、落後,小農意識……”,即使在畢生獻身鄉村的晏陽初先生那堙A也是充滿貶義的“愚、窮、弱、私”式歸納。而對於當代似乎略為高明的一些分析中,農民要麼成為革命的“動員對象”,要麼只是革命成功後的“被犧牲者/被騙者”……總之,他們似乎一直都是被“命名/指認”的“被動”物件,而這樣充滿“刻板化”定型偏見所形成的“常識系統”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理與分析,反而因長期的文化影響,而逐步內化為“被躑z者”的某種“自我認同”。

上述方面既是我們從事鄉村建設實踐的三條主線,也是理解和認識這一實踐的三個不同角度,更是我們所面對的三類具體問題。之所以英文歸納為3P(People's),因為無論是話語還是操作層面,這三個方面隨時可能因為各種誘惑和主流吸納而偏離方向,不斷強調People's,是為了讓我們隨時對該事件的行為與受益主體保持清醒與自覺

當然,它們絕非孤立存在,也不可偏廢一方,將三者盡可能結合起來加以思考和實踐正是鄉村建設的工作思路與方法。

5 鄉村建設的定位與核心價值

通過以上各層面的論述,筆者嘗試做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鄉村建設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超越現代化意識形態而延續至今的一種社會運動,是一個原住民人口大國的“三農”在追求快速現代化發展而被迫承接“負外部性”以及傳統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崩潰的雙重影響下,知識份子與農民結合起來嘗試在外部環境與資源約束下,尋找非主流現代化、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努力,以及因此而與各種困難和限制鬥爭的過程

是故,中國鄉村建設正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在追求現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產物與對應物。其同步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一定意義上可看作某種“另類現代性”,它的內部及其與主流現代化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張力與衝突。因此,它同時在社區本土、民族國家和世界體系這三個層次的脈絡進行著回應、反抗與互動。

就像恩格斯所認為的:“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餘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116] 在資本主義及各種論述內部,“三農”問題始終無法很好的被回應與內在包容,故被派定為一個邊緣化的位置,只能模糊的指稱為“落後/拖後腿”進而以“他者”的身份進行“轉移”與改造。農民更是被線性進步的歷史觀排斥在歷史之外 。[117]

可不管怎樣,農業作為人類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條件這一前提仍需被正視。因此在資本主義邏輯內,一方面通過外部殖民或不合理的世界經濟體系以轉移農業生產壓力及現代社會所產生的過剩人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把希望寄託在“化學農業”、“石油農業”與“生物農業”所帶來的新增長,然而,這些又十分現實的遭遇到“能源危機”、“環境危機”和“人類安全”等諸多限制

因此,鄉村建設的主要努力即希望改出資本主義體系與現代化發展路徑以及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進而緩解其對“農民權益、農村治理、農業可持續(即‘三農’問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雖然,鄉村建設總體上強調“建設性”的態度與“改良”的行動,但實際卻一直對主流發展模式、現代知識生產體系、“冷戰”前後“二元對立”的社會思維進行著軟性的另類“反叛”和對抗,不僅希望而且嘗試在現代社會各種危機不斷加劇的壓力下,尋找“另類”的發展道路。

所以,鄉村建設代表的不僅是非暴力的積極進取,而且是廣泛合作的進步力量;它包括所有站在被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邊緣的弱勢群體一邊,為尋求減少被剝奪的“另類”發展而採用的各種建設性行為!

結語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千家駒先生在《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中曾經猛烈的批判道,“倒行逆施的開倒車運動固然行不通;自作聰明的獨創一格也為時勢所不許。我們不是向左,便是向右,中間是沒有第三條路的。”而梁先生則在數年後堅定的回應道,“這是為適應中國問題,有其必要,非有意標奇立異也。” [118]

類似“張力”在鄉村建設實踐中處處可見,因此本文才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主流鄉建論述中的“好人好事”與“取消問題”式簡化解讀與處理方式。而將鄉村建設與現代化及“另類”道路的探索與困境相結合,“跳出鄉建看鄉建”,希望可以更為準確的加以理解和定位。

然而這樣的嘗試無疑困難重重,作為“80後”和被命之為“後革命/獨身子女一代”,雖然長期參與實踐,但筆者所成長的基本環境卻是——以“西方中心主義”和現代化意識形態互為參照;“強者邏輯”的現實取捨更不無優越的在隨時昭示著一套更為流暢美感的“歷史書寫”。雖然我們可能已經認識到,與現實中的“農民”一樣,鄉村建設運動也難以逃脫被主流邏輯所表述和任意“刪改”的困境。然而,即使這樣,現實社會中的我們真的能夠有足夠的自信和資源去“想像”多樣可能性的存在嗎?

無論是梁漱溟先生,還是當代鄉村建設實踐者,從來不是簡單的“反”現代化。因為當全世界都以現代化為基本主題,並讓災難深重的中國在此名義和理由下足足挨打了100多年,我們當然需要尊重先輩們各種十分不同的可貴努力,現代化或許正是這樣一個鼓舞人心的“符號”。但本文所希望引起注意的是——不論是歷史上隱約提出的“另類現代化”,還是當代之“解構現代化[119] ”努力,我們都需要置身更為複雜和動態的脈絡下,並盡可能以新的視野從“弱勢者/犧牲者”的角度重新看一遍,既在方向層面上發出應有的質疑和挑戰,更進一步反思支撐那些“常識”的參照系統。

在今天看來,歷史鄉建的一些方案和主張,可能尚有讓“後見之明者”略顯好笑、嗤之為“盲目樂觀/誇大其詞”甚至“幼稚”的地方。畢竟那不是“神話”般的“預言”,我們也不應該對類似民間性質的試驗運動有過高的要求,而將自己的全部期待“打包”給一個可以任由評說的“他者”,不管成功還是失敗,它似乎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舒緩那些困擾自己的“問題”或“不安 [120]

而今天,我們似乎很習慣於說“局限”。與其是通過嚴肅的分析而讓我們承認任何事物都逃脫不了的“辯證法”,不如說更多是為了突出或強調那些“超脫局限”而存在至今事物的某種“合理性”。“對錯是非”此時已經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為什麼我們會很輕易的這樣說,並且同樣容易接受這樣的處理方式?

“言說者”似乎自認為所身處的歷史是清晰、“線性”和界線分明的。而且那麼多年前的過去可以讓我們“免疫”於當年所提出或尚未提出的各種困境,然而歷史卻絕非如此的簡單,中斷數十年的兩波鄉村建設相互呼應。可見,“後見之明”似乎可以讓我們更加理直氣壯與自視高明,但也可能掩飾著更多的陷阱。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建設不是一種先在的預設和理論的俯瞰,而是一種在地的實踐,深刻的體認和自我的反省。

 

注釋

[1]  本文資料收集、觀點形成和修改討論中得到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指導與啟發,筆者近年來的學術、讀書和思維訓練則是在香港嶺南大學許寶強和劉健芝兩位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的,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各位鄉建同仁近十年並延續至今的實踐工作更是該總結反思的最主要動力與素材來源,在此深表謝意!但本文文責自負。本文尚只是筆者及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研究團隊的部分階段性產出,一些內容還只停留在提綱階段,拋出以供批評討論,更多成果將陸續發表。

[2] 潘家恩: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執行董事
  
  潔: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研究生

[3] 根據學者對近二十年來相關研究的綜述,認為大致可分為三類:1、“大肯定,小否定”;2、“大否定,小肯定”;3、“成敗不定”。參見何建華、於建嶸,《近二十年來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研究綜述》,《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5年第3期。

[4] 何建華、於建嶸,《近二十年來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研究綜述》,《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5年第3期,該觀點轉引自中央教育研究所宋恩榮研究員。

[5] (美)艾愷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頁。

[6] 曹錦清,《“三農”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載于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年,上海書店出版社,第21頁。

[7]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60頁。

[8] 康曉光,〈“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載於:錢理群、劉鐵芳編,《鄉土中國與鄉村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9頁。

[9]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995,第2-3頁。

[10] 同上,第24頁。

[11]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482-484頁;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48149390頁。

[12] 同上,第505頁。

[13]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995年,第18頁。

[14]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2008年,合肥:黃山書社,代序第37頁。

[15]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頁。

[16] 曹東勃,〈現代農業的困惑〉,《讀書》,2010年第5期。

[17] 溫鐵軍,〈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選自《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薛毅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18] 許寶強,《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93頁。

[19] 溫鐵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邏輯——發展經濟學閱讀討論提綱》,未發表文稿,2004

[20] 楊念群,《“危機意識”的形成與中國現代歷史觀念的變遷》,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21] 孫立平,〈關注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的新變化〉,《社會科學論壇》2004.1

[22] 參見香港學者馬傑偉《酒吧工廠》中的分析,意指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完成了西方幾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因此,當前的現代化同時還摻雜著很多“前現代”及“後現代”的因素。

[23]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5頁。

[24] 同上,第231頁。

[25] 張旭東,《幻想的秩序——批評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學話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序言。

[26] 路愛國,《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2009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5/81851.html

[27]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28] 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台三村五論》,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116-160頁。

[29] 阿堣•德里克,《世界體系分析和全球資本主義——對現代化理論的一種檢討》,引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30] 張樂天著,《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緒論第2頁。

[31] 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200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53頁。

[32] 汪暉著,《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45頁。 

[33] 可參考溫鐵軍教授關於“三農”問題的系列中英文文章

[34]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2009 ,中國經濟出版社,第35 頁。

[35] 同上,第51頁。

[36] 卡爾·波蘭尼著,馮鋼 劉陽 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6頁。

[37] 同上,第81-82頁。

[38] 湯普森著,錢乘旦等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譯林出版社,第247頁。

[39]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2008,合肥:黃山書社,代序第27頁。

[40] 參見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995,178-182頁。

[41]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2009,中國經濟出版社,第137-138頁。

[42]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2009,中國經濟出版社,第95、128頁。

[43] 參考自溫鐵軍教授200710月在人民大學研究生課堂演講《民國時期鄉村建設的背景》;溫鐵軍,《三農問題與世紀反思》,2005,北京:三聯書店。

[44] 溫鐵軍,《我們還需要鄉村建設》,《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45]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2001,廣西人民出版社,第104頁。

[46] 同上,第56-57頁。

[47]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120頁。

[48] 呂新雨,《鄉村建設、民族國家與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研究綱要》,選自《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黃平主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

[49] 詳細分析參見:張鳴,《新政陰影下的村政》,載於《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2001,廣西人民出版社,第44-51頁。

[50]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2001,廣西人民出版社,第50-51頁。

[51]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2001,廣西人民出版社,第3-5頁。

[52] 主要觀點參見: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2001,廣西人民出版社,第39-52頁。

[53]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97-201頁。

[54] 同上,第214頁。

[55] 同上,第152—151頁。

[56] 參考自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2009,中國經濟出版社,第126頁。

[57] 卡爾·波蘭尼著,馮鋼 劉陽 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4頁。

[58] 湯普森著,錢乘旦等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譯林出版社,第523、477頁。

[59] 吳志峰,《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襯ヾX—知青文學(1966-1986)研究》,載于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454頁。

[60] 賀雪峰,《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載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67頁。

[61] 康曉光,《“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載於:錢理群、劉鐵芳編,《鄉土中國與鄉村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0頁。

[62] 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200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前言第18頁。

[63] 王曉明,《L縣見聞》,載於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355頁。

[64] 石勇,《被文化殖民的農村——讀<L縣見聞>》,載於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 ,上海書店出版社,第360-361 頁。

[65]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2001,廣西人民出版社,第2頁。

[66]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995,第15頁。

[67] 同上,第19 頁。

[68] 費孝通,《鄉土重建》,載《費孝通文集(第四卷)》,1999 ,北京:群言出版社,第356、357 頁。

[69]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995 ,第218 頁。

[70]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 年第2 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80 頁。

[71] 費孝通著,1994,《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第50頁。

[72] 卡爾·波蘭尼著,馮鋼 劉陽 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6-137頁。

[73] 梁漱溟,《朝話》,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24頁。

[74]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81頁。

[75] 同上,第152—154頁。

[76]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2009,中國經濟出版社,引言第6頁及正文第6頁。

[77]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2008,合肥:黃山書社,代序第2、3頁。

[78]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08頁。

[79] 同上,451頁。

[80] 戴錦華,《文學備忘錄:質疑全球化》,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10/13/132721.html

[81]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490頁。

[82] 詳細分析參見:卡爾·波蘭尼著,馮鋼 劉陽 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83] (美)艾愷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1頁。

[84] 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56頁。

[85] 參見溫鐵軍,《解構現代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麼?》,華夏出版社,2004。

[86] 何忠洲,〈新農村的理想與現實〉,《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第七期。

[87] 詳細事件及分析參見:潘家恩、杜潔,《“真實”的偏見——以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個案》,即將發表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88] 詳見: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

[89]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49、150頁。

[90] (美)艾愷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3頁。

[91]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515頁。

[92] 溫鐵軍,《我們還需要鄉村建設》,《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93] 老田,《“三農”研究中的視野遮罩與問題意識局限》,載於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58頁。

[94] 梁漱溟,《我們的兩大難處》,載于《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591頁。筆者認為該篇著名演講被廣泛的“誤讀”,大多數人認為梁先生在此是“繳械”般的自我坦言“失敗”。恰恰相反,如果我們認真閱讀字埵瘨﹛A梁先生是用他的理論和分析來反駁這種“失敗論”。所以他在文中強調,這“兩大”不是 “危機”,也不是“矛盾”,而是任何事物發展都會遇到的“難處”

[95] 吳志峰,《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襯ヾX—知青文學(1966-1986)研究》,載於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452頁。

[96]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61-162頁。

[97]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61-162頁。

[98] 同上,第239-240頁。

[99] 同上,第165頁。

[100] 梁先生認為:“不一定點頭鞠躬算是禮。禮的根本、禮的重要、禮的大端是在制度,不過這個制度運用去行的時候,還是要靠禮貌之禮、禮節之禮。”,《鄉村建設理論》,載《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385頁。

[101] 參考自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276、279頁。

[102]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313頁。

[103] 同上,第149、150頁。

[104]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60頁。

[105]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可以以今天的眼光和條件來分析那個年代,而是需要回到那個年代的具體歷史階段與各方面條件,比如“外無市場,內無資本”,我們不能以與當年很不一樣的現狀來反駁當年建基於此的事實判斷。

[106]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09-410頁。

[107] 以下內容參考或引用自筆者舊文:
1、《新農村建設的幾個關鍵字——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實踐舉例》,香港《二十一世紀》2007年4月號(網路版/總第 61 期);並轉發于《環境 健康 新農村——全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語境下的環境、健康與貧困研討會論文集》,雲南民族出版社,20083
2、《中國當代鄉村建設的限制與突破》,刊於《小城鎮建設》,200511月,並編入《新農村建設理論探索》,2006年,北京出版集團。

[108] 因介紹鄉村建設的具體工作非本文重點,故此處不加以詳細展開,但筆者將有另文進行專門的討論。關於鄉村建設歷史部分,讀者可參考近年來為數不少的研究資料,關於當代鄉建實踐部分,可參考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各下屬單位近十年來開展工作的各種報告與總結反思。

[109] 更多分析詳見筆者另文《“現代夢”的別樣回聲:鄉村建設的資源與矛盾》,但有一點需要強調:關於生態危機,我們且不談對於國家戰略和被“食品安全”所困擾的城市消費者意味著什麼,而對於普通農民來說,它意味著自己及子孫後代是否還有田可種(土地板結),是否還有水可澆(水位下降、環境污染明顯),是否還能種的起地(種子、農資、灌溉成本增加)等問題。

[110] 此處指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從2004418日截至2007416日止的培訓工作,除翟城試驗區村民、大學生和志願者培訓外,學院共舉辦農民培訓 17期,培養各地農民帶頭人779人,推動全國範圍內幾十個農民合作組織(文化、經濟)的成立,共計超過一百家農民合作組織的骨幹接受過培訓。詳細可參考:周錦宇,2008,《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合作經濟工作總結及大事記》(檔案資料);潘家恩,《象牙塔與泥巴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三年培訓總結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二期, 2008 12 月,同時轉發於《立場——教育對話》(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2010年第1、2期。

[111] 參見何慧麗、古學斌、賀雪峰、田力為等,《城鄉鏈結與農民合作》,《開放時代》,2009年第9期中賀雪峰教授發言,以及田力為總結賀雪峰觀點:“在短期市場價格信號提高下的專業合作是沒有前途”。

[112] 詳細參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重點與政策研究”課題組,《部門和資本“下鄉”與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7期。

[113] 費孝通,《鄉土重建》,載於《費孝通文集(第四卷)》,1999,群言出版社,第300頁。

[114]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25-426頁。

[115] 張慧瑜,《遮蔽與突顯:作為社會修辭的“農民工”——“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再現》,載于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528

[1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299頁。

[117] 張慧瑜,《遮蔽與突顯:作為社會修辭的“農民工”——“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再現》,載于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第530頁。

[118] 批判原文及回應均引自:梁漱溟,《答鄉村建設批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2005年第2版,山東人民出版社,第597頁。

[119] 參見溫鐵軍,《解構現代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0] 如果“他者”“失敗”了,“不過如此,看來沒用……”的犬儒邏輯似乎也舒緩了言者的另一種道德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