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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道統的一支泛民 死孔明嚇走活仲達
葉蔭聰
2011-01-09
轉載明報
在《三國演義》中有一個故事，叫作「死諸葛亮嚇走活仲達（司馬懿）」。
司馬懿聽說諸葛亮死了，半信半疑，決定追殺蜀軍，卻突然見到蜀軍回頭迎戰，諸葛亮在戰車中正襟危坐，司馬懿以為自己又中了孔明的計了，結果落荒而逃。
事實上，諸葛亮已死，戰車上的只是木像，整場戲是諸葛亮死前囑咐姜維演出來的。
司徒華去世，我感到政壇上有這樣的味道。我不是說司徒華是香港民主派的諸葛亮，我是說，他的死亡，或準確地說，他如幽靈般（spectral）的存在，發揮着影響力。
華叔晚年，是民主派的大分裂時代，而他對五區公投、政改方案的立場，社民連對他的攻擊，最具戲劇性，他亦成為一爭議性人物。可是，華叔的離去，一下子竟然把看似四分五裂的民主派串連起來，大家在「革命尚未成功」口號下懷念他，一切矛盾衝突都要讓路。李柱銘在港台《議事論事》的訪問中語重心長，他希望民主派在華叔去世後團結起來。
締造香港政治的文化道統
團結，不是那麼簡單，也不是「一笑泯恩仇」那樣瀟洒，反而是政治角力之所在，學術一點，就是統識或霸權（hegemony）。一個又一個跟華叔對罵過的人，要在鏡頭前談華叔在自己成長中的角色，彼此間的師徒啟蒙關係，香港的政治人物忙著把自己編進由華叔所代表的民主派族譜中。陶傑在電台節目《光明頂》說得更白了，他重提司徒華為何當日反對五區公投的理由：就是不想讓黃毓民等社民連領導民主運動，因為，華叔對他們的能力、品行、德性有所懷疑。只要把這個說法併上近日大量讚頌華叔打造香港民主運動傳統之說法，或放在無日無之的社民連醜聞與內部混戰新聞的背景中閱讀，你便可以讀出，由教協、支聯會、民主黨代表的其中一支泛民，要彰顯自身的道統力量，華叔離世，讓這股力量動員起來。
我不是從政之人，表面上我可以冷眼旁觀，不需要、也無法跟華叔及其道統拉關係。但作為小市民一個，我在下，華叔在上，我倒觀察到華叔所締造的香港政治文化，不是與我無關，因為他牽動了政治人物以外普羅大眾的情緒與意識，以及其道統之外的「他者」。
出生得太晚，我第一個參與的政治集會是一九八八年的八八直選集會，特意一個人從中文大學跑到維園，眼前秩序井然、程序清晰，一個不算激昂、肢體動作不多、領袖與群眾各守本分的集會，在一片公共空間中展開，是我第一堂政治課。當年港式的遊行文化還沒有進入港島的街頭，香港還未被稱之為「示威之都」，但是，維園的公眾政治秩序已經成形。一位比我年長的同事告訴我，他有關維園的集體記憶，起自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集會，學生及其他示威者被威利警司的鎮暴警察打得頭破血流；因此，對他來說，八十年代初參與反對日本篡改教科書的集會，卻有著全新的經驗，警察退場，糾察進場，官民默契已成。
以上兩段八十年代的公眾政治經驗，都看到華叔及其創辦的教協的功勞與成果。想想看，六七暴動結束了不過是五年左右的光景，司徒華便舉行了教師請願與罷課，更在一九七三年成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我不是說華叔很「激」，相反，他很「溫和」，試驗出一種政治動員的可能，既要讓殖民政權放心，也要令它不能忽視，要跟反英抗暴之徒區別開來，亦要有別於杜葉錫恩類型的人物。同時，有意無意間界定了日後香港政治參與的標準，「和平」與「理性」的想法與做法，都在這兒誕生，日後成為不少人港人的政治慣習，身體都懂得如何配合港式遊行與集會。不管你是否認同華叔，也不能不承認他是戰後香港公民社會的打造者。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他者
這樣的公民社會，是有代價的，也有「他者」。七十年代開始，華叔不只跟親共陣營區分開來，也跟其他激進青年如托派保持距離。八十年代初，劉山青在內地因支援「北京之春」而被捕入獄，華叔及教協不願聲援（九十年代初，張文光也道歉了），讓我們清楚看到華叔及教協早年的政治位置。八十年代，他畢竟是中英聯合聲明的見證人，以及基本法草委。
八九民運的出現，百萬人上街，讓維園的試驗可以擴展至全港街頭，五月中後旬成立的支聯會，既動員群眾，亦訓育（discipline）群眾，口號激昂（ 「打倒鄧李楊政權」），行動節制；香港雖然「癱瘓」，但人群不過拉着布條，代替了日常汽車在公路慢行而矣，這種民間秩序，至今還為人津津樂道。同時，亦讓華叔找到一個更清晰的政治位置，也在中國民運中佔有權威位置。但大家不要忘記當中的雜音，八九年四月至五月中，長毛參與其中的「四五行動」起碼可以動員數以千計群眾上街聲援北京學運，支聯會的成立， 「四五行動」又變回之前的小團體了。還是學生的我，目睹劉榮錦先生在同年十月一日的「國殤」示威中，於銅鑼灣街頭被警察打至重傷。
進入九十年代後，這種公眾政治甚至進入議會，成為規範與倫理，但其基礎還是七八十年代煉造出來的群眾性格。故此，近年社民連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議會內擲香蕉與掃枱，還不至於衝擊泛民的基本底線；但到了「八十後」反特權青年圍堵立法會之時，雖然不過是圍堵與推鐵欄，但不少民主黨人便要劃清界線，予以譴責。政改方案立場相異還屬次要，但觸動公眾政治的邏輯與利益基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實上，群眾的性質及性格也更複雜，八九年上街的香港人，他們的子女不是他們父母的複製品，他們也不一定接受教協、支聯會、民主黨的訓育了。
華叔代表了港式公民政治與社會，也象徵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規訓化年代，付出心力，冒著不少風險，為市民開創了一個低成本、低風險的公眾政治參與途徑，想一想同時期的台灣、韓國民主運動的慘烈，或中國民主運動的多番夭折，我們便能理解為何民主黨人有「得來不易」之說，一介草民如我，不能否認也獲益不少。不過，那終究是個誕生在殖民地晚期、冷戰末期的產物，雖然華叔的教協、支聯會、民主黨還是會繼續，但世道終究不同了。
也許，愈急於正名與挽救道統，可能亦說明道統的「他者」更具威脅，無法消弭在對華叔的悼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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